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刀舞劍的女子 ——記台灣學者陳昭瑛

作者：陳惠玉（台灣）
來源：文學報
日期：2004-07-29

中國文化就是台灣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過程中，台灣不僅不應拋棄中國文化，還應該好好加以維護並發揚，如果硬要切斷台灣和中國文化的關係，那分割之處必是血肉模糊的。 ——陳昭瑛

今年7月9日攝於韓國丁榮山先生興猶堂

    起先，我和昭瑛隻是點頭之交的同學，直到上了張永俊老師的“清代哲學”，才真正熟識起來。而說起來，能上“清代哲學”，也是昭瑛力爭得來的。因為選課時才發現中文係必修課的“訓詁學”居然和“清代”哲學衝堂。我心想，隻好放棄了。沒想到昭瑛居然鍥而不舍地跑到中研院，和張以仁老師當麵解釋說明，結果事情有了轉機。在學生心目中一向嚴峻的張以仁老師答應了昭瑛的請求，隻要我們到夜間部補上“訓詁學”即可。

    台大中文係同窗數載，昭瑛在班上雖不是很活潑的一員，但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她天資穎悟，感覺敏銳，又且思路明晰，批判性強。平時盡管靜若處子，一遇到重要關節處，據理力爭時，則言辭滔滔，辯才無礙。當對方棄甲曳兵而逃時，或不免要詫異，這小女子的大刀如何能舞得如此虎虎生風？而友人如我者，則有時不免為她擔心，擎刀舞劍的纖纖玉臂，能否禁受得起這麽多場的陣仗？不過，時間證明了一切，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歲月的風霜非但無法稍挫她的勇氣，反而將她磨礪得更加堅韌了。

    昭瑛大學讀的是中文係，研究所改念哲學，博士班則轉到外文所。這其間的曲折轉變，其實是有脈絡可尋的。早在日據時代，昭瑛的父親即開始編寫劇本，母親則為新劇演員。在台南出生的昭瑛，童年時期也曾跟著父母劇團遷居異地。國中時代，因國文科葉素蘭老師的熱心引薦，而陸續接觸了俄國小說及存在主義文學、哲學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卡繆的《瘟疫》等，對昭瑛心靈的啟迪與創作的風格均有深遠影響。高中就讀北一女時期，即已發表小說於《中外文學》。也就是在這段浸淫文學，熱衷寫作的年輕歲月裏，昭瑛結識了亦師亦友一生的伴侶——詩人大荒。這場忘年的交會，更豐富了彼此的創作生命。

    大學時代，昭瑛的小說被刊載於《中國時報》人刊。不久第一本小說集《江山有待》出版，“文壇新秀”的讚譽不脛而走。不過，“文壇新秀”的冠冕並未引起昭瑛過多的眷戀。在寬敞而自由的大學殿堂裏，除了中文係的課，她也到哲學係、曆史係、外文係等旁聽，仿如求知若渴地疾走於文史哲的跨領域中。而學院圍牆外，70年代的鑼鼓震天，黨外民主運動正蓄勢待發，隻待星星之火即可燎原；鄉土論戰也正如火如荼進行，本土派與西化派鏖戰方酣，前輩學者如徐複觀、胡秋原亦挺身而出，為維護本土文化而大聲疾呼。在這種素樸而熱烈的時代氛圍下，昭瑛的終極關切不再局限於文學的藩籬，中西哲學思想及批評理論都對她引發了極大的興趣。同時，也就在這段期間，昭瑛開始大量接觸儒學而產生了無限的崇慕與敬意，尤其感動於新儒家徐複觀先生捍衛傳統儒家文化的精神氣象，遂以“新儒家青年”自許，決定此後“把儒學當做安身立命之所”。

    80年代初，昭瑛如願進入哲學研究所。哲學所的訓練使昭瑛更嫻熟於西方的哲學思潮與批評理論。尤其對黑格爾的曆史性辯證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以及馬庫色的美學等，鑽研日深且迭有心得。不過，一向勇於挑戰現實，超越自己的昭瑛，並不以此為滿足。她決定投考外文係博士班，一來厚實語言基礎，開闊國際視野；二來對文學的深究冶煉，對她日後的治學誌業將是莫大的助力。

勤學加上努力，1988年秋，已為(wei) 人妻、為(wei) 人母的昭瑛，終於(yu) 進入了台大外文係博士班。待取得學位，竟峰回路轉地又回到中文係執教。如今，除了埋首著書(shu) 研究，為(wei) 一群和當年的自己一樣年輕、一樣求知若渴的學子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應是她最大的快慰了。

擎刀舞劍的女子 ——記台灣學者陳昭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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