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談國學

作者：章繼光

來源：原載於(yu)  共識網-作者賜稿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初四

           西曆2015年1月4日

摘要：梁啟超雖然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但他與(yu) 抱住國粹不放，對外來先進文化一味拒斥的的守舊派不同，麵對東(dong) 漸的西方先進文化，他主張以開放的態度借鑒吸收

梁啟超(1873——1929年)是享譽海內(nei) 外的學術大師。他對博大精深、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高度推崇。早在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發表的《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他就自豪地說：世界“今日隻有兩(liang) 種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也;一泰東(dong) 文明，中華是也。”“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生此國，為(wei) 此民，享此學術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飲冰室文集》之七，第2-4頁，中華書(shu) 局1989年)早年，他以《新民說》激揚民氣，致力於(yu) 社會(hui) 變革的同時，並以《新史學》等著作推動學術啟蒙。1920年歐遊回國之後，梁啟超脫離政治活動，以主要精力投身於(yu) 學術研究，發表了數百萬(wan) 字的學術著作。他在緊張的著述之外，到全國各大城市及高校演講、講學。為(wei) 了更好的傳(chuan) 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梁啟超於(yu) 1923年創辦文化學院，自任院長。他在《為(wei) 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yu) 國中同誌》一文中指出, 中國文化應從(cong) 五個(ge) 方麵整理並發揚光大：一是陶養(yang) 人格至善的儒家人生哲學;二是在世界學術上占重要地位的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三是最圓滿的宗教——佛教;四是在人類文化中有極高價(jia) 值的中國文學、美術;五是在人類文化中有極大意義(yi) ，世界罕見其匹的曆史學。他說：“以上五事之發明整理，實吾儕(chai) 對世界應負之義(yi) 務。”(丁文江、趙豐(feng) 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983-98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922年，梁啟超開始在清華學校講課，1925年9月，受聘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並主持研究院工作。上世紀20年代，曾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的梁漱溟與(yu) 梁啟超一度曾有密切交往。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xie) 道：“(我)同任公相識交往，則在民國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學教書(shu) 的時候…….其時，梁任公已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大學者，”“後來他到清華大學主持國學研究院，是該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外三名是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問答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548-549頁，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3年)。據當年入讀清華國學院的著名史學家周傳(chuan) 儒回憶，梁啟超在國學院主講儒家哲學、曆史研究法、荀子、王陽明等課程，同時為(wei) 大學部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並為(wei) 燕京大學學生講授古書(shu) 真偽(wei) 及其年代。其所講內(nei) 容“欲包舉(ju) 二千年來中國之學術文化”(周傳(chuan) 儒《史學大師梁啟超與(yu) 王國維》，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386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這些課程的講義(yi) 後經整理出版，它們(men) 包括《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儒家哲學》、《古書(shu) 真偽(wei) 及其年代》等，都是一部部閃爍著學術光彩，價(jia) 值很高的著作。

為(wei) 了方便青年讀者和大學生了解國學，梁啟超編寫(xie) 了《國學小史》。據鄭振鐸先生介紹，梁啟超帶著它演講，但經常要補充新的內(nei) 容，經“五十次講述，講義(yi) 草稿盈尺”。鄭本人未能接觸講義(yi) 全稿，不知它的全部內(nei) 容，但他後來 從(cong) 刊行的部分內(nei) 容《墨子學案》，便“想見其書(shu) 內(nei) 容如何弘博了。”(以上見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第9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對如何研究國學，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liang) 條道路》的演講中提出了兩(liang) 條應走的路，第一條路是文獻的學問，就是當時學者所講的“整理國故”。梁啟超說,關(guan) 於(yu) 國學文獻的整理、研究，這是一個(ge) 浩博、繁難而又有趣的工作，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曆史文化，我們(men) 祖宗世世代代的工作，為(wei) 全人類積累下了一大筆遺產(chan) ;以現存的史料(正史、別史、政書(shu) 、方誌、譜牒、筆記、金石刻文)而言，一字一句都有著極寶貴的史料。我們(men) 要運用知識(文字學、考證等)把這座豐(feng) 富的礦藏開采出來。第二條路是德性的學問。梁啟超說，除做好文獻方麵的工作之外，還要運用儒家的人生哲學，以內(nei) 省、躬行的方法去“實行體(ti) 驗”，通過“躬行實踐”，“養(yang) 成‘仁’人生觀”。隻有樹立了這樣的人生觀，才算汲取到國學的精髓，不愧為(wei) 先聖的後代。梁啟超認為(wei) ，學是為(wei) 了行，“為(wei) 學”與(yu) “做人”是不能割裂開來的，個(ge) 體(ti) 的人格與(yu) 社會(hui) 的人格也是不能割裂的。“要想社會(hui) 的人格向上，惟一的方法就是要使自己的人格向上”，隻有個(ge) 體(ti) 的人格普遍提高，養(yang) 成了好的德性，全社會(hui) 成員的人格才會(hui) 提高，整個(ge) 社會(hui) 的道德水平才會(hui) 提升，社會(hui) 風氣也才會(hui) 得到有效地改善。(《1923年1月9日在南京東(dong) 南大學國學研究所的講演》，《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6-117頁)梁啟超所揭示的治國學兩(liang) 條“大路”，從(cong) 學問研究與(yu) 德性養(yang) 成兩(liang) 個(ge) 方麵提出 “治國學”的內(nei) 容與(yu) 方向。

梁啟超雖然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但他與(yu) 抱住國粹不放，對外來先進文化一味拒斥的的守舊派不同，麵對東(dong) 漸的西方先進文化，他主張以開放的態度借鑒吸收，“匯擇其長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新民說》，《飲冰室專(zhuan) 集》之四第5頁)，他說，“非讀萬(wan) 國之書(shu) ，則不能通一國之書(shu)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文集》之二，第25頁)。他認為(wei) ，隻有在中西文化比較、會(hui) 通的基礎上，才能準確認識、把握中國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推動世界文明進程的作用;他相信，域外先進文化的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 《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文集之七第104頁)。在“國學熱”不斷升溫的今天，梁啟超的上述觀點對我們(men) 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