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苟東(dong) 鋒教授主講 “正名、經典與(yu) 經學”

來源：「蔚芝學脈」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西元2025年6月3日

5月22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主辦了致遠大講壇2025年第1期活動。本次講座由華東(dong) 師範大學苟東(dong) 鋒教授主講《正名、經典與(yu) 經學》，上海交通大學教師王金鳳、黃琳、孟少傑等參與(yu) 對談。

苟東(dong) 鋒老師首先指出，“經學與(yu) 哲學之辯”是近年來中國哲學界一個(ge) 引人注目的現象，對此，學界的意見形成了尖銳衝(chong) 突：研究經學的人認為(wei) 哲學將傳(chuan) 統儒學窄化了，研究哲學的則認為(wei) 經學忽略了根本問題，雙方互存偏見。其中經學派所理解的哲學往往是特定的哲學，而哲學本身不是特定的，那麽(me) 究竟什麽(me) 是哲學？什麽(me) 是中國哲學？苟東(dong) 鋒認為(wei) ，對中國哲學這門學科的理解應當回到嚴(yan) 複和胡適所開創的“名學”即中國哲學的進路。從(cong) 這一角度出發不僅(jin) 可以深入充分領會(hui) 中國哲學，還可以進一步以“名學方法”為(wei) 底層邏輯而重估經學。

馮(feng) 友蘭(lan) 在《三鬆堂自序》中講述了一段關(guan) 於(yu) “點石成金”的故事，指出比金子本身更為(wei) 寶貴的是點石成金的能力。若將這一譬喻引入到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那麽(me) 對於(yu) 馮(feng) 友蘭(lan) 所處的那個(ge) 時代的人們(men) 來說，這個(ge) 能夠“點石成金”的“金手指”便是西方哲學，即運用西方哲學點化中國哲學，嚴(yan) 複和胡適就是最早走上這一道路的代表。然而他們(men) 最初的這種以西解中未必是後人想象的那種以西方為(wei) 標準而裁奪中國。在此意義(yi) 下，我們(men) 需要重新思考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如何實現了“中國哲學史”從(cong) 零到一的突破。陳衛平老師指出：“胡適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獨立性奠基，主要是賦予其走出經學的現代性品格。”走出經學是中國哲學學科成立的最顯明的標誌。然而，經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國學複興(xing) 運動以及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大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經學的價(jia) 值。可以說，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遠離經學到重估經學的轉變。

今天，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走向了一個(ge) 重要關(guan) 隘，欲通此關(guan) ，就得重新評價(jia) 和安置經學。在苟東(dong) 鋒看來，對傳(chuan) 統經學進行再消化和統攝的底層邏輯就在於(yu) “名學方法”。與(yu) 西方哲學中的“邏各斯”（西哲中的底本）相對應，“名”就是嚴(yan) 複和胡適所找到的可以從(cong) 根本上把握中國哲學的一個(ge) 大觀念，且這一觀念並非舶來品，而是中國的自有觀念。借用俞宣孟老師所提出的“哲學底本”一詞，嚴(yan) 複和胡適所發現的“名”就是新時代意義(yi) 下的中國哲學底本，或者說，名學就是中國哲學。胡適吃透了這個(ge) 思路，撰寫(xie) 了《先秦名學史》，構建了一套先秦名學的體(ti) 係，後來改裝之後就是《中國哲學史大綱》。針對戴卡琳對胡適的看法，苟東(dong) 鋒進一步指出，名學就是對照西方哲學所勾勒出的一種中國式話語體(ti) 係，並對這個(ge) 時代的重要問題進行回應。由此，並非胡適的方法存在問題，不是法病而是人病，因而我們(men) 需要重新審視胡適直到晚年都非常重視的“名學方法”在推進中國哲學研究方麵的價(jia) 值。

現在的問題是，胡適的工作仍是初步的，隻是發現了先秦每家都有名學，但為(wei) 什麽(me) 先秦每家都有名學？先秦每家名學之間是什麽(me) 關(guan) 係？這些內(nei) 容缺乏進一步討論，因此，我們(men) 可以在“名”的基礎上追溯先秦諸子的發生，並在此基礎上特別討論儒家思想的價(jia) 值。“名”的基本內(nei) 涵是語言符號（語言、身份、觀念、規範、秩序），而深層內(nei) 涵則指向價(jia) 值理想，名成為(wei) 表述價(jia) 值理想的東(dong) 西，進而形成名實關(guan) 係，分別對應“理想”與(yu) “現實”。在中國思想史發展中，名實對舉(ju) ，以“名實合一”為(wei) 源頭，以“名實斷裂與(yu) 演進”為(wei) 曆史的具體(ti) 展開。先秦時期，“名”是指作為(wei) 價(jia) 值理想具像化的禮樂(le) 文化，而“實”則指社會(hui) 現實，先秦諸子從(cong) 不同立場對禮樂(le) 衰落、名實割裂的問題進行回應，進而形成不同的名學，其中主要有三種主張：儒家主張名實兼取，道家主張名止於(yu) 實，墨家主張取實予名。

就正名和經典、經學的關(guan) 係而言，諸子百家中，隻有儒家最重視經典並在此基礎上維護華夏文化的價(jia) 值理想，進而形成了經學。“正名”一方麵指名分的訂正，另一方麵指名分的落實，後者更加重要，其根本在於(yu) 對名分體(ti) 係背後的價(jia) 值理想的肯定，這種價(jia) 值理想並非從(cong) 來就有，而是在曆史中逐漸積澱形成的，維護周禮就是接續傳(chuan) 統，其中重要的接續就是整理古代文獻，在肯定與(yu) 保持價(jia) 值理想的基礎上進行相對自由的思想創作，進而促進了儒家經典和儒學的產(chan) 生，要從(cong) 這一點出發理解正名和經典關(guan) 係。

到了漢代，董仲舒重新思考了名號本身的意義(yi) ，認為(wei) 治理天下要找到根本原則，這一原則就是“名”。名在這裏不再單純指向符號、語言，而是指觀念層麵的價(jia) 值理想，這種價(jia) 值理想正確且美好，因而可以判定是非，其中的合法性根源於(yu) “天”，“名”就是天意，又因天人合一，所以人可知天意，聖人（指孔子）則是天意的代言人，雖然聖人已死，但聖人留下了經典。經由這一套邏輯，經典就受到聖人和王權的雙重加持，成為(wei) 了求道的唯一來源，而儒者的任務就是解釋經典。經學時代由此開啟，經學具有了意識形態功能，真理都濃縮在經典之中。

王金鳳：東(dong) 鋒老師從(cong) 中國哲學底本層麵講胡適以及名學的發生，對以往胡適的誤解進行了很好地澄清，引導我們(men) 更加深入地進行“同情之了解，了解之同情”。同時，就學術研究而言，東(dong) 鋒老師敏銳地關(guan) 注到了馮(feng) 友蘭(lan) 的《三鬆堂自序》和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的自序，在其中形成學術問題，並找到一種中國哲學的“底本”，這一學術探索精神值得我們(men) 共同學習(xi) 。

黃琳：王弼之後談理，名和道、理的含義(yi) 十分相近，是否在這之後就不再談名？

苟東(dong) 鋒：一方麵要變換思路，另一方麵要注意談得雖不多但有所談，重在發現。實際上，後世談名很多的，比如最近剛注意邵雍的自傳(chuan) 體(ti) 文章《無名君傳(chuan) 》，就是一種很好的名學材料。古人不能直接提供一個(ge) 能解決(jue) 現代問題的理論或觀念，但他們(men) 或多或少會(hui) 談到某種共通的問題，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的問題，我們(men) 今天的問題要尋找適合我們(men) 的觀念，正如文學家要找到屬於(yu) 自己的句子那樣，哲學家要找到屬於(yu) 自己的觀念。這個(ge) 觀念在此前的傳(chuan) 統中也許隻是邊角料，不居於(yu) 核心地位，可是那些接著說的當代哲學家會(hui) 圍繞這個(ge) 方便的觀念進行哲學理論的建構，以接續前賢並回應時代，此之謂哲學底本。

黃琳：名原來的內(nei) 涵非常豐(feng) 富，在最早名感覺包含了實的含義(yi) ，但後麵名實割裂，名就窄化為(wei) 理。到邵雍時代這個(ge) 含義(yi) 是不是會(hui) 進一步窄化？比如理墜離了道的內(nei) 涵，名是不是也是這樣？

苟東(dong) 鋒：先秦時期，儒家講正名論。先秦之後，儒家的起承轉合都圍繞名教這個(ge) 實踐問題展開，漢代是一套名教，宋明理學也是一套名教，但他們(men) 那會(hui) 沒有重視到“名”的重要地位。名可以作為(wei) 當代哲學的一條線索，就像當年二程兄弟自信地說“天理二字是自家體(ti) 貼出來”的那樣，關(guan) 鍵在於(yu) 進行合理的想象和建構。名和實可以衍生很多，是一對元概念，不要將其和其他概念並列看待。元概念是方法的方法，這樣就可以牽涉許多問題。

孟少傑：東(dong) 鋒老師提倡的新名學，一方麵是體(ti) 係性的學術建構，這不僅(jin) 接續了嚴(yan) 複和胡適的問題意識，而且以更加整全的方式展開，儒家為(wei) 主流並將百家思想囊括其中，進而可以作為(wei) 一種中國哲學“底本”，展開與(yu) 西學的對話；另一方麵，可對科學主義(yi) 中的概念和符號形成補充，比如倫(lun) 理意義(yi) 的名納入知識論，這種中國哲學式的糾正，也許有益於(yu) 打破學科壁壘，再次整體(ti) 性理解學術。當然，對於(yu) 新名學，也有一些小疑問：當前的時代問題和嚴(yan) 複、胡適等麵臨(lin) 的境況是否有不同，相應地，“名”是否依然是最主要的中介性概念？對“名”的追求非常“中國”，但在日常語言的不斷通俗化中，名是否能通向最高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