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書(shu) 《繆和》《昭力》中“子”為(wei) 孔子考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於(yu) 《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

摘  要：馬王堆帛書(shu) 《繆和》《昭力》是儒家易說，其中的“子”並非後世之經師，更非黃老派學者，而是孔子，這可以從(cong) 諸多方麵得到論證。這兩(liang) 篇帛書(shu) 因此成為(wei) 研究孔子《易》教思想的重要資料。

關(guan) 鍵詞：帛書(shu) ；《繆和》；《昭力》；孔子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帛書(shu) 《周易》經傳(chuan) ，這在中國易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尤其是《易傳(chuan) 》釋文公布後，引起了海內(nei) 外學者的廣泛關(guan) 注，他們(men) 紛紛發表文章，展開了熱烈討論，極大地推動了易學研究。

帛書(shu) 《易傳(chuan) 》共有六篇，包括《係辭》、《二三子》、《衷》、《要》、《繆和》、《昭力》 。關(guan) 於(yu) 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單篇研究已經不少，尤其是《係辭》和《要》篇，不僅(jin) 有很多詮釋思想的論文，而且釋文、考釋、疏證也很多。但關(guan) 於(yu) 《繆和》、《昭力》的研究則相對較少，疏證性的著作僅(jin) 見鄧球柏的《帛書(shu) 周易校釋》、趙建偉(wei) 的《出土簡帛周易疏證》、丁四新的《帛書(shu) 昭力注釋》等，待發之覆尚多。

《繆和》《昭力》篇是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第五、六篇，共約六千餘(yu) 字，與(yu) 帛書(shu) 《二三子》、《衷》、《要》一樣，也大體(ti) 以問答形式解《易》。《繆和》篇在形式上、內(nei) 容上與(yu) 《昭力》篇較之其他篇都更為(wei) 接近，此篇共約七十行，約五千餘(yu) 字，可大致分為(wei) 二十四章。全篇很明顯分為(wei) 三部分，第一部分為(wei) 師徒問答形式，第二部分為(wei) 臚列“子曰”論《易》；第三部分為(wei) 以曆史故事闡發《易》理。 《昭力》篇共三章，皆是昭力與(yu) 先生之間關(guan) 於(yu) 《易》的問答。

學界對這兩(liang) 篇的看法還存在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的“子”到底是否孔子的問題，涉及到對先秦儒家易學和孔子思想的的整體(ti) 認識，因此尤值一辨。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和對這兩(liang) 篇的成書(shu) 、學派性質等密切相關(guan) 的。關(guan) 於(yu) 這兩(liang) 篇之間的關(guan) 係，已有學者進行了深入探討。廖名春先生以為(wei) “《繆和》《昭力》雖然各自名篇，但從(cong) 內(nei) 容來說，它們(men) 實即一體(ti) ，猶如一篇文章的上下兩(liang) 篇。《昭力》篇首沒有墨丁標誌，而最後所記子數‘六千’，實又包括了《繆和》在內(nei) ，就是這一道理。”[1]（P21）邢文先生說：“《繆和》《昭力》兩(liang) 篇實為(wei) 一種帛書(shu) ，篇分為(wei) 二，字數六千。”[2]丁四新先生則認為(wei) ：“《繆和》《昭力》的成書(shu) 過程從(cong) 邏輯上分解當是這樣的：首先《繆和》第一部分文本的第一層和第二層在類似筆記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一次拚接、整合，同時從(cong) 第一部分的形式和內(nei) 容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綜合考察，真正意義(yi) 的《繆和》文本也才第一次形成，並構成該篇的主體(ti) ，此前尚是散亂(luan) 的，未經匯編的；隨後第二部分的文本被編入其中；再隨後第三部分的文本被編入其中；最後《昭力》也被編者試圖——也僅(jin) 僅(jin) 是試圖——編入其中。而正是由於(yu) 最後一次的編輯活動隻是嚐試性的，尚處於(yu) 初步的階段，同時也顯示了編者的自我遏製行為(wei) ，因此《昭力》仍然得以獨立成篇，從(cong) 根本上來說與(yu) 《繆和》是分開的。”[3]

很多學者從(cong) 這兩(liang) 篇帛書(shu) 抄於(yu) 六篇的最後這一現象和其中出現的類似黃老思想的文辭表述來推斷其出現的時間相當晚，大約在大約在戰國後期，甚至有人認為(wei) 是漢初的作品。而有學者則認為(wei) 這兩(liang) 篇的成書(shu) 有一個(ge) 變動過程，而且抄本仍處於(yu) 變動過程中，其主體(ti) 部分的形成並不晚。進而，對這兩(liang) 篇的學派歸屬，學界主要形成了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認識：以陳鼓應、趙建偉(wei) 、韓國林亨錫等為(wei) 代表的“黃老學派”說和以李學勤先生、廖名春先生、郭沂先生、丁四新等為(wei) 代表的“儒家” 說。“儒家” 說中也略有分歧，如有學者就認為(wei) “這種《易》說，顯然交雜著儒家思想和黃老思想”。[1]（P24）

由於(yu) 學者對這兩(liang) 篇的認識存在如此分歧，必然導致在關(guan) 於(yu) 其中的“子”到底為(wei) 誰的問題上觀點也是涇渭分明。持“黃老學派”說的學者認為(wei) 其中的“子”為(wei) 黃老學者，這一觀點並未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而在持“儒家”說的學者中，也存在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wei) 其中的“子”（即先生）“無疑是七十子的後學”。這一觀點為(wei) 學界多數人所信從(cong) 。而另有一部分學者則認為(wei) 其中的“子”和前幾篇《易傳(chuan) 》中的“子”一樣，就是孔子。1筆者讚同後一種觀點，並在他們(men) 論證基礎上，補充幾點論據，綜合考證之。

第一，在傳(chuan) 統儒家經、子著作中，“子”一般指“孔子”，“子”作為(wei) 儒家後學對“孔子”的專(zhuan) 稱，幾乎是通例。在今本《易傳(chuan) 》和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前四篇中的“子”也顯然指“孔子”。那麽(me) ，本篇的“子曰”就是“孔子曰”應該是一個(ge) 合乎邏輯的推斷。而《繆和》、《昭力》兩(liang) 篇所出現的人物如繆和、昭力等並不見於(yu) 其他傳(chuan) 世和出土典籍，人們(men) 便據此懷疑這些人並非孔子弟子，則“子”非孔子。但是，孔子弟子三千，名見經傳(chuan) 的僅(jin) 七十餘(yu) 位，最多不過百人左右，繆和等不見其他記載亦屬正常。這不以足否定“子”非“孔子”的邏輯推斷。有學者根據繆和、昭力等人的姓氏似楚人姓氏，推測這些人可能是儒家易學流傳(chuan) 至楚地以後的楚地易學家，從(cong) 而割斷了他們(men) 與(yu) 孔子的直接關(guan) 係，進而自然得出“子”非孔子的觀點。[4]（P233）我們(men) 認為(wei) ，即使繆和、昭力為(wei) 楚人，也不能就完全否定他們(men) 為(wei) 孔子弟子的可能性。我們(men) 知道，孔子周遊列國，曾至於(yu) 楚地，有楚人弟子也是情理之中的。

第二，通過分析，我們(men) 知道繆和、昭力等人所問的“先生”與(yu) “子”為(wei) 同一個(ge) 人，而正是因為(wei) 在形式上《繆和》、《昭力》篇稱“先生”而與(yu) 前幾篇直接稱孔子和子不同，所以有學者認定此“先生”乃後世之經師，七十子後學。實際上，“先生”一詞，首見於(yu) 《論語•為(wei) 政》：“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此處“先生”一般解作“父母”，實不通。或解作“年長者”、“尊長”，可通，而本章弟子與(yu) 先生對舉(ju) ，然則訓為(wei) “老師”更為(wei) 允當。翟灝《四書(shu) 考異》、劉沅《四書(shu) 恒解》、鄭浩《四書(shu) 集注述要》等皆以為(wei) “先生”當指“老師”而言2。《孔子家語•六本》亦載子夏問孔子語：“然則四子何為(wei) 事先生？”則“先生”指老師十分明確。而《禮記•曲禮上》：“從(cong) 於(yu) 先生，不越路而與(yu) 人言。”鄭注：“老而教學者。”本篇之“先生”正是一“老而教學者”，這與(yu) 孔子晚年返魯，退修六經，教授弟子的情形相符。同時，在《韓詩外傳(chuan) 》卷六：“問者曰：‘古之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以 “古之知道者”稱“先生”，則亦合於(yu) 孔子身份，可為(wei) 旁證。臧琳的《經義(yi) 雜記》就暗引此語來訓上引《論語》之“先生”。退一步說，此“先生”即使不能代表春秋戰國之際的實際稱呼，也不能就此否定“子”為(wei) 孔子，因為(wei) 《繆和》、《昭力》等篇與(yu) 其他篇一樣皆抄寫(xie) 於(yu) 漢初，而從(cong) 《韓詩外傳(chuan) 》、《禮記》等文獻記載來看，此時“先生”作為(wei) 對老師的稱呼已經相當普遍了，故這兩(liang) 篇中的“先生”或是漢初抄寫(xie) 者根據當時習(xi) 慣而做的修改。

第三，在《繆和》篇“子”回答繆和關(guan) 於(yu) 《困》卦時說：“是故湯□□王，文王拘牖裏，〔秦繆公困〕於(yu) 殽，齊桓公辱於(yu) 長勺，越王勾賤（踐）困於(yu) 〔會(hui) 稽〕，晉文君困〔於(yu) 〕驪氏，古古（衍一字）至今，伯王之君，未嚐憂困而能□□曰美惡不□□□也。夫困之為(wei) 達也，亦猶□□□□□□其□□□□□□□□□□□□□，故《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此〕之謂也。”

在《說苑•雜言》中記載陳蔡絕糧時，孔子對弟子也說了一段類似的話：“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yu) 呂，文王困於(yu) 羑裏，秦穆公困於(yu) 殽，齊桓困於(yu) 長勺，句踐困於(yu) 會(hui) 稽，晉文困於(yu) 驪氏。夫困之為(wei) 道，從(cong) 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yu) 人難言信也。”這裏孔子的話與(yu) 《繆和》篇中幾乎一樣，雖然體(ti) 現的具體(ti) 語境不同，但都是在論《困》卦，所以我們(men) 可以斷定本篇的“子”就是孔子。

第四，《繆和》篇張射問，子曰：“天道毀盈而益謙，地道銷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亦見於(yu) 《韓詩外傳(chuan) 》和《說苑•敬慎》，同時在《二三子》中也有類似的話，且明記為(wei) 孔子之言。故此處“子曰”乃孔子語應不成問題，然則《繆和》全篇“子曰”皆為(wei) 孔子語明矣。

第五，在“李平問”一章，有一處明確稱“孔子曰”。根據《繆和》全篇的內(nei) 在結構的分析，和上下文的邏輯考察，我們(men) 可以認定此處“孔子曰”和上下文的“子曰”是平行關(guan) 係，而非上一“子曰”的引文。丁四新先生甚至認為(wei) 此處“孔子曰”的“孔”乃抄錄者的肯定性增加。[5]

第六，更為(wei) 重要的是《繆和》《昭力》篇所有“子曰”部分的思想是和孔子的思想相似、相通乃至相符的。有學者根據《繆和》《昭力》篇中的一些詞匯見於(yu) 黃老著作，或者根據“子曰”講謙、退等思想，就貼標簽似的認定此“子”是受黃老思想影響的經師，《繆和》篇是戰國末期甚至漢初黃老思想占思想主流的形勢下，儒家和黃老合流的產(chan) 物[6]。這是很不科學的。比如，“故君子處尊思卑，處貴思賤，處富思貧，處樂(le) 思勞”“聰明睿智守以愚，博聞強識守以淺，尊嚴(yan) 顯貴守以卑”等類似表述很多，這些思想誠然和老子、黃老思想很相符，但是否能據此就判定“子” 受黃老思想從(cong) 而否定“子”為(wei) 孔子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wei) 實際上，上述思想在《逸周書(shu) 》中就有表述。重謙德、守卑弱的思想是和文王、周公乃至上溯到堯舜等古聖賢的共同思想，其中體(ti) 現的憂患意識是和先王的境遇分不開的，而這種思想作為(wei) 中國先哲的智慧為(wei) 後來包括孔子和老子在內(nei) 的諸子所吸收，成為(wei) 他們(men) 思想的共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的思想較之老子有更多的辯證成分，他沒有像老子那樣片麵地發展了這種消極守弱的思想，而是全麵辯證地繼承了先王的積極進取和消極謙退的思想。我們(men) 知道，孔子思想是有一個(ge) 發展完善的曆程的。早年孔子恐怕是以積極進取的色彩為(wei) 主，但從(cong) 問禮於(yu) 老子，尤其是周遊列國、四處碰壁之後，晚年研習(xi) 《周易》，他對於(yu) 文王、周公以及堯舜的謙弱思想有了更深切地體(ti) 會(hui) ，從(cong) 而使其思想更加豐(feng) 富，更加辯證。因此，根據一些詞匯貼標簽的做法是很危險的。

從(cong) 這兩(liang) 篇中所反映的其他思想，如重言慎言、重視時、強調困窮對人成才的意義(yi) ，強調統治者為(wei) 政以德，但又不忽視刑罰等，皆與(yu) 孔子思想有著相同相通性，因此，我們(men) 可以認定“子”為(wei) 孔子。

第七， 從(cong) 《繆和》篇所反映的“子”對《周易》性質、作者、成書(shu) 年代的論述，我們(men) 可以看到“子”與(yu) 孔子的認識是一致的。在該篇中，孔子十分明確地指出《周易》為(wei) 古聖王明君所治所尊的政治寶典。我們(men) 可以發現，在回答弟子的發問時，孔子多次強調《周易》是聖王、明君所守所用所製作，這是孔子對《周易》作者、《周易》性質的一種概括。如：“夫《易》，明君之守也”；“夫《易》，上聖之治也”；“夫《易》，聖君之所尊也”。我們(men) 知道，在今本《易傳(chuan) 》中，對《周易》的創作年代、作者和性質有所論述。在《係辭》中關(guan) 於(yu) 《周易》的作者和成書(shu) 有幾段重要的記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觀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an) 物之情。作結繩而為(wei) 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nong) 氏作。斲木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wei)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nong)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之興(xing) 也，其於(yu)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xing) 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yu) 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根據金景芳先生的研究，“伏羲氏作八卦”一段文字乃後世竄入之文，並不足代表《易傳(chuan) 》作者的觀點。[7]（P179—181）而後麵兩(liang) 種說法都認為(wei) 《周易》經文產(chan) 生於(yu) 殷周之際的中古時代，與(yu) 紂王和周文王的事跡有關(guan) 。雖然從(cong) 文辭表麵來看，這兩(liang) 段話“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為(wei) 疑詞而不敢決(jue) ”[8] （P99），但實際上，據金景芳先生晚年的研究，這兩(liang) 段就是說文王作《周易》，和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是可以相互印證的。廖名春先生認為(wei) ，“‘邪’除了表疑問語氣之外，也能表陳述語氣。”[9]（P191）在帛書(shu) 《衷》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記載：“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者，孰能辨焉？”在帛書(shu) 《要》篇，也記有孔子的話：“文王仁，不得其誌，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xing) 也，予樂(le) 其知之……事紂乎？”實際上，孔子是在肯定地承認文王對《周易》的創作權。這些足證文王與(yu) 《周易》的關(guan) 係十分密切，文王創作《周易》的傳(chuan) 統說法恐怕不容否定。

在帛書(shu) 《繆和》中，盡管並未明言“文王作易”，但“子”也提到“文王拘牖裏”。如果將此與(yu) “子”一再強調的“明君之守”“聖君之所尊”“上聖之治”聯係起來，和今本《易傳(chuan) 》、帛書(shu) 《易傳(chuan) 》相互對讀，就能意識到，“子”在此一再強調《易》乃聖王明君所用所治所守所尊，此處所謂聖王明君實際上是暗指周文王。這和在帛書(shu) 《易傳(chuan) 》其它篇中所反映的是一致的。如果此推斷有牽強之嫌，那麽(me) 最起碼，在此 “子”眼中，《易》非卜筮之書(shu) ，而是一蘊涵政治哲學和人生智慧的寶典，這種關(guan) 於(yu) 《周易》性質的看法與(yu) 他書(shu) 所見孔子關(guan) 於(yu) 此問題的認識是一致的，這也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反證了本篇“子”為(wei) 孔子。

第八，有學者因《繆和》中涉及到孔子死後的曆史故事，便因此否定“子”為(wei) 孔子，也是不足取的。郭沂先生認為(wei) ：“此二篇亦為(wei) 《論語》類文獻，而其中所記孔子之後的事跡，與(yu) 今本《論語》載曾子死後事相似。”[10]（P312）實際上，這種現象隻要從(cong) 古書(shu) 成書(shu) 和傳(chuan) 流的規律著眼就可理解。我們(men) 知道，“古書(shu) 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長的過程。總的說來，除了少數經籍早立於(yu) 學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經過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那些僅(jin) 在民間流傳(chuan) 的，變動自然更甚。”[11]（P19）而《繆和》《昭力》兩(liang) 篇的情況尤其複雜。根據丁四新的考察，這兩(liang) 篇帛書(shu) 正處於(yu) 整合過程中，《繆和》篇所見孔子之後的曆史並非該篇主體(ti) ，而是後來逐漸編入的[3]，因此，我們(men) 不能據此否定“子”就是孔子。

綜合以上幾個(ge) 方麵的分析，我們(men) 認為(wei) ，《繆和》《昭力》篇中的先生即“子”就是孔子，而非後世之經師，更非黃老一派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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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