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留守兒(er) 童問題為(wei) 什麽(me) 不嚴(yan) 重？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欄目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初二日甲子

           耶穌2015年6月17日

“留守兒(er) 童”顯然是社會(hui) 有了頻繁的流動性之後才可能會(hui) 出現的產(chan) 物。如果是一個(ge) 沒有多少人口流動、人們(men) 安土重遷的靜態社會(hui) ，肯定不會(hui) 有“留守兒(er) 童”的問題。朱元璋時代堪稱是靜態社會(hui) ，人們(men)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紀的兩(liang) 宋時期則是流動性十分活躍的時代，士農(nong) 工商全都卷入到社會(hui) 流動中，士人“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農(nong) 人“釋其耒耜而遊於(yu) 四方，擇其所樂(le) 而居之”；工匠從(cong) 五湖四海湧入城市，在街巷“羅立會(hui) 聚，候人請喚”；商人不遠千裏，“舟舡往來興(xing) 販”；很多富人亦“皆僑(qiao) 居寄處，至或假賃舍宇”。那時候人口流動的規模雖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經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兒(er) 童”。

然而，古代社會(hui) 包括宋朝社會(hui) 的“留守兒(er) 童”問題，其實都不嚴(yan) 重，並沒有發展成為(wei) 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hui) 難題。這背後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國家“十一五”青年專(zhuan) 項課題《西部留守兒(er) 童道德成長研究》有一篇論文提出，“據研究發現，古代的留守兒(er) 童問題不突出的關(guan) 鍵原因在於(yu) 並非父母雙方外出，往往是母親(qin) 和孩子一起留守。”這個(ge) 結論是有道理的。我們(men) 看古人外出經商也好，當傭(yong) 工也好，很多時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極少出現父母都離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從(cong) 母親(qin) 那裏得到保護與(yu) 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與(yu) 母親(qin) 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麵表現在留守兒(er) 童中是最好的”。

這是古今留守家庭結構的差異。如果我們(men) 將視野拉寬，從(cong) 基層社會(hui) 的構造來看，還會(hui) 發現古今差別更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對留守兒(er) 童最大的傷(shang) 害，不是來自窮困，而是人與(yu) 人之間的疏離狀態。人，不管是成人，還是兒(er) 童，都離不開共同體(ti) 的扶持、保護、救濟、安頓、慰藉，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禦外患，則久為(wei) 異類食矣。”因此，人需要結成共同體(ti) ，告別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體(ti) 當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擴展為(wei) 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體(ti) 得以重新構建的時代。趙宋立國之初，由於(yu) 剛剛曆經過五代戰亂(luan) ，原來維係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hui) 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qin) ，恩亦薄”。對於(yu) 主要依靠宗法聯結起來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hui) 的潰散。有鑒於(yu) 此，張載、程頤、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籲“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通過建立宗族共同體(ti) ，“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這個(ge) 過程中，範仲淹創設的範氏義(yi) 莊無疑是宗族共同體(ti) 建構的典範。皇祐元年（1049），範仲淹將全部個(ge) 人積蓄都捐獻出來，在蘇州購置良田千畝(mu) ，作為(wei) 範氏義(yi) 莊的公益基金。凡蘇州範氏族人，均可從(cong) 義(yi) 莊獲得如下救濟：

【口糧】五歲以上的族人，不分男女，每口每月給白米三鬥。

【衣料】成年族人每人每年給冬衣衣料一匹，十歲以下、五歲以上的兒(er) 童各給半匹。

【婚姻補助】族人嫁女，給錢三十貫；女兒(er) 若改嫁，給錢二十貫；族人娶媳婦，給錢二十貫，二婚不給錢。

【喪(sang) 葬費】族人身亡，按其輩份大小，給予二貫至二十五貫的安葬費。

【路費】族人參加科舉(ju) ，或者外出赴任，給予路費補助。

就這樣，蘇州範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體(ti) 的庇護網絡之中，不但可以從(cong) 中獲得物質的資助與(yu) 救濟，還能在共同體(ti) 中體(ti) 會(hui) 到人情的溫暖，養(yang) 成對共同體(ti) 的情感認同。不過，宗族救濟通常是封閉的，外族人無法分享，但範氏義(yi) 莊還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倘若鄉(xiang) 親(qin) 、姻親(qin) 、親(qin) 戚陷於(yu) 貧窘，或遇饑荒不能度日，範氏諸房共同核實後，也可以用義(yi) 莊糧米“量行濟助”。

其實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緣性的宗族共同體(ti) 中，同時也生活在地緣性的村社共同體(ti) 之內(nei) 。北宋士大夫呂大鈞在陝西藍田創立的呂氏鄉(xiang) 約，南宋士大夫沈煥、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設立的鄉(xiang) 曲義(yi) 莊，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緣的村社共同體(ti) 。當過宰相的杜範在《跋義(yi) 約規式》中也提到另一種村社共同體(ti) ：“餘(yu) 每歎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歸自中都，得鄉(xiang) 之義(yi) 約。隱幾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遍吾邦矣。餘(yu) 雖貧，亦願助焉，喜而為(wei) 之書(shu) 。”這個(ge) “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體(ti) 叫做“義(yi) 約”。

有了這些共同體(ti) ，生活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的人們(men) 便不致於(yu) 彼此孤立、疏離。因此，假設宋朝社會(hui) 也有雙親(qin) 均外出的“留守兒(er) 童”，他們(men) 亦應該可以從(cong) 家鄉(xiang) 的宗族共同體(ti) 、村社共同體(ti) 中得到照顧、安頓。

而當這些民間自發形成的共同體(ti) 也不足以實現救濟時，後麵還有政府救濟兜底。宋朝戶令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qin) 收養(yang) ；若無近親(qin) ，付鄉(xiang) 裏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勝致者，當界官司收付村坊安養(yang) ，仍加醫療，並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日，移送前所。”南宋時，單救助孤兒(er) 的政府公益機構，便有“慈幼局”、“散收養(yang) 遺棄小兒(er) 錢米所”、“嬰兒(er) 局”、“慈幼莊”、“及幼局”等。

我並不想說宋代對於(yu) 兒(er) 童的救濟有多麽(me) 完善，隻是想指出古今社會(hui) 構造的不同：由於(yu) 中國的現代化采用了全盤反傳(chuan) 統的進路，傳(chuan) 統的共同體(ti) 與(yu) 救濟機製悉數被遺棄，新的社會(hui) 聯結網絡又遠未建立起來，於(yu) 是社會(hui) 趨向於(yu) 解體(ti) ，人的生存呈現出可怕的原子化狀態。許多農(nong) 村的情況更嚴(yan) 重，由於(yu) 青壯年外出打工，隻有老人與(yu) 兒(er) 童留守，農(nong) 村空心化已成嚴(yan) 峻現實。空心化的家鄉(xiang) ，原子化的生存，就是當前農(nong) 村“留守兒(er) 童”麵對的最大困境。

現在我們(men) 再將視野拉闊，從(cong) 整個(ge) 人口流動形態的層麵來審視，還會(hui) 發現古今社會(hui) 的另一處大差異。“留守兒(er) 童”固然是人口流動的產(chan) 物，但更恰切地說，他們(men) 其實是那種無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動的產(chan) 物。所謂“無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隻接納作為(wei) 勞動力的外來工，而拒絕接受外來人口的完整家庭。由於(yu) 戶籍、孩子入學、生活成本過高等因素的限製，一名外來的農(nong) 民工往往很難在城市安頓他的家庭，隻好將老人與(yu) 孩子丟(diu) 在老家。

對於(yu) 宋朝的流動人口來說，這些問題都不嚴(yan) 重。蘇軾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輾轉為(wei) 官，妻兒(er) 也是一路跟隨。蘇軾任杭州太守時，兒(er) 子蘇過在杭州完成學業(ye) ，並在兩(liang) 浙路參加科舉(ju) 考試。你或許會(hui) 說，這是官員的情況，一般平民呢？那我們(men) 來看另一個(ge) 例子：北宋名臣馮(feng) 京，父親(qin) 是一名商人，他從(cong) 小“從(cong) 其父商，遨遊四方”。商人居無定所，但馮(feng) 京並未成為(wei) “留守兒(er) 童”，而是跟著父親(qin) 四處漂泊，馮(feng) 京也因此有“東(dong) 南西北人”之稱。後來馮(feng) 京考中狀元，可見他盡管小時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學讀書(shu) 的。

宋代的士兵為(wei) 職業(ye) 軍(jun) 人，通常也允許攜帶家眷、入住兵營。即使是社會(hui) 底層人，舉(ju) 家流入城市也並非不可能。《夢梁錄》載，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er) 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技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這些流浪藝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wei) 杭州的公立、私立學校非常多，“都城內(nei) 外，有文武兩(liang) 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yu) 鄉(xiang) 校、家塾、舍觀、書(shu) 會(hui) ，每一裏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戶籍一般隻跟納稅掛鉤，孩子入學並不受戶籍限製。盡管慶曆五年（1045）的一條法令要求，“天下見有州縣學，自今隻許本土聽習(xi) ，若遊學在外者皆勒歸本貫。”但這一政令很快就作廢了，官學又不分戶籍招收學生。至於(yu) 書(shu) 院、私塾等私立學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慮戶籍了。因此，宋代遊學之風極盛。中央太學有大量旁聽生，大儒胡瑗在太學講《易經》，“常有外來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複在太學講《春秋》，“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戶外者甚眾(zhong) ”。地方官學也多有遊學生，呂祖謙在嚴(yan) 州主持州學，“士由遠方負笈者日眾(zhong) ”。書(shu) 院的開放性更大，陸九淵主持象山書(shu) 院時，“每開講習(xi) ，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

而且，宋朝的外來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難，通常隻需要住滿一年，或者在當地購置有田產(chan) ，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動人口才能“擇其所樂(le) 而居之”。對宋朝城市的流動人口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戶籍之類的製度障礙，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據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層人，不管是在城市擺街邊攤，還是當傭(yong) 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錢之間。我們(men) 再來看宋朝“店宅務”提供的公共租賃住房，實際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過十幾文錢。宋朝學校的學費也不貴，宋人說，當時“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er) ，尚日挪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獎勵厥子讀書(shu) 識字，有所進益”。可知州縣小學的學費約為(wei) 每日一二文錢。所以，隻要不是赤貧之家，外來人口拖兒(er) 帶女進入城市謀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來，並讓孩子在當地入學讀書(shu) 的。這就避免了“留守兒(er) 童”的產(chan) 生。

今天“留守兒(er) 童”問題的解決(jue) ，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曆史的經驗，值得借鑒。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