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貴州龍場再悟良知之道

作者：歐陽輝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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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道德與(yu) 文明》2015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初九日辛醜(chou)

           耶穌2015年7月24日

【摘要】明代殘酷的政治生態與(yu) 政治壓迫是王陽明龍場悟道出“良知”的政治曆史背景。他的“良知”說，是對孟子、理學和佛學的傳(chuan) 承和發展。“吾性自足”是其“良知”的主要內(nei) 容。長期堅持的執著精神是產(chan) 生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之道的主要方法。王陽明的“良知”說彰顯了人的主體(ti) 價(jia) 值，具有民間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會(hui) 性，代表了儒學發展的新方向，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王陽明；貴州龍場；良知；吾性自足；執著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yu) 姚人。我國明代著名的哲學家、倫(lun) 理學家、教育家、軍(jun) 事家、思想家，心學集大成者，是明學“自性之學”的真正創立者。王陽明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集內(nei) 聖和外王於(yu) 一身的“儒學完人”。清代康熙年間的著名學者馬士瓊說：“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xing) 三百年，名公巨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jun) 之氣，所雲(yun) 參天地，關(guan)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唯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王陽明全集·王文成公文集原序》卷四十一）這段話雖然有溢美之詞，但讚譽王陽明為(wei) 中國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式的人物並不為(wei) 過。縱覽王陽明的一生，他最為(wei) 人所稱道且具神秘色彩的是貴州龍場悟出“良知”之道。這種瞬間的生命頓悟和感念的體(ti) 驗，其實並不是一種神秘主義(yi) 不可知的體(ti) 證，而是具有時代背景和理論淵源的，同時也與(yu) 王陽明執著的個(ge) 體(ti) 體(ti) 驗、學習(xi) 經曆、知識結構和自身人生的經驗與(yu) 宦海沉浮分不開。

一、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的政治曆史背景

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之道是一夜頓悟的結果，那麽(me) 就把王陽明推向了神壇的位置，認為(wei) 他是天才的思想家，不學而能。這樣我們(men) 就犯了神秘主義(yi) 錯誤，與(yu) 儒學的實踐精神不相吻合，更與(yu) 其“良知”的精神背道而馳。時代是產(chan) 生哲學家最好的土壤。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不是一夜頓悟的產(chan) 物，而是當時的曆史現實和他自身長期思考體(ti) 察和學習(xi) 的結果。

明代殘酷的政治生態與(yu) 政治壓迫是王陽明龍場悟道出“良知”的現實環境。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在胡居庸謀反被殺之後，宣布廢除實行了幾千年的宰相製度。宰相製是秦朝以來實行的“士人”與(yu) 君主共治天下的一種良好的政治製度，也是“士人”讀書(shu) 登第實現自己理想的階梯。宰相對國家的治理和政府治權的貫徹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程頤曾經說：“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宰相的職權是“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宋史·職官誌》），其功能是“掌邦國之政令，弼庶務，和萬(wan) 邦”，“執大政”（《宋會(hui) 要·職官》）。著名學者餘(yu) 英時教授說：“盡管以權力結構言，治天下的權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論上，治權的方向（‘國是’）已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決(jue) 定，治權的行使更完全劃歸宰相為(wei) 首的士大夫執政集團了。”［1］《自序二》同時，宰相對限製王權專(zhuan) 製具有重要的監督作用。對於(yu) 士人來說，最大的政治理想不是推翻王權自己做皇帝，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考中進士，成為(wei) 輔佐皇帝的樞紐之臣，實行王道政治，實現齊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明代先後設置了直接聽命於(yu) 皇帝的東(dong) 廠、西廠、內(nei) 行廠和錦衣衛等特務組織，用來監控、暗殺和密裁政府官員，殘酷無比。《明史》說：“明錦衣衛獄近之，幽係慘酷，害無甚於(yu) 此者。”（《明史·刑法三》卷九十五）同時，明代皇帝並不尊重士人出身的政府官員，在上朝時如果犯錯誤，或者一時忤逆皇帝，輕則廷杖，重則推出午門外斬首。王夫之說：“身為(wei) 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xi) 於(yu) 訶斥，曆於(yu) 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淩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yu) 得生。”（王夫之《讀通鑒論·漢高帝》卷二）廠衛、錦衣衛、廷杖等專(zhuan) 製手段的施行，能讓官員“隱忍而幸於(yu) 得生”就已經是不幸中的萬(wan) 幸了，這對於(yu) 那些“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同上）的士大夫不僅(jin) 是一種精神打擊，而且是一種肉體(ti) 折磨。

我們(men) 從(cong) 現存的文獻比較中可以知道，漢代丞相犯錯誤，也不會(hui) 被殺，最嚴(yan) 重也是允許丞相在家中自裁，保留一份人臣的尊嚴(yan) 。唐代的君主對大臣更是親(qin) 密有加，我們(men) 從(cong) 《貞觀政要》中可以看出來。宋代君主比較寬仁，“不殺士大夫”、“文臣無歐刀之辟”（王夫之《宋論》卷一）、“其於(yu) 士大夫……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王夫之《宋論》卷十）。但是因為(wei) 明代實行高度集中的皇權專(zhuan) 製製度，所以，很多士人都不願意出仕為(wei) 官，也很少給皇帝上書(shu) 暢談國家治理之策。這與(yu) 宋代士人積極給皇帝上書(shu) 形成鮮明的對比。

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實行特務組織，監控和暗殺政府官員，這一方麵加強了專(zhuan) 製王權的絕對權力，另一方麵士人“得君行道”、“以道進退”的仕途也被阻斷了。宰相製度被廢除，士人“得君行道”、“以道進退”的政治理想也同時化為(wei) 泡影了。他們(men) 既然不能在“廟堂”上實現理想，轉而在民間“移風易俗”。這正如荀子所說的，“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在這種相權被廢，朝廷又實行嚴(yan) 酷的特務組織，造成全國官員人心惶惶的政治生態背景下，廣大士人對“學而優(you) 則仕”的興(xing) 趣不大，轉而將全部精力轉入民間，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價(jia) 值。

王陽明二十八歲中進士到三十五歲被貶為(wei) 貴州龍場驛丞，到此時已經為(wei) 官七八年了，這中間經曆了許多的政治事件，最嚴(yan) 重的一次就是得罪大權在握的宦官劉瑾，遭廷杖三十，這損害了他的健康，王陽明五十四歲病逝，與(yu) 這次廷杖損體(ti) 有關(guan) 。當然更可怕的是，王陽明因為(wei) 得罪劉瑾被貶為(wei) 龍場驛丞，他在去貴州龍場的路上還遭到了劉瑾派出特務的暗殺。隻是王陽明睿智，逃過了這次死亡追殺，有幸活著到了貴州龍場。這種嚴(yan) 峻的政治生態和政治壓迫，對於(yu) 一個(ge) 具有遠大抱負的儒家思想者來說，心理和生理不能不受到強大的衝(chong) 擊和刺激。

同時，貴州龍場自然環境惡劣。《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1508年）記載：“龍場在貴州西北萬(wan) 山叢(cong) 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yu) 居夷人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卷三十三）這對王陽明無疑也是極大刺激。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和自然環境下，他選擇住在龍場山洞的石槨之中，王陽明已經做好了隨時死亡的準備。但是，作為(wei) 一代偉(wei) 人，在死亡之前他不可能不思考自身曾經經曆的一切。所以，在龍場悟道的那夜他還在思考“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同上）的追問。在這種現實的刺激之下，才有龍場頓悟“良知”之道的發明，因此，我們(men) 說龍場悟出“良知”之道，肯定不是一種神秘主義(yi) 體(ti) 驗和頓悟。

當然，王陽明龍場悟道的出現，除了上述嚴(yan) 峻的政治生態和政治壓迫之外，還與(yu) 王陽明平時的學習(xi) 和成長經曆、家庭教育等因素相關(guan) ，但是嚴(yan) 峻的政治生態和政治壓迫無疑是其龍場悟道的主要“刺激源頭”。

二、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之道的理論傳(chuan) 承、主要內(nei) 容和方法

《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1508年）記載，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cong) 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yu) 歌詩；又不悅，複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wei) 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cong) 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卷三十三）這是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精彩表述。王陽明龍場悟道的具體(ti) 內(nei) 容是體(ti) 認到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良知”的真正內(nei) 涵。“良知”是道德主體(ti) 應對萬(wan) 事萬(wan) 物的磨難而不被外物挫敗的道德主體(ti) 精神的挺立和張揚，是主體(ti) 自己決(jue) 定自己的一種道德呈現。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王陽明通過改造和發展格物致知而成“良知”。“良知”是對“格物致知”的繼承和發展，是宋明理學在道德認識論和道德修養(yang) 論上的一次偉(wei) 大的“揚棄”和“損益”，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

1、“良知”是對孟子、理學與(yu) 佛學的傳(chuan) 承和發展。

“良知”是對孟子“良能”的發展。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qin) 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qin) 親(qin) ，仁也；敬長，義(yi)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wei) “良知”是指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情感，是先驗性的，其基本的表現形式是“愛其親(qin) ”、“敬其兄”，具有“仁”和“義(yi) ”的內(nei) 涵。不過，在應用範圍上，孟子主要將“良知”鎖定在家庭倫(lun) 理中。［2］P24-25在個(ge) 體(ti) 道德心理層麵上說，孟子“良能”隻是一種心理層情感，並不具有哲學的高度。宋明理學認為(wei) ，孟子提出“良能”之後，在漢代就中斷了。漢代儒學主要注重訓詁和師法，更多的是強調儒學的政治功能，如董仲舒的公羊學。

佛教在兩(liang) 漢之際傳(chuan) 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與(yu) 中國文化的激蕩與(yu) 融合，到了唐代佛教大盛。佛教重視心，尤其是禪宗特別強調佛心與(yu) 佛性。佛學講的心，指的是未經汙染的真如心。被私欲私利蒙蔽的心，佛教認為(wei) 是“假心”。導致“假心”產(chan) 生的主要是十二因緣。因此，要想成就佛法，就要破除“假心”，獲得“真如”。佛教認為(wei) 通過“定”和“慧”兩(liang) 種方法可以破除“假心”，獲得佛心即“真如”。“定”就是方法，一般指坐禪，“慧”的方法主要是悟道。［3］P366佛教的這些獲得佛心的方法刺激了宋明理學家，這自然包括王陽明。

宋代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和陸九淵等借鑒佛學的方法結合傳(chuan) 統儒家的思想資源，構建了體(ti) 係縝密的理學和心學體(ti) 係。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和朱熹的思想資源，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創立“良知”說。同時，這也與(yu) 王陽明早年接受佛教的訓練有關(guan) 。佛教中的天台宗和華嚴(yan) 宗，尤其是華嚴(yan) 宗，強調理事圓融、事事圓融、理事無礙。這為(wei) 王陽明通過“良知”打通人內(nei) 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提供了理論基礎。

因此，“良知”是對孟子、理學和佛學的傳(chuan) 承和發展。王陽明構建的“良知”說，已經不同於(yu) 孟子的“良能”和佛教的“唯心”說，而是打通了人內(nei) 心“理”和外在的“事”與(yu) “物”，是內(nei) 在和外在、人與(yu) 自我、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然、人與(yu) 宇宙萬(wan) 物、主體(ti) 與(yu) 客體(ti) 的融合與(yu) 統一。

2、“良知”的主要內(nei) 容是“吾性自足”。

“吾性自足”出自《王陽明年譜》，是他貴州龍場悟道的體(ti) 驗，“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矣。”（《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卷三十三）“吾性自足”代表了“良知”的主要內(nei) 容。

很多研究者認為(wei) ，王陽明的“良知”的主要內(nei) 容是內(nei) 心自我的呈現，是一種心靈的直覺體(ti) 驗。這種觀點散見在當今的中國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倫(lun) 理思想史和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等著作中。其實這是值得商榷的。王陽明貴州龍場悟道，悟出的“良知”不是一種心靈的臆想，不是現代心理學上說的一種單獨的孤標傲世的自我與(yu) 自我的對話，更不是禪宗唯心的無念虛空。王陽明的“良知”說，是打通了人自身內(nei) 在的“良知”或者如孟子說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的“四端之心”，是人本身的仁心、義(yi) 心、禮心和智心組合而成的“良心”，是與(yu) 外在事物“理”的統一，是人自身的“良知”溝通自我、內(nei) 心與(yu) 身外“存在”的統一。“良知”就是“理”，這是王陽明反複強調的，但是“理”隻有一個(ge) ，因此“良知”隻能有一個(ge) 。心中的“理”即“良知”就是外物的“理”。“良知”和“理”其實一個(ge) “理”。“理無內(nei) 外，性無內(nei) 外”（《王陽明全集·答羅整庵少宰書(shu) 》卷二），因此，“良知”就無內(nei) 外，“良知”是內(nei) 在和外物的統一，即是理、性、心、意、物等的統一。

“理”的一切活動都歸於(yu) “一”。“理”不是脫離自我和外物，同樣，“良知”也就是“一”，不能脫離自我和外物。王陽明說：“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wei) 外，認物為(wei) 外，而不知義(yi) 外之說，孟子蓋嚐辟之，乃至襲陷其內(nei) 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王陽明全集·答羅整庵少宰書(shu) 》卷二））王陽明這裏把理、性、心、意、物都歸於(yu) “一”。這是“理”的“一”，因為(wei) “理”就是“良知”，所以也是“良知”的“一”。同時，這一切也都是“良知”的運行與(yu) 呈現。王陽明還進一步指出，“理”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如孝之理，不是不變的，隻有行孝才知孝之理。“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wei) 知孝弟。”（《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卷一）所以，後來王陽明為(wei) 了讓人體(ti) 知“良知”，提出“知行合一”。這樣才能讓人完全把握“良知”的內(nei) 容。這就是王陽明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良知”的主要內(nei) 容。

3、長期堅持的執著精神是產(chan) 生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之道的方法。

王陽明龍場悟道並不是一時的頓悟和醒覺，而是長時間的生活體(ti) 驗、宦海沉浮和生命考驗的結果。盡管《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在敘述王陽明龍場悟道的時候，猶如鳳凰涅槃、神鬼莫測。“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cong) 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yu) 歌詩；又不悅，複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wei) 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cong) 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矣。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卷三十二））這是目前我們(men) 所知王陽明龍場悟道最詳細的記載，他悟出“格物致知”的時間是“中夜”。“中夜”，一般的時間應該指子時，即晚上十一點到淩晨一點。很多人覺得神秘原因就在於(yu) 此，因為(wei) 這是王陽明“中夜”忽然悟出的心理體(ti) 認。其實，我們(men) 從(cong) 王陽明“悟道”之前的經曆來看，他這種“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yu) 他長時間的執著有關(guan) 。我們(men) 可以舉(ju) 出兩(liang) 個(ge) 例子來證明。

一個(ge) 例子是青年時代合巹之夜離家出走。王陽明十七歲結婚，合巹之夜當天忽然離家出走，至於(yu) 出走的原因不是很清楚，有的說是因為(wei) 他患有結核病，做出異常的舉(ju) 動並不奇怪。但是依據現代醫學理論，結核病和異常舉(ju) 動並沒有必然的聯係。同時，心學大師陸九淵也患有結核病，他卻沒有做出異常的舉(ju) 動。這說明，患結核病的人會(hui) 做出異常的舉(ju) 動，並不具有醫學上臨(lin) 床表現。那隻能說明一個(ge) 問題，就是王陽明對認識事物的執著。王陽明十七歲時沉溺於(yu) 道家。所以，當時他在鐵柱宮遇見道士，就想請教道家養(yang) 生之術，談了一夜，忘記了合巹之夜，第二天才被嶽父派人尋回。至於(yu) 他和道士具體(ti) 談了些什麽(me) ，我們(men) 今天不得而知。盡管《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luan) 錄》記錄了王陽明與(yu) 道士交談的逸聞，但是這畢竟是小說家言，不足為(wei) 信。［4］P77但是，這也說明了一個(ge) 事實：王陽明對認知事物的執著。這種執著的求知性格，為(wei) 他在貴州龍場處於(yu) 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萬(wan) 山叢(cong) 棘中悟出“良知”提供了基本心理條件。

另一個(ge) 例子是格竹失敗。王陽明青少年時代，跟隨父親(qin) 住在京師。他父親(qin) 的官邸有許多竹子，當時他和錢氏談論成賢成聖的問題，讀到程頤的一句話：“眾(zhong) 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而立即想到“格竹子”之“理”，兩(liang) 人日夜冥思苦想，終無所得。三天之後，錢氏因疲勞過度而病倒，隻好放棄。王陽明認為(wei) 錢氏精力太弱，所以自己更加努力“格竹子”。［4］P72他取了竹子來研究，東(dong) 看也不成，西看也不成，摘了葉也不成，格了枝也不成。［3］P351七天之後，王陽明同樣因為(wei) 疲勞過度而病倒，最後歎曰：“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王陽明全集·傳(chuan) 習(xi) 錄下》卷三）王陽明“格竹子”的內(nei) 容記載在《傳(chuan) 習(xi) 錄》下卷中。《王陽明全集》收錄的《陽明先生年譜》記載王陽明此時的年齡是二十一歲。但是清華大學陳來教授考證，王陽明十九歲的時候祖父去世，父親(qin) 王華回餘(yu) 姚治喪(sang) 三年，所以二十歲時王陽明應當在餘(yu) 姚。《年譜》記載應該有誤。但是不管是不是二十一歲，“格竹”事件卻是真實的。這個(ge) 例子說明，盡管他少年格竹子用的是物理學的方法去認知“天理”導致失敗，但至少說明他對事物的認識是執著的。當然，他用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方法去認知理學關(guan) 於(yu) 宇宙萬(wan) 物通變之“天理”，這方法本身就不對，失敗是難免的。可是，我們(men) 不能不佩服少年王陽明的勇氣和執著。可以說，這是他後來龍場悟道的一次少年預演和彩排。

由此可見，王陽明從(cong) 合巹之夜離家出走，到格竹失敗，再到龍場悟出“良知”之道，是其執著的秉性造成的。龍場悟道不是神秘的產(chan) 物，也不是外在神意的“坎陷”（牟宗三語），而是他長期的生命體(ti) 驗、生活經曆和執著的秉性自然而然產(chan) 生的。

三、王陽明龍場悟出“良知”在儒學思想史上的價(jia) 值

王陽明的“良知”說彰顯了人的主體(ti) 價(jia) 值，具有民間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會(hui) 性，代表了儒學發展的新方向，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唐宋易代之際，中國思想史上儒、道、釋都發生了革新運動。佛教的革新運動是慧能新禪宗的出現。這場革新使印度佛教經由兩(liang) 漢之際傳(chuan) 入經過魏晉南北朝與(yu) 中國固有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吸收，到唐代完成了印度宗教中國本土化的曆程，形成了中國本土宗教——新禪宗。道教在漢代創立，經魏晉南北朝與(yu) 儒家和佛教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交融，到了唐宋時代也形成了以全真教、金丹道教等為(wei) 代表的成熟的新道家派係。儒學經漢唐訓詁章句之學，並不斷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成果，形成了宋明理學、心學和氣學。新儒家即宋明理學在新禪宗止步的地方向前邁進了一步，而這一步的最後完成則是王陽明“良知”說的提出。

宋明理學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哲學思想體(ti) 係，至少可以分為(wei) ：程（程顥、程頤）朱理學和陸（陸九淵）王（王陽明）心學。程朱理學朱熹是集大成，陸王心學最後由王陽明集大成。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王陽明是整個(ge) 理學發展史上最後的完成者。這是他的“良知”說在思想史上的獨特價(jia) 值。因此，我們(men) 說王陽明良知”的價(jia) 值，彰顯了人的主體(ti) 性，具有民間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會(hui) 性，是中國民間思想覺醒的重要代表，它是中國思想史上人的主體(ti) 性的一次大發展和大轉向。

在王陽明之前，中國儒學思想史上，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士君子或士大夫中流行，廣大民眾(zhong) 對儒家思想是陌生的。他們(men) 的所作所行不過是按照士君子和士大夫製定的要求來執行，而在眾(zhong) 多的儒家思想家中，出身陶工、樵夫、商人的寥寥無幾。王陽明的“良知”主張人人自己為(wei) 自己做主，自己就是自己的“良知”承載者和體(ti) 現者。“良知”是“吾性自足”的，每個(ge)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良知”。自己是自己“良知”行為(wei) 的發動者、執行者和評判者。“良知”讓人自己決(jue) 定自己的命運，自己成為(wei) 自己主宰，自己宰製自己的言、行、思、容，自己成就自己。王陽明的“良知”呼籲人人都可以成為(wei) 聖人。所以，他說“滿街都是聖人”。一個(ge) 人沒有成為(wei) 聖人，不是因為(wei) 人本身沒有“良知”，而是自己被“私欲”所遮蔽，汙染了自己心中的“良知”。這是“良知”對人性的高度讚揚。所以，這對儒家思想深入民間和社會(hui) 底層起到了極大的推廣和鼓勵作用。

正是因為(wei) 王陽明的“良知”才使得中國儒家思想徹底民間化、世俗化、普及化和社會(hui) 化。王陽明“良知”說的提出和推廣，改變了漢唐儒學貴族化、官僚化和知識化的趨向，指明了儒學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發展新方向。這為(wei) 後世一些儒家思想家出身“草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泰州學派的王艮（早年砍柴為(wei) 生後隨父經商）、韓貞（出身陶工）、朱恕（以砍柴為(wei) 業(ye) ）等。王陽明的“良知”說也為(wei) 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啟蒙”思想家的“啟蒙”奠定了思想基礎。

總之，王陽明的“良知”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價(jia) 值，這也是王陽明研究者津津樂(le) 道王陽明貴州龍場“悟道”，把龍場看作是心學“聖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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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