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韋伯神話——《儒教與(yu) 道教》發表百年後之反思座談會(hui) ”述要

作者：張燎

來源：弘道書(shu) 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廿一日辛亥

           耶穌2016年1月30日

2016年1月22日，由《開放時代》雜誌社與(yu) 弘道書(shu) 院聯合主辦的“走出韋伯神話——《儒教與(yu) 道教》發表百年後之反思座談會(hui) ”在文津國際酒店四層滿朝歌廳會(hui) 議室成功舉(ju) 辦。

《開放時代》特約主編，中山大學哲學係吳重慶教授、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弘道書(shu) 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任鋒副教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蘇國勳研究員、原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研究員黃萬(wan) 盛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洪範研究所所長梁治平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陳明教授、清華大學曆史係方朝暉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吳飛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吳增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馬小紅教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何蓉研究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泮偉(wei) 江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賴駿楠講師等十五位來自儒學、社會(hui) 學、哲學、法學、曆史學和政治學的學者參與(yu) 了本次座談會(hui) 。

圖：“走出韋伯神話——《儒教與(yu) 道教》發表百年後之反思座談會(hui) ”會(hui) 場

圖：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

圖：《開放時代》特約主編，中山大學哲學係吳重慶教授

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作為(wei) 主持人首先對各位學者參與(yu) 本次座談會(hui) 表示感謝，並指出今年是韋伯的《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發表一百周年，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從(cong) 不同的學科和視野對《儒教與(yu) 道教》做一個(ge) 重新的思考，從(cong) 而更平實、更準確地認知中國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是舉(ju) 辦此次座談會(hui) 的一個(ge) 初衷。

《開放時代》特約主編，中山大學哲學係吳重慶教授致開幕辭，向在場學者介紹了《開放時代》及其近年的活動，並表示《開放時代》將對本次座談會(hui) 的討論做一個(ge) 專(zhuan) 題。

圖：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蘇國勳研究員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蘇國勳研究員首先發言，指出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於(yu) 韋伯仍處於(yu) 消化的階段，韋伯尚未達到神話的程度。同時強調研究韋伯，掌握資料是很重要的，韋伯對於(yu) 中國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中，但卻不隻以這本著作為(wei) 限。韋伯的其他著作，如《經濟與(yu) 社會(hui) 》和《印度教與(yu) 佛教》，都涉及到中國宗教問題，對這些資料都應予以關(guan) 注。

蘇國勳研究員接著談到韋伯的宗教研究帶來的啟發，指出韋伯在其比較宗教研究中，對於(yu) 行動和結構之間二元張力的彌合，對於(yu) 利益—動機—製度分析與(yu) 社會(hui) 類型—文化—結構分析二者的結合；韋伯在論證宗教信仰對經濟活動影響時所采取的多元因果分析；以及韋伯對於(yu) 唯心唯物對立的超越，都是對中國學術界的重要啟發。

蘇國勳研究員指出，從(cong) 具體(ti) 的文本上看，《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含有西方中心論思想，這是韋伯最大的問題。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是帶有明顯和強烈的價(jia) 值判斷的。例如，韋伯認為(wei) 距離基督新教越遠的宗教，其理性化程度越低；將基督教看做普遍曆史，其他宗教看做曆史的個(ge) 體(ti) ，曆史個(ge) 體(ti) 要向普遍曆史看齊；認為(wei) 基督教是坐標，是人類曆史必須要走的路等論述，都體(ti) 現出韋伯的西方中心思想。

蘇國勳教授最後指出，韋伯認為(wei) 中國文化缺少理性，認為(wei) 中國儒教是傳(chuan) 統主義(yi) ，道教是民信巫術，以及韋伯對中國的天人合一和祖先崇拜的論述，都體(ti) 現出韋伯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是存在曲解和誤讀的。《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雖然存在不少對於(yu) 中國文化的誤讀，但其中也有洞見，誤讀和洞見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我們(men) 需要做的是對韋伯的誤讀與(yu) 真知灼見進行分析性的梳理。

圖：原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研究員黃萬(wan) 盛教授

原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研究員黃萬(wan) 盛教授指出，韋伯之所以成為(wei) 那個(ge) 時代偉(wei) 大的學者，在於(yu) 他對資本主義(yi) 的出現提供了一個(ge) 具解釋典範。但隨著新的要素的出現和典範的解釋力的削弱，典範是需要被突破的。突破韋伯的解釋模式，是當今中國學者努力的方向。

黃萬(wan) 盛教授指出，韋伯是一個(ge) 特別豐(feng) 富的資源，對於(yu) 韋伯資源的利用仍有待開發。例如，韋伯對於(yu) 整個(ge) 大的宗教形態有著深刻的研究。韋伯在未來的意義(yi) 可能會(hui) 更多地體(ti) 現在比較宗教學領域。黃萬(wan) 盛教授強調，韋伯關(guan) 注的是資本主義(yi) 精神，而今天中國學者更多地是討論資本主義(yi) ，把“精神”兩(liang) 個(ge) 字遺漏了。今天研究韋伯，需要回到韋伯探究的問題，關(guan) 注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同時，黃萬(wan) 盛教授指出，研究韋伯的一個(ge) 重要線索是從(cong) 學術譜係的角度來認識韋伯。

黃萬(wan) 盛教授同時談論了韋伯文本的誤讀問題，指出文本的誤讀本身就是一個(ge) 重要的學術問題。他者的閱讀帶有地方經驗和有主觀性，誤讀是必然的。但我們(men) 不要怕誤讀，重要的是要形成誤讀的公共性，這個(ge) 公共性使文本的思想價(jia) 值和潛在意義(yi) 被揭示出來。最後黃萬(wan) 盛教授指出，神話是非現實，平麵化的，也是去曆史的，把韋伯視為(wei) 可以離開現實和曆史而永恒存在和解釋一切的，這是把韋伯作為(wei) 神話，對此是需要進行反思和批判的。

圖：北京大學哲學係吳飛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係吳飛教授認為(wei) ，走出韋伯神話，是指走出對韋伯的誤解，需要的是對韋伯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對韋伯需要進行同情的理解。吳飛教授指出，韋伯思考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yi) 精神的起源問題。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也是在探尋為(wei) 何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沒有資本主義(yi) 精神的起源。之後吳飛教授強調，韋伯並非隻從(cong) 正麵上講資本主義(yi) 精神的產(chan) 生，韋伯也有對現代性的批判，而這是被許多學者所忽略的一個(ge) 麵向。我們(men) 需要的是真正地理解韋伯。例如反思韋伯對於(yu) 中國文化沒有倫(lun) 理性這個(ge) 論斷，需要真正理解韋伯的倫(lun) 理性這個(ge) 概念。吳飛教授指出，新教的倫(lun) 理性是人與(yu) 現實生活之間的強烈的緊張和焦慮，這使新教倫(lun) 理可以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相結合。新教與(yu) 世界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同在於(yu) ，新教帶來的不是內(nei) 心的和平，而是人格的焦慮。而在中國的儒教和道教中，並不存在禁欲生活和塵世追求之間的一個(ge) 緊張。吳飛教授認為(wei) ，現代性的實質就是給人帶來的這種精神上的一種焦慮和緊張。

圖：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何蓉研究員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何蓉研究員認為(wei) ，當前在媒體(ti) 和普通讀者中，韋伯具有相當高的熱度，但對其卻缺乏嚴(yan) 肅的閱讀。關(guan) 於(yu) 韋伯神話，何蓉研究員認為(wei) ，韋伯神話確實是存在的。這是說存在對韋伯的神秘化，將韋伯置於(yu) 虛設的神聖的地位。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對韋伯的文本進行切割式的而不是整體(ti) 的閱讀。在評價(jia) 韋伯及其著作時，需要立足文本，真正地理解韋伯的意圖及其問題意識。

關(guan) 於(yu) 《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何蓉研究員指出，韋伯在其比較宗教研究中采取了否定式地提問方式。韋伯以世界其他宗教為(wei) 何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yi) 精神這個(ge) 提問作為(wei) 一個(ge) 框架，來進行比較宗教研究。何蓉研究員接著談到韋伯中國研究的資料問題，指出不能說韋伯的資料獲取是獵奇式的。相反，韋伯比較充分地利用了英國、法國、德國等國際漢學界內(nei) 容廣泛的研究著作與(yu) 翻譯。最後何蓉教授指出，反思韋伯的一個(ge) 重要方式是回到文本，考察韋伯的思想脈絡。通過考察韋伯寫(xie) 作的時間與(yu) 寫(xie) 作的脈絡，可以看到韋伯在不同階段所關(guan) 注的不同重點。

圖：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洪範研究所所長梁治平教授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洪範研究所所長梁治平教授指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韋伯的影響是深刻和廣泛的。韋伯之所以具有影響力，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因為(wei) 韋伯是問題的設定者。韋伯所關(guan) 注的是，資本主義(yi) 為(wei) 何在西方興(xing) 起，新教和資本主義(yi) 精神的關(guan) 聯性，現代社會(hui) 是怎樣產(chan) 生的這類問題，同時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套解釋。梁誌平教授接著談到，中國學者在接受韋伯的過程中，存在著對於(yu) 韋伯思想的簡化，改造和誤讀，從(cong) 而造成韋伯神話的出現。

此後梁誌平教授對韋伯的西方中心主義(yi) ，理性化概念和理想類型進行了討論，指出韋伯對中國宗教的研究是對照性的研究。韋伯是從(cong) 西方來反向觀照中國宗教，對於(yu) 中西差異性進行了突出，顯化與(yu) 擴大，這容易產(chan) 生許多問題。此外，韋伯的理想類型概念自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理想類型容易簡化經驗，產(chan) 生概念與(yu) 經驗之間的張力。而注重求異的類型化方法會(hui) 導致二元化思維和兩(liang) 兩(liang) 對立的概念格局，削減事實的豐(feng) 富性。最後梁治平教授指出，對待韋伯，我們(men) 需有持有一個(ge) 學習(xi) 的心態，保持開放性。要善用韋伯，透過韋伯來更好地看我們(men) 自己。韋伯基於(yu) 中西差異和對比，對於(yu) 中國文化做出許多基本判斷，對中國學者來說是有啟發性的。

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馬小紅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馬小紅教授指出，韋伯對中國傳(chuan) 統法律以及法律演變的研究另辟蹊徑，給中國學者帶來很多啟發。但韋伯對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研究也存在的不足。馬小紅教授指出，韋伯對於(yu) 中國文化是存在文化隔膜的，其對於(yu) 中國文化的論述並不反應中國的實際，韋伯的論述中是存在價(jia) 值判斷的。

馬小紅教授指出，韋伯在法史學界的神話，是中國學界自己造成的。不通過史料而簡單地接受韋伯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法的論述和評價(jia) ，是韋伯神話出現的一個(ge) 原因。就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確定性問題，馬小紅教授認為(wei) ，中國學者應該立足於(yu) 豐(feng) 富的史料，從(cong) 中國古代的法律實踐出發，來認識和討論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確定性，形成自己的看法。最後馬小紅教授談到，中國古代是以禮來調節社會(hui) 生活的，這究竟是缺陷，還是智慧的體(ti) 現，是一個(ge) 值得深思的問題。

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冸偉(wei) 江副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冸偉(wei) 江副教授就“韋伯神話”指出，韋伯神話與(yu) 韋伯本身無關(guan) ，而源於(yu) 我們(men) 對韋伯的塑造，誤讀和想象。冸偉(wei) 江副教授認為(wei) ，我們(men) 在反思韋伯時，實際上仍在使用韋伯的一些概念或者視角。這表明西方給我們(men) 以概念和思想上規定性，構成了我們(men) 的思考所身處的世界本身。這裏的原因何在，是我們(men) 在反思韋伯時所需要思考的問題。

冸偉(wei) 江副教授接著談到，討論中國法律的確定性問題，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理解“確定性”這個(ge) 概念本身，準確把握韋伯所講的確定性概念。冸偉(wei) 江副教授認為(wei) 韋伯的確定性是以西方法律傳(chuan) 統和概念為(wei) 基準而得出的，是指共享同一套法律思維方法、法律概念和法律文化。西方法律的確定性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確定在實質上是不一樣的。最後冸偉(wei) 江副教授指出，就中國法律傳(chuan) 統和現代性的關(guan) 係而言，中國傳(chuan) 統法律與(yu) 西方法律是不同旨趣的和不同誌向的，是根本無意於(yu) 進入西方現代性的脈絡中的。

圖：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賴駿楠講師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賴駿楠講師則談論了其研讀韋伯的原因以及在閱讀和研究韋伯中時的一些體(ti) 會(hui) ，指出韋伯用清晰的概念體(ti) 係把西方意義(yi) 上的現代性，以及現代性的各個(ge) 麵向都進行了清楚的描繪。韋伯對於(yu) 現代性的法律、經濟、文化、宗教各個(ge) 維度，都進行了清晰地界定。因此我們(men) 思考現代性問題，就需要回到韋伯的文本和思想。

賴駿楠博士指出，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法律向現代的轉型，就需要理解什麽(me) 是現代，需要回到韋伯的文本，理解韋伯所講的現代的官僚製，現代的憲法和現代的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同時，我們(men) 認識中國傳(chuan) 統也需要回到韋伯的文本，閱讀韋伯對中國文化，法律和政治的研究，論述和評價(jia) 。賴駿楠博士接著指出，韋伯的研究，包括韋伯對宗教社會(hui) 學的研究，不純粹是一個(ge) 純思辨的、理論性的研究，而同時是社會(hui) 科學意義(yi) 下的經驗研究。

關(guan) 於(yu) 韋伯中國研究的資料問題，賴駿楠博士認為(wei) 韋伯可以說基本上已經窮盡了他那個(ge) 時代所能獲得的關(guan) 於(yu) 中國的一手和二手外文文獻。韋伯在掌握經驗材料的基礎上，結合其概念體(ti) 係，提出了一些既有經驗，又有理論的命題和結論。賴駿楠博指出，韋伯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概念體(ti) 係，都是經驗研究的學科可以借鑒的。韋伯也存在問題，例如韋伯的基督新教中心主義(yi) ，韋伯的宗教史觀中所暗含的線性史觀。關(guan) 於(yu) 韋伯神話，賴駿楠博士認為(wei) ，因為(wei) 在學術研究中能夠采取客觀中立的研究態度，在像自己這樣的85後年輕學者身上，其實並不存在韋伯神話。最後賴駿楠博士就如何對待韋伯的問題，認為(wei) 與(yu) 韋伯進行對話交流是重要的。我們(men) 需要利用現在能夠獲得的新的經驗材料，例如大量的訴訟檔案和地方州縣檔案，來展開與(yu) 韋伯的理論對話，進而去修正和豐(feng) 富韋伯，做出更好的社會(hui) 科學的理論。

圖：北京大學哲學係吳增定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係吳增定教授從(cong) 哲學角度談論了對於(yu) 韋伯的認識和反思。吳增定教授認為(wei) ，韋伯神話如果能成立，有兩(liang) 個(ge) 可能的原因。一個(ge) 是近代中國對於(yu) 現代化的迫切追尋，這背後有一個(ge) 中國人的集體(ti) 無意識。再一個(ge) 就與(yu) 韋伯自身的思想有關(guan) ，也就是韋伯將理性主義(yi) 精神視為(wei) 現在性的核心，並且是西方文明區別於(yu) 其他文明的根本特征，認為(wei) 理性主義(yi) 精神在新教倫(lun) 理中得到最強的表現。

吳增定教授接著談論了韋伯問題意識的來源，指出韋伯在哲學譜係上屬於(yu) 新康德主義(yi) ，其源頭是康德。韋伯受新康德主義(yi) 的影響，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進行了區分，認為(wei) 人類世界不同於(yu) 自然世界，人類的行為(wei) 是有意義(yi) 的，可以理解的。這是韋伯的一個(ge) 核心的方法論，也是其實證主義(yi) 的前提。事實和價(jia) 值的二分是韋伯的實證主義(yi) 所秉承的最基本的原則。吳增定教授指出，韋伯的一個(ge) 核心命題是，價(jia) 值本身是主觀，任意和非理性的，價(jia) 值、信仰、道德等問題隻能訴諸人的非理性的決(jue) 斷。這使得韋伯對人類的宗教和道德的理解，隻能是一種外在式的理解。

吳增定教授認為(wei) ，韋伯注重外在的相似性，從(cong) 而犧牲了宗教和道德這些精神現象內(nei) 在的豐(feng) 富性。韋伯不關(guan) 心儒家和基督教真正的，內(nei) 心的信仰到底有何差別，更無法回答儒家和基督教到底誰是對的這類問題。所以說韋伯是不關(guan) 心宗教和道德現象內(nei) 在的價(jia) 值的。之後吳增定教授指出，韋伯的比較文明研究存在隨意性和非曆史性，出現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述。

最後吳增定教授談到，通過韋伯，反倒可以看到一些中國文化的優(you) 點。例如，韋伯認為(wei) 中國文化非超越性的，中國文化過於(yu) 樂(le) 觀主義(yi) ，沒有基督教文化的一種焦慮感。但是如果反過來，站在中國文化內(nei) 部來看，這種非超越性，這種樂(le) 觀主義(yi) ，自強不息和對現實世界的肯定，可能恰恰是中國文化的優(you) 點。

圖：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員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員指出，走出韋伯神話的一個(ge) 方法是通過實證的研究，來對韋伯提出的命題進行檢驗，看其是否成立。高超群研究員接著談到韋伯對於(yu)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認為(wei) 韋伯的影響較小，不及馬克思和斯密。韋伯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三個(ge) 領域，即經濟思想史領域，經濟組織研究領域和企業(ye) 史研究領域。

此後，高超群研究員從(cong) 實證研究的角度，對韋伯提出的，新教是唯一一個(ge) 有利於(yu) 資本主義(yi) 發展的宗教；儒家阻礙資本主義(yi) 生成和發展，這兩(liang) 個(ge) 命題進行了反思。高超群研究員指出，許多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比韋伯的結論，要更為(wei) 複雜。例如，關(guan) 於(yu) 宗教與(yu) 經濟發展的關(guan) 係，許多研究認為(wei) ，在宏觀上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負麵的，但在微觀上，宗教通過提供公共品和提高教徒之間的信任程度，又是可以有利於(yu) 經濟的發展。也有實證研究指出是識字率而不是新教帶來經濟的發展。高超群研究員指出，通過實證研究可以看出，這些問題是複雜的，還有更多可以探討的空間。高超群研究員最後從(cong) 企業(ye) 史研究的角度，談論了儒家與(yu) 資本主義(yi) 發展的關(guan) 係，指出中國近代企業(ye) 家常常是使用中國傳(chuan) 統的資源，來構建企業(ye) 內(nei) 部秩序，對工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塑造的。中國近代企業(ye) 家與(yu) 儒家是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的。

圖：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陳明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陳明教授首先指出，可以從(cong) 近三十年來韋伯在中國的影響，也就是從(cong) 影響反思的角度，來討論走出韋伯神話的問題。陳明教授認為(wei) ，韋伯的一個(ge) 重要的貢獻，是從(cong) 公共性或超個(ge) 人性的角度來討論儒教，而我們(men) 以前經常是從(cong) 個(ge) 人的角度去討論，這是非常不夠的。

此後，陳明教授談到，韋伯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是基於(yu) 西方中心的。韋伯以新教來作為(wei) 一個(ge) 參照，通過放大差異性，省略相似性，來建構西方文明的獨特性。陳明教授認為(wei) ，我們(men) 需要討論和辯論的是，韋伯對於(yu) 儒教的否定，其內(nei) 在的邏輯是否存在矛盾性，或者其否定是不是基於(yu) 對儒家的誤讀。例如，韋伯認為(wei) 儒教的理性化程度低，是因為(wei) 韋伯對儒教的解讀是存在缺陷的，並沒有認識到儒教所經曆的變化。陳明教授指出，在紂王的“我生有命在天”裏麵，確實存在神與(yu) 人的血緣性的聯結，但周公的“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依”，已經對此進行了否定和超越，而孔子將天與(yu) 德構建了聯係，就完成了理性化和人文化的轉向，完成了從(cong) 自然宗教到人文宗教的轉變。陳明教授指出，儒家倫(lun) 理是以德義(yi) 的天作為(wei) 前提的，並且儒家倫(lun) 理也講緊張，講“人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這裏麵就有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從(cong) 而與(yu) 天合一。

圖：清華大學曆史係方朝暉教授

清華大學曆史係方朝暉教授指出，我們(men) 討論走出韋伯神話，並不僅(jin) 僅(jin) 是反思神話，裏麵還有一個(ge) 建設性的思路，也就是為(wei) 中國文明的興(xing) 起找到一條新的途徑。關(guan) 於(yu) 儒家文化與(yu) 資本主義(yi) 的關(guan) 係，方朝暉教授認為(wei) 中國，或說東(dong) 亞(ya) ，現在的這種經濟形態，與(yu) 韋伯所講的資本主義(yi) 仍是存在差別的。例如，西方的資本主義(yi) ，是在市民社會(hui) ，權力高度多元化和政教分離的背景下，自發地和自下而上地形成的，而東(dong) 亞(ya) 則是國家的主導下，在政府積極的推動下形成的，並且是與(yu) 東(dong) 亞(ya) 過去幾千年的經濟形態和發展傳(chuan) 統一脈相承的。此外，真正的工具理性是不被東(dong) 亞(ya) 文化接受的，將人作為(wei) 機器的一個(ge) 螺絲(si) 釘的這種高度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到現在依然是與(yu) 中國文化相隔閡的。

方朝暉教授認為(wei) ，我們(men) 可以換一個(ge) 角度來思考，不一定要追問儒家思想或中國傳(chuan) 統能否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精神，而是思考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宗教傳(chuan) 統對經濟發展會(hui) 產(chan) 生怎樣的作用，會(hui) 將中國的經濟製度帶向何方。方朝暉教授接著談論了超越性的問題，指出西方講的超越是指將整個(ge) 世界作為(wei) 一個(ge) 總體(ti) ，當做一個(ge) 要否定的對象來對待。而中國傳(chuan) 統總是要回到這個(ge) 世界，把世界整體(ti) 建設好，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意義(yi) 所在。在儒家文化中，人活著的目的不是為(wei) 了死後的世界，而是要參與(yu) 這個(ge) 世界的整體(ti) 。因此，中國文化尋求馴化資本主義(yi) ，將經濟生活生活化和它意義(yi) 化，在這方麵中國文化是可以有所作為(wei) 的。

圖：弘道書(shu) 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任鋒副教授

弘道書(shu) 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任鋒副教授，從(cong) 儒學傳(chuan) 統與(yu) 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關(guan) 係，超越性問題和中國傳(chuan) 統的法政理性，三個(ge) 方麵對於(yu) 韋伯命題的影響進行了觀察和討論，指出韋伯為(wei) 中國研究帶來的一個(ge) 啟示是使學者去關(guan) 注和思考，儒學傳(chuan) 統與(yu) 中國現代化道路之間的關(guan) 係這一問題。任鋒副教授談到，中國傳(chuan) 統的理學具有道德宗教性，並且是與(yu) 現實世界存在張力的，含有改變世界的實踐衝(chong) 力。這種宗教性格與(yu)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之間是存在深刻聯係的。

關(guan) 於(yu) 超越性問題，任鋒副教授指出，超越性這個(ge) 概念具有高度的爭(zheng) 議性。超越性所討論的核心是中國的天，以及天人秩序的特質的問題。重要的是，中國的天人秩序和一神教的秩序是存在根本不同的，這其中的關(guan) 鍵就是對於(yu) “天”的理解。此外，中國傳(chuan) 統在其獨特的天人秩序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法政理性。任鋒副教授認為(wei) ，對於(yu) 作為(wei) 一種憲製的儒家傳(chuan) 統，我們(men) 需要關(guan) 注和思考的是，儒家憲製的構成元素、政治參與(yu) 的主題和發展過程。

任鋒副教授接著談論了走出韋伯的兩(liang) 個(ge) 麵向，指出一是要把事實認識清楚，二是要把握中國自身文明的價(jia) 值。基於(yu) 史料，對於(yu) 中國文明各方麵的發展進行事實的開拓是非常重要的。任鋒副教授最後談到中國文明的理論突破，認為(wei) 儒學發展關(guan) 乎中國社會(hui) 科學的新生轉進，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不是對抗性的，而是雙向增長的。儒學的現代發展一定是一個(ge) 進入到政治學、社會(hui) 學、經濟學、法學的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們(men) 可以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學習(xi) 韋伯，學習(xi) 怎樣提出概念、命題和理論，從(cong) 而對於(yu) 中國人的秩序構想和社會(hui) 製度創新，提出一套新的東(dong) 西。反思韋伯命題、韋伯神話，其實是在推進現代新儒學的成長，其最終目標是中國文明的理論突破，來解決(jue) 我們(men) 目前所麵臨(lin) 的困境。

圖：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

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首先講述了自己對於(yu) 韋伯觀感的一個(ge) 變化曆程，談到自己對於(yu) 韋伯的接觸是從(cong) 翻譯《韋伯傳(chuan) 》開始的。在此之後的對於(yu) 英國普通法翻譯和研究，逐漸產(chan) 生出一個(ge) 困惑，即英國普通法是否能被歸為(wei) 韋伯所說的高度形式化的、理性主義(yi) 的法律體(ti) 係，由此對韋伯的命題產(chan) 生懷疑，開始了對韋伯的反思。

姚中秋教授接著談論了韋伯的問題意識及其神話構造，指出作為(wei) 現代化的後發者，德國的知識分子存在一個(ge) 身份的焦慮感，喜歡編製世界曆史的宏達敘事，並有意無意地誇大西方的，而根本上是德國本身的優(you) 越性，把西方，尤其是把德國作為(wei) 世界曆史的一個(ge) 終點。姚中秋教授指出，曆史終結論是韋伯的研究中的一個(ge) 最根本的預設和思考方式，而尋求整個(ge) 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是韋伯的一個(ge) 根本的問題意識。姚中秋教授接著談到，在一戰爆發後，中國知識精英開始對西方文明展開了深刻的反思，由此出現了新儒學。可以說，儒學或中國文明，相對於(yu) 韋伯，更早地對現代性和現代社會(hui) 對進行了反思。

姚中秋教授最後指出，我們(men) 要超越韋伯問題。姚中秋教授認為(wei) ，對於(yu) 今天的讀書(shu) 人來說，也許問題已經轉換了。重要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yi) 是如何發生的，而是資本主義(yi) 本身已經成為(wei) 需要我們(men) 解決(jue) 的問題了。我們(men) 麵對的一個(ge) 真正的問題是，這樣的一個(ge) 現代性是否是必然的，是宿命和終點。這裏需要一種視角的轉換，其核心是把曆史真正的曆史化，把類型真正的類型化。不要假設曆史有一個(ge) 終點，人類的曆史是一個(ge) 沒有終點的、持續的過程，這是中國文明或者儒家思想帶給我們(men) 的視野和概念。姚中秋教授指出，儒家，或中國文化可以做出的一個(ge) 貢獻就是以一個(ge) 多中心的、去終點的思維方式，來看待人類不同的文明，思考不同文明所走過的路和未來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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