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治明】哲學家如何解釋中國——紀念馮友蘭誕辰120周年

欄目:紀念追思
發布時間:2015-12-05 0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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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如何解釋中國——紀念馮(feng) 友蘭(lan) 誕辰120周年

作者:鍾治明(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生)          

來源:搜狐文化頻道《偏見》專(zhuan) 刊(2015. 12. 04 | 第 98 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廿三日甲寅

            耶穌2015年12月4日

 

 


導語:今年是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120周年誕辰。他的一生經曆了三個(ge) 風雲(yun) 激蕩的時代: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作為(wei) 一代哲人,他孜孜不倦地傳(chuan) 承著、詮釋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致力於(yu) 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馮(feng) 友蘭(lan) (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畢業(ye) 於(yu) 北京大學哲學係,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哲學博士。

曆任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兼係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等職。

 

馮(feng) 友蘭(lan) 晚年曾自擬一副對聯用以自勉: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據他自己解釋,“上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方麵,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舊邦”、“新命”,源出《詩經》“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馮(feng) 友蘭(lan) 以“舊邦”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用“新命”指現代化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他說,“解放以後,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ge) 特點發揚起來。”“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jia) 值的東(dong) 西,闡發出來,以作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的養(yang) 料”。

 

闡發舊邦:照著講還是接著講

 

馮(feng) 友蘭(lan) 不僅(jin) 是哲學工作者,更是一位哲學家;他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不僅(jin) 是傳(chuan) 承,更多是詮釋,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他說,“中國需要現代化,哲學也需要現代化。現代化的中國哲學,並不是憑空創造一個(ge) 新的中國哲學,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隻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這就是‘接著講’與(yu) ‘照著講’的分別”。所以他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基石和養(yang) 料,結合時代特點構建起自己的哲學體(ti) 係,以應對當下的時代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馮(feng) 友蘭(lan) 完成了自成體(ti) 係的《中國哲學史》,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jia) ,標誌著現代“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後來他去美國賓夕法尼亞(ya) 大學講學時又將講稿整理寫(xie) 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shu) ,該書(shu) 是馮(feng) 友蘭(lan) 哲學與(yu) 思想融鑄的結晶,成為(wei) 西方人了解和學習(xi) 中國哲學的初級入門書(shu) 。

 

此外,馮(feng) 友蘭(lan) 於(yu) 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為(wei) 增強民族自信心而寫(xie) 就“貞元六書(shu) ”,構成了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學體(ti) 係。“貞元”的說法取自《周易》,書(shu) 中乾卦卦辭為(wei) “元亨利貞”,分別象征春、夏、秋、冬四季。“貞元”即“貞下起元”,就是冬盡春來的意思,表示抗日戰爭(zheng) 必定勝利,民族複興(xing) 一定到來。“貞元之際”的提法充分顯示出馮(feng) 友蘭(lan) 以哲學創作的方式自覺參加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的努力。“貞元六書(shu) ”包括:《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其中,《新理學》是馮(feng) 友蘭(lan) 構建的“新理學”的基礎和核心,《新事論》和《新世訓》都是“新理學”的應用,《新事論》的副題是《中國到自由之路》,這條路就是工業(ye) 化。《新原人》講的是人生的四種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新原道》是講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新知言》是講哲學的方法論。

 

哲學家的任務:解釋世界還是改變世界

 

馮(feng) 友蘭(lan) 說:“真正哲學的性質,如我在《新理學》中所說的‘最哲學的哲學’,是對於(yu) 實際無所肯定,科學則是對實際有所肯定。”在他看來,哲學不是知識,不是各學科的綜合,它並不能給我們(men) 帶來知識。哲學的功用僅(jin) 僅(jin) 在於(yu) 幫助我們(men) 對人生、社會(hui) 乃至宇宙的覺解,人對宇宙的覺解越是透徹,被覺解的宇宙對於(yu) 人越是有意義(yi) 。隨著覺解的程度加深,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的生命意義(yi) 由此得以豐(feng) 富地呈現。他在《新原人》一書(shu) 中說,“人與(yu) 其他動物的不同,在於(yu) 人做某事時,他了解他在做什麽(me) ,並且自覺地在做。正是這種覺解,使他正在做的對於(yu) 他有了意義(yi) 。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yi) ,各種意義(yi) 合成一個(ge) 整體(ti) ,就構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構成各人的人生境界,這是我的說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覺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對於(yu) 他們(men) 也就各有不同的意義(yi) 。每個(ge) 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與(yu) 其他任何個(ge) 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這些個(ge) 人的差異,我們(men) 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wei) 四個(ge) 概括的等級。從(cong) 最低的說起,它們(men) 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這種理解,哲學家的任務在於(yu) 解釋世界,而不是改變世界。

 

但是,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他的這一認識受到了衝(chong) 擊和瓦解。一開始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革命家已經改造世界了,至於(yu) 說明世界,那就是哲學家的任務了”。但在同一年他又發表文章說:“哲學怎麽(me) 能改變世界?它如果正確地解釋了世界,這種解釋,就成為(wei) 改變世界底指南針。”在他看來,哲學已經不僅(jin) 在於(yu) 解釋世界了,它甚至可以改變世界,他本人作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也要參與(yu) 到改變世界的進程中,願意為(wei) 必將崛起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效力。隻是後來形勢的發展,才使他明白,不僅(jin) 是改變世界,就是怎樣解釋世界,也不是哲學家的事情了。

 

 “帝王師”理想的破滅

 

張載曾經提出“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作為(wei) 哲學家不懈追求的使命,這一宏願引起後世哲學家強烈的共鳴。馮(feng) 友蘭(lan) 既然“接著”宋明理學講,他的價(jia) 值理想並未擺脫這一鼓舞人心的強有力傳(chuan) 統。事實上,馮(feng) 友蘭(lan) 一生的哲學曆程正是對這一使命孜孜以求地生動詮釋。所以,他強調人生價(jia) 值在於(yu) 內(nei) 聖外王的兼顧,提出哲學的一大用就是“外王”理想的實現,即做社會(hui) 的最高首領,甚至提出了“哲學王”和“帝王師”的概念。

 

馮(feng) 友蘭(lan) 生當晚清風雨飄搖之際,又深受儒家傳(chuan) 統的影響,對“帝王師”角色的渴求過於(yu) 執念。早在蔣介石當政時期,他就以受蔣的禮遇為(wei) 隆;國民黨(dang) 退守台灣之後,他積極向毛主席寫(xie) 信表態,表示願意接受共產(chan) 黨(dang) 的改造。毛澤東(dong) 雖然對馮(feng) 友蘭(lan) 的態度表示歡迎,態度卻相當不客氣:“像你這樣的人……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wei) 宜。”有一次在會(hui) 上與(yu) 毛澤東(dong) 相遇,毛澤東(dong) 拉著他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zheng) 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xie) 的東(dong) 西我都看。”馮(feng) 友蘭(lan) 因此而備受鼓舞。後來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馮(feng) 友蘭(lan) 在多年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之後,漸漸喪(sang) 失了基本的自信,他判斷事物的標準隻剩下了簡單的一條:跟著毛主席走,跟著黨(dang) 中央走,跟著革命群眾(zhong) 走,“毛主席黨(dang) 中央一定比我對”。1973年,作為(wei) 一位深通儒學的大師,他還居然積極加入所謂的“批孔”運動。對於(yu) 這段經曆,馮(feng) 友蘭(lan) 後來自我反省說:“1973年我寫(xie) 的文章,主要是出於(yu) 對毛主席的信任,總覺得毛主席黨(dang) 中央一定比我對。實際上自解放以來,我的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總以為(wei) 是前進一步。這是立其誠,現在看來也有並不可取之處,就是沒有把所有觀點放在平等地位來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時得到吹捧,也確有欣幸之心,於(yu) 是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誠,而是嘩眾(zhong) 取寵了。”

 

正是因為(wei) 他對“帝王師”的執念,他在政治權力麵前的價(jia) 值堅守(中國古代所謂“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顯得蒼白無力。但是,內(nei) 聖外王的理想雖有其思想意義(yi) 和曆史意義(yi) ,但在先秦以來的兩(liang) 千多年曆史進程中,卻從(cong) 未得以實現,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內(nei) 聖”與(yu) “外王”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係。“外王”指涉人倫(lun) 日用的社會(hui) 現實生活,“內(nei) 聖”則是個(ge) 人內(nei) 心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修養(yang) ,無論是性質、範圍和方法,內(nei) 聖和外王都迥然不同,它們(men) 之間的轉化和嫁接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將遭遇巨大的挑戰。而馮(feng) 友蘭(lan) 依舊篤信內(nei) 聖外王的一致或內(nei) 在關(guan) 聯,力圖通過境界說將內(nei) 聖和外王予以貫通,並一直試圖尋找踐行這一理想的機會(hui) ,即對“帝王師”角色的念茲(zi) 在茲(zi) 。這勢必顯得窒礙難通、不合時宜,因而馮(feng) 友蘭(lan) 的“帝王師”理想最終破滅,並因種種過分之舉(ju) 而受到許多人的詬病。所以台灣學者韋政通批評說:“馮(feng) 友蘭(lan) 的真正問題,是50多年來一直靠得權力中心很近。”

 

輔作新命: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和民族化

 

在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爆發之前,馮(feng) 友蘭(lan) 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是中西文化的衝(chong) 突及其融合,他基本沒有注意到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和“民族化”問題,他所關(guan) 注的是中國文化從(cong) 農(nong) 業(ye) 文明(古)向工業(ye) 文明(今)的轉變。但是在抗日戰爭(zheng) 爆發之後,他的文化觀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即更加重視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民族文化。他認為(wei) ,對於(yu) 中國文化不僅(jin) 要從(cong) 文化類的觀點來看,同時需要從(cong) 文化個(ge) 體(ti) 的觀點來看。從(cong) 類的觀點看,張三作為(wei) 一個(ge) 工程師,所關(guan) 注的隻是其之所以為(wei) 工程師者,他的其他特征都不相關(guan) 。但從(cong) 個(ge) 體(ti) 的觀點看,張三是一個(ge) 完整的人,他的諸多其他性質,如身高、相貌、性格等雖與(yu) 他作為(wei) 工程師不相幹,但卻是張三之所以為(wei) 張三並與(yu) 其他人區別開的重要性質。從(cong) 這方麵說,個(ge) 體(ti) 就有重要的意義(yi) 了。

 

同樣,從(cong) 文化個(ge) 體(ti) 的觀點看,不同的文化雖然可以被劃分到同一種類型中,但從(cong) 文化的其他特征看,不同文化之間的區別又是絕對的。從(cong) 文化認同和民族生存的角度看,在區分文化類型時被忽略掉的諸多文化特征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yi) 。特別是處在現實的民族危亡的時代,隻有民族性的文化才能激發民族的凝聚力,使人們(men) 投身於(yu) 民族解放事業(ye) 中去。因此,馮(feng) 友蘭(lan) 大力強調每一民族文化與(yu) 其他民族文化之“異”。

 

此外,馮(feng) 友蘭(lan) 確立的中國哲學學科範式,至今也仍然支配著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他晚年長達十年之久的春蠶吐絲(si) 般地耕耘寫(xie) 作,最終完成百餘(yu) 萬(wan) 字的皇皇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在學術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新編》也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上不朽的篇章。如今,中國的現代化進行了數十年,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文化軟實力都日趨強大,曾經被西方堅船利炮摧殘蹂躪的中華文化正逐漸顯示出它的內(nei) 在生命力和強大吸引力。時至今日,西方文明的弊端不斷暴露,從(cong) 文明衝(chong) 突到文明對話的開始轉變,表明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體(ti) 係中扮演它越來越重要的獨特角色。而這些現實正與(yu) 上世紀一代哲人馮(feng) 友蘭(lan) 的觀點不謀而合。

 

馮(feng) 友蘭(lan) 生於(yu) 舊時代,終於(yu) 新社會(hui) ,一生跌宕起伏、飽經動蕩,也曾被各種政治勢力和潮流裹挾,不少行為(wei) 未必盡如人意。至於(yu) 他的文化抱負,一方麵要闡發舊邦,即詮釋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一方麵則輔成新命,即以自己的方式致力於(yu) 中國的現代化,其間的種種矛盾未必皆能圓融。他的一生,透露著一個(ge) 夾雜在舊觀念和新時代中間的知識分子的無所適從(cong) ;他的哲學,表現出“舊邦”與(yu) “新命”之間的難以彌合。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馮(feng) 友蘭(lan) 是舊邦與(yu) 新命之間的哲學家。


責任編輯:梁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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