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天德與王道之間——作為儒教傳統士大夫典型的鄒守益

欄目:思想探索
發布時間:2015-05-07 12:31:00
標簽:
任文利

作者簡介:任文利,筆名溫厲,男,西元一九七二年生,內(nei) 蒙古錫林浩特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現為(wei)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dong) 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治道的曆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等。

  

 

 

天德與(yu) 王道之間

——作為(wei) 儒教傳(chuan) 統士大夫典型的鄒守益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十九日癸未

           耶穌2015年5月7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是對於(yu) 具有儒教士大夫典型意義(yi) 的鄒守益的個(ge) 案研究。全文分兩(liang) 部分,其一,對於(yu) 鄒守益作為(wei) 傳(chuan) 統士大夫其價(jia) 值安立或精神信仰世界的揭示,所凸顯者在於(yu) 作為(wei) 宗教的儒教對於(yu) 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支撐。其二,藉鄒守益而言儒教之價(jia) 值世界如何落實於(yu) 現實政治秩序的建構。本文雖為(wei) 一個(ge) 案研究,然鄒守益乃儒教之守成者,而並非一創獲者,其精神世界於(yu) 儒教士大夫而言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關(guan) 鍵詞:鄒守益 儒教 士大夫 上帝 君臣

 

鄒守益為(wei) 陽明弟子之中非常特出之一人,以傳(chuan) 統上之評價(jia) 而言,無論自国际1946伟德的脈絡,抑或自史家之視角,多盛稱其持守之正。如劉宗周謂其“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先生(指陽明)之學,率賴以不敝”[1],而黃宗羲則徑稱其為(wei) 傳(chuan) 承陽明學者之“宗子”[2]。此二者皆就陽明學派之傳(chuan) 承上而言,耿定向於(yu) 此亦謂鄒守益“一惟師旨是發,不少違異,繄豈不能增一新諦?特標一異幟哉?”[3]耿氏並進一步言及其立身行事,謂其“進而立朝,抗論正議,納約矢謨,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yan) 譴,迍邅沒世而無悔……”[4]如上所論諸般,各有其意之所在,以筆者所見,耿定向所謂“不能增一新諦”、“標一異幟”頗能道出鄒守益之殊特處,唯此語當不單如耿所言為(wei) 針對其師而發。唯其如此,今人梳理學術思想之相關(guan) 研究,相較於(yu) 王畿、王艮、聶豹等人,於(yu) 鄒守益所涉不多,即有所涉,亦多置於(yu) 陽明學派相關(guan) 問題爭(zheng) 議之中而一及之。[5]這不能不說如耿氏所言其不能標新立異有一定的關(guan) 係。鄒守益之學惟可稱為(wei) 標新立異者,似隻有對“克己複禮”提出新解,不以“己私”視己,以“克己複禮”為(wei) “修己以敬”。但與(yu) 同時持此說之王門諸子相較[6],鄒守益是有所不同的,而此說置於(yu) 其思想架構之中,亦顯得頗為(wei) 順理成章,不那麽(me) 標新立異了,此不贅。

 

以筆者所見,就鄒守益之學及其所學見於(yu) 政事而言,都堪稱儒教士大夫之典型。以士大夫而論,鄒守益於(yu) 正德六年(1511)舉(ju) 進士之初,所授官為(wei) 翰林編修,居官史館。這不僅(jin) 僅(jin) 意味著一個(ge) 不錯的政治前途,於(yu) 明代之儒家士大夫而言,更意味著一份更重的政治責任。翰林院就職分而言,雖不當於(yu) 政治監察之“言”責,然明代指摘朝政過失之直接發起者,除台諫而外,則非翰林院莫屬了。然鄒守益於(yu) 舉(ju) 進士授官後一年,即“告病”家居,這應該關(guan) 涉於(yu) 儒家士大夫的“出處”問題。[7]直至嘉靖二年(1523),鄒守益方告別其漫長的“養(yang) 病”生涯,複官“編修”。至次年,勇於(yu) 承擔有明史館所擔當的政治責任,因疏爭(zheng) “大禮”獲罪,謫廣德州判官。鄒守益之出仕值得一書(shu) 的尚有嘉靖十八年(1539)被召為(wei) 司經局洗馬以輔導太子,太子乃未來之君主,輔導太子幾無異於(yu) “帝者師”,於(yu) 士大夫而言,是實現其“堯舜其君”、“翊讚皇極”的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徑。鄒守益於(yu) 此次召用之政治責任自有清楚地認識,故於(yu) 獲命之初,與(yu) 霍韜同上《聖功圖》及《聖功圖疏》,言太子蒙養(yang) 之要。未曾想以此觸動了明世宗敏感的神經,幾以“刺朕躬”而獲罪。鄒守益之告別仕途則在南京國子祭酒之任上,祭酒雖無較大的政治權限,然非於(yu) 儒者之“學”有其長者難獲其任。鄒守益獲“閑住”之咎亦出於(yu) “言”,因災異“自陳”而言“君臣交儆”觸怒君上,最終告別了作為(wei) 士大夫的政治生涯。應該說,鄒守益雖不曾居於(yu) 政治要津,然無論其所居官職,及其居官所履行的政治責任,都有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一麵,其所獲得的清譽亦絕非偶然而致者。

 

以“儒教”而論——我們(men) 在這裏使用“儒教”而非“儒家”一詞,所突出者在於(yu) 儒家之宗教性特征。儒教與(yu) 儒家之用語,於(yu) 傳(chuan) 統而言,本無區別。以儒教而論,多以與(yu) 佛、道二教相並而稱,有“三教”之目。以今人所言之“宗教”揆之,佛道二教之歸入宗教之範疇,概無異議。於(yu) 儒教而言,則有所爭(zheng) 議。僅(jin) 以此一點而論,我們(men) 似乎可以說儒教非如佛、道以及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為(wei) 一典型的宗教形態,但這一點同樣不妨礙我們(men) 在某種意義(yi) 上稱儒教為(wei) 宗教。以筆者所見,宗教的核心含義(yi) 在於(yu) 與(yu) 人的理智相對之“信仰”,如其所主張之核心價(jia) 值之最終根據、最終源頭出於(yu) “信仰”,且人與(yu) 此“信仰”對象之間能夠實現某種形式的交流、溝通,並作為(wei) 其立身行事安立現世價(jia) 值的有效觀照及原動力,我們(men) 即可以稱之為(wei) 宗教。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信仰與(yu) 理智之間並非絕然對立,且適為(wei) 相輔相成者。藉“信仰”所安立之價(jia) 值,需通過人的理智能力清晰地表出之,而人之理智能力所呈現者愈益清晰,作為(wei) “信仰”的價(jia) 值源頭愈益彰顯其不可或缺性。揆之今日現存之諸大成熟宗教,概莫能外。在此意義(yi) 上,我們(men) 可以說儒教就是一典型意義(yi) 的宗教。

 

儒教有其共同的“信仰”之所托,即“天”。[8]就儒教之具體(ti) 形態而言,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所不同。就儒教士大夫之個(ge) 人而言,其宗教情懷亦或有輕重。就後者而言,鄒守益與(yu) 其師王陽明可謂大相徑庭。王陽明悟入之路在於(yu) 人心、在於(yu) 人的一念“良知”,其學更需要學者有更大的力量與(yu) 氣魄來承當。陽明本人即一有大力量、大氣魄的儒家士大夫,其行事往往有突破常格、出人意表之處,其本人之宗教情懷亦往往湮沒於(yu) 其力量、氣魄之中。鄒守益則有所不同,篤信其師“致良知”教可謂一不容爭(zheng) 議的事實,以其為(wei) “繼濂洛而興(xing) 者”,[9]然鄒守益之悟入進路實與(yu) 其師不同。要而言之,其所彰顯者在於(yu) 儒教之宗教維度,或者說,在宋明理學的話語係統內(nei) 彰顯儒教之宗教維度,其本人亦有很強烈的宗教情懷。

 

一、“全生全歸”之學

 

拋開其師王陽明而論鄒守益為(wei) 學之源頭,則有兩(liang) 個(ge) 非常明晰的路徑,即“濂洛”,具體(ti) 而言,即指周敦頤、程顥。關(guan) 於(yu) 這一點,鄒守益自身所言幾涉於(yu) 煩瀆。於(yu) 周敦頤,則屢屢推舉(ju) 其《通書(shu) 》之《聖學篇》;於(yu) 程顥,則屢屢推舉(ju) 其《定性書(shu) 》。茲(zi) 略引數條於(yu) 下:

 

至濂洛勃興(xing) ,始克尋其緒,聖學之要,揭以無欲,而定性之教,直以大公順應學聖人之常,天下之人灑然如群酲之獲醒也。[10]

 

至元公、淳公,始克續不傳(chuan) 之脈,揭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為(wei) 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11]

 

故學聖之功,以揭一者無欲為(wei) 要,而定性之教,直以大公順應學聖人之常。[12]

 

昔在元公,揭聖之可學,以一者無欲、靜虛動直為(wei) 要。而純公發明定性,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茲(zi) 遡鄒魯以升唐虞之正脈也。[13]

 

如此諸般說法尚多,不一一羅列,鄒守益推舉(ju) 《聖學篇》、《定性書(shu) 》在其義(yi) 理架構之中如何落實,此暫不贅。追溯鄒守益為(wei) 學之源頭,尚有一不似濂洛之如此明晰的線索,即張載,或具體(ti) 而言,則為(wei) 張載之《西銘》。如果說鄒守益以周濂溪、程明道為(wei) “克緒(聖學)不傳(chuan) 之脈”的話,對張橫渠於(yu) “道統”傳(chuan) 承而言,則指出其有不足之處。他說,以濂洛揆諸鄒魯淵源,可謂“異代而同符”,在這一點上,“以橫渠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shu) ,而猶不免於(yu) 出入”。[14]應該說鄒守益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內(nei) 部道統傳(chuan) 承的看法,即以“濂洛”(洛指程明道,而不含程頤)為(wei) 道統傳(chuan) 承之正脈,是有較大的普遍性的。然張橫渠雖不足以擔當道統正脈,若論其《西銘》,則幾無不為(wei) 宋明理學家所交口稱讚,與(yu) 周濂溪之《太極圖說》、程明道之《定性書(shu) 》與(yu) 《識仁篇》,均堪稱宋明理學家的典範之作。而張橫渠之《西銘》,其所使用的語言與(yu) 宋明理學特殊的話語係統頗有一定的距離,卻獲得理學家幾乎交口一致的稱讚,《西銘》所述,究係何事呢?筆者以為(wei) ,《西銘》堪稱宋明理學家中關(guan) 於(yu) “儒教”的典範之作,它將儒教作為(wei) 宗教之維度彰顯無遺。嚐試論之。

 

《西銘》開篇即以“乾坤”(即“天地”)作為(wei) 父母,以“天地之塞”為(wei) 人(包括物)之賦形,以“天地之帥”為(wei) 人(包括物)之賦性。正以有“天地”作為(wei) 父母這一共同的根源,由此而有“民胞物與(yu) ”的普遍關(guan) 懷,落實下來,則為(wei) 合理的人間秩序的建立,如君臣,長幼,聖賢,以至於(yu) 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等皆有其安頓處。此後則為(wei) 針對於(yu) “天地”這一“父母”而言,“藐焉中處”的個(ge) 人所擔荷的使命、所遭值之命運際遇、禍福死生的完整表達,其中不乏宗教之悲情。鄒守益之相關(guan) 立論,即有直從(cong) 《西銘》而來者,如雲(yun) :

 

夫達四海之為(wei) 兄弟,則聖者合德於(yu) 父母者也,賢者秀於(yu) 等夷者也,其有弗愛且敬乎?疲癃鰥寡,兄弟之無告者也,其有弗教而撫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將順匡救,罔弗竭其誠矣。以家相事大臣,而協恭和衷,罔弗歸於(yu) 正矣。茲(zi) 大人一家之仁也。[15]

 

此處所言則全為(wei) 推衍《西銘》在“乾稱父,坤稱母”的原則下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一段:“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16]鄒守益似此推衍《西銘》之文字尚多,不具論。更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如果我們(men) 希望找出一個(ge) 適恰的詞匯以概括鄒守益為(wei) 學之規模的話,則無如“全生全歸”四字。“全生全歸”出於(yu) 《禮記·祭義(yi) 》樂(le) 正子春引述“曾子聞諸夫子”之言,所謂“天之所生,地之所養(yang) ,無人為(wei)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17]此中以人為(wei) “天地”之所“生養(yang) ”,蓋為(wei) 泛說,而“全生全歸”所針對者當為(wei) 自家之“父母”。張載《西銘》有雲(yun) :“體(ti) 其受而全歸,參乎!”此非泛然陳述語,而是借曾子針對父母之“全生全歸”以譬喻針對於(yu) “天地”之父母的“全生全歸”[18]。關(guan) 於(yu) 這一點,鄒守益亦有相關(guan) 之說明:

 

愛身之義(yi) 大矣哉!……身也者,天地之凝而父母之遺也。敬慎其身而不敗,則仁人所以事帝,孝子所以事親(qin) ,非異塗轍以出者。故曰如執玉,如捧盈,曰如見大賓,承大祭,曰如臨(lin) 深淵,履薄冰,曰造次顛沛必於(yu) 是。古之君子之自重其身也如是![19]

 

聖門所慎,以疾並齋、戰之列。……身也者,非我之身也,父母遺體(ti) 而子保之,天地委和而人受之。能無忝遺體(ti) 為(wei) 孝,能無愧委和為(wei) 仁,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安勉雖殊,其求盡仁孝,更無二德業(ye) 。[20]

 

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是為(wei) 仁。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為(wei) 孝。獲罪於(yu) 天,不可以為(wei) 人;忝其所生,不可以為(wei) 子。[21]

 

前兩(liang) 段話是就人“身”而立論者,而儒家為(wei) 身心統一論者,故所論不僅(jin) 僅(jin) 指人之肉體(ti) ,亦含《西銘》所雲(yun) “天地之塞吾其體(ti) ,天地之帥吾其性”之兩(liang) 端。鄒守益指出其兩(liang) 個(ge) 來源,所謂“天地之凝而父母之遺”,“父母遺體(ti) 而子保之”、“天地委和而人受之”,此為(wei) “天地”與(yu) “父母”對於(yu) 吾人之“全生”。至於(yu) 為(wei) 人子者、為(wei) 人者之“全歸”,如第三段話所言,鄒守益略有“仁”、“孝”之分疏,“仁”針對“天地”而言,“孝”針對“父母”而言。而前兩(liang) 段所謂“敬慎其身而不敗,則仁人所以事帝,孝子所以事親(qin) ”,“能無忝遺體(ti) 為(wei) 孝,能無愧委和為(wei) 仁”,均指此意。略需說明的是,對於(yu) “父母”的“全生全歸”,乃人之作為(wei) “人子”之這一具體(ti) 倫(lun) 理角色的定位。而對於(yu) “天地”的“全生全歸”,則無疑具有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普遍意義(yi) ,故鄒守益泛言“全生全歸”之時,則如《西銘》一樣,指“天地”而立論。下麵讓我們(men) 來對其所謂“全生全歸”之學作具體(ti) 之分疏。

 

二、“上帝降衷”

 

以上所論乃鄒守益與(yu) 理學家之淵源,理學家亦各有其儒家經典之淵源,如陸九淵多有得於(yu) 《孟子》,王陽明以《大學》作為(wei) 進路,以此而論,鄒守益之入路則在《中庸》。統合而言,理學家重“四書(shu) ”為(wei) 研究者所普遍認可,鄒守益之入路在於(yu) 《中庸》亦可謂不容爭(zheng) 議的事實,然《中庸》本身即多引述“五經”(主要是《詩經》)語以闡釋相關(guan) 問題,鄒守益理解《中庸》則多注重於(yu) 追溯其“五經”之源頭,並因此形成一套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本體(ti) ”與(yu) “工夫”之論說。

 

《西銘》與(yu) 前引鄒守益所言“天地”,作為(wei) 儒者所信奉的價(jia) 值之源,其稱謂是有所不同的,或亦稱作“天”,在儒家早期經典之中則稱之為(wei) “帝”。此中“天”與(yu) “天地”其意義(yi) 所指幾無差別,如果我們(men) 嚐試給出某種解釋的話,或許“宇宙大化”、“天地造化”一類的詞語比較能夠確切地傳(chuan) 達其內(nei) 涵。現代漢語中和英文相對應的諸般詞匯如“天空”(sky)、“宇宙”(universal)、“自然”(nature)等或可以指稱其部分內(nei) 涵,然亦有很大的距離。如以“天堂”(heaven)指稱之,則所言實另外一事,與(yu) “天”、“天地”所指稱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了。“帝”之內(nei) 涵在宋明理學家的詮釋之中尚屬清晰,其意即是“主宰”,“宇宙大化”、“天地造化”之中若有其主之者,此即為(wei) “帝”。

 

似此之分疏鄒守益有如此之表述:“盈宇宙間一氣耳,統體(ti) 曰天,主宰曰帝,功用曰鬼神,命於(yu) 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善養(yang) 曰浩然之氣。”[22]鄒守益所言理學家們(men) 有相類似的表述,如程顥言:“天者理也,神者妙萬(wan) 物而為(wei) 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23]程頤則雲(yun) :“以形體(ti) 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24]乍一看,此三者之說法於(yu) “天”各有不同,鄒守益以“統體(ti) ”而論,程顥以“理”而論,程頤以“形體(ti) ”而論。實則隻是“言偶不同”,所言隻是一事。[25] 至如以“主宰”訓“帝”,則其說無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理學家更多地是從(cong) “天”、“天命”、“天理”探討相關(guan) 問題,除非直接引述經典,使用“帝”之詞語討論相關(guan) 問題不多。鄒守益則不同,往往回到經典中的“帝”字以回答相關(guan) 問題,這顯然不單單是一個(ge) 語言使用的問題。

 

理學之核心問題為(wei) “德性”問題,於(yu) 此,理學家往往自《中庸》之“天命之謂性”探討相關(guan) 問題。鄒守益雖亦有順承之而言者,然更多的是返回到經典中“帝”之古老話題。如雲(yun) :“從(cong) 古聖門以尊德性為(wei) 宗旨,上帝以降,烝民以受,粹然至善,靈昭不昧,而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輕重厚薄,天則炯炯。”[26]又如:“夫德性者,吾所受於(yu) 上帝者也,誰得而加損之?”[27] 揆諸其經典之源頭,則如《書(shu) 經》所雲(yun) :“惟皇上帝,降衷於(yu) 下民,若有恒性。”(《湯誥》)如《詩經》所雲(yun)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民》)此“德性”如以其師之話語言之,則為(wei) 人之“良知”。如雲(yun) :“維皇降衷,烝民受之,良知良能,炯然天機。”[28]又雲(yun) :“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師資,不藉經傳(chuan) ,而天機炯然。”[29]當然,如“德性”與(yu) “良知”之間語意上是有區別的,如鄒守益所雲(yun) :“夫良知之教,乃從(cong) 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30]以陽明之用語,則為(wei) “天理之昭明靈覺處”,無甚區別。良知有“昭著”意,“帝”降之“衷”,“天”之賦性,非平平而具,是可以通過人的“良知”昭著而朗現出來的。

 

分析至此,我們(men) 不得不重申鄒守益與(yu) 其師王陽明之間的一個(ge) 區別。陽明“致良知”教之特色,即在於(yu) 以人的當下“良知”為(wei) 入路,由此推衍出來,再及所謂“天理”,乃至於(yu) “太虛”、“天地”。舍此“良知”,別無所謂“天理”,舍此良知,“太虛”、“天地”之價(jia) 值亦無從(cong) 安立。陽明於(yu) 宋儒所言“天理”,頗多隔膜,其開悟“致良知”宗旨劈口道出之“理障”,即非常說明問題。鄒守益則恰與(yu) 其師相反,以“帝衷”、“帝則”、“天命”為(wei) 入路,而下及於(yu) 人之“德性”、“良知”。故陽明與(yu) 其門下對其講友湛若水之“隨處體(ti) 認天理”說多有辯駁,鄒守益則以為(wei) 湛、王並無根本之不同,他說:“先師以致良知為(wei) 宗旨,而公以體(ti) 認天理為(wei) 教,語若異而脈絡同。……天理而非良知,何以為(wei) 明命?良知而非天理,何以為(wei) 帝則?”[31]鄒守益與(yu) 湛若水在南京為(wei) 僚友多年,然如此看法並非姑為(wei) 調停兩(liang) 可之語,而與(yu) 其學本身是完全相合的。鄒守益在認可“良知”作為(wei) “天理”之昭明、昭著原則的同時,強調“良知”之出於(yu) “帝則”的根源性保障。

 

“帝衷”、“帝則”就是之人所以為(wei) 人之“規矩”,乃人人賦形之初所同具者,是為(wei) 天地之“全生”。人之“踐形”,則唯在於(yu) 不逾此矩,方可以作到“全歸。鄒守益雲(yun) :“上帝降衷,而蒸民受之,天然自有之矩也。”又雲(yun) :“益也問諸陽明先師曰:孔門誌學,便是誌不逾矩之學。旨哉,其言之也!上帝降衷,而烝民受之,良知良能,虛明純貞,若耳提麵命,噓吸一體(ti) ,無智愚賢不肖,舉(ju) 具是矩,患在於(yu) 逾之耳。”此“矩”不徒體(ti) 現在人之心性、良知之中,亦體(ti) 現於(yu) “禮”,所謂“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之中:“禮也者,天然自有之中也,上帝以降,而蒸民受之。所患者過與(yu) 不及,舉(ju) 逾其矩,而上下、前後、左右無以絜之耳。”[32]

 

三、“上帝臨(lin) 汝”

 

以上為(wei) 鄒守益之以“帝衷”言“德性”之大概,回到前麵所提出的一個(ge) 的問題,鄒守益更多地使用經典中的“帝”字,尚有一重要內(nei) 涵,即作為(wei) “主宰”的“帝”(包括作為(wei) “功用”的“神”、“鬼神”)之鑒臨(lin) 、昭察意。他說:

 

天豈遠乎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無往而非天也。無往而非天,則無往而非上帝,故曰:“上帝臨(lin) 汝,毋貳爾心。”無往而非上帝,則無往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yan) 也!故忠信篤敬之功,至於(yu) 立參於(yu) 前,輿倚於(yu) 衡,然後與(yu) 天為(wei) 一,無愧於(yu) 日惺之學。[33]

 

在這段話中,鄒守益用於(yu) 論證“無往而非天”、“無往而非上帝”、“無往而非鬼神”的詩句均出自《詩經》。首句出自《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鄒守益引述之詩句看似言“出往遊衍”之事,然既承“敬天之怒”、“敬天之渝”而來,則“明”、“旦”非簡單的自然天象的描述,朱子《詩經集傳(chuan) 》釋之雲(yun)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明”、“旦”,“聰明”,即所謂“日監在茲(zi) 者”。朱子並引張載“天體(ti) 物而不遺”、“無一物之不體(ti) 也”釋之。張載之說,亦非獨創,“體(ti) 物而不可遺”本身即出自《中庸》引述孔子讚“鬼神之為(wei) 德”之語。如上引述鄒守益一段話,“天”、“帝”、“鬼神”在儒家眼中本為(wei) 貫通而來者,“天”以“統體(ti) ”言,“帝”以“主宰”言,“鬼神”以“功用”言。由作為(wei) “功用”的“鬼神”之“體(ti) 物不遺”進而言“統體(ti) ”之“天”的“體(ti) 物不遺”,亦非常順適。次句“上帝臨(lin) 女,毋貳爾心”出於(yu) 《大明》,“臨(lin) ”亦“監臨(lin) ”意。末句則直接探討作為(wei) “功用”之“神”,所引《詩經》語出自《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yu)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雲(yun) 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詩句亦為(wei) 《中庸》所稱引:

 

子曰:“鬼神之為(wei) 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ti) 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34]

 

朱子《詩經集傳(chuan) 》解此詩句時亦關(guan) 聯於(yu) 《中庸》而釋之:

 

然視爾獨居於(yu) 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yu) 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ti) ,其至於(yu) 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lin) ,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yu) 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35]

 

鄒守益對於(yu) 此詩的理解與(yu) 朱子無不同,連類於(yu) 《中庸》而釋之二者亦一致: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yu) 無形,聽於(yu) 無聲,三千三百,出王遊衍,其知神之所為(wei) 乎。聖門稱耄期好學,以武公為(wei) 準,菉竹以繼,緝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非知微之顯,靈光炯然,其孰能與(yu) 於(yu) 斯![36]

 

然細審之,鄒守益與(yu) 朱子對於(yu) 相關(guan) 問題的理解,實有不同,如對於(yu) 《中庸》述《詩經》之語後所作引申語“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之語的理解。朱子於(yu) 《中庸章句》中釋此句雲(yun)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37]之所以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則因朱子承張載以“二氣之良能”釋“鬼神”,並進一步以“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38]而落實之。朱子之如此解釋方式即我們(men) 開篇提到的,嚐試以人之理智對儒家價(jia) 值信仰之源以一種相對清晰、可資“理解”的語言表出之。朱子的解釋方式或與(yu) 《中庸》引述《詩經》語後所給出的解釋方式有一定的契合,即於(yu) 《中庸》本文更為(wei) 契合。鄒守益所雲(yun) “知微之顯,靈光炯然”,“知微之顯,其神矣乎”[39],其語意所主,更多地是回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這一詩句本身由“格(至)”所體(ti) 現出的“神”之“鑒臨(lin) ”、“昭察”意,可謂於(yu) 《詩經》本文更為(wei) 契合。

 

與(yu) 此相關(guan) ,鄒守益與(yu) 朱子之不同,還體(ti) 現在對於(yu) 《中庸》首章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一段話的理解上。朱子雖於(yu) 《詩經集傳(chuan) 》中引述《中庸》首章之“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以詮釋詩句,然所詮釋者在“矧可射思”一句,以“戒謹恐懼”所凸顯的“敬”字之意針對於(yu) “射”之“厭射而不敬”意而有所發,而並非以“不睹不聞”詮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前引鄒守益於(yu) 《日惺齋說》中引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語而隨即慨歎“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yan) 也”,則表現出了不同的解釋向度,“不睹不聞”之意正與(yu)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意義(yi) 相通。嚐試析之。

 

謂朱子於(yu) 《詩經集傳(chuan) 》中引述《中庸》語乃詮釋“矧可射思”者,不僅(jin) 僅(jin) 於(yu) 《詩經集傳(chuan) 》本文之語意中可以解讀得出,實則朱子對於(yu) 《中庸》“不睹不聞”之解釋有其非常明確且獨到的看法。先看《中庸章句》的說法: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yu) 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wei) 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yu) 須臾之頃也。[40]

 

理解朱子之解釋“其所不睹不聞”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其一,“其”指代什麽(me) ,是誰“不睹不聞”;其二,“不睹不聞”之對象是什麽(me) ,對什麽(me) “不睹不聞”。對於(yu) 第一個(ge) 問題,朱子以為(wei) ,“其”即指代君子自身。在《朱子語類》中他曾因學生之問而有如此強調:“‘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說己不睹不聞處,隻是諸家看得自不仔細耳。”[41]朱子所解,揆諸《中庸》原文“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其”確乎隻能指代君子自身。然確如朱子所言,“看得自不仔細”,容易唐突過去。至於(yu) 第二個(ge) 問題,朱子沒有直接去說,然意思尚很明確,所謂“不睹不聞”並無確指的對象,隻是泛然言無所睹、無所聞之時。如《語類》雲(yun) :“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隻是喜怒哀樂(le) 未發時,凡事物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42]依朱子所說,《中庸》隻是借此以言“戒慎恐懼”工夫之縝密,於(yu) “不睹不聞”之時亦不得輕忽,所以又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yu) 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慎,則睹聞之際,其慎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43]這與(yu) 《中庸章句》中所雲(yun)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朱子又說“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44],“工夫盡頭”猶言用工夫至極致處。朱子還進一步將“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的工夫與(yu) 《中庸》此下所言之“慎獨”工夫區別看來,如果說前者是借“未發”時之“戒懼”言無時不“戒懼”,“慎獨”則“專(zhuan) 就已發上說”:“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尤當致慎。”[45]此可見朱子解釋經典時在文字解讀上力求細密、審慎的態度,因無關(guan) 本文大旨,朱子所言“戒慎”與(yu) “慎獨”之間區別的義(yi) 理內(nei) 涵我們(men) 不做進一步分疏。

 

通過上文所言,朱子以為(wei) ,《中庸》此段話即由“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引出君子“戒慎恐懼”之工夫,並借“不睹不聞”強調“戒慎恐懼”工夫之“嚴(yan) ”,而最終達成君子之“不使(道)離於(yu) 須臾之頃”的工夫修養(yang) 目的。至此,我們(men) 再回頭審視鄒守益“無往而非上帝,則無往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yan) 也!”這段話,則其所雲(yun) “道之不可須臾離”的“若是其嚴(yan) ”,此“嚴(yan) ”字非單指工夫而論則的然可見。與(yu) 朱子之視“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為(wei) 君子之“工夫”所施之“時”相較,鄒守益以為(wei) “不睹不聞”、“莫見莫顯”均為(wei) 對於(yu) “道體(ti) ”之描述,勿論“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主詞為(wei) 何,其所指稱之對象則為(wei) “道體(ti) ”,具象化而言之,則為(wei) “帝”、為(wei) “神”: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子闡聖學一脈之神,而誰其會(hui) 之?莫見莫顯,無物而遺;不睹不聞,聲臭俱泯;離婁無所用其明,師曠無所用其聰,惠施無所用其辨;肫肫皜皜,浩浩淵淵,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yu) 於(yu) 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請以為(wei) 存神住。[46]

 

從(cong) 以上一段話我們(men) 可以看出,鄒守益是將《中庸》之中數段相似的語言表述貫通而論的,自開篇之“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至篇中之“鬼神其為(wei) 德……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ti) 物而不遺……夫微之顯”,直至篇末之“天地之載,無聲無臭”,所言實隻為(wei) 一事。而朱子所析“不睹不聞”與(yu) “隱”、“微”之語言表述上的細微差別,在鄒守益看來,亦屬無謂,“不睹不聞”無非是“隱”、“微”的另一種形式的表述。而所謂“莫見莫顯”、“體(ti) 物而不遺”、“微之顯”,既有作為(wei) 主宰的“帝”之“範圍曲成”、“充周不窮”以成就宇宙造化之事,如雲(yun) :“帝之則,其神乎!明目不睹其形,傾(qing) 耳不聞其聲,而範圍曲成,千變萬(wan) 化,充周不窮其用。”[47]又如:“不睹不聞,以言乎寂然不動也;莫見莫顯,以言乎感而遂通也。”[48]這一點,鄒守益與(yu) 朱子之外的大多數理學家包括其師王陽明之詮釋有一脈相承處。鄒守益之殊特處則在於(yu) 對《中庸》如此諸般表述中所體(ti) 現的有鑒臨(lin) 、昭察意之強調,所謂“戒懼之著察,其神乎,離朱不見其形,師曠不聞其聲,而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無非仁體(ti) 之經綸。”[49]此中所謂“戒懼之著察”其“著察”意,當非指人所施工夫之“著察”,否則其後所言之“離朱不見其形,師曠不聞其聲”即甚屬無謂了,當指人之戒懼所指涉者(即“帝”、“鬼神”)之著察。這一點,我們(men) 從(cong) 其對於(yu) 《論語》之“參前倚衡”之詮解亦可有所領會(hui) 。“參前倚衡”乃《論語》中孔子因“忠信篤敬”而引出的一段話: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yu)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yu) 衡也,夫然後行。”[50]

 

這段話中的兩(liang) 個(ge) “其”字指代者為(wei) 何,在《論語》原文中甚為(wei) 模糊,朱子則以為(wei)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鄒守益並不如此認為(wei) ,他說:“參前倚衡,無往非上帝之臨(lin) ,方是自昭明德功課,始可謂之深曉。”[51]依此說,則“其”字所指稱者即為(wei) “上帝”,“參前倚衡”則用以描述“帝”之鑒臨(lin) 、昭察無所不在,而落實到此段話的上下文義(yi) 之中,則“參前倚衡”所發明者唯為(wei) “篤敬”意,而似與(yu) “忠信”無涉。而《詩經》中所言“上帝臨(lin) 女,無貳爾心”[52],“不顯亦臨(lin) ,無射亦保”,[53]更成為(wei) 鄒守益指點工夫之常用話頭。

 

四、“戒慎恐懼”

 

以鄒守益之工夫論而言,則《中庸》之“戒慎恐懼”四字足以當之。有了我們(men) 前麵對於(yu) “帝”、“鬼神”之鑒臨(lin) 、昭察意之解析,則“戒慎恐懼”之工夫即為(wei) 順理成章的了。鄒守益於(yu) 前一段以“統體(ti) ”言“天”、以“主宰”言“帝”、以“功用”言“鬼神”的一段話後曾如此申說:“故出王遊衍,無敢逸豫,所以事天;小心翼翼,陟降左右,所以事上帝;齋明盛服,所以事鬼神。”[54]如其解讀《中庸》之“不睹不聞”而“莫見莫顯”、“微之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指示者,“戒慎恐懼”有其所指涉之對象,此中所明言之“事天”、“事上帝”、“事鬼神”是也。“戒慎恐懼”可從(cong) 如下兩(liang) 端言之,其一指人內(nei) 心之敬畏,其二指外在之儀(yi) 容、儀(yi) 節,此即鄒守益所屢稱引之“齊明盛服”:

 

聖門曰自邇自卑之學,翕兄弟,宜妻孥,順父母,以達於(yu) 鬼神。自其內(nei) 盡於(yu) 己而恂慄不搖焉,謂之齋明;自其外備於(yu) 物而威儀(yi) 不違焉,謂之盛服。是以愉愉勿勿,如親(qin) 聽命,而若或饗之。古之人受命如大舜,無憂如文王,繼誌述事如武王、周公,是孝弟以通神明之彀率也。神明之交,莫尊於(yu) 上帝,莫親(qin) 於(yu) 祖廟,而仁孝一脈,事親(qin) 饗帝,精神貫徹,洋洋優(you) 優(you) ,運天下於(yu) 掌。昌黎公所雲(yun) “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者,由是道也。[55]

 

“齊明盛服”出自我們(men) 前引《中庸》言“鬼神之為(wei) 德”一段,所述原針對祭祀之情境而發:“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上引鄒守益一段話末端所雲(yun) 亦涉於(yu) 祭祀,所謂“神明之交,莫尊於(yu) 上帝,莫親(qin) 於(yu) 祖廟”,以至於(yu) 引韓昌黎語“郊焉而格”、“廟焉而享”均為(wei) 針對祭祀而發。祭祀本為(wei) 人與(yu) 天、人與(yu) 鬼神之間實現某種精神上的“感格”的溝通方式,鄒守益認為(wei) ,隻有日常生活中踐行了“仁孝一脈”,方有可能實現人與(yu) 天、人與(yu) 鬼神之精神上的感格,引昌黎語,其意即在此。同樣的道理,鄒守益認為(wei) ,“齊明盛服”也不應該僅(jin) 僅(jin) 成為(wei) 祭祀時的態度,而應該成為(wei) 人們(men) 日常生活中所當持守之常態。以上帝、鬼神於(yu) 之“格”本來是不可測度的,於(yu) “不睹不聞”中亦“莫見莫顯”,故而於(yu) 日常生活中也須如祭祀時做到“如親(qin) 聽命,而若或饗之”。此中所列舉(ju) 的古聖如大舜、文王、武王與(yu) 周公,都是鄒守益所指稱的“孝弟以通神明”的典範。其中,用以詮釋“齊明”、“盛服”的“恂慄”、“威儀(yi) ”之用語出自《大學》,亦為(wei) 鄒守益經常使用的用以提點戒懼工夫的話頭,如雲(yun) :“齊明即恂慄,盛服即威儀(yi) ……戒慎恐懼是聖門授受一脈,自戒慎之嚴(yan) 毅曰恂慄,自戒懼之著盛曰威儀(yi) ……”[56]此語在《大學》中所述如下:

 

詩雲(yun)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yi)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所引詩句出於(yu) 《詩經·淇澳》,傳(chuan) 統上多以其為(wei) 讚美衛武公之詩,鄒守益承此而言並詮釋之如下:

 

古之善取諸竹者,其惟衛武公乎!切磋琢磨,以言其學也,其諸植竹而培之保之、芟之豁之已乎。瑟僴以言乎中也,嚴(yan) 敬日躋,而忿懥好樂(le) ,舉(ju) 無所滯焉,其諸竹之中虛已乎。赫喧以言其和也,輝光日章,而親(qin) 愛賤惡,舉(ju) 無所辟焉,其諸竹之外直已乎。自不愧屋漏以至惠朋友,自灑掃庭內(nei) 以至修兵戎,自抱子以至聿耋,無繁簡,無小大,無壯老而一之,其諸竹之曆霜雪炎蒸而不改柯易葉已乎。[57]

 

而《中庸》“齊明盛服”一段話後所引《抑》之詩,朱子以其為(wei) 衛武公所作[58],鄒守益亦持此說:“古之老而好學者,莫若衛武公,故其自儆,以‘相在爾室,不愧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為(wei) 訓。”[59]而《抑》詩所詠,亦有“抑抑威儀(yi) ”、“敬慎威儀(yi) ”之句,如此看來,鄒守益將《大學》之“恂慄”、“威儀(yi) ”比類於(yu) 《中庸》之“齊明”、“盛服”,於(yu) 文獻上講,亦有其非偶然處。並由此而將兩(liang) 者同歸於(yu) 《中庸》開篇所言“戒懼”,所謂“戒懼無二功”:

 

《大學》《中庸》,聖門授受之源流也。中和有異名,而戒懼無二功。發育峻極於(yu) 天,隻自戒懼不離致之。仁敬慈孝,止之位也;切磋琢磨,止之功也。自戒懼之瑟僴為(wei) 恂慄,自戒懼之赫喧為(wei) 威儀(yi) ,三千三百,皆不睹不聞流出,而烏(wu) 能二之。[60]

 

“戒慎恐懼”工夫之所主在於(yu) “希聖希天”、“複初複古”。鄒守益於(yu) “複初”之名義(yi) 情有獨鍾,早年謫官廣德即以其命名新修之書(shu) 院。“複初”雲(yun) 者,複其“天命之性,烝民同秉之初”也,“複初”即所以“希天”。其工夫則在於(yu) “戒慎恐懼”,於(yu) “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一念不敢,則與(yu) 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則與(yu) 夷貊禽鳥伍。”[61]“複古”則取資於(yu) 古聖,所謂“希聖”是也,以古先聖賢本身即為(wei) “代天立極”者。鄒守益家鄉(xiang) 有複古書(shu) 院,亦其講學之所,曾為(wei) 《複古書(shu) 院誌》作序申明“複古”之意雲(yun) :

 

複古之義(yi) 大矣!粵若稽古,始自放勳,重華代天立極,納萬(wan) 邦於(yu) 時雍風動中。……惟天降衷,惟堯繼天,惟伊傅達厥施,惟孔孟弘厥緒。予惟法服是服,惟法言是言,惟德行是行。曰予德若弗類,予惟褻(xie) 天,惟嘐嘐之古之人,罔敢弗掩。[62]

 

“複初”也好,“複古”也好,既以“複”指稱之,則有所失方有所複。此中亦涉及陽明學的一個(ge) 論題,即良知是否“見成”。鄒守益雲(yun) :

 

故戒懼於(yu) 未病,謂之性;戒懼於(yu) 已病,謂之複。複也者,複其天性之本明,非有添於(yu) 性也。先言戒懼,後言中和,中和自用功中複得來,非指見成的。若論見成本體(ti) ,則良知良能,桀紂非嗇,堯舜非豐(feng) ,何以肫肫浩浩淵淵獨歸諸至聖至誠乎?指其明體(ti) 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ti) 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63]

 

觀此可見,鄒守益並不簡單地否認“良知”之作為(wei) “見成本體(ti) ”,唯以為(wei) 若於(yu) 現實之中實現其作為(wei) “大本達道”的功用,必由“戒懼”而致,不論“未病”、“已病”。“未病”之聖人亦須時時“戒懼”以保此“天真”,否則,亦不免於(yu) “偏”、“乖”。自聖人而下者,皆不免於(yu) “已病”,尤須用“戒懼”工夫以“複”其同秉之初。“病”之根源,鄒守益亦如一般理學家所言,出於(yu) 以下兩(liang) 端,其一出於(yu) 人欲,其二出於(yu) 氣質。鄒守益之所以盛稱周濂溪所強調的“無欲”之要,正在於(yu) 對治“人欲”:

 

學至無極翁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ti) 也,無欲者其功也。罔遊於(yu) 逸,罔淫於(yu) 樂(le)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戒若是,吾儕(chai) 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le) 貨色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拔於(yu) 凡民,矧曰與(yu) 千聖同堂,兩(liang) 儀(yi) 並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貞乎![64]

 

此中有強烈的宗教的禁欲色彩,所謂“寡之又寡,以至於(yu) 無”[65]是也。於(yu) “氣質”之偏之對治,鄒守益亦取資於(yu) 周濂溪之“易惡至中”[66]的變化氣質之學,他說:“剛柔者質也,易惡以至於(yu) 中,則弗囿於(yu) 質矣。夷險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則弗奪於(yu) 境也。弗囿於(yu) 質,弗奪於(yu) 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yu) 無形,聽於(yu) 無聲,三千三百,出王遊衍,其知神之所為(wei) 乎。”以“剛柔”言“質”亦本於(yu) 濂溪《通書(shu) 》所雲(yun) “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依朱子之詮解,惡者之為(wei) “非正”自不待言,即所謂“剛善”、“柔善”,“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67]鄒守益亦持此說:“世之論勁者,倚於(yu) 氣質之近,好剛好直,而未嚐文之以禮樂(le) ,……其於(yu) 勁也淺矣!”[68]“剛”、“直”或為(wei) 美質,然唯以“氣質之近”者承擔帝降之“衷”,尤不免失之於(yu) “淺”,此亦可見鄒守益順承宋儒而來的“變化氣質”之學責人之“嚴(yan) ”。

 

鄒守益所強調的“戒慎恐懼”、“無欲”、“易惡至中”之工夫亦需以“剛毅”、“弘毅”之精神來擔當,然此種“剛毅”、“弘毅”非出於(yu) “氣質”,乃帝降之衷所本具的“至大至剛”的精神:“聖門之訓,惟剛毅為(wei) 能近仁,惟弘毅為(wei) 能以仁為(wei) 己任,知毅者其知仁乎!……帝降之衷,至大至剛,其中正純粹,雖在烝民,渾然與(yu) 貞觀貞明合德。”[69]“至大至剛”者即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亦本於(yu) 天道之“健動”: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qing)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孝親(qin) 悌長,睦族和鄉(xiang) ,無往非剛大之流行,蓋體(ti) 萬(wan) 物而弗遺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保其剛大而不使須臾息也。[70]

 

隻有經過如此“嚴(yan) 毅”、“剛毅”之“戒慎恐懼”之工夫,以對治“人欲”之私,“氣質”之偏,方有可能作到“中和”,以臻至程明道《定性書(shu) 》所體(ti) 現的中和位育、過化存神之造境。“故自其性之大公,命之曰中;自其性之順應,命之曰和;自其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命之曰位育;自其立大公而括順應,命之曰戒懼。”[71]又如:“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故賞善而舉(ju) 之,非作好也;罰惡而誅之,非作惡也。天命天討,而吾無加損焉,是之謂王道。[72]“王道”雲(yun) 者,亦從(cong) 此出。

 

五、天德、王道與(yu) 君臣關(guan) 係

 

“天德”與(yu) “王道”是理學家經常提起的一個(ge) 話題,其說發端於(yu) 程明道:“《詩》曰:‘維天之命,於(yu)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wei) 天也。‘於(yu)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wei) 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隻在慎獨。”[73]明道此意,鄒守益亦以其特有的語言方式發明之:

 

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為(wei) 義(yi) ,從(cong) 心從(cong) 真,不可以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為(wei) 而偽(wei) 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誌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享廟,運天下於(yu) 掌,舉(ju) 由孝弟以達神明。[74]

 

此中所雲(yun) “受命”、“無憂”、“繼誌述事”均以人天對舉(ju) ,“格帝享廟”雖借祭祀而言,然如上所論,是指日常生活中所當持守的一種態度,如“戒慎恐懼”所指示者。由“天德”而達於(yu) “王道”政治,在古代君主製社會(hui) ,其關(guan) 鍵在於(yu) “君”。一般而論,中國古代政治建構乃“政教一體(ti) ”化者,然又有其自身的特征。劉澤華先生在批判古代社會(hui) 的“王權主義(yi) ”時指出曾提出“聖王”的問題,此中即牽涉所謂“政”與(yu) “教”之問題。他說:“把聖和王結合在一起,聖王比聖人和君王都要高。戰國以後君主們(men) 不敢自稱聖王,自從(cong) 秦始皇即位後就講,我就是聖王,以後曆代皇帝都稱聖王,聖字和王字聯係得最多。”[75]這裏牽涉到不同層麵的問題。自理想之層麵而言,聖人應該成為(wei) 王者,或王者應該成為(wei) 聖人,這一點於(yu) 儒家而言是不成問題的。自現實之層麵而言,儒家之聖王隻有上古帝王堯、舜,或下而及於(yu) 禹、湯、文王、武王,秦皇而下之後世君主無與(yu) 焉。秦皇而下君主之稱“聖”,亦是一曆史事實,儒家士大夫亦以“聖”稱之。然稱之以“聖”,必“循名責實”,既為(wei) “聖”,須合於(yu) 聖之所以為(wei) 聖的價(jia) 值標準,換言之,是對於(yu) 君主的某種約束,故而在現實政治中,儒家士大夫以“堯舜其君”為(wei) 其重要的政治目的。

 

這裏亦牽涉到所謂“德治”的問題。如古代社會(hui) 真有所謂“德治”的話,或者說“德”真的能達成政治治理的話,那麽(me) 首先是對於(yu) “君德”的至高要求,因此而有所謂“皇極”之說。《尚書(shu) ·洪範》所言之“皇極”,孔安國釋為(wei) “大中”,朱熹則以“君”訓“皇”,以“標準”訓“極”,“皇極”乃“王者之身可以為(wei) 下民之標準”。餘(yu) 英時先生解讀朱熹之有別於(yu) 傳(chuan) 統的“皇極”的解釋時說:“隻有解作‘王者之身可以為(wei) 下民之標準’,‘皇極’才能一變而為(wei) 對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也隻有如此,人君的絕對的權力才能受到某種程度的精神約束。”[76]確為(wei) 至當之論。鄒守益雖為(wei) 明言“皇極”之訓示問題,但從(cong) 其對於(yu) 該詞匯的使用上看,對於(yu) “皇極”的理解,他接受了朱子的講法。如其所雲(yun) “天子建中和之極以馭萬(wan) 邦”應該是他對於(yu) 《洪範》“建用皇極”的理解,此中雖借《中庸》的“中和”以言,然與(yu) “大中”無幹,“中和”非訓“極”而言,而是用於(yu) 說明作為(wei) 至高標準的“極”的內(nei) 容。其順適《洪範》所言“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77],即指由“皇極”之君主表率作用所達成的政治治理之善。如有所謂“德治”的話,那隻能是自上而下的一種“風化”,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此自上而下次序作為(wei) 一種必然於(yu) 鄒守益之《九廟災自陳疏》表述得非常清晰。

 

此疏所上起因在於(yu) 嘉靖二十年辛醜(chou) (1541)之“九廟災”,明世宗按慣例祭告南北郊、宗廟,頒詔天下行寬恤之政後,唯敕群臣修省。時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的鄒守益之“自陳疏”即因此而發,因“言詞乖刺”而“冠帶閑住”,從(cong) 此告別了仕途。黃宗羲對此事件有非常精確的解讀:“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yi) ,遂落職閑住。”[78]所謂“君臣交儆”,不僅(jin) 僅(jin) 意味著因“災異”而君臣共同“修省”,在鄒守益看來,君之“修省”是臣下“修省”的必要條件。他於(yu) 疏中借《書(shu) 經》“後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後惟明明”而闡釋“隆古交修之訓”雲(yun) :“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wei) 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wei) 心,是謂善事其君。”[79]“君克艱”與(yu) “臣克艱”並非簡單的並列關(guan) 係,隻有君主能“以天之心為(wei) 心”而善事天,臣下方可能“以君之心為(wei) 心”而善事君。此意觀諸“自陳疏”之下文所述,如世宗能保任其“災異”而有的“一念真純”,則達成善治,沛然若決(jue) 江河,而臣下自能有所感化,各守常憲,以盡修補之義(yi) ,其間之前後次序、邏輯關(guan) 係昭然可見。而疏中告世宗以“若保此真純,無或搖轉,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lin) ,無射亦保,務以上天之心為(wei) 心”諸語,如前所述,正為(wei) 鄒守益“戒慎恐懼”之學的核心內(nei) 涵。

 

我們(men) 再前回到“聖王”之話題,儒家士大夫雖以“堯舜其君”為(wei) 其政治理想,但對於(yu) 現實權力世界中的君主尚有清醒的認識。如果說“堯舜其君”是以上古聖王對於(yu) 現實中之君主的約束的話,那麽(me) ,於(yu) 現實世界中,“皇極”之外尚有所謂“人極”,尚有獨立於(yu) “君”之“師”。“皇極”以君主之特殊地位而決(jue) 定其必須去“繼天立極”,然真正實現了“繼天立極”而於(yu) “人極”有所樹立的則為(wei) 儒教之聖賢。此亦涉及“道統”與(yu) “治統”之關(guan) 係,二者的理想狀態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如雲(yun) :“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盛治遼闊而師道立,則易惡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80]既雲(yun) 相輔相成,“皇極”與(yu) “師道”所立之“人極”、“治”與(yu) “教”各有其主,並非完全合一的,“皇極”不足以吞沒“師道”所立之“人極”。體(ti) 現於(yu) 《西銘》以“天地”稱父母而落實下來的人間秩序而言,即所謂“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其父母之家相也。聖其合德,賢其秀者也。”“君”隻是以“位”而言的嫡長子,而“與(yu) 天地合德”之“聖”則別有其人。現實世界之儒家士大夫雖不以“聖賢”自居,然以擔荷“師道”自任則不遑多讓。“師道”亦進一步落實於(yu) 政治製度之中,君主之禦經筵與(yu) 太子之蒙養(yang) ,承擔“師”之角色者多為(wei) 老師宿儒。這一點無疑是儒家士大夫“堯舜其君”的最直接的手段,故而鄒守益之同門王艮甚至以“帝者師”為(wei) 儒家士大夫出仕之唯一的正當選擇。

 

鄒守益本人即曾為(wei) 太子師,嘉靖十九年己亥(1540),世宗建儲(chu) ,鄒守益被任命為(wei) 司經局洗馬以輔導皇儲(chu) 。獲聞任命之後,與(yu) 霍韜同上“聖功圖”,以言太子蒙養(yang) 之要。“聖功圖”最末一圖乃“商王高宗訪道圖”,鄒守益於(yu) 疏中申明其意雲(yun) :“此是高宗訪道傅說,首揭學之一言以嘉惠萬(wan) 世,萬(wan) 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81]自“聖學”之層麵而言,君臣之間臣下乃居於(yu) “師”之位者,而以商高宗訪道傅說為(wei) “萬(wan) 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榜樣,亦為(wei) 儒教士大夫之常論。

 

以上所言,乃自“道統”與(yu) “治統”的維度,對儒教士大夫所論君臣關(guan) 係的大致說明。如落實到“治道”而言,儒教士大夫對於(yu) 君臣之職分亦有明確的界定。以此而論,則君之為(wei) 君之根本在於(yu) “無為(wei) ”。鄒守益雲(yun) :“《記》曰:‘王中心無為(wei) ,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個(ge)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無為(wei) 也,必有為(wei) 也,守至正而已矣。其無技也,必有技也,容眾(zhong) 善而已矣。……聖帝良相之盛德大業(ye) ,率由斯道也。”此中引述《禮記》之言分說君、相之德。相之為(wei) 相在於(yu) 包容,此意其師陽明亦曾屢引此言申說大臣之為(wei) 大臣,鄒守益申之雲(yun) ,相之為(wei) 相,不在於(yu) 其有特殊的才能,如必須有什麽(me) 才能的話,無非是能容眾(zhong) 人之長罷了。君之為(wei) 君則更甚於(yu) 此,所謂“無為(wei) ”雲(yun) 者,孔子曾以此讚聖王大舜:“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82]鄒守益引《禮記》之言申述之雲(yun) ,君之為(wei) 君不在於(yu) 有所為(wei) ,必有所為(wei) 的話,亦無非是持守至正罷了。換言之,長養(yang) “聖德”不僅(jin) 是君主之急務,而且是君之為(wei) 君的唯一正當的分內(nei) 之務,終而達成我們(men) 前麵所論及的“建用皇極”。餘(yu) 英時先生於(yu) 解讀朱子對於(yu) “皇極”的理解時指出:“概括起來,朱熹論‘皇極’,隻要人主以‘純德’作天下的標準,論‘治道’則將君權縮小到任用宰相這一件事上……他理想中的人主也是無為(wei) 而治的虛君。”[83]在這一點上,鄒守益所論“無為(wei) ”與(yu) 朱子亦無不同。

 

當然,需特別指出的是,儒家所言君主之“無為(wei) ”並不僅(jin) 僅(jin) 具有“虛君”的意味,其中亦有儒教思想框架內(nei) 君主之作為(wei) “天子”的神聖意味在其中,或依《西銘》,君主之作為(wei) 天之“宗子”的神聖意味在其中。這種神聖性意味是君主之名分、位分之本來具有的,至於(yu) 現實之君主能否合於(yu) 其名分、位分中的神聖性意味則是另外一個(ge) 問題,而儒教士大夫的“堯舜其君”、“翊讚皇極”,正是使現實之君主合於(yu) 其名分中的神聖性意義(yi) 所作的努力。鄒守益意雲(yun) :“故降衷維帝,所以父母萬(wan) 物也;綏猷維後,所以克相上帝也;代天工維庶官,所以左右厥辟也。”[84]又如:“維天地父母萬(wan) 物,維元後代天,維公卿百執事代元後。”[85]這兩(liang) 段話都是由《書(shu) 經》所引出的“天地”(“帝”)、“君”(“元後”)、“臣”之關(guan) 係的話題,與(yu) 《西銘》所論亦相通。“代天工維庶官”、“維公卿百執事代元後”,即於(yu) “治道”層麵所體(ti) 現的君主“無為(wei) ”而臣下“有為(wei) ”的所謂“虛君”的意味。而“綏猷維後,所以克相上帝”、“維元後代天”,所指示者即為(wei) 君主之名分上所本有神聖性意味。職是之故,作為(wei) 臣下之職分則不僅(jin) 僅(jin) 如上所言於(yu) 庶務上“代天工”以達成“治道”,尚有一重要職分即“堯舜其君”、“翊讚皇極”,使現實之君主能真正合於(yu) 其名分所體(ti) 現的神聖性意義(yi) 。

 

這一點體(ti) 現於(yu) 政治製度上,則不僅(jin) 有我們(men) 上文所舉(ju) 之經筵與(yu) 太子蒙養(yang) ,言官製度之設立,亦有此意。鄒守益雲(yun) :“夫台諫之選,國家藥石之司命也。上以繩愆糾謬,翊讚皇極,而下以激濁揚清,驅黎獻於(yu) 軌物。故曰‘媚於(yu) 天子’,耳目一體(ti) 也;曰‘媚於(yu) 庶人’,百骸一神也。”[86]“台諫”之作為(wei) “言官”在明代官製中主要是禦史與(yu) 給事中,在鄒守益看來,“言官”不徒對下有“激濁揚清”之職責,亦有對上即“媚於(yu) 天子”的“繩愆糾謬,翊讚皇極”的職責。當然,“繩愆糾謬,翊讚皇極”的責任不僅(jin) 僅(jin) 為(wei) 言官所有,乃是臣之為(wei) 臣之普遍的責任所在,“言官”隻是這種普遍的責任在政治製度上的體(ti) 現。正因為(wei) 如此,“言路”之通塞實關(guan) 乎國家之隆替,鄒守益曾以宋代的曆史經驗對此加以反省:

 

方宋之隆也,親(qin) 擢台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直,屈己而優(you) 容之。故士爭(zheng) 自灑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鳴慶曆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yu) 佞為(wei) 市,與(yu) 忠義(yi) 為(wei) 仇者,即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為(wei) 諱。馴至靖康板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87]

 

此即以“言路”通塞論有宋之“隆替”。雖言官職責不單在於(yu) 對君主之“繩愆糾謬”,亦包括對於(yu) 百官的監察作用,然此處所論如“屈己而優(you) 容之”、“犯顏敢諫”、“偏聽獨任”、“以言為(wei) 諱”等語所指示者,恰恰是在談對於(yu) 君主之“繩愆糾謬”而言。

 

上引“媚於(yu) 天子”出於(yu) 《詩經·卷阿》,所詠者為(wei) “吉士”,鄒守益不單引此以言“言官”職責,亦藉此以言臣之為(wei) 臣的普遍的責任。如雲(yun) :“‘媚於(yu) 天子’,非麵從(cong) 也,將順匡救,若手足之衛腹心焉,上斯媚之矣。”觀此可知,“媚於(yu) 天子”,是被動句式,猶言取媚於(yu) 天子。而取媚之手段,則唯在於(yu) “繩愆糾謬”、“將順匡救”。此種對於(yu) “媚”的解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中頗為(wei) “驚人”的子思子所言“恒稱其君之惡者謂之忠”,然此實為(wei) 儒家士大夫之常言,如鄒守益所雲(yun) “責難於(yu) 君為(wei) 恭”[88]。此非故作驚人之語,如上所論,這是“天子”、“天”之“宗子”因其“位”所具有的特殊的神聖性意義(yi) 要求儒教士大夫不得不如此去做。

 

【注釋】

 

[1] 《明儒學案·師說》,頁8。中華書(shu) 局,2008年。

 

[2] 見《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一,頁332。原文雲(yun) :“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chuan) 者,不得不以先生為(wei) 宗子也。”

 

[3] 《東(dong) 廓鄒先生傳(chuan) 》,《鄒守益集》卷二十七,頁1391。鳳凰出版社,2007年。

 

[4] 《鄒守益集》卷二十七,頁1391。

 

[5] 如岡(gang) 田武彥之《王陽明與(yu) 明末儒學》(第三章第四節《修證派(正統派)鄒東(dong) 廓·歐陽南野》,頁143-15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蔡仁厚之《王學流衍》(第二章第一節《“王學宗子”的鄒東(dong) 廓》,頁28-35。人民出版社,2006年),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中篇第三章第四節《主敬派》,頁148-150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均側(ce) 重於(yu) 從(cong) 陽明後學的學派流衍方麵解析鄒守益。牟宗三之《從(cong) 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謂江右派“尤以鄒東(dong) 廓為(wei) 最純正”(頁211),並謂其“‘得力於(yu) 敬’,以戒懼為(wei) 主”(頁220),然並未過多的論及其學。吳震之《陽明後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所論多陽明及門弟子,亦未涉及鄒守益。唯張學智之《明代哲學史》有專(zhuan) 章討論鄒守益(第九章《鄒守益“戒懼”之旨及其家學》,頁160-17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王門諸子對於(yu) “克己複禮”之新解可參看林月惠《陽明後學的“克己複禮”解及其功夫論之意涵》,載《中國儒學》第四輯,頁316-366。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9年。

 

[7] 關(guan) 於(yu) 正德六年舉(ju) 進士時之政治情勢及儒家士大夫之“出處”心態,可參見筆者著《正德間王陽明在京師出處進退心跡考》,載《中國儒學》第三輯,頁220-226。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8年。筆者於(yu) 文末列舉(ju) 陽明弟子及講友黃綰、方獻夫、湛若水等紛紛以不同方式於(yu) 正德六、七年間選擇了“處”,此中亦可加上當時尚未入陽明門下的鄒守益,其“養(yang) 病告歸”,斷非偶然。

 

[8] 今人以宗教言儒教,或以“神”言“天”。然“神”揆之於(yu) 傳(chuan) 統之語意而言,更多地屬於(yu) 一種功能性範疇,基督教之“上帝”或可稱之為(wei) “神”,然“天”不宜稱之為(wei) “神”。“山川草木”或可以稱之為(wei) “神”,早期儒家經典中之“帝”、“上帝”亦或可稱之為(wei) “神”。

 

[9] 《辰州虎溪精舍記》,《鄒守益集》卷七,頁398。

 

[10] 《道南三書(shu) 序》,《鄒守益集》卷二,頁53-54。

 

[11] 《諸儒理學語要序》,《鄒守益集》卷二,頁80-81

 

[12] 《贈白泉臨(lin) 侯陟臨(lin) 江序》,《鄒守益集》卷四,頁224

 

[13] 《尚古說》,《鄒守益集》卷八,頁472

 

[14] 《諸儒理學語要序》,《鄒守益集》卷二,頁81。

 

[15] 《贈考功況翰臣》,《鄒守益集》卷二,頁45。

 

[16] 《正蒙·乾稱》,《張載集》頁62。中華書(shu) 局,1978年。

 

[17] 王文錦:《禮記譯解》,頁697。中華書(shu) 局,2001年。

 

[18] 不徒曾子,《西銘》中列舉(ju) 崇伯子、穎封人、舜、申生諸孝子之事,皆為(wei) 借此以譬喻人對於(yu) 作為(wei) “父母”的“天地”之“孝”。

 

[19] 《別胡汝愚侍禦》,《鄒守益集》卷十八,頁859。

 

[20] 《書(shu) 同誌諸生謝石磯梁翁冊(ce) 》,《鄒守益集》卷十八,頁866。

 

[21] 《題安和裏小會(hui) 籍》,《鄒守益集》卷十八,頁867。

 

[22] 《枝江縣文昌精舍記》,《鄒守益集》卷六,頁359。

 

[23] 《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十一,《二程集》,頁132。中華書(shu) 局,2004年。

 

[24] 《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十二上,《二程集》,頁288。

 

[25] 鄒守益在“盈宇宙間一氣”之前提下言“統體(ti) 曰天”,則此“天”是一個(ge) 綜合的說法,如我們(men) 所說的“宇宙大化”、“天地造化”。程顥直言“天者理也”,實與(yu) 其言“神”、言“帝”為(wei) 一貫通下來的講法,“理”、“神”、“帝”名言不同、側(ce) 重不同,所指則一,如我們(men) 所言“宇宙大化”、“天地造化”之中若有其主之者。程頤之講法最為(wei) 分疏,是一平麵的解析,有“形體(ti) ”、“主宰”、“功用”、“妙用”、“性情”之諸般各有其所歸,有條不紊,是對“宇宙大化”、“天地造化”之條分縷析式的解析。需略作說明的是,理學家之所長在於(yu) 解析,此於(yu) 程頤、朱熹尤見突出。解析雲(yun) 者,將人之於(yu) “宇宙大化”、“天地造化”之體(ti) 會(hui) 以名言表出之,既為(wei) 名言之表出,義(yi) 理之綱維施設,則不免得之一隅,失之一隅,故程(指程頤)朱多有被指為(wei) “支離”者。牟宗三理體(ti) 、神體(ti) 之分疏。

 

[26] 《重刻臨(lin) 川吳文正公年譜序》,《鄒守益集》卷二,頁74。

 

[27] 《岷川說贈劉司諫》,《鄒守益集》卷八,頁449。

 

[28] 《積慶堂記》,《鄒守益集》卷六,頁367

 

[29] 《西山春卿陳子初度壽言》,《鄒守益集》卷三,頁145

 

[30] 《複夏太仆敦夫》,《鄒守益集》卷十,頁493。

 

[31] 《青原文明亭記》,《鄒守益集》卷七,頁425。

 

[32] 《好學篇贈五台徐柱史》,《鄒守益》卷四,頁198。

 

[33] 《日惺齋說》,《鄒守益集》卷八,頁439。

 

[34] 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25。中華書(shu) 局,1983年。此段話語標點上頗費躊躇,主要問題即“子曰”至何而止。中華書(shu) 局本《四書(shu) 章句集注》整理者標點時將此段話全部標為(wei) “子曰”,顯然有問題。朱子之《詩經集傳(chuan) 》曾引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語,而謂其為(wei) “子思子曰”(詩集傳(chuan) 》卷十八,頁240。鳳凰出版社,2007年。),則在朱子看來,此語不可歸於(yu) “子曰”。姑標點如上。

 

[35] 《詩集傳(chuan) 》卷十八,頁240。

 

[36] 《明水陳姻家壽言》,《鄒守益集》卷三,頁109。

 

[37] 《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25。

 

[38] 《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25。

 

[39] 《龍岡(gang) 書(shu) 院祭天記》,《鄒守益集》卷七,頁404-405。

 

[40] 《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17。

 

[41]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頁1502。中華書(shu) 局,1986年。

 

[42]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頁1499。

 

[43]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頁1505。

 

[44]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頁1501。

 

[45]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頁1505。

 

[46] 《簡陳春元崇吉》,《鄒守益集》卷十一,頁548。

 

[47] 《水西精舍記》,《鄒守益集》卷七,頁430-431。

 

[48] 《贈王梧岡(gang) 少尹》,《鄒守益集》卷三,頁92。

 

[49] 《重刻臨(lin) 川吳文正公年譜序》,《鄒守益集》卷二,頁74。

 

[50] 《論語·衛靈公》。

 

[51] 《簡蔡白石》,《鄒守益集》卷十一,頁556。

 

[52] 《詩·文王》。

 

[53] 《詩·思齊》。

 

[54] 《枝江縣文昌精舍記》,《鄒守益集》卷六,頁359。

 

[55] 《潮州林氏祠堂記》,《鄒守益集》卷七,頁427-428。

 

[56] 《簡聶雙江》一,《鄒守益集》卷十二,頁583。

 

[57] 《竹墩說贈宜春吳侯入覲》,《鄒守益集》卷九,頁477

 

[58] 《詩集傳(chuan) 》頁239。

 

[59] 《簡劉中山》三,《鄒守益集》卷十一,頁559。

 

[60] 《艮齋說》,《鄒守益集》卷九,頁485。

 

[61] 以上初見《複初亭說》,《鄒守益集》卷八,頁448。

 

[62] 《複古書(shu) 院誌序》,《鄒守益集》卷二,頁89。

 

[63] 《複高仰之諸友》,《鄒守益集》卷十一,頁549-550。

 

[64] 《虔州申贈》,《鄒守益集》卷三,頁99-100。

 

[65] 《罔極錄序》,《鄒守益集》卷五,頁307。

 

[66] 語出《通書(shu) ·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周敦頤集》卷二,頁20。中華書(shu) 局,2009年。

 

[67] 《周敦頤集》卷二,頁20。

 

[68] 《書(shu) 勁齋貼》,《鄒守益集》卷十八,頁865。

 

[69] 《毅壽說》,《鄒守益集》卷八,頁453。

 

[70] 《書(shu) 勁齋貼》,《鄒守益集》卷十八,頁865。

 

[71] 《後樂(le) 亭說》,《鄒守益集》卷八,頁475。

 

[72] 《錄青原再會(hui) 語》,《鄒守益集》卷八,頁443。

 

[73] 《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十四,《二程集》頁141。

 

[74] 《天真書(shu) 院改建仰止祠記》,《鄒守益集》卷七,頁383。

 

[75] 《關(guan) 於(yu) 倡導國學幾個(ge) 問題的質疑》,載《國學問題爭(zheng) 鳴集》,頁12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76] 《朱熹的曆史世界》上篇《緒論》,頁182。三聯書(shu) 店,2004年。

 

[77] 《壽姚君鵬程序》,《鄒守益集》卷二,頁34。

 

[78] 《明儒學案》卷十六,頁331。

 

[79] 《九廟災自陳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8。

 

[80] 《壽姚君鵬程序》,《鄒守益集》卷二,頁34。

 

[81] 《聖功圖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2。

 

[82] 《論語·衛靈公》。

 

[83] 《朱熹的曆史世界》上篇《緒論》,頁182。

 

[84] 《慶歐陽宮保約庵公壽序》,《鄒守益集》卷五,頁279。

 

[85] 《述職歸壽序》,《鄒守益集》卷五,頁286。

 

[86] 《好學篇贈五台徐柱史》,《鄒守益集》卷四,頁198。

 

[87] 《續刻思賢錄序》,《鄒守益集》卷三,頁105。

 

[88]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鄒守益集》卷三,頁97。

 

引用書(shu) 目:

 

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shu) 局,2008年。

 

鄒守益:《鄒守益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

 

岡(gang) 田武彥:《王陽明與(yu) 明末儒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蔡仁厚:《王學流衍》,人民出版社,2006年。

 

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牟宗三:《從(cong) 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林月惠《陽明後學的“克己複禮”解及其功夫論之意涵》,載《中國儒學》第四輯,頁316-366。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9年。

 

張載:《張載集》,中華書(shu) 局,1978年。

 

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shu) 局,2001年。

 

《二程集》,中華書(shu) 局,2004年。

 

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1983年。

 

朱熹:《詩集傳(chuan) 》,鳳凰出版社,2007年。

 

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shu) 局,1986年。

 

周敦頤:《周敦頤集》,中華書(shu) 局,2009年。

 

劉澤華:《關(guan) 於(yu) 倡導國學幾個(ge) 問題的質疑》,載《國學問題爭(zheng) 鳴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三聯書(shu) 店,2004年。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