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對話帶來政改闖關(guan) 最後機遇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香港《大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六日己酉

           耶穌2015年6月2日

5月底的深圳對話是香港政改闖關(guan) 的最後機遇。中央三位負責香港事務的主要官員齊聚一堂，與(yu) 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政改三人組及54名立法會(hui) 議員再次就政改方案麵對麵溝通交流。類似的“全員出動”式的政改對話，上一次還是在占中之前的9月1日，即8·31決(jue) 定作出的次日。香港政改在這一時間段內(nei) 經曆了史上最嚴(yan) 峻的“占中運動”考驗，經曆了後占中各種不合作與(yu) 衝(chong) 突事件的刺激，如今麵臨(lin) 著臨(lin) 門一腳式的闖關(guan) 時刻。不過，對深圳對話的轉折性意義(yi) 尚不可過高估計。就在此次會(hui) 麵後的記者見麵會(hui) 上，反對派議員再次重申了“捆綁否決(jue) ”的政治立場，重申了要“真普選”、不要“篩選”的原初態度。

占中運動中經常見到“不忘初衷”這樣的民主自勵標語或口號，這在運動準備期或運動過程中尚可理解，但在運動退場、政改闖關(guan) 的特殊時刻，再次祭出“不忘初衷”難免有思維與(yu) 立場僵化、政治心智被廣場意識形態遮蔽、無法實現運動轉型與(yu) 立場調整之嫌。議員本是理性政治家，與(yu) “不忘初衷”式的青年學生有別，如今議員受製於(yu) 集體(ti) 捆綁和青年學生外部監察，其理性難以充分釋放。議員的處境恰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形容的“兩(liang) 難”。參與(yu) 對話的三位中央官員在堅持原則立場的同時頗能換位思考，幫助對方分析利害得失，顯示出鼓勵和引導反對派議員“激流反轉”的政治意圖。按照政改進程，此次會(hui) 麵是中央與(yu) 香港地方議員的最後一次集體(ti) 會(hui) 麵，香港政改能否抓住最後機遇，端看反對派議員如何重新計算利益，釋放理性，召回勇氣，毅然擔當。

對話彰顯誠意與(yu) 法治基礎

三主任講話共同重申了中央支持香港政改的誠意。對這一誠意的理解應包含兩(liang) 層：一方 麵是中央嚴(yan) 格按照基本法普選條款和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曆次決(jue) 定主導和推動香港政改的法治誠意；另一方麵是中央全麵衡量香港政改與(yu)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之均衡態的政治誠意。所謂誠意，就是心裏想什麽(me) 徹底說清楚。在香港政改問題上，中央反複重申的實際上主要就是兩(liang) 個(ge) 維度：第一，基本法秩序；第二，國家利益。恰恰是反對派對這兩(liang) 個(ge) 維度缺乏有效的理解、體(ti) 認和尊重，造成中央在主導政改進程時趨緊控製，不僅(jin) 堅決(jue) 守住“尾門”，而且嚴(yan) 密設置“前門”。當然，“前門”的具體(ti) 設置並未突破基本法秩序，也沒有排除所有的泛民，但確實可能排除掉某些類型的泛民。王光亞(ya) 主任關(guan) 於(yu) 兩(liang) 種泛民的區分，用意正在於(yu) 此。誠意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原則有底線，是對自身立場與(yu) 理由的明明白白的解釋與(yu) 信守。

在確定中央的誠意之後，三位主任分別從(cong) 自身部門工作立場及泛民立場進行了政改方案再解釋和利害再計算。李飛主任側(ce) 重從(cong) 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的立場再次耐心勾畫了目前的政改方案的合法性基礎：從(cong) 基本法到8·31決(jue) 定。政改涉及政治體(ti) 製的結構性變革，對香港社會(hui) 及央港關(guan) 係衝(chong) 擊不小，需要以基本法作為(wei) 憲製框架。而基本法並非一張白紙，其第45條和附件一已經相對具體(ti) 地規定了普選製度和政改程序。雙方爭(zheng) 執焦點在於(yu) 提名權，中央堅持基本法的機構提名權，反對派堅持國際標準下的公民提名權。實際上，基本法秩序下的提名本身是在香港缺乏真正政黨(dang) 政治條件下的一種具有“初選”性質的提名，是香港具體(ti) 政治情勢下的提名模式，並非所謂的篩選。大型政治選舉(ju) 在邏輯上必然包含初選性的提名，而具體(ti) 提名模式則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由所在國家的憲製性法律加以構造。李飛主任的再次闡釋有著“基本法再教育”的意義(yi) ，有助於(yu) 澄清香港部分人士特別是反對派對基本法的曲解和誤解。 

8·31決(jue) 定盡管總體(ti) 趨嚴(yan) ，但符合基本法要求，同時也大體(ti) 與(yu) 決(jue) 定時香港緊張的政改情勢相稱。中央決(jue) 定不可能單方麵考慮香港意見和利益，國家利益尤其是管治權及安全利益亦十分突出和緊要。8·31決(jue) 定本身就反映了政改博弈雙方的不信任和衝(chong) 突程度。2017之後再優(you) 化的含義(yi) 在於(yu) ，如果博弈雙方的不信任和衝(chong) 突程度有所緩和的話，普選框架是可以動態調整至更寬鬆水平的。這種調整權與(yu) 調整邏輯體(ti) 現了中央主導性，也體(ti) 現了中央平衡地方民主與(yu) 國家利益的政治理性。此次政改闖關(guan) 是“試金石”的內(nei) 涵就在於(yu) ，反對派是否願意通過轉換投票重建與(yu) 中央的底線信任與(yu) 合作，而這也是普選再優(you) 化嚴(yan) 格的政治前提。

投票需要重新計算利益

政治是理念的，也是利益的。張曉明主任的講話一改中央既往的理念與(yu) 立場先行的風格，設身處地為(wei) 反對派重新計算政治利益提供示範和引導。事實上，張主任的這番計算並非個(ge) 人意見，在香港社會(hui) 已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支持度，隻是反對派議員苦於(yu) 內(nei) 部捆綁和外部監察，缺乏勇氣自己說出。

張主任的利益計算法主要關(guan) 注於(yu) 五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方麵：第一，香港主流民意；第二，議席得失；第三，立法會(hui) 普選的關(guan) 聯影響；第四，對經濟民生的影響；第五，與(yu) 中央政府的關(guan) 係。應該說，這五個(ge) 方麵都是香港立法會(hui) 議員作為(wei) 政治家必須加以嚴(yan) 肅反思和定位的關(guan) 鍵領域，錯失任何一個(ge) 方麵都會(hui) 直接影響自身政治利益和香港政治前途。按照張主任的重新計算和分析法，似乎反對派議員在上述五個(ge) 方麵均無充分的否決(jue) 政改的正當理由。主流民意趨向“袋住先”，接受中央的再優(you) 化承諾，反對派議員忤逆民意，是對“泛民”政治身份的自我背棄。與(yu) 對抗主流民意直接相關(guan) 的就是“票債(zhai) 票償(chang) ”，也就是在年底區議會(hui) 選舉(ju) 、明年立法會(hui) 選舉(ju) 及後年特首選舉(ju) 中的直接政治損失。

更重要的是，否決(jue) 政改還將堵死2020立法會(hui) 普選進程，而香港民主顯然並非特首普選一環，立法會(hui) 更是重鎮。否決(jue) 政改必然引導立法會(hui) 議員更激烈地拉布對抗，進一步癱瘓特區政府施政，其對經濟民生的負麵影響以及對香港經濟競爭(zheng) 力的直接拖累會(hui) 日益明顯。此次否決(jue) 政改與(yu) 2005年不同，上一次是希望還有改進空間，而這一次是明明白白不可能改變中央決(jue) 定，因而否決(jue) 就代表著與(yu) 中央的最後政治決(jue) 裂，這一政治傷(shang) 痕對香港民主的長遠負麵影響亦不可低估。

重新計算政治利益的思路在王光亞(ya) 主任的講話中亦時有體(ti) 現。事實上，有些反對派議員內(nei) 心中已經在這樣計算政治利益了，已經與(yu) 廣場意識形態有所切割，隻是缺乏足夠的外部壓力、理由和契機而已。此次深圳對話讓反對派議員和全體(ti) 香港人更清晰地看到中央的立場和意圖，如果再行誤判，重走二次占中、占領立法會(hui) 或其他對抗路線，香港政改將陷入絕境。我們(men) 要期待並鼓勵最終給香港民主一線生機的反對派議員，他們(men) 是香港真正可敬的民主政治家，甚至也可以是特首競選的有力參選人。

超越政改的發展理性

深圳對話還反映了中央對香港本質矛盾與(yu) 困境的分析，即根源在於(yu) 發展滯後。反對派成功地將香港一切社會(hui) 矛盾與(yu) 衝(chong) 突建構為(wei) 有無“真普選”，而中央的理解則是發展的問題不可能簡單化約為(wei) 民主問題，而需要通過聚焦於(yu) 發展本身來解決(jue) ，這才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關(guan) 鍵所在。中央官員的思維代表了內(nei) 地的一種發展主義(yi) 哲學，與(yu) 香港本地的民主主義(yi) 哲學存在一定的體(ti) 製和處境差異。所以，對話一方麵是必要的，使得雙方互相了解對方的思維方式與(yu) 話語邏輯，另一方麵又似乎是低效的，因為(wei) 無法真正地相互理解和說服，似乎雙方處於(yu) 不同的頻道和語法體(ti) 係。當然，這本身就反映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內(nei) 在差異，麵對差異不是一味對抗，而是需要耐性傾(qing) 聽和銳意反思。

在這方麵，香港反對派議員基於(yu) 嚴(yan) 格的政治不信任和價(jia) 值優(you) 越感，似乎尚未形成對中央論述及其哲學背景的耐心細致的同情理解與(yu) 內(nei) 在尊重。在中央日益表現出對香港價(jia) 值的內(nei) 在理解與(yu) 尊重（比如法治、有序民主等）時，反對派議員在政治思維上也應當不再固步自封，而是真誠從(cong) 容地交流和跟進。若真有對內(nei) 地體(ti) 製與(yu) 政治發展的演進史觀而非冷戰史觀的政治視野，反對派議員也不會(hui) 痛苦執著地捆綁若此。其實這種政治捆綁雖有背水一戰的決(jue) 絕，卻也有無地反轉的茫然，甚至有忤逆民意和選民委托的反民主傾(qing) 向，實在苦澀局促。這種茫然，似乎也是中國日益崛起背景下香港漸失優(you) 勢、無法自我定位的整體(ti) 茫然。香港需要新的信心，經濟的和政治的，而政改闖關(guan) 可以奠立香港新的政治自信，闖關(guan) 後社會(hui) 焦點向經濟領域的重新聚焦又會(hui) 奠立香港新的經濟自信。中央以“循序漸進”的民主觀和發展主義(yi) 的政治觀理解和調控香港發展，保持繁榮穩定，其節奏與(yu) 邏輯大體(ti) 如此。

因此，在深圳對話帶來的政改最後機遇中，反對派似乎需要適度反思和修正自身過於(yu) 單調的民主主義(yi) 哲學，適度容納理解一國兩(liang) 製和基本法時所必需的國家主義(yi) 與(yu) 發展主義(yi) 哲學，本著重新奠立香港新的政治經濟自信的責任感，突破一己之私和一黨(dang) 之私，轉換投票，給香港民主一線生機，也給新香港前途一線生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