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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作者簡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曆一九七八年生,山東(dong) 夏津人,曲阜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現任職曲阜師範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兼),中華禮樂(le) 文明研究所所長,兼任喀什大學國學院院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山東(dong) 曾子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孔子研究》副主編,《走進孔子》執行主編等。著有《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出土簡帛與(yu) 孔門後學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語通解》《孔子家語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講》《孔子之道與(yu) 中國信仰》等。 |
讀《儒行》劄記
作者:宋立林(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 孫寶華(山東(dong) 省棗莊市委黨(dang) 校)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刊於(yu) 《管子學刊》201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一年歲次庚寅年七月
耶穌2010年9月
摘要:《儒行》同見於(yu) 《禮記》和《孔子家語》,應出於(yu) 孔門弟子所記,並經整理而成,其成書(shu) 年代當在春秋戰國之際。不過,《孔子家語•儒行解》與(yu) 《禮記•儒行》相較,則更為(wei) 原始。《儒行》對於(yu) 理解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學,是最為(wei) 係統而完整的論述,理應得到學者的重視。
關(guan) 鍵詞:《儒行》,同源異流,原始儒學
《孔子家語》,今本十卷四十四篇,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為(wei) 中心,廣涉孔子弟子和當時公卿大夫、時人言行的資料集,與(yu) 《禮記》中的某些材料相同,雖為(wei) 資料匯編,卻具有較高的價(jia) 值。但是,由於(yu) 受到長期疑古思潮的影響,在傳(chuan) 統辨偽(wei) 學所謂“考據”、“辨偽(wei) ”之後,該書(shu) 被認為(wei) 是典型的偽(wei) 書(shu) 。疑古大師顧頡剛以為(wei) ,今本乃“贗中又有贗”,其價(jia) 值被剝離幾近全無。而隨著出土文獻的大量問世,傳(chuan) 統辨偽(wei) 學遭到了極大的衝(chong) 擊,人們(men) 開始反思該“學問”的自身問題,李學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對古書(shu) 的第二次反思”的命題。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傳(chuan) 統辨偽(wei) 學已經遭到極大的質疑,人們(men) 開始用全新的思路理解古書(shu) 成書(shu) 與(yu) 流傳(chuan) 問題。以《孔子家語》一書(shu) 為(wei) 例,過去被視為(wei) “偽(wei) 書(shu) 的代表”,但是經過若幹學者的認真考察,“偽(wei) 書(shu) 說”已經失去了“市場”,該書(shu) 的重大價(jia) 值也越來越得到世人的認可。然而,學術界對於(yu) 《家語》真正價(jia) 值顯然還沒有達成共識。雖然有不少學者開始關(guan) 注《家語》,但深入研究、比勘相關(guan) 文獻者卻不多見。因此,當務之急,便是從(cong) 細節和點入手,將《家語》與(yu) 其他相關(guan) 文獻進行比對、考察、分析、研究,以認識其文獻價(jia) 值。在我們(men) 研讀《家語》時,我們(men) 通過與(yu) 相關(guan) 文獻如《禮記•儒行》的對比研究和分析,發現《儒行篇》具有重大的文獻和思想價(jia) 值。
一、《儒行》的成篇年代
《儒行》是《家語》與(yu) 《禮記》共有的一篇文獻,為(wei) 《家語》第五篇,《禮記》第四十一篇。過去,不僅(jin) 《家語》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即使作為(wei) 儒家經典的《禮記》也遭受了不白之冤,其各篇成書(shu) 年代被嚴(yan) 重“後置”,從(cong) 而為(wei) 理解中國思想史尤其是儒學思想史帶來了極大的混亂(luan) 。我們(men) 的思想史研究是以文獻為(wei) 基礎的,對文獻時代定位出現偏差,勢必會(hui) 直接影響對思想發展史認識的偏差。
既然《儒行》同見於(yu) 這兩(liang) 部儒家典籍,二者內(nei) 容主體(ti) 相同,因此它們(men) 的成篇年代應當一致,盡管二者可能經過不同的流傳(chuan) ,以致二者存著著不少的差異。因為(wei) 學界對《禮記》的研究相對較多,所以我們(men) 可以通過對此前學者對《禮記•儒行》的認識來分析。縱覽曆代學者的看法,我們(men) 發現對於(yu) 《儒行》,人們(men) 的認識便千差萬(wan) 別。比如宋代大儒程頤以為(wei) :“《儒行》之篇,此書(shu) 全無義(yi) 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wei) 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1]言下之意,此篇所謂“子曰”者乃後世偽(wei) 托。而此說為(wei) 後來多數學者所承襲。如宋儒呂大臨(lin) 曰:“此篇之說,有誇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謂‘孔子言之’,殊可疑。”[2]元代陳澔以為(wei) 篇中“其過失可微辨不可麵數也”一句,乃“尚氣好勝之言,於(yu) 義(yi) 理未合。所貴於(yu) 儒者,以見義(yi) 必為(wei) ,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麵數’?”[3]清人孫希旦曰:“此篇不類聖人氣象,先儒多疑之。……蓋戰國時儒者見輕於(yu) 世,故為(wei) 孔子之學者托為(wei) 此言,以重其道。其辭雖不粹,然其正大剛毅之意,恐亦非荀卿以下之所能及也。”[4]近代熊十力先生也推測該篇“其七十子後學當戰國之衰而作乎”[5]。任銘善先生亦以為(wei) “非孔子之語”[6],今人楊天宇先生注譯《禮記》,徑以該篇是“假托孔子之言”,而“漆雕氏之儒所為(wei) ”。 [7]而近年曾經轟動一時的《思想門》對此亦有論斷,作者黃堅說:“《禮記》中有一篇《儒行》,整體(ti) 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辯護詞與(yu) 讚美詩,也是日後所謂儒者們(men) 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的圭臬與(yu) 指南。……它至少說明,在作者寫(xie) 這篇《儒行》時,儒並非鐵板一塊,並非一個(ge) 整體(ti) 性的團隊,並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壞,故稱‘儒有’。”他甚至懷疑該篇出於(yu) “更後的漢儒之手”。 [8]如此理解該篇,顯然是因疑古思潮之影響洎宋迄今根深蒂固的緣故。
縱觀曆代學者對《儒行》的時代與(yu) 學派的評判,多是出於(yu) 臆斷,其根據往往似是而非。如上引程伊川所謂“《儒行》之篇,此書(shu) 全無義(yi) 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wei) 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就是一種主觀感覺。對同一文本,不同的人讀來,對文風、文氣等感覺恐難一致,因此既可以作出肯定也可以作出否定。因此這種方法不足為(wei) 據。那麽(me) ,如何判斷其時代呢?有學者結合春秋時代儒者的德行和孔子的思想,對該篇進行了研究。比如王鍔以為(wei) :“《儒行》是孔子之作,很可能是由當時在場的魯國史官記錄後,經孔門弟子整理而成,成篇於(yu) 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9]這顯然是與(yu) 鄭玄所謂“《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返魯時也”相合的說法。
我們(men) 通檢先秦兩(liang) 漢文獻,可知魯哀公與(yu) 孔子對話流傳(chuan) 不少,將《儒行》所記與(yu) 其他各篇相參照,難以斷言其為(wei) 偽(wei) 托。通過史籍記載可知,當時孔子和他的弟子影響甚大,他們(men) 這一群體(ti) 被目為(wei) “儒”,顯非戰國以後之事。而據《論語》記載,當時孔子已經強調“君子儒”與(yu) “小人儒”的區別,正如黃堅所謂儒者群體(ti) “並非鐵板一塊”。而“儒”,據學者研究,應當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一種“職業(ye) ”,既然是“職業(ye) ”,其人數也不會(hui) 太少。孔子和他的學派隻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孔子雖然出於(yu) “儒”,但他卻賦予了自身學派以“道”,從(cong) 一種方術,提升為(wei) 一種“道術”。然而當時之人,可能很多往往“顧名思義(yi) ”,誤會(hui) 了“儒”與(yu) “儒家”的不同。比如魯哀公問“儒服”,顯然就是沒有“理解”何為(wei) “儒家”,沒有真切意識到孔子“道術”之“儒”與(yu) 先前存在以及當時也依然存在的“方術”之“儒”有何差別。本篇所述背景和情形,恐非後世所能杜撰,反而可見其可信性。因為(wei) ,後世“道術之儒”早已湮沒了“方術之儒”,如此的疑問也就很難發生了。
我們(men) 通讀《儒行》,認為(wei) 該篇應是孔子對儒的德行的定義(yi) 式闡釋,對後世儒家的立身修行有著極大的指導意義(yi) 。而孔子之所以要對“儒行”予以闡述,正是針對當時很多人對其“道術之儒”(君子儒)與(yu) “方術之儒”(小人儒)混淆不清的狀況而發。幸好,有這樣的機會(hui) ,孔子得以係統地留下了他對“儒”的係統看法和理解。我們(men) 也才得以有了最直接的理解在孔子眼中“儒”的品格、特質的資料。
更為(wei) 重要的是,本篇所論的思想,對儒者的德行的“刻畫”,與(yu) 《論語》所見孔子思想是相合的,而非衝(chong) 突、矛盾的。正如太炎先生指出的那樣,“《論語》、《儒行》,本相符合,惟《論語》簡約,《儒行》鋪張,文字上稍有異趣”[10]而已。綜合有關(guan) 孔子的資料,我們(men) 還應當清醒地意識到,《論語》所載,絕不是孔子言行的全貌。僅(jin) 以《論語》為(wei) 標準來判斷是否孔子思想言行,必會(hui) 造成極大的偏失。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一以貫之”,是在綜合各種資料的基礎上,才會(hui) 更加清晰和明朗的。
綜合各種信息來看,《儒行》應為(wei) 實錄。我們(men) 知道,孔子弟子有記筆記的習(xi) 慣,《論語》、《家語》中此類記載甚夥(huo) ,而且孔門也有類似“史官”的專(zhuan) 門記事之人。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記載:“叔仲會(hui) ,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yu) 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yu) 夫子,二人迭侍左右。”[11] 因此,本篇也應出於(yu) 孔門弟子所記,並經整理而成。其實,章太炎先生早就對“斥《儒行》為(wei) 偽(wei) ”說進行了反駁:“殊不知《儒行》一篇,非孔子自著,由於(yu) 弟子筆錄。”[12]這與(yu) 我們(men) 的看法一致。
《禮記•儒行》既然得到了時代的確定,那麽(me) 與(yu) 之相同的《家語•儒行解》也應當確定其成篇時代。而且,通過仔細對讀這兩(liang) 篇幾乎相同的文獻,我們(men) 發現,《家語》比《禮記》的《儒行》更加古樸與(yu) 完整。其價(jia) 值顯然更大。
二、《家語•儒行解》與(yu) 《禮記•儒行》的比較
對比二書(shu) 之《儒行》,可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 兩(liang) 篇內(nei) 容基本相同,不過也有一些細微的差異。
第二, 篇名差異。
《家語》此篇名《儒行解》,而《禮記》無“解”。綜觀《家語》四十四篇,其中十二篇篇名有“解”字,為(wei) 全書(shu) 四分之一強。《家語》篇名帶有“解”字,我們(men) 想恐怕出於(yu) 王肅之手。
由此我們(men) 可以推斷,王肅之注《家語》,本稱“解”。《隋誌》所記為(wei) 原本,今本稱王肅注,可能出於(yu) 後人所改。至於(yu) 何以僅(jin) 四分之一篇名有“解”字,則不可得知,文獻不足徵,隻能付之闕如。
第三, 二書(shu) 中該篇之主要差異表現在篇首篇尾。。
在其他古籍中,我們(men) 也可以發現之一現象。例如《逸周書(shu) 》各篇篇名基本有“解”字,《管子》也有多篇以“解”冠名者。唐大沛《逸周書(shu) 分編句釋》則謂,《逸周書(shu) 》所謂“解”,乃是“章”、“篇”之義(yi) ,非“解說”的意思。他還說:“《家語》中稱‘解’者十篇,蓋仍古書(shu) 之舊目也,與(yu) 此同例。”[19]可備一說。不過,多數學者認為(wei) 《逸周書(shu) 》各篇的“解”字可能就是孔晁作注時所加。對於(yu) 《家語》各篇“解”字,在《家語》王肅序中,我們(men) 可以得到一點線索。據王肅《孔子家語序》,王肅說:“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wei) 解,以貽好事之君子。”這與(yu) 《隋書(shu) •經籍誌》著錄是一致的:“《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13]
其實,“注”、“解”同為(wei) 訓詁術語。“解”,《說文》:“解,判也。從(cong) 刀判牛角。”[14]“判,分也。從(cong) 刀,半聲。”[15]按周大璞說:“解的本義(yi) 是分析,訓詁就是分析語義(yi) ,所以也叫做解。”[16]解可與(yu) 詁連言;或與(yu) 注、說連言。“注”,賈公彥《儀(yi) 禮》疏:“注者,注義(yi) 於(yu) 經下,若水之注物。”[1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雲(yun) :“注之雲(yun) 者,引之有所適也,故釋經以明其義(yi) 曰注。”[18]注與(yu) 解,意思差別不大,可混用。
《家語•儒行解》篇首一段記: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yu) 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cong) 之。
該段話介紹了魯哀公與(yu) 孔子對話的背景,而為(wei) 《禮記》所無。根據學者考察,在先秦兩(liang) 漢的文獻流傳(chuan) 過程中,存在“穿靴戴帽”的現象,即整理者為(wei) 了文獻的完整性,會(hui) 對背景和結果略作交待。[20]《禮記》、《國語》、《戰國策》等便可見多則例證。當然對於(yu) 這個(ge) 整理者是孔門弟子、後學還是漢代學者,我們(men) 很難論定。不過,其為(wei) 原始記錄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們(men) 可以推測,《禮記》之所以失載,可能乃是缺簡所致。
揆之簡製,亦大體(ti) 可見缺簡之可能。此段文字有74字。據孔安國《孔子家語後序》雲(yun) ,《孔子家語》這篇材料在秦漢之際流傳(chuan) ,皆“載於(yu) 二尺竹簡”,漢尺約合23厘米,二尺則為(wei) 46厘米左右。若“二尺”為(wei) “二尺四寸”的虛指,則應在55厘米左右。根據學者對簡牘形製的研究,戰國秦漢之際,簡的長度和容字量雖然都有規定,但因情況複雜,差別很大。[21]本段74字,正當1簡或2簡之字數。
關(guan) 於(yu) 哀公與(yu) 孔子對話的具體(ti) 場合和情形,在《家語•儒行解》緊接著上段文字,雲(yun) :“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
《禮記•儒行》隻是在篇尾有所交代,雲(yun)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而且,《禮記•儒行》在“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yi) ”後緊接“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wei) 戲”,顯然脫“曰”字,而《家語》則十分完整。可見《禮記•儒行》既顯突兀,又模糊不清,弗如《家語•儒行解》完整。
對比之後,我們(men) 認為(wei) ,此處《家語•儒行解》較之《禮記•儒行》相對完整、優(you) 越。王鍔《<禮記>成書(shu) 考》以為(wei) ,此處《家語》所多出的一段,應為(wei) “解”文,則是誤會(hui) 了“解”的含義(yi) ,不足采信。
第四,《家語•儒行解》與(yu) 《禮記•儒行》的其他幾處差異。
1、《家語•儒行解》較之《禮記•儒行》,在“儒有內(nei) 稱不避親(qin) ”一段與(yu) “儒有澡身浴德”一段之間,少一段文字:“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ju) 有如此者。”本段39字,正合一簡大體(ti) 字數,可以推測《家語》所逸當是傳(chuan) 抄過程中的脫簡所致。
2、《家語•儒行解》中,“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le) 好而不淫,劫之以眾(zhong) 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kui) 其義(yi) ,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xi) 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一段與(yu) 《禮記》差異較大。為(wei) 了便於(yu) 比較,抄錄《禮記》該段文字於(yu) 次: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le) 好,見利不虧(kui) 其義(yi) ;劫之以眾(zhong) ,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xi) 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明顯的是,《禮記》“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二句為(wei) 《家語》所無。而正是此二句,被某些學者作為(wei) 該篇為(wei) “漆雕氏之儒”所作的根據。另外,本段前部分,《家語》不僅(jin) 多出數字,而且語序不同。王鍔以為(wei) ,多出的數字是所謂“解”文,顯然不當。雖然《禮記》的意思也較為(wei) 明白,但是相較而言,《家語》文字更加清晰和條理,意思也更加完整。
3、另有一處異文,可堪注意。《家語》雲(yun) :“儒有內(nei) 稱不避親(qin) ,外舉(ju) 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誌,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ju) 賢援能有如此者。”而《禮記》作:“儒有內(nei) 稱不辟親(qin) ,外舉(ju) 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誌,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ju) 賢援能有如此者。”
《禮記》無“不求厚祿”、“民賴其德”二語。而這處異文恰可反映《禮記》在漢代改編的痕跡。眾(zhong) 所周知,漢代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與(yu) 孔子所處的春秋亂(luan) 世不同。因此,孔子所謂“民賴其德”,在漢代顯然有所忌諱,因此“被刪”。而認真品味,《家語》表達工整,語氣通暢。而《禮記》的表述則顯得毫無章法,頗為(wei) 散亂(luan) 。正是改編而未能天衣無縫的結果。
還有一處,也需注意。《家語》作:“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yu) 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wei) 有如此者。”而《禮記》則作:“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yu)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wei) 有如此者。”
《家語》的“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在《禮記》中變成了“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了,表述顯然隱晦了不少,個(ge) 中緣由恐怕也是出於(yu) 政治的壓力。“分國”在“七國之亂(luan) ”以後的漢帝國,顯然有犯忌諱,於(yu) 是予以刪改。結果打破了原有表述的清晰工整,便使語義(yi) 十分晦澀了。
4、其他差異或為(wei) 互訓,或意思相通,或是語氣詞的改變,都是極小的差異。如“不”與(yu) “弗”、“求”與(yu) “祈”、“預”與(yu) “豫”等。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men) 認為(wei) ,《禮記》與(yu) 《家語》的《儒行》一篇,應當是“同源”材料整理而成。而《家語》之所以文本更加完整,表述更加清楚,在文本上更加優(you) 越,主要是由於(yu) 二者的成書(shu) 和流傳(chuan) 過程的差異造成的。《禮記》雖然是先秦文獻,但經過漢代學者的編輯,而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不少迫於(yu) 形勢的“改編”、“潤色”,這樣的例證很多,茲(zi) 不贅述。而《家語》經過孔安國整理編次後,獻上朝廷,卻因巫蠱之禍未見施用,一麵沉寂於(yu) 秘府,另一方麵作為(wei) 家學在孔氏家族中傳(chuan) 承,因此沒有因政治的原因而有所改編潤色。因此它顯得古樸、完整。
三、《儒行》的價(jia) 值
近代以來,學者對該篇的學派屬性進行了探討。郭沫若先生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在對漆雕氏之儒進行了一番探索之後,曾猜想:“《禮記》有《儒行篇》盛稱儒者之剛毅特立,或許也就是這一派儒者的典籍吧。”[22]蒙文通先生在《漆雕之儒考》一文曾指出:“以漆雕言之,則《儒行》者,其漆雕之儒之所傳(chuan) 乎?”[23]這一說法似乎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不過,這一認識恐怕理據不足。視此篇漆雕氏之儒的作品,則失之偏頗,同時也降低了其文獻本身的意義(yi) 。至於(yu) 是否為(wei) 漆雕氏之儒所傳(chuan) ,雖然並非沒有這種可能,但卻尚未可定論。
我們(men) 以為(wei) ,此篇正可用以討論孔子思想。如果可以確定《儒行》的成篇年代確乎為(wei) 春秋末期戰國之初,也就是說,該篇所載孔子言論確乎實錄,可以采信的話。則孔子心目中的“儒”便可以討論了。
陳來先生近期發表了《戰國時代“儒”的刻畫與(yu) 論說》,利用《禮記•儒行》這篇文獻對戰國時代儒的形象進行了深入討論。他說:“與(yu) 墨者同時的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也以“儒”而自命,並往往通過追述‘孔子曰’對‘儒’加以定義(yi) 和說明,在這一方麵,《禮記》的儒行篇可謂是最明顯的例證。”“其實,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義(yi) 如何,從(cong) 學術史的觀點來看,戰國儒學在運用‘儒’字上所表達的自我理解,以及戰國時代的其它學派對‘儒’的思想刻畫從(cong) 他者的一麵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顯現了對何為(wei) 儒之人格,何為(wei) 儒家的學說宗旨在當時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24]
雖然他依然對該篇是否實錄保持懷疑,如他所說:“‘儒服’之說不一定是哀公與(yu) 孔子真實的問話,可能是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時代儒服論流行時所添加。”但他又說:“《儒行篇》的思想是符合孔子思想的”,“這種說法符合孔子的立場,代表了早期儒家的思想。”[25]陳氏的這種“矛盾”,在很多現代學者那裏都有所體(ti) 現。究其實,正是因為(wei) 他們(men) 思想的深處,對文獻的“過度”警惕。
章太炎先生曾大力提倡《儒行》,雲(yun) :“《儒行》所說十五儒,大抵堅苦卓絕,奮厲慷慨。”“奇節偉(wei) 行之提倡,《儒行》一篇,觸處皆是。”[26]熊十力先生在其《讀經示要》一書(shu) 中,特為(wei) 表彰《儒行》,並將之與(yu) 《大學》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說:“《大學》《儒行》二篇,皆貫穿群經,而撮其要最,詳其條貫,揭其宗旨,博大宏深。”“經旨廣博,《大學》為(wei) 之總括。三綱八目,範圍天地,乾坤可毀,此理不易。續述《儒行》,皆人生之至正至常,不可不力踐者。”[27]而該篇末段數論“仁”,正合孔子“仁”學之旨。如熊氏所雲(yun) :“儒者之學,仁學也。故儒者百行,總歸於(yu) 仁。”[28] 可謂明道之言。今人有徐澤榮者,撰《儒行今述》,雲(yun) :“儒行者,懷德抱仁之士所行也。艱苦卓絕,特立獨行,慷慨激昂而溫柔敦厚。有如明月清風,時令好雨,拂照天地,化育萬(wan) 物。奇節偉(wei) 行之提倡,《儒行》一篇是也。”正秉熊十力先生之論。而此論,正是對該篇重要價(jia) 值的表彰。
總而言之,《儒行》對於(yu) 理解原始儒學,是最為(wei) 係統而完整的論述,在儒學複興(xing) 的今天,這篇珍貴文獻理應引起學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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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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