遺民與(yu) 降臣：宋元之際明道書(shu) 院山長的選擇困境

作者：趙路衛（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初三日己醜(chou)

           耶穌2016年7月6日

內(nei) 容提要：明道書(shu) 院為(wei) 南宋規製最為(wei) 完備的書(shu) 院，講學於(yu) 此的山長俱為(wei) 一時之選，他們(men) 的文章道德曾為(wei) 當世所推崇。在這些山長之中，胡崇、周應合和吳堅雖以宋臣之身經曆了宋亡元興(xing) 的過程，在道德感召與(yu) 現實處境之間麵臨(lin) 著選擇困境。理學的熏陶、他們(men) 各自成長背景要求他們(men) 為(wei) 宋守節，宋亡時的政治形勢及個(ge) 人際遇的不同導致他們(men) 最終成為(wei) 遺民或“降臣”。本文擬從(cong) 這一現象入手，考察他們(men) 在道德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困境，進而分析南宋士人在亡國之後的不同際遇。

關(guan) 鍵詞：遺民、降臣、明道書(shu) 院、山長、士人際遇

在改朝換代之際，是不食周粟以保全名節，還是委身新朝以求仕進幹祿，這是每一個(ge) 前朝士人必須麵對的選擇困境，也是後世褒貶人物的重要依據。在樣的局勢下，某些士人的選擇往往具有爭(zheng) 議性。道德和社會(hui) 倫(lun) 理要求每個(ge) 士人秉持氣節，忠君、忠社稷；現實處境卻迫使每個(ge) 士人作出自己認為(wei) 恰當的選擇。宋元之際士人秉持忠義(yi) 的事跡廣為(wei) 流傳(chuan) ，如文天祥的至死不屈，陸秀夫的身死社稷，曆來被人讚頌。然而，在宋元之際改天換地的大變局中，江南士人除了選擇以身殉國、成為(wei) 激進型的遺民外，根據自身的處境和地位也可能作出別的選擇，如有的隱逸於(yu) 家，有的則不得已屈身降元。書(shu) 院的山長往往品學兼備，是士人群體(ti) 中的傑出代表。建康明道書(shu) 院是南宋晚期重要的講學式書(shu) 院之一，講學於(yu) 此的山長皆為(wei) 一時之選。在這些山長中，胡崇、周應合與(yu) 吳堅三人經曆了由宋入元的嬗變，胡、周二人成為(wei) 遺民，吳堅卻成為(wei) 降臣。本文擬從(cong) 這一現象入手，考察他們(men) 在道德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困境，進而分析南宋士人在亡國之後的不同際遇。

一、道義(yi) 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困境及三人的最終選擇

朝代更替之際，作為(wei) 曾擔任過明道書(shu) 院山長的南宋士人，胡崇、周應合和吳堅在守節或失節、能否踐行理學信念以及降元出仕或隱逸等方麵麵臨(lin) 著選擇上的困境。這種在道德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困境，也是眾(zhong) 多江南士人要麵對的問題。

（一）道義(yi) 與(yu) 現實之間的選擇困境

1.降與(yu) 隱之外再無其他途徑可選的困境。宋元之際士人所受的社會(hui) 倫(lun) 理規範約束主要來自於(yu) 兩(liang) 宋忠君觀念的絕對化與(yu) 夷夏之辨思想的製約。程朱理學興(xing) 起後，將君臣關(guan) 係上升到“君臣父子，定位不移”的高度，“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wei) 社會(hui) 普遍認可的貞節觀，忠孝節義(yi) 成為(wei) 士人持身立世的道德準則。南宋與(yu) 金、蒙的長期對峙時期，偏安江左的南宋由於(yu) 失去了在傳(chuan) 統文化上以正統自居的中原，視金、蒙為(wei) 夷狄之邦，視父母之國為(wei) 華夏。這樣一來，胡崇、周應合和吳堅這三人對於(yu) 蒙元政權的態度便不僅(jin) 涉及忠君守節，也與(yu) 夷夏之防相關(guan) 。他們(men) 既不能擁有孔子那種“道不行，則乘桴浮於(yu) 海。”的豁達，也不容易有“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左右逢源。若降元，則不僅(jin) 個(ge) 人名節為(wei) 人所不齒，還有以華夏屈事蠻夷的屈辱感夾雜其中。若不降元，在蒙元滅宋之後，再無其他漢族政權可以求得托庇，也使得胡、周、吳三人除了隱居不仕和出仕新朝之外，再無第三條路可走。

2.能否踐行理學信念的困境。理學最重視躬身踐行。曾經身為(wei) 明道書(shu) 院山長，胡崇強調真履實踐在“明明德”“新民”過程中的重要性：“蓋古之學者，方其幼也，則入小學，及其長也則入大學，小學則明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習(xi) 夫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大學則窮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達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學之小大，雖殊其為(wei) 道，則一而已。”[1]他強調從(cong) 幼時“灑掃應對進退”，到成人“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再到“格物致知”以至於(yu) 終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都離不開“真履實踐”。周應合在講授《論語》時，則論述“習(xi) ”在效法聖人過程中的重要性：“蓋學固在於(yu) 知其理，尤在於(yu) 能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用工不已之謂時習(xi) ，且如知得孝弟之理，則必習(xi) 為(wei) 孝弟之事，無一時而不孝弟則可以學古者，孝弟之人，知得忠信之理，則必習(xi) 為(wei) 忠信之事，無一時而不忠信，則可以學古者，忠信之人，效之而不習(xi) ，非學也。”[2]周應合強調為(wei) 學之要在於(yu) 一個(ge) “習(xi) ”字，習(xi) 孝悌之事方可謂之“學”，方可謂之“能求知”，“知得為(wei) 忠信之理”則“必習(xi) 為(wei) 忠信之事”，否則是“非學也”。吳堅在講學時則側(ce) 重操守和立誌的重要性：“聲色貨利不足移其守，富貴利達不足以易其操，必如是而後可謂之誌，由誌學而立，則知己明而行之進也。”[3]吳堅強調操守對於(yu) 立誌的重要性，若一個(ge) 士人“移其守”，“易其操”，那麽(me) 便失去了“由誌學而立”的根本。身為(wei) 講習(xi) 理學的士人，踐行理學所強調的忠孝節義(yi) 自然是義(yi) 不容辭。在亡國之際，他們(men) 如何選擇又關(guan) 係到是否真的堅守理學信念的問題。

3.降元出仕與(yu) 隱逸之間的困境。宋亡時在朝或在野的境況，也是影響士人選擇的重要背景。在朝為(wei) 官的士人在是否追隨太後與(yu) 皇帝降元的問題上麵臨(lin) 著守社稷還是守君的困難抉擇。在野的士人則麵臨(lin) 著出仕還是入世的困難抉擇。“士有恒心而無恒產(chan) ”，這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大部分士人的真實寫(xie) 照。在學而優(you) 則仕的宋代社會(hui) ，士人往往享受較為(wei) 優(you) 厚的待遇。蒙元入主後，士人的境遇大為(wei) 改變，除了殉國者和有經濟能力歸隱田園的士人之外，大部分江南士人在兵火之餘(yu) 麵對的是生計的壓力，出仕與(yu) 隱逸在還關(guan) 乎經濟實力。宋亡時個(ge) 人的處境和生計壓力直接促成了胡崇、周應合和吳堅這三人在降與(yu) 不降，出仕與(yu) 隱逸之間的選擇困境。胡、周二人在宋亡後，選擇隱逸，卻不得不麵對個(ge) 人生計的壓力。吳堅有經濟能力歸隱田園卻因宰相國戚的雙重身份，不得不隨君而降。

（二）三人的不同選擇

胡崇（1204-1283），字宗叟，安徽夥(huo) 縣（今和縣）人，先後擔任太常寺丞、兼尚書(shu) 右司郎官、將作大監。周應合（1213—1280），子淳叟，江州人，開慶二年（1260）兼明道書(shu) 院山長，宋亡前夕曾任瑞州知州。吳堅，子彥愷，天台人。德祐元年命僉(qian) 樞密院事，明年正月拜左丞相，後以國降元。[4]

胡崇在宋亡時以在野之身歸隱於(yu) 家：“似道南竄，以將作大監，詔命下而宋運去矣。徒走歸歙。至元二十年終於(yu) 家。年八十。居官清白，死之日，家無餘(yu) 財，自號平心老人。”[5]周應合在宋亡時已遭罷職，宋亡時也是在野之身，受其子周天驥奉養(yang) 而終老：“似道兵敗走維揚，起守寧國，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將治兵為(wei) 固圍計，與(yu) 帥議不合，劾去。元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6]吳堅則以降臣之身由宋入元：“德祐元年十二月命僉(qian) 樞密院事，明年正月拜左丞相，後以國降元。”[7]可見，三人雖然都曾為(wei) 明道書(shu) 院山長，也都經曆了宋元的朝代更替，但是麵對新王朝，胡周二人選擇了隱逸，而吳堅則選擇了入元成為(wei) 降臣。

二、三人不同選擇的背景與(yu) 原因

當元朝取代宋朝成為(wei) 天下之主的時候，三人的選擇卻截然不然。這種截然不同的選擇，既與(yu) 當時的社會(hui) 背景有關(guan) ，也與(yu) 個(ge) 人的身份及特殊經曆有關(guan) 。

（一）社會(hui) 形勢的急劇變化

胡崇、周應合與(yu) 吳堅生活在南宋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年代。尤其是在鹹淳十年，元軍(jun) 攻下鄂州後，元軍(jun) 順江東(dong) 下直取臨(lin) 安。隨後賈似道率南宋主力在丁家洲與(yu) 元軍(jun) 決(jue) 戰，南宋主力大部分被殲，士氣喪(sang) 失殆盡，以至於(yu) 沿江州郡的“大小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德祐二年一月，元軍(jun) 兵臨(lin) 臨(lin) 安，謝太後在欲戰不能，求和不成的局勢下降元，降表上說：“謹奉太皇太後命，削去帝號，以兩(liang) 浙、福建、江東(dong) 西、湖南、二廣、兩(liang) 淮、四川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wei) 宗社生靈祈哀請命。”[8]麵對形勢的急劇變化，南宋的士人麵臨(lin) 的選擇不外乎：堅決(jue) 抵抗、隨太後出降、以遺民之身繼續在新朝為(wei) 宋守節。社會(hui) 形勢的變化，是出現多樣選擇的重要前提。

（二）三人不同的現實際遇

個(ge) 人在宋時際遇的不同使得在背景和經曆上有著很大相似性的三人，在遺民或者“降臣”之間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1.胡崇與(yu) 周應合在宋時的際遇及幕主對他們(men) 的影響。胡崇與(yu) 周應合曾經被當時的高級官員吳潛、王埜和馬光祖辟為(wei) 幕僚。吳潛（1196—1262），嘉定十一年進士第一，在擔任江東(dong) 安撫留守其間辟胡崇為(wei) 幕僚，最後官至左丞相，以敢於(yu) 直言知名；先後因應詔陳事為(wei) 權相史彌遠、賈似道、丁大全等人所忌，後因在公田法、理宗立嗣等問題上遭賈似道陷害，被劾去官，卒於(yu) 景定三年。王埜（？—1254）曾師從(cong) 理學名臣真德秀，登嘉定十二年進士，擔任沿江製置使、江東(dong) 安撫使其間，胡崇入其幕府幫辦軍(jun) 務；官至端明殿學士、僉(qian) 樞密院事，封吳郡侯，後因與(yu) 宰相不和，被言官彈劾而去職；居官其間，禮敬朱熹再傳(chuan) 弟子，興(xing) 建書(shu) 院以祭祀朱熹、真德秀。胡崇擔任吳、王的幕僚期間，秉公執法，頗有政績應離不開這兩(liang) 位幕主的賞識和支持。胡崇在為(wei) 台州知州期間也留意地方教養(yang) ，興(xing) 建書(shu) 院。[9]吳、王二人雖官居高位最終因直言觸怒權臣而造罷斥，胡崇最終也因直言而罷官去職，很有可能是受前者影響。周應合曾經被馬光祖延入幕府，馬光祖師從(cong) 真德秀，在擔任沿江製置使、江東(dong) 安撫使、建康知府兼行宮留守其間“興(xing) 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在第二次知建康府時“修明道、南軒書(shu) 院及上元縣學”。曾移書(shu) 賈似道反對公田法，後官至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被言官彈劾以金紫光祿大夫退休。清代方誌學家孫星衎說：“馬光祖、周應合俱與(yu) 權貴不合，氣節邁流俗者，其於(yu) 地方諸大政，興(xing) 利革弊，尤有深意存焉。”[10]

宋朝滅亡前夕，胡崇寓居吳興(xing) ，在賈似道兵敗後，被朝廷任以將作大監之職，“詔命下而宋運去矣。徒走歸歙。”[11]周應合也於(yu) 宋亡前夕恢複官職，被朝廷派往守江西寧國，後任瑞州知州，因“將治兵為(wei) 固圍計，與(yu) 帥議不合，劾去。”[12]亡國之際，胡崇看到宋朝的局勢已不可謂，便歸隱於(yu) 家。周應合在宋亡之時，已經因被罷官而隱居田園。二人在選擇歸鄉(xiang) 隱居成為(wei) 遺民便有很大的自主性。

2.吳堅在宋的際遇。吳堅在仕途上較胡、周二人順利，以學官起家，累登清要，先後任昆山薄、太常博士除秘書(shu) 郎、太常丞、起居郎、著作郎兼禮部尚書(shu) 兼太子舍人、僉(qian) 樞密院事、左丞相。吳堅在度宗時已經以參知政事致仕，在德祐年間官拜左丞相兼僉(qian) 樞密院事，受命於(yu) 危難，最終成為(wei) 降臣也可能實非得已。

鹹淳十年度宗駕崩，年僅(jin) 四歲的恭帝即位，由理宗皇後謝道清攝政。德祐初由於(yu) 賈似道兵敗丁家洲，南宋主力已被元軍(jun) 擊潰，沿江州郡的“大小文武將吏，降走恐後”。[13]在此危難之際，吳堅因國戚身份被謝太後重新啟用。此時的吳堅已經退休數年，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不奉詔書(shu) ，終老於(yu) 家以獨善其身，如同為(wei) 宰相的留夢炎在此時被皇帝召入臨(lin) 安讚襄國事，但留夢炎並不奉詔，而是逃往湖南。[14]吳堅之所以應詔赴臨(lin) 安或許與(yu) 文天祥應皇帝勤王詔時“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yang) 育臣庶三百餘(yu) 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guan) 者，吾深恨於(yu) 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yi) 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yi) 勝者謀立，人眾(zhong) 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宋史》卷481）的心態類似，出於(yu) 對宋朝的忠誠，明知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受命於(yu) 危難之際。

吳堅被重新啟用為(wei) 僉(qian) 樞密院事時，掌握朝政的為(wei) 陳宜中。陳宜中“當國遭時多艱，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15]南宋大勢已去。元軍(jun) 沿江東(dong) 下，直趨臨(lin) 安。因元兵壓境，丞相陳宜中等先後逃走，皇帝頒布詔書(shu) 委以吳堅重任之日，“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16]這個(ge) 時候“是時宜中遁，文天祥辭右相不拜，遂以賈餘(yu) 慶為(wei) 右丞相，朝廷愈無統矣。”[17]由此可以看出吳堅雖位居宰輔，在如此情形下也回天無力。南宋君臣不得不寄希望於(yu) 議和。德祐二年正月，宋朝君主以文天祥為(wei) 右丞相與(yu) 吳堅、賈餘(yu) 慶等為(wei) 使者，赴元軍(jun) 營請和，企望元軍(jun) 退走。文天祥因痛斥伯顏被拘，吳堅等無可奈何地回到臨(lin) 安，向皇帝匯報。不久，窮途末路的宋朝帝、後決(jue) 定投降，再度派吳堅、賈餘(yu) 慶、文天祥、劉岊等為(wei) 祈請使，赴元大都獻表請降。同時下詔天下州郡降元。在身為(wei) 祈請使赴大都的過程中，“餘(yu) 慶凶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18]後來被文天祥麵斥為(wei) 賣國之臣。吳堅或許並未如賈餘(yu) 慶、劉岊那般諂媚伯顏，賣國求榮，否則記錄中不會(hui) 獨缺。文天祥於(yu) 途中逃脫，堅持抗元直至最終被俘不屈而死。如果文天祥在赴大都獻表請降時沒有中途逃脫，或許也免不了與(yu) 吳堅同為(wei) 降臣的命運。在到達元大都後，吳堅等“不得命，留館中，高應鬆絕粒不語，七日而卒，賈餘(yu) 慶病死。”[19]宋帝後到達大都，吳堅等“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宋社。”[20]吳堅並沒有如文天祥、高應鬆那樣逃走或絕食而亡，也沒有如賈餘(yu) 慶一般諂媚元朝。他成為(wei) 這樣的降臣可能更多的是為(wei) 了完成宋朝議和及請降的使命。就吳堅的降元過程看，未見其主動投降的記載，反而更多的是“隨君而降”的被動色彩。

吳堅之所以未能向胡、周二人那樣成為(wei) 遺民，可能還有個(ge) 人特殊的身份有關(guan) 。吳堅娶端平名臣郭磊卿女為(wei) 妻。而理宗皇後謝道清是郭磊卿的外甥女，也就是吳堅妻子的表姐。有了這層關(guan) 係，吳堅多了國戚身份。吳堅沒能隱逸山林而是“隨君而降”，大概與(yu) 皇帝的信任、重用以及國戚的特殊身份不無關(guan) 係吧。

3.南宋士人對元的態度。身處改朝換代之際的南宋士人，麵對蒙元新朝時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信念和自身條件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他們(men) 的態度大致可劃分為(wei) 三類，即身死社稷的烈士、歸隱以保全名節的遺民和背棄故國改仕新朝的降臣。以身殉國的烈士由於(yu) 生命的終結不會(hui) 麵臨(lin) 國亡後該何去何從(cong) 的困境，繼續活著的人則因為(wei) 麵對新朝的不同態度而成為(wei) 遺民或降臣。胡、周二人因為(wei) 對宋朝的忠臣、理學的熏陶和宋亡時在野之身的便利可以選擇歸隱。即便是這樣，他們(men) 也不可能將蒙元的影響完全置身事外。胡崇之子胡桂發出仕元朝，“終安吉獄掾，桂榮授將仕郎。”[21]周應合之子周天驥在宋朝已經出仕為(wei) 官，入元後以降臣身份繼續為(wei) 官，為(wei) 守一方，這在當時並不為(wei) 人所稱道。一方麵，出於(yu) 生計的考慮，周應合不得不接受兒(er) 子的奉養(yang) ；另一方麵，周應合也諱言周天驥與(yu) 他的父子關(guan) 係。他的神道碑裏的記載如下：“素善訓子，長子天驥，年六歲敏記誦，宋有童子科，俾習(xi) 之。年十一，以能文詞舉(ju) ，後登上第，人取以為(wei) 法，寰宇合一，天驥守吉州，迎以養(yang) 卻甘茹蔬，感慨遁跡，人不知太守為(wei) 有父。”[22]胡、周雖然自身沒有成為(wei) 降臣，保全了氣節，可是自己的兒(er) 子依然難以避免成為(wei) 降臣的命運。

三、結語

日本學者植鬆正分析南宋進士入元以後的政治動向，列舉(ju) 的151人之中，退隱不仕者84人（占55.6％），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動向不明者10人（占6.6％）。[23]而陳得芝對所輯得宋理宗、度宗二朝進士在宋元之際的動向作出統計：以身殉國者七十一人（21.65％），入元隱遁不仕者一百七十四人（53.05％），歸降及出仕元朝者八十三人（25.3％）。[24]兩(liang) 者在統計類別和結果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可以看出改朝換代之際，殉國者及甘為(wei) 遺民的進士雖然很多，出仕新朝者也不在少數。至於(yu) 其他不具備進士自個(ge) 的士人，出仕與(yu) 隱居之間的比例尚不能知曉。士人群體(ti) 在對待元朝態度上的多樣性，由此可見一斑。

遺民與(yu) 降臣是對士人氣節的蓋棺定論。前者因其盡忠前朝，不事二主而為(wei) 世人所尊重，後者則因失去氣節，委身事新朝而被否定。明道書(shu) 院為(wei) 南宋規製最為(wei) 完備的書(shu) 院，講學於(yu) 此的山長俱為(wei) 一時之選，他們(men) 的文章道德曾為(wei) 當世所推崇。在這些山長之中，胡崇、周應合和吳堅雖以宋臣之身經曆了宋亡元興(xing) 的過程，在道德感召與(yu) 現實處境之間麵臨(lin) 著選擇困境。理學的熏陶、他們(men) 各自成長背景要求他們(men) 為(wei) 宋守節，宋亡時的政治形勢及個(ge) 人際遇的不同導致他們(men) 最終成為(wei) 遺民或“降臣”。社會(hui) 倫(lun) 理的價(jia) 值觀使得後世稱頌胡崇、周應合的遺民之誌。吳堅雖名位尊崇卻因為(wei) 不得已“降臣”之故，其事跡被後世湮沒，不得列傳(chuan) 於(yu) 官修史書(shu) ，不見於(yu) 其家鄉(xiang) 地方誌。古往今來，在政治現實麵前，能夠堅持氣節的確屬難能可貴，予以褒獎也無可厚非。至於(yu) 如吳堅這樣的“降臣”，一味的道德批判而無視其投降的被動性，難免有失公允。

注釋：

[1]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卷29之35。

[2]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卷29之36。

[3]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卷29之22。

[4]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62第一，四部叢(cong) 刊本。

[5]《弘治徽州府誌》卷8第28。

[6]王梓材、馮(feng) 雲(yun) 濠編：《宋元學案補遺·濂溪學案補遺》下，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第1174頁。

[7]《南宋館閣續錄》卷8第16。

[8]脫脫等撰：《瀛國公紀宋史》卷47，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921頁。

[9]楊家駱主編：《宋人傳(chuan) 紀資料索引補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3頁。

[10]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卷首。

[11]《弘治徽州府誌》卷8第28。

[12]王梓材、馮(feng) 雲(yun) 濠編：《宋元學案補遺·濂溪學案補遺》下，第1174頁。

[13]蘇天爵：《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國朝文類》卷31，四部叢(cong) 刊本。

[14]《續資治通鑒》卷182，中華書(shu) 局2004年版，第4974頁。

[15]《禦批續資治通鑒綱目》卷22《史評類史部》，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6]《續資治通鑒》卷182，第4975頁。

[17]劉一清：《錢塘遺事》卷8《雜史類史部》，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8]《續資治通鑒》卷182，第4979頁。

[19]《續資治通鑒》卷182，第4979頁。

[20]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170，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1161頁。

[21]《弘治徽州府誌》卷8第28。

[22]袁桷：《周瑞州神道碑銘》，《清容居士集》卷9第125，四部叢(cong) 刊本。

[23][日]植鬆正：《關(guan) 於(yu) 元代江南的地方官任用》，《日本法製史研究》1988年總第38號。

[24]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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