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與(yu) 商道”，是我為(wei) 一位朋友正在醞釀的書(shu) 稿所擬的題目，讀罷徐彥平先生的《情商中國》（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版），立即想到了這個(ge) 現成的題目，姑且先行“挪用”吧。

《情商中國》注定是一本會(hui) 引起讀者關(guan) 注的書(shu) 。因為(wei) 書(shu) 中討論的問題——情感和利益——是人類生活中最須臾不可或離的兩(liang) 樣東(dong) 西，尤其是在幾乎全民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當代中國，這兩(liang) 樣東(dong) 西的糾纏和衝(chong) 突正呈愈演愈烈之勢，隨時可能擦槍走火，釀成不虞之禍。君不見，在局部或者某些人的私人生活中，這樣或那樣的悲劇正在、甚至已經發生了。最重“感情”的中國人，碰上了最重“利益”的商品消費時代，到底該何去何從(cong) ？這是《情商中國》試圖回應並解決(jue) 的一個(ge) 時代大課題。我對此書(shu) 書(shu) 名冠以“中國”二字，起初以為(wei) 托大，讀後終覺妥帖，蓋本乎此。

眾(zhong) 所周知，百餘(yu) 年來，受西方思想、政治、軍(jun) 事、科技、經濟等的多重擠壓與(yu) 滲透，厚道善良的中國人能保持民族精神之挺立，而不生出民族自卑感者，實在是“多乎哉？不多也”。即以“五四”諸賢而論，這些居於(yu) 彼時民族文化金字塔尖上的精英人物，無論其曾留日、留歐抑或留美，歸來後鮮有不以西尺量中土甚乃以國民性為(wei) 恥者。這種民族自卑症至今依然像瘟疫一樣蔓延在城市和鄉(xiang) 村、政壇與(yu) 學界、眉頭與(yu) 心頭。譬如，在中國境內(nei) 舉(ju) 辦的國際學術會(hui) 議，動輒以英文作為(wei) 會(hui) 議指定語言，便是一例；而國人一有機會(hui) 便舉(ju) 家移民國外，或者將孩子送到外國讀書(shu) ，則又是一例。與(yu) 中國人到國外，頗以不懂外文為(wei) 愧形成鮮明發差的是，高鼻深目的老外在中國卻可以操著母語橫衝(chong) 直撞。仔細想想，老外在中國之所以敢用洋文問路，其潛台詞是不言自明的，即我可以不了解你，你卻不可能、也不應該不了解我。

於(yu) 是乎，近百年來幾乎所有現代學術研究，無不唯西方是瞻。自然科學倒也罷了，我們(men) 自愧不如，虛心甚至甘心亦步亦趨尚無可厚非；而眼下的情況是，社會(hui) 學科以至人文學科同樣是“西風壓倒東(dong) 風”，舉(ju) 凡經濟學、社會(hui) 學、管理學等無不奉行“拿來主義(yi) ”，照單全收，現學現賣，似乎中國自古以來便無經濟、社會(hui) 、管理之學問，“臨(lin) 淵羨魚”之後，完全無法“退而結網”。職是之故，不管是不是私心偏見，我對如今炙手可熱的所謂金融經濟學、企業(ye) 管理學之類“顯學”，一向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

以我有限的閱讀來看，《情商中國》的問世，很可能填補了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本位，來探討現代企業(ye) 經營管理之道這一方麵著述的空白。它讓我想起馬克思·韋伯的名著《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如果說馬克思·韋伯討論了歐洲新教倫(lun) 理對現代資本主義(yi) 精神所以形成的決(jue) 定性影響的話，那麽(me) ，《情商中國》所展現的，則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世俗生活土壤中產(chan) 生並傳(chuan) 承至今的儒家倫(lun) 理，與(yu) 當下正在日益形成的商品社會(hui) 與(yu) 現代企業(ye) 精神之間的共生狀態及互動關(guan) 係。

中國文化淡於(yu) 宗教，而最重人情，甚至可以說是“以情為(wei) 教”。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雲(yun) ：“道始於(yu) 情，情生於(yu) 性。”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亦指出周孔之教化，實“以情感為(wei) 其根本”。李澤厚甚至提出“情本體(ti) ”說：“所謂情本體(ti) ，是以‘情’為(wei) 人生的最終實在、根本。”因為(wei) 重情義(yi) ，故而貶財利。於(yu) 是有了儒家的“義(yi) 利之辨”，主張“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見利思義(yi) ”等等。其實，儒家亦認同人們(men) 對富貴利達的追求，比如孔子說：“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顯然，儒家主張的是合乎道義(yi) 的富與(yu) 貴。故《禮記·大學》雲(yun)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為(wei)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yi) 者也，未有好義(yi)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說：“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惟其如此，古代中國早有成熟而自洽的市場交換原則及富國庶民之道。尤其是秦商、徽商、晉商的出現，以及票號、錢莊、銀樓的通行，無不在在說明，儒道與(yu) 商道完全可以並行不悖，共生共榮，成為(wei) 滋養(yang) 社會(hui) 生活和自然經濟的肥沃土壤。

《情商中國》的新穎之處在於(yu) ，它將傳(chuan) 統儒家倫(lun) 理中的“義(yi) 利”關(guan) 係問題加以置換，以頗具現代感的“情商”二字出之，更將“情”與(yu) “商”做了拆分，非常細膩而精彩地分析了情感的商業(ye) 性質，以及商業(ye) 的情感參與(yu) 。通過大量的擺事實、講道理，得出了一係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比如情感可以交換，“不平等產(chan) 生情感”，反之，“不公平產(chan) 生情緒”。所謂“不平等產(chan) 生情感”，是指在人際互動中自覺把彼置於(yu) 我之上，側(ce) 重於(yu) 彼，傾(qing) 斜於(yu) 彼，形成我低而彼高的態勢，情感如此產(chan) 生於(yu) 彼心中。這其實就是“自卑而尊人”的古之禮在國人情感生活的生動體(ti) 現。作者甚至還別出心裁地“發明”了兩(liang) 個(ge) 公式：一是“公平=平等+公正”；二是“幸福感=情感/情緒”。在全民幾乎都在“向西看”的當下，作為(wei) 一名商海中的弄潮兒(er) ，徐彥平所懷有的古典情懷和淑世之誌濃重得讓我吃驚，他不僅(jin) 同情儒家倫(lun) 理，甚至以儒者自居，進而提出“儒者何為(wei) ？”的時代命題，以應對這個(ge) 日新月異的物質世界。

作者試圖告訴我們(men) 的是，因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無論時代及個(ge) 人生活多麽(me) “瞬息萬(wan) 變”，在中國人的生存之道中仍然挺立著某種“不變”的東(dong) 西。在各種器物和技術像多爪烏(wu) 賊一樣抓住人類肉體(ti) 和神經的商品消費時代，仍有一種超越一切而上的“道”，頑強地存在並發揮著巨大作用。特別是就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dong) 方社會(hui) 而言，形下之“器”的不斷增量，絕不會(hui) 成為(wei) 形上之“道”的“劊子手”和“終結者”；那些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古老法則，絕不會(hui) 因為(wei) 人類衣食住行的日益趨同而就此失效。換言之，我們(men) 可以接受一種“頂層設計”的調整和借鑒，卻無法接受一個(ge) 民族在文化心靈和生活趣味上的整體(ti) 潰敗，如同在一次其樂(le) 融融的親(qin) 朋聚會(hui) 上，我們(men) 固執地拒絕所謂“AA製”，而喜歡看到有人搶著買(mai) 單。

徐彥平說：“人的事，從(cong) 根本上說就是心的事；心的事，從(cong) 根本上說就是情的事。”這句話似乎還可以這樣理解：商道其實就是人道，而通向人道的路上，“情商”遠比“智商”更本真，更便捷，更重要。

聽熟悉作者的朋友們(men) 介紹，徐彥平出身貧寒，當過兵，做過編輯，寫(xie) 過詩，後來下海經商，成了身價(jia) 不菲的成功商人。而這本書(shu) 裏所寫(xie) 的大量故事和鮮活道理，很多都是他親(qin) 身經曆或者親(qin) 自證成的。聽他的故事仿佛在聽一個(ge) 傳(chuan) 奇，而這個(ge) 傳(chuan) 奇依然在繼續。我與(yu) 徐彥平素不相識，但願意祝福像他一樣在中國大地上生長、壯大，登枝而不忘其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充滿本土文化情懷的中國商人們(men) ！

                                                                2013年8月底寫(xie) 於(yu) 有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