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歸來

——馬戎教授複稱“國語”的建議有道理

作者：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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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八日己亥

           耶穌2015年9月20日

近年來我國學界要求恢複“國語”的呼聲十分強烈。最近，北大社會(hui) 學係馬戎教授在《環球時報》發文呼籲改稱“漢語”為(wei) “國語”。但學界也有反對改稱“國語”的聲音，一些人對“國語”曆史缺乏了解的人甚至認為(wei) 恢複“國語”名稱是無事生非，是在做字麵文章，此種誤解實為(wei) 大謬。筆者翻看前幾年的幾篇反對恢複“國語”名稱的文章，例如鈕葆先生的《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話"改稱"國語"》（以下簡稱“鈕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語言文字法〉拒絕"國語"名稱的原因和合理性──從(cong) “國語”好還是“普通話”好的爭(zheng) 論說起》（下稱“曹文”），看到這兩(liang) 篇文章在一些論述上有似是而非之嫌。知史明道，這就需要我們(men) 撥開籠罩在"國語"和"普通話"兩(liang) 個(ge) 名稱之上的曆史迷霧。

一、國家觀念的話語反映——民國時期的"國"字化

在社會(hui) 巨變中，語言問題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問題。如果把“國語”與(yu) 其他“國”字頭語詞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些詞從(cong) 產(chan) 生到被廣泛應用再到後來一度成為(wei) 話語禁忌的時代原因。

清末民初，國門大開，麵對外來文化衝(chong) 擊，國人亟需整理本國文化遺產(chan) 以重構中華民族的文化體(ti) 係。在比對和反證中，與(yu) "西方"之"西"相對的“國”字就成了國人對中華文化身份自認的重要標識，並由此形成了一個(ge) 頗具規模的“國字號”社會(hui) 文化運動，一時間，“國語”“國文”“國學”“國醫”“國畫”“國樂(le) ”“國劇”“國術”“國故”“國父”“國民”“國族”等“國”字屬詞匯，成為(wei) 了國人對世紀初國家政治文化共同體(ti) 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年1月顧實指出：“邇來國家觀念普及於(yu) 人，……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複觸目皆是。”[1]最典型的例子是“國族”，這個(ge) 詞的產(chan) 生本身就在於(yu) 強調對民族共和一體(ti) 的認同。“國語”一詞在當時受到青睞，亦在於(yu) 以國民通用語言建構為(wei) 其旨的“語言統一”運動，有著維護國家統一及促進教育普及之效。彼時其他的“國字頭”熱詞也都與(yu) 民族身份自認相關(guan) 。當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dang) 搞一黨(dang) 獨裁，言必稱“黨(dang) 國”，可謂以“黨(dang) ”禍“國”。隨著1949年因專(zhuan) 製腐敗和發動內(nei) 戰而失去民心的國民黨(dang) 政府在大陸的崩潰，“國”字頭語詞家族也遭受了殃及。這是曆史的必然。

二、"國字頭"話語退出：國共內(nei) 戰在宣傳(chuan) 話語鬥爭(zheng) 上的延續

“鈕文”質疑《提案》：“（《提案》）說建國初期確定使用‘普通話’這個(ge) 名稱是'為(wei) 避免使用國民黨(dang) 當權時所通用的‘國語’就選擇了‘普通話’一詞'。《提案》人如此歸納新中國建立時對語文政策製定中一些重要名稱的選用原因,依據是什麽(me) 呢?如果有依據，對於(yu) 這麽(me) 重大的事情,是不該全然不提供依據的；如果沒有依據,那就是把莊嚴(yan) 的提案兒(er) 戲化了。”實際上，《提案》所說非虛。

1949年國民黨(dang) 敗退台灣後，國共政治話語鬥爭(zheng) 形勢仍非常嚴(yan) 峻。當時的台灣大興(xing) 文字獄，“法國作家左拉的小說，因為(wei) 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灣出版，馬克·吐溫，因是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黨(dang) 營文化出版事業(ye) 的一台台攪拌機轟鳴不止，打算在每個(ge) 人的大腦裏澆鑄出一塊塊任由黨(dang) 國跑馬的廣場”，使得台灣的上世紀50年代成為(wei) “漢語自身曆史上最為(wei) 醜(chou) 陋、粗鄙的一段”。[2]

在大陸，一場肅清國民黨(dang) 統治精神餘(yu) 毒的戰爭(zheng) 也隨即打響。客觀地說，對於(yu) 人民政權的鞏固來說，這樣的思想肅清有其必要性。但由於(yu) 時代的局限性，在與(yu) “國民黨(dang) 反動派”有關(guan) 事物的區分上，當時我們(men) 也“采取了冒進的一刀切模式，即‘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men) 就堅決(jue) 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men) 就堅決(jue) 支持’”。按照這樣的邏輯，針對國民黨(dang) “反共複國”的準備，我們(men) 這邊當然需要搞鬥爭(zheng) 話語上的去“國”化了。於(yu) 是，“國”字頭名稱紛紛退出曆史舞台。因為(wei) 這個(ge) “國”字可以代表“國民”“國家”，也會(hui) 讓人聯想到“民國”“國民黨(dang) ”“黨(dang) 國”之類的詞。由於(yu) "國"字在當時被視作國民黨(dang) 反動意識形態的象征，"國字號"被牽連九族。這種“恨屋及烏(wu) ”的思維當時普遍存在。

“鈕文”在質疑"提案"時批評提案人，作為(wei) “長期從(cong) 事語言學研究和語言文字工作的《提案》人對‘普通話’和‘國語’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早於(yu) 上個(ge) 世紀初期就並行並用的曆史事實不會(hui) 不知道，而知道卻又這樣謬講，這是很不妥當的”。進而質問：“不把‘普通話’改稱‘國語’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可問題是：對這樣一件道理很清楚的事情，怎麽(me) 卻是由幾位語言學者身份的政協委員把它的否命題以《提案》的方式提交給全國政協了呢?”鈕文此處措辭欠妥，而且顯然忽視了"國"字頭語族在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集體(ti) 退卻的曆史。

三、用“普通話”反對“國語”：蘇式階級鬥爭(zheng) 話語的印記

如“鈕文”所言，“普通話”和“國語”在民國時期是“並行並用”的，但兩(liang) 個(ge) 概念被賦予了不同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二詞顯然有著朝野地位的不同。為(wei) 何在建國初“國語”不僅(jin) 失去了“在朝”的地位，而且很快也失去了與(yu) “普通話”“並行並用”的資格了呢？這是受帶有極左傾(qing) 向的蘇式階級鬥爭(zheng) 話語的影響使然。受其影響，我們(men) 過去一直強調要創造出一種為(wei) 工農(nong) 兵所需要的勞動大眾(zhong) 的“普通話”。

現在來看，瞿秋白、鄭伯奇等一些左翼文人的語言文字理論在重視人民群眾(zhong) 鮮活的口語實踐和語文現代化方麵無疑有其積極意義(yi) ，但其倡導與(yu) 語言雅化背離的俗化，以及要求廢除漢字的偏激觀點，也顯示出了其作為(wei) 非專(zhuan) 業(ye) 語言工作者對漢語言文字本身民族性特點的忽視，而且其語言理論的許多方麵也不具備語言學的科學性，存在較大的局限性，正如楊慧指出的那樣：瞿秋白在“無產(chan) 階級無上的先進性和科學性”二者之間充滿了矛盾糾結，“構成了瞿秋白思想深處的文化矛盾乃至個(ge) 人思想危機”。[3]對此，解放前茅盾先生曾作過批評分析，但並不深入。建國初，由於(yu) 我們(men) 在語言文字理論建設上準備得不夠充分，這種帶有很大局限性尚未得到全麵清晰梳理的語言文字理論，成為(wei) 了當時指導語言文字工作的為(wei) 數不多的理論遺產(chan) ,影響了當時語言文字政策的製定（包括對於(yu) "國語"和"普通話"名稱抑揚存廢的選擇）。

四、雙語發展、"兩(liang) 全其美"——多元一體(ti) 之中華民族的語言格局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冷戰陰雲(yun) 散去，兩(liang) 岸意識形態對罵也偃旗息鼓，中華民族迎來了邁向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新時代，在改革開放造就的寬鬆的社會(hui) 氛圍中，“國”字頭語族獲得了重生的條件。如果說20世紀初期“國”字頭現象顯示出中華文明在半殖民地語境中的掙紮抗爭(zheng) 的話，新時期“國”字頭語族的崛起，則是隨中國國力日強之勢，國人在全球化時代西方文化大舉(ju) 入侵的後殖民主義(yi) 語境中，努力擺脫文化邊緣心態，以重新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語言表征。

1988年，中國民族管弦樂(le) 學會(hui) 常務理事張鏡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音樂(le) 部主任王嘉實主張複用"國樂(le) "名稱；2000年，教育部高等院校藝術類專(zhuan) 業(ye) 教學指導委員會(hui) 成員傅謹呼籲複用"國劇"名稱；語文教育工作者龔仁貴（2001）、江川（2002）、彭光宇（2010）等呼籲複用"國語""國文"名稱。

“國語”歸正目前遇到的一個(ge) 問題是一些學者在民族問題認識上存在著似是而非的認識誤區。“鈕文”和“曹文”在其論述中就以“普通話”更能體(ti) 現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語言平等為(wei) 論據，否定“國語”歸來的意義(yi) 。曹文承認：“毋庸諱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廢止國語，同蘇聯影響有著直接而明顯的關(guan) 係。”曹文多處引用前蘇聯一些人的觀點和瞿秋白當年轉述複製來的前蘇聯語言理論，以已經解體(ti) 了的蘇聯過去的語言理論作為(wei) 圭臬，似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首先，前蘇聯的國家語言規劃存在著重大缺陷。前蘇聯的解體(ti) 與(yu) 其語言政策的失誤不無關(guan) 係，以其為(wei) 戒，今天我們(men) 既要借鑒他們(men) 在保護各民族平等權利上的一些思路和舉(ju) 措，也要充分認識其語言政策的失誤。其實，在上世紀20年代，我國學者對於(yu) 蘇聯民族政策的策略性和意識形態性已有過分析。一個(ge) 龐大的多族群國家由於(yu) 沒有長遠的科學合理的語言規劃與(yu) 法製建設，隻能自吞苦果。前蘇聯教訓就是：“沒有建立將俄語作為(wei) 國家通用語言進行推廣的法律框架”，[4]沒有確立俄語國家通用語的地位，致使其"語言政策未能有效地發揮對國家認同應有的促進作用"。

其次，必須看到我國的總體(ti) 語言戰略規劃和法製建設明顯優(you) 於(yu) 前蘇聯。如果說建國初我們(men) 的語言工作還有著仿蘇色彩的話，新時期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建設中，我們(men) 已經初步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規劃思路。所以當今我們(men) 在討論語文問題時，不應處處再拿一個(ge) 已經解體(ti) 了他國的政策來作立論的依據。我國語言政策是根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民族特點製定的，尊重各民族的語言權利，能夠保證各民族語言的繁榮和發展，同時重視服務於(yu) 民族國家構建的大局，以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社會(hui) 和諧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客觀需要。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所謂"多元"就是民族之間地位平等，所謂一體(ti) 就是有著共同的政治認同和超越各族群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認同。我國公民具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兩(liang) 種身份，因此，在語言認同上既要認同本族群的語言，又要認同國家通用語，學好雙語。張文木在論述中國國家語言戰略規劃時指出：“國語是國家公民統一使用的無差別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國語是通過國家教育實現的；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則是國家內(nei) 部不同民族和地區內(nei) 各自通用的有差別的交流工具。”[5]“鈕文”“曹文”在論述中都顯然混淆了族群語和國家通用語的功用，忽視了“國語”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

五、"國語"歸來——我國當前統戰戰略發展的現實需要

1985年，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指出：“全國各民族的族際共同語叫做國語，也未嚐不可。”[6]而"普通話"這個(ge) 名稱在學理上是否嚴(yan) 謹，這在國家語委內(nei) 部也有過討論。1995年，時任國家語委語言組書(shu) 記的林炎誌先生透露：“‘普通話’一詞將逐漸改用‘通用語’。語言文字工作不久將進入法製化管理的層次,‘普通話’作為(wei) 法律用語,不夠嚴(yan) 密。‘通用語’是高於(yu) 各民族語言的用語。‘普通話’隻是指漢民族語言的普及用語。‘通用語’還賦有國家地位，在國際上也能接軌。同時，采用這一概念，也是符合憲法的。通過推廣‘通用語’即推廣普通話，有助於(yu) 提高漢語在國際上的地位。”[7]林先生是主張以“通用語”的說法代替“普通話’。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學術界，郭熙、田惠剛、曹桑等先生也紛紛提出“普通話”更名的建議，可見“普通話”這個(ge) 名稱在學者那裏已經祛魅，而“國語”也不再是政治忌語。根據漢語構詞慣例，“國家通用語言”這一短語的簡稱就是“國語”，和“普通話”根本不挨邊。種種拒斥“國語”的意見都因循著曆史的成見，在偉(wei) 大的變革時代的映襯下，更顯抱殘守缺的局促。

名稱問題關(guan) 乎中華民族語言生態建設的問題（是要雅化還是俗化），更關(guan) 係到對國家忠誠的公民教育問題。在此問題的認識上，我們(men) 應把思想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和《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ye) 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上來。國家通用語言能力作為(wei) 國家公民的基本語言能力之一，應通過學校教育使公民擁有這一能力得到切實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第三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必須認識到，在公民教育中推廣國家通用語（即“國語”）對於(yu) 形塑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意義(yi) 重大。2009年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新疆區委會(hui) 主委蔣平安在“兩(liang) 會(hui) ”日記對於(yu) 講“國語”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方麵，圖書(shu) 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是通過立法加強漢語作為(wei) 國語的地位，少數民族學習(xi) 和掌握漢語言文字是提高中華文化在各少數民族中認同感的更重要的途徑。”[8]

當前，大陸地區應從(cong) 文化統戰的高度，兼顧台灣地區的社會(hui) 母語課程的現狀及台灣特殊的政治生態。多年以來，一些台獨分子鼓吹自己不是中國人，而僅(jin) 是“含有漢族血統的漢人與(yu) 中華文化素養(yang) 的華人”。2010年馬英九主政時，“國語文”改“華語文”傳(chuan) 說再起，台灣兩(liang) 岸統合學會(hui) 立即發表聲明痛斥此舉(ju) 是“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鄭聲亂(luan) 雅、亂(luan) 紫奪朱”。聲明嚴(yan) 正指出：更改國語文課程名稱是“大是大非之事”，“‘國文’變成‘華文’，‘國語’變成‘華語’時，國基崩毀、魂魄不存！”[9]這是多麽(me) 振聾發聵的聲音！

世界上隻有一個(ge)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恢複“國語”名稱，意在強調中華民族擁有同一“族際共同語”（周有光語）課程和共同的“社會(hui) 母語”（王寧語）課程，有助於(yu) “一國”意識的進一步強化。正像王東(dong) 傑先生指出的那樣：“通過‘正名’，人們(men) 可以發動一場政治和社會(hui) ‘革命’，也可以縫合由此帶來的曆史裂紋。正是通過類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語行為(wei) ’，那個(ge) ‘成文的’、‘標準的’、同時也是線性的國族敘事被不斷修改，又不斷成形——盡管言說並非塑造曆史的唯一方式。”[10]如果說“普通話”名稱受青睞是革命年代左翼語文運動使然的話，當今恢複“國語”稱謂正是“縫合曆史裂紋”和進行新的“國族敘事”的現實需要。與(yu) 時俱進，在世興(xing) 我。當前，我國正在展開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宏大敘事，在中華民族統一體(ti) 全麵複興(xing) 的“中國夢”民族想象過程中，“國語”歸來當為(wei) 應有之項。（此文摘自《北華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15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顧實.國立東(dong) 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shu) [J].國學叢(cong) 刊,1923，1（04）：121-127.

[2]胡平.沉默，是將大地吸幹——台島50年代恐怖主義(yi) 之隱性暴力[J].隨筆,2013（1）：56-78.

[3]楊慧.口語的革命動力學——略論瞿秋白的文藝大眾(zhong) 化思想[C]//韋爾申，張偉(wei) .中華美學學會(hui) （第七屆）全國美學大會(hui) 會(hui) 議論文集，2010：260-273.

[4]田鵬.語言政策與(yu) 國家認同：原蘇聯民族語言政策的失誤與(yu) 思考[J].俄羅斯東(dong) 歐中亞(ya) 研究,2013（1）：1-7.

[5]張文木.在推進國家語言戰略中塑造戰略語言[J].馬克思主義(yi) 研究，2011（3）：83-91.

[6]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新階段[J].文字改革，1985（05）：5-11.

[7]成純.“普通話”將改`通用語”[J].咬文嚼字，1996（2）:7.

[8]2010年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新疆區委會(hui) 主委蔣平安“兩(liang) 會(hui) ”日記.新疆民革網.[EB/OL].https://www.xjmg.org/show.aspx?id=1341/2014-3-3.

[9]中評社.兩(liang) 岸統合學會(hui) 曝“馬政府真的要去中國”[EB/OL].（2010-09-01）[2014-11-10].https://www.crntt.com/doc/1014/3/3/5/10143351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33512&mdate=0901165329

[10]王東(dong) 傑.官話、國語、普通話:中國近代標準語的“正名”與(yu) 政治[J].學術月刊，2014（2）：155-170.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