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界尋求共識

作者：薛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生活版編輯 ）

來源：FT中文網

時間：2013年12月12日

2013年9月4日，中國學界28名學者簽名發表了《關(guan) 於(yu) 中國現狀與(yu) 未來的若幹共識》，因為(wei) 是在牛津大學的會(hui) 議上擬定，因此被稱為(wei) “牛津共識”。

這份800多字的共識聲明看上去有點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聞層出不窮的中國當下也談不上有多少影響力。但熟悉中國思想界內(nei) 情的人知道，這已經是中國思想界近二十年來的破冰行為(wei) 。

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對立甚至已經到了水火難容、攻擊謾罵的地步。用自由派學者秦暉的話解釋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認為(wei) 根本不會(hui) 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隻要鬧到你死我活，多半是兩(liang) 個(ge) 原因，一個(ge) 涉及權力，一個(ge) 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說這樣的大背景還不足以讓這份“牛津共識”顯得彌足珍貴的話，那麽(me) 此次牛津會(hui) 議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學者王文鋒自掏腰包20萬(wan) 元貼補這次共識會(hui) 議卻是真切地讓這份共識聲明帶了些慈悲情懷。

“牛津共識”後再次反思這份“共識聲明”，各派學者對派別之間的分歧與(yu) 共識又有怎樣的認識與(yu) 評價(jia) 呢？FT中文網就此采訪了“牛津共識”文本的四位發起人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以及學者許紀霖等。

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個(ge) 派別對中國問題的“病根”的診斷是不一樣的。

新左派認為(wei) 病根是資本主義(yi) ，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氣地說是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導致了中國的矛盾。自由主義(yi) 正相反，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病的原因是舊的體(ti) 製和“文革”為(wei) 代表的集權體(ti) 製在繼續起作用，權力幹預市場公正，從(cong) 而造成社會(hui) 負麵現象。新儒家認為(wei) ，是因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被破壞得過於(yu) 嚴(yan) 重；研究基督教的在這方麵與(yu) 新儒家比較接近，認為(wei) 傳(chuan) 統道德被破壞，宗教信仰被掃蕩至少是社會(hui) 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學者讚同自由派對政治經濟的問題的看法。新左派開的藥方是：恢複國家管製經濟，主張平均，用行政手段來解決(jue) 問題；自由主義(yi) 則主張政治經濟體(ti) 製改革，讓市場來解決(jue) 問題，消除由於(yu) 政治權力幹預帶來的不平等，主張自由平等的競爭(zheng) 。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學者則認為(wei) 應該重視文化的問題，主張信仰自由。我個(ge) 人覺得自由主義(yi) 的說法比較有道理。

我從(cong) 一開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識”會(hui) 議，這對學術界很重要。2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分化得越來越明顯，問題越來越尖銳，對社會(hui) 問題的形成原因和解決(jue) 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見。因為(wei) 看法不同，相互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再加上少數人寫(xie) 文章意氣用事，不同派別的人陷入爭(zheng) 論與(yu) 糾紛之中。這種無休止的爭(zheng) 論與(yu) 糾紛不僅(jin) 會(hui) 讓外界感到困擾，而且也會(hui) 讓執政者失去傾(qing) 聽的興(xing) 趣與(yu) 耐心。中國目前的矛盾很尖銳，但從(cong) 根本的道理來說，並不是非常艱深，並且各個(ge) 派係都對中國有個(ge) 一致的判斷與(yu) 共同的希望。中國的領導人應該看到這一點，中國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在一些問題上的基本判斷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張。

陳明，《原道》主編（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現代社會(hui) ，由於(yu) 價(jia) 值立場和學術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來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出現是社會(hui) 空間得到拓展的產(chan) 物。但是，思想的差異應該與(yu) 意識形態的差異、政治的差異有所不同，不應該變質為(wei) 話語權之爭(zheng) ，也不應流於(yu) 意氣之爭(zheng) 。

有人說“牛津共識”內(nei) 容稀薄類似“底線共識”，我覺得應該積極地看成基礎共識，即它是可以作為(wei) 起點往前延伸的。雖然會(hui) 議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問題意識與(yu) 思考維度開始被相互間考量吸收，從(cong) 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譜或構成變得豐(feng) 富厚實。如果再聚首的話，我會(hui) 提國家建構與(yu) 國族建構的問題，並堅持以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作為(wei) 起點和目標。家國情懷，天下責任，在儒家這裏是統一的、中庸的。自由派隻講個(ge) 體(ti) 和天下；新左派隻講黨(dang) 、國或黨(dang) 國；基督徒當然更是所謂普世主義(yi) 。我認為(wei) 儒家思想可以為(wei) 其他各派提供一個(ge) 結構性的基礎平台。

黃紀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當然是實際社會(hui) 分化和衝(chong) 突的反映，一般情況下，社會(hui) 現實什麽(me) 樣，它大體(ti) 也什麽(me) 樣，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並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被動回音壁，也是一種能動的社會(hui) 力量，往往獨立於(yu) 、甚至異化於(yu) 社會(hui) 現實。思想界應該以自己的道德情懷和理性水平引領現實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現實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來有些所謂的“左右之爭(zheng) ”，隻認圈子、不講是非，雖然一個(ge) 個(ge) 振振有辭，實屬流派向幫派的墮落，酷似文革時期“大喇叭”、“牛屁股”之類流氓團夥(huo) 的街頭鬥毆，跟“思想”已經八竿子打不著了。這雖然不是現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確是值得警惕的趨勢。

但願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變得獨立自主一點兒(er) ：右邊的別護膝文胸似地跟大富豪貼那麽(me) 緊——看有些教授和資本家在微博上打情罵俏，豈但“公領域”“私領域”不分，連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邊的也跟“大大”多少保持點兒(er) 距離，別弄得跟貼身保鏢似的，比焦大都不如。這樣雙方或許能在民生和民主問題上真能取得一些稱得上“共識”的共識。

聲明裏的“麵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hui) 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個(ge) 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hui) 藍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這段話是我提議加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民族主義(yi) 、自由主義(yi) 、保守主義(yi) ，其實哪種社會(hui) 思想都有一定的現實和未來合理性。中國的未來的健康發展，需要整合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這也是包括此次會(hui) 議在內(nei) 的思想行動所應追求的一種“共識”吧。

秦暉，清華大學教授（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牛津共識”這件事是有一點意義(yi) ，但僅(jin) 就這個(ge) 文本而言，是沒有多大意義(yi) 的。這個(ge) 文本講的都是一些幾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話。但這至少可以說明，不管是主義(yi) 上的左右，還是文化上的東(dong) 西，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當然，坐在一起是個(ge) 開始，如果我們(men) 能夠沿著這個(ge) 方向，把共識進一步地探尋下去，那可能將來會(hui) 有意義(yi) 。

我還有一個(ge) 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國要講共識，還有一個(ge) 是“上下”的共識。但這是我們(men) 不能承擔的，因為(wei) 我們(men) 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勞苦大眾(zhong) 。老實說，即使是中層，我們(men) 也不能說代表了誰。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隻能代表自己。比如，據說我是自由主義(yi) 者，但其他的自由主義(yi) 者會(hui) 不會(hui) 同意我代表他們(men) 呢？寫(xie) 這個(ge) 文本，隻要沒有別人委托我，我都不敢說自己能代表別人，我們(men) 都隻是代表自己。隻能說，寫(xie) 這個(ge) 聲明的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說他們(men) 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這個(ge) 文本，意義(yi) 並不大，隻是這個(ge) 行為(wei) 比較有意義(yi) 而已。如果要說我們(men) 各派別之間有最大公約數的話，現在這個(ge) 文本肯定不是最大公約數，它隻是個(ge) 公約數而已。怎麽(me) 把這個(ge) 公約數做到最大，這可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作為(wei) 此次“牛津共識”的積極參與(yu) 者，華東(dong) 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則把中國思想界的這個(ge) 事件放在社會(hui) 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評價(jia) 和考量。他說：“‘牛津共識’的意義(yi) 不在於(yu) 達成了什麽(me) 共識，而在於(yu) 各家各派能夠坐下來，有意願去尋找共識。中國政治最大的問題是彼此之間不信任。晚清時，革命派和立憲派相互之間爭(zheng) 吵不休，互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持續到民國，國民黨(dang) 和進步黨(dang) 也是爭(zheng) 吵不休。‘牛津共識’的意義(yi) 在於(yu) ，在尋找共識的時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對方，知道對方是怎麽(me) 想的，從(cong) 而不會(hui) 產(chan) 生誤解。哪怕達不成共識，至少會(hui) 有一種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對話，達成妥協，否則隻有敵意和誤解。而這種敵意和誤解多了，很可能會(hui) 出現像埃及那樣的悲劇。”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