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按】宋石男先生8月26日在《南方都市報》曆史評論版發表大文《古代中國的個(ge) 人尊嚴(yan) 和自由》，對中國傳(chuan) 統、特別是儒家傳(chuan) 統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評。我對宋先生大文的每一段話，幾乎都有不同意見，所以想跟宋先生商榷一下。為(wei) 了使我的反批評更有針對性，我采用逐段商榷的方式，宋先生的大文以【宋文】開頭，我的意見則以【吳文】標示。
    
     
    
     
    
    【宋文】自春秋至近代中國，尊嚴(yan) 一詞多與(yu) 權力有關(guan) 。但在現代，尊嚴(yan) 一詞更多是與(yu) 權利有關(guan) ，簡言之，尊嚴(yan) 就是獨立個(ge) 體(ti) 的權利被尊重。基於(yu) 以下幾種因素，古代中國人很難保障現代意義(yi) 上的個(ge) 人尊嚴(yan) ：等級秩序、個(ge) 人本位缺失、權利意識匱乏、禮法與(yu) 宗法約束、私有產(chan) 權不受保護、公私領域沒有界分。
    
     
    
    【吳文】首先應承認，宋先生羅列出來的這些負麵因素：“等級秩序、個(ge) 人本位缺失、權利意識匱乏、禮法與(yu) 宗法約束、私有產(chan) 權不受保護、公私領域沒有界分”等等，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正同它們(men) 也不同程度地在西洋的曆史上存在過。但是，它們(men) 並不是中國傳(chuan) 統的全部，甚至可以說，宋先生僅(jin) 僅(jin) 是捕捉到了傳(chuan) 統的部分表象，而忽略了更加寬闊和深入的那一部分。
    
    其次，我想我們(men) 應該同意，“自由”也好，“個(ge) 人尊嚴(yan) ”也罷，它們(men) 的內(nei) 涵肯定是隨著時代之發展而發展的，要求“古代中國人”保障“現代意義(yi) 上的個(ge) 人尊嚴(yan) ”，就如要求十一世紀的英國人保障國民有電視看一樣荒謬。但是，我們(men) 決(jue) 不能說古人沒有尊嚴(yan) 、以及維護尊嚴(yan) 的意識，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所謂“匹夫不可奪意也”，從(cong) 士到匹夫，他們(men) 都知道尊嚴(yan) 。
    
     
    
    儒家思想與(yu) 等級秩序
    
     
    
    【宋文】儒家思想決(jue) 不能導出現代意義(yi) 的尊嚴(yan) 概念。
    
    首先，儒家並非麵對普羅大眾(zhong) 的學說，尤其宋代理學，隻是麵對士大夫精英階層。直到明中葉以降，王陽明心學行世，才有了變化，更加開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學理學。但究其根本，儒學關(guan) 照的仍是信仰儒學的知識分子以及運用儒學的帝王。
    
     
    
    【吳文】儒家，原本就是在教育從(cong) 貴族壟斷到民間私學的轉化過程中產(chan) 生的，而這個(ge) 過程正是孔子推動的，“有教無類”、“人皆可為(wei) 堯舜”的理念，顯示了儒學的平等性與(yu) 開放性。宋先生將古代普羅大眾(zhong) 接觸儒學的客觀限製（比如學校之未有普及），當成了儒學本身的封閉性，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若以同樣的標準去衡量中世紀西歐教會(hui) 控製下的教育，那麽(me) 我們(men) 大概可以說，全世界範圍同一時期之內(nei) ，儒家如果不是最開放的，也一定是第二開放的。另外，儒學作為(wei) 一種公共治理學說，“關(guan) 照運用儒學的帝王”也是完全必要、應該、正當的。這跟能不能“導出現代意義(yi) 的尊嚴(yan) 概念”有什麽(me) 關(guan) 係？
    
     
    
    【宋文】所謂儒家的民本觀念，常被視作與(yu) 現代人權理念合拍，其實多不過是“政本論”而已。譬如孟子的“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屢被津津樂(le) 道，然則還得注意其後的那句話——“是故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得乎天子為(wei) 諸侯，得乎諸侯為(wei) 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實際上，孟子這段話無非“執政為(wei) 民”一類在古代的初版，要旨隻是論證政權得失之決(jue) 定條件，警示政權轉移之軌道，而非真正的權利學說。
    
     
    
    【吳文】“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顯示了在國家治理中的價(jia) 值輕重排序，後麵的“是故”是基於(yu) 這種價(jia) 值排序的治道推論。前者是價(jia) 值，後者是技藝。如果因此將“民本”說成了“政本”，那以同樣的邏輯與(yu) 標準，所有論述政治治理技術的自由主義(yi) 理論，都談不上是“真正的權利學說”，“多不過是‘政本論’而已”。
    
     
    
    【宋文】其次，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等級秩序。所謂名教，無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譚嗣同語），其實質是“君為(wei) 臣綱，則民於(yu) 君為(wei) 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wei) 臣，為(wei) 子，為(wei) 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陳獨秀語）。幾千年來，中國人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張從(cong) 朝廷到家庭無所不包的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網羅之中。（李慎之語）
    
     
    
    【吳文】產(chan) 生於(yu) 封建製時代的儒學，怎麽(me) 可能沒有“等級秩序”呢？英國的貴族製難道就不是等級秩序嗎？我想說的是，“等級秩序”並不是通往憲政之路的巨大障礙。另一方麵，你也不能不承認，儒學裏麵的等級思想、以及儒家秩序中的等級結構，跟同時代其他國家相比，無疑是最弱化的。儒家雖講君臣，同時更講“君臣以義(yi) 合”，不義(yi) 則離。這裏雖有等級，但不能說是“君以名桎臣”，君主也不過一爵位而已。這是先秦儒家的思想。秦後雖然皇權壓製了部分儒家理想，但這哪是儒家的責任？分明是法家的構建。
    
    評價(jia) 儒家的思想，最好援引中立學者的平和之論，譚嗣同因救亡心切，未免語多激憤，但譚嗣同自己也是一儒生，他所批判者，絕非儒學，而是秦製與(yu) 法家。至於(yu) 陳獨秀，那是等而下之，其語並不比今日的憤青更高明。一個(ge) 有學術追求的人如果援引陳獨秀，我覺得是一件很丟(diu) 人的事情（個(ge) 人感覺而已）。
    
     
    
    【宋文】在這樣一個(ge) 等級秩序森嚴(yan) 的網絡中，你隻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天子，隻要是兒(er) 子，就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父親(qin) ，隻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丈夫，隻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老師，又怎麽(me) 談得上自由意誌和個(ge) 體(ti) 尊嚴(yan) ？
    
     
    
    【吳文】請原諒我的不客氣，我覺得宋先生的這個(ge) 結論，可能是既不願意弄明白先秦儒家所主張的君臣之道，也過度想象了皇權時代的帝王專(zhuan) 製程度。
    
    儒家要求臣子要“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天子”嗎？任你從(cong) 哪一部儒家典籍中都找不出含有這個(ge) 意思的表述。儒家要求兒(er) 子必須“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父親(qin) ”嗎？也未必。我給大家抄一段《孝經》的話：“父有爭(zheng) 子，則身不陷於(yu) 不義(yi) 。故當不義(yi) ，則子不可以不爭(zheng) 於(yu) 父，臣不可以不爭(zheng) 於(yu) 君。故當不義(yi) 則爭(zheng) 之。從(cong) 父之令，又焉得為(wei) 孝子”，這算不算是“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父親(qin) ”？
    
    即使在秦後社會(hui) ，皇權大熾，但除了少數雄主，如秦皇漢武、朱元璋父子與(yu) 清代一些帝王，都不可能讓人臣“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還是講“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相互義(yi) 務的。反倒是皇帝，要展示自己的“自由意誌”，也未必那麽(me) 容易。讓我來舉(ju) 一個(ge) 宋先生一定知道的例子吧：
    
    宋神宗時，有一次因陝西用兵失利，皇帝批示要將某漕官斬了。次日臨(lin) 朝，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斬某人，已執行否？”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臣認為(wei) 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久之，又說：“那就將他刺麵，配遠惡處吧。”這時門下待郎章諄說：“如果這樣，那還不如將他殺了。”神宗說：“何故？”章諄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諄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至於(yu) 女子，但男權社會(hui) ，確實是地位低於(yu) 男人，但也未必非要“天然卑微且服從(cong) 於(yu) 丈夫”。在宋代，婦女主動提出離婚的案例並不少見，而她們(men) 要離婚的理由包括：發現丈夫包二奶、覺得丈夫長得醜(chou) ，等等。我說這些，是想說，不要將傳(chuan) 統社會(hui) 想象得那麽(me) 不堪。
    
     
    
    個(ge) 人本位缺失?
    
     
    
    【宋文】古代中國缺乏與(yu) 他人分立對抗的個(ge) 體(ti) 人概念，每個(ge) 人的特性都由其所處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來定義(yi) ，換言之，人人都活在集團中——血緣集團是家族，地緣集團是同鄉(xiang) ，政治集團是同科、同座主或同黨(dang) 同社，少有獨立個(ge) 體(ti) 的生存空間。如餘(yu) 英時所言，傳(chuan) 統文化裏並非沒有自我、自由的概念，但西方以個(ge) 人為(wei) 本位，中國卻在群體(ti) 和個(ge) 體(ti) 的關(guan) 係之上考慮自由。
    
    個(ge) 人本位缺失，還有深層次的經濟、政治、文化原因。經濟方麵，個(ge) 人從(cong) 屬家庭、宗族，在血緣集團中主要是依賴或扶助關(guan) 係，而非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ti) 。政治方麵，古代中國從(cong) 未有獨立的公民身份，個(ge) 體(ti) 地位取決(jue) 於(yu) 三綱五常。文化方麵，浸淫儒家和諧觀念的社會(hui) ，缺少與(yu) 公權抗爭(zheng) 的文化資源，個(ge) 體(ti) 更多是內(nei) 省而非外擴，因此不能“擁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馬克思·韋伯語）。
    
     
    
    【吳文】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不是以個(ge) 人為(wei) 本位，大致不錯。但以非個(ge) 人本位來導出中國傳(chuan) 統不能“建立完整人格”，則大謬。許多人以為(wei) 西方文明一誕生就是個(ge) 人主義(yi) 的，卻不知道任何一個(ge) 文明都會(hui) 經曆一個(ge) 從(cong) 共同體(ti) 本位到個(ge) 人本位的轉化過程。有心人可以去看看古羅馬，其宗族組織與(yu) 宗族觀念都遠遠強於(yu) 中國古代。從(cong) 先秦到明清，儒家社會(hui) 也經曆了一個(ge) “個(ge) 人”不斷從(cong) 各種共同體(ti) 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的過程，儒家思想也因應時勢形成了“私”的觀念。
    
    說“古代中國從(cong) 未有獨立的公民身份”，如果這裏的“公民”是指現代公民，那我反駁不了，但發展出現代憲政的英國古代，國民同樣沒有“獨立的公民身份”，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處士，更接近於(yu) 今日的公民概念。“個(ge) 體(ti) 更多是內(nei) 省而非外擴”則是宋明理學塑造出來的行為(wei) 範式，宋先生似乎比較欣賞“王陽明心學行世，更加開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學理學”，那麽(me) 宋先生應該明白，宋明理學的開放性，恰恰就是建立在“內(nei) 省”的理論上的。
    
     
    
    權利觀念匱乏?
    
     
    
    【宋文】個(ge) 人本位缺失，已經是個(ge) 人權利的先天致命傷(shang) ，何況古代中國又極乏權利觀念。夏勇說，中國人的天理就是中國式人權觀念，政府的責任就是人民的權利。西方的人權概念是政府不應侵犯人民的權利，中國則主張政府應為(wei) 人民做些什麽(me) 。西方人權是法律語言，中國的人權則基本是道德語言。道德語言產(chan) 生不了權利，隻能有義(yi) 務的觀念。因此，在古代中國，民眾(zhong) 隻有交納賦稅、服役之義(yi) 務，而無參政議政之權利（這與(yu) 西方近代形成的“無代議士不納賦稅”形成鮮明對比），更別說擁有馬歇爾歸納的三大個(ge) 人權利：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yu) 社會(hui) 權利。
    
     
    
    【吳文】應該承認，跟西方不加掩飾的“權利”言說相比，中國傳(chuan) 統似乎確實更多地在強調“義(yi) 務”。但也決(jue) 不能說，中國先人隻知義(yi) 務不知權利。勿寧說，中國傳(chuan) 統是以劃定“義(yi) 務”的方式來劃定“權利”的，因為(wei) 義(yi) 務是雙向的、是相互的，比如“君待臣以禮”的義(yi) 務，就意味著臣擁有不需要絕對效忠於(yu) 君的權利——隻要君主違反了他的義(yi) 務。
    
    另外，也不能說中國傳(chuan) 統中沒有“權利”的概念，隻不過這個(ge) 用來描述“權利”的詞，在古人那裏叫做“分”。“分”，在古漢語中就有“權利”之義(yi) ，晚清傳(chuan) 教士丁韙良即以“凡人理所應得之分”來理解“權利”一詞。
    
     
    
    【宋文】應當說，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麵，如講仁，講義(yi) ，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權等，但都是從(cong) 責任和義(yi) 務的層麵講，而非倡導百姓去爭(zheng) 取權利。製約統治者的手段，主要不是法律及分權製衡，而依托於(yu) 儒家倫(lun) 理和道德期待。倫(lun) 理和道德不是沒有約束力，但相當有限，而對“聖主”的期待，更是幾千年中國政治的致命傷(shang) 。
    
     
    
    【吳文】宋先生認為(wei) 儒家“製約統治者的手段，主要不是法律及分權製衡，而依托於(yu) 儒家倫(lun) 理和道德期待”，好像包括黃仁宇在內(nei) ，許多人似乎都習(xi) 慣於(yu) 這麽(me) 說。我認為(wei) 這實在是對儒家治理之道的簡單化想象。儒家強調道德與(yu) 倫(lun) 理，主張德治，但這決(jue) 不意味著儒家隻知道道德、倫(lun) 理。與(yu) 其說儒家的國家治理主張是“德治”，不如說是“禮治”。禮既是自發的，也是具有廣泛約束力的，包括君主，都在禮的約束之內(nei) 。禮對君主的約束，至少體(ti) 現為(wei) 幾個(ge) 層麵：1、天道。受過現代理性啟蒙的知識分子已經無法想象“天道”對於(yu) 傳(chuan) 統君主的威懾，就如無神論者無法想象上帝在基督徒心中的重量。2、儒家信條，也即宋先生所說的“儒家倫(lun) 理和道德期待”。3、儒家參與(yu) 訂立、整理和解釋的祖宗法、成例、習(xi) 慣法。4、一般的製度法規。儒家也不期待“聖主”，在宋儒眼裏，君主甚至不需要太“聖明”，因為(wei) 君主“日聖”的實質就是乾綱獨斷，而儒家更強調君主“垂拱而治”。
    
     
    
    禮法、宗法之二元約束?
    
     
    
    【宋文】古代中國製訂法律，講究“出禮入刑”。禮與(yu) 刑結合，大約在西漢，董仲舒等將說經與(yu) 解律結合，建立所謂“春秋決(jue) 獄”的傳(chuan) 統，實質即禮刑結合。禮的主要內(nei) 容是確立尊卑貴賤秩序，本質上與(yu) 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禮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製裁代替道德的製裁，淺井虎夫認為(wei) 有兩(liang) 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義(yi) ，遂至有不能適用之處，而完全喪(sang) 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強製力，而其中心之服從(cong) 苟免而無恥，遂至並道德而滅絕矣”。
    
     
    
    【吳文】在二千多年前，所謂“尊卑貴賤秩序”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朋友請找出同時期已實現了“人人平等”的社會(hui) 出來。但“確立尊卑貴賤秩序”隻是禮治的一部分，而且是將隨時代發展而演化的一部分，而絕不是禮治的“主要內(nei) 容”。禮治的關(guan) 鍵意義(yi) 是：矯正法家確立的國家立法專(zhuan) 製主義(yi) 、刑罰萬(wan) 能主義(yi) 。
    
     
    
    【宋文】申言之，禮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國家利益至上，而漠視個(ge) 人利益。法隻製裁異端，而非保護權利。中國古代法律始終以刑法為(wei) 主，絕少見民法蹤影，因此本是民事糾紛，也隻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觀念來製裁或調節。自先秦李悝《法經》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諸法合體(ti) ，但從(cong) 羅馬十二銅表法開始，就確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導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則已基本擺脫以刑法手段來調整民事關(guan) 係。
    
     
    
    【吳文】如果說，宋先生引用的淺井觀點還有些道理的話，那他的“申言”就完全不合史實了。“禮法以國家利益至上”？這從(cong) 何說起，禮法的出現遠比國家要早，它怎麽(me) 可能“國家至上”呢？實際上，你可以說禮法是宗族本位的，是“家”利益至上的，卻不能說是“國家利益至上”。另外，人的自由與(yu) 權利，內(nei) 在於(yu) 社會(hui) 的禮俗之中的，因而也內(nei) 在於(yu) 禮中。
    
    宋先生又說“中國古代法律始終以刑法為(wei) 主，絕少見民法蹤影，因此本是民事糾紛，也隻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觀念來製裁或調節。”真的嗎？大錯特錯了。一、就國家立法而言，雖然曆代律法具有明顯的刑法色彩，但若說“絕少見民法蹤影”，則顯然是一葉障目，古代律例中的“婚戶田土”部分，其實就是民商法。特別是到了宋代，通過編敕，已出現了非常發達、完備的民商法，對私有權的法律保護達到曆史高峰。宋代在物權關(guan) 係上的部分立法條款及其私權保護精神，甚至比之今日的《物權法》還要進步，比如對無主物所有權歸屬的劃定，承認和保護多層次的產(chan) 權，所有權、占佃權與(yu) 經營權可以互相分離、獨立流動。
    
    二、除了成文的國家立法，在社會(hui) 之中，調節人們(men) 民商事關(guan) 係的，還有一套更為(wei) 龐雜的民間習(xi) 慣法體(ti) 係。民間的日常交往與(yu) 交易，在這個(ge) 習(xi) 慣法體(ti) 係中都可以得到明確的規範，許多時候，特別是明清時期，人們(men) 的民商事糾紛都不需要尋求國家立法的裁斷。而這，恰恰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自治能力得到培養(yang) 與(yu) 呈現的明證。清末與(yu) 民初修訂民商法時，當局還進行過兩(liang) 次大規模的民商事習(xi) 慣的調查。
    
    綜上所述，怎麽(me) 可以斷定在傳(chuan) 統中國，“本是民事糾紛，也隻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觀念來製裁或調節”？
    
    宋先生又說，“西方早期也是諸法合體(ti) ，但從(cong) 羅馬十二銅表法開始，就確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導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則已基本擺脫以刑法手段來調整民事關(guan) 係。”但宋先生卻可能忘記了，正是在查士丁尼手裏，“拜占廷社會(hui) 走上了‘東(dong) 方化’的老大帝國之路，在政教(東(dong) 正教)合一的專(zhuan) 製極權之下，把羅馬公民社會(hui) 的古典基礎完全消解了。”（秦暉語）我的意思是，訂立一套《民法大全》，也並不必然能夠帶來公民自由與(yu) 尊嚴(yan) 的增長。
    
     
    
    【宋文】二是“保護不平等”，諸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禮法卻要保護且強化這些不平等。事實上，家族和階級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內(nei) ，父權、夫權決(jue) 定了尊者懲戒卑者的權力。社會(hui) 上也是等級有序，不僅(jin) 生活方式因社會(hui) 身份不同而有差異，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賤民，不但未有科舉(ju) 機會(hui) ，甚至不能與(yu) 良民通婚。
    
     
    
    【吳文】宋先生提到清代的賤民，但清代是滿族的部族統治，是曆史的倒退，甚至可以說是曆史的意外。我建議朋友們(men) 多關(guan) 注一下宋代，您將可以發現：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在自發演化的正常軌道上，發展到十一世紀時，已經形成了具有近代意義(yi) 的社會(hui) 平等，法定的“賤民”消失了，即便是商人也可以參加科舉(ju) ，女子也獲得了法定的財產(chan) 繼承權。
    
     
    
    【宋文】至於(yu) 宗法，則是血緣集團內(nei) 部道德規範、精神信條的法律化，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家族內(nei) 部的禮法。一方麵，族長借宗法對族人享有係統控製權，另一方麵，宗法製度又為(wei) 國家提供有效的基層服務，在皇權所不及的鄉(xiang) 裏，個(ge) 人主要由宗法來控製。宗法對個(ge) 人也能派生一些好處，譬如義(yi) 學、義(yi) 田等，可供家族內(nei) 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機會(hui) 或最低生活保障。但這隻是血緣集團內(nei) 部的蔭庇，並非建立在全社會(hui) 平等公民的政治權利及道德共識之上，有相當大的局限性。
    
     
    
    【吳文】這裏可以多說幾句宗族。宗族的內(nei) 部存在族權專(zhuan) 製，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今人對宗族專(zhuan) 製也有過度想象。我翻過大量的宗族材料比如族譜、族規以及研究宗族的專(zhuan) 著，可以負責任地說，族權專(zhuan) 製並不是宗法的重要部分，更為(wei) 重要的是，宗族向族人提供了秩序、認同與(yu) 救濟，並且在宗族公共生活中訓練了社會(hui) 自治的能力。更何況，傳(chuan) 統社會(hui) 由儒家構建出來的自治組織，遠不止宗族一類。
    
     
    
    【宋文】簡言之，在禮法與(yu) 宗法的雙重約束之下，個(ge) 人尊嚴(yan) 如同絞肉機中的肉塊，如果沒被攪碎，那隻是幸運而非必然。
    
    【吳文】我隻能說，這實在是一句脫離了曆史的雜文式感歎。
    
     
    
    無產(chan) 權，則無人權
    
     
    
    【宋文】在古代中國，私有產(chan) 權難以確立及保護，人權至為(wei) 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沒有私有產(chan) 權概念。戰國以後土地漸漸私有，民土出現，但缺乏產(chan) 權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漢代王莽的王田製度，元代的奪田，宋代公田，明代皇莊，清初圈地，都充斥著對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長期向民間富戶強征錢財，始於(yu) 漢武，繼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報效”、“捐輸”，非常驚人。
    
     
    
    【吳文】中國應該是最早承認私有產(chan) 權的國家之一。侵犯民土以及“報效”、“捐輸”之類的情況，確實存在，但從(cong) 製度上來說，古代中國特別是中唐之後，是明明白白承認並保護私有產(chan) 權的。局部的侵犯私有產(chan) 權的行為(wei) ，不能否定作為(wei) 整體(ti) 的私有製。
    
     
    
    【宋文】與(yu) 不尊重私有產(chan) 權配套的，則是抑商觀念及政策。據傅築夫研究，發揮作用的主是三項製度：禁榷、土貢、官工業(ye) 。禁榷把最有發展可能的行業(ye) 從(cong) 私人手中奪過，改為(wei) 官營，商品經濟自由發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貢則越過商業(ye) 程序，把本為(wei) 商品的物資，直接向民間索取，實質是把商品經濟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業(ye) 製度與(yu) 土貢相輔而行，將不願從(cong) 市場購買(mai) ，土貢又不能滿足的部分商品，改為(wei) 官家通過盤剝民間勞動力的方式自行製造，從(cong) 而又取消了商品經濟中很大一部分活動。此外，楊聯陞等人還指出，強征強借、賤買(mai) （如唐德宗的宮市，宋元明的“和買(mai) ”、清代的“采買(mai) ”或“采辦”等）、課重稅捐等手段，其本質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與(yu) 民爭(zheng) 利，而無視私有產(chan) 權。
    
     
    
    【吳文】“禁榷、土貢、官工業(ye) ”也確實存在，但這三者，都是儒家強烈反對的。儒家的經濟思想中，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國不與(yu) 民爭(zheng) 利”。基於(yu) 這一價(jia) 值，儒家主張自由經濟、輕稅薄斂。
    
     
    
    【宋文】不但私有產(chan) 權不得尊重，與(yu) 私有產(chan) 權關(guan) 聯最大的群體(ti) ——商人的尊嚴(yan) 還特別沒有保障。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種歧視性法令也層出不窮。如漢代規定商賈不得衣絲(si) 、乘馬、為(wei) 官，唐代禁止商人與(yu) 工匠騎馬，還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應試與(yu) 出仕。
    
    人的自由及尊嚴(yan) 的一個(ge) 極重要前提就是經濟獨立，而經濟獨立的最重要前提則是產(chan) 權保護。但這一切，在古代中國卻被忽視了數千年。
    
     
    
    【吳文】儒家對商人的評價(jia) 也有一個(ge) 轉變的過程。我覺得宋先生應該看到這個(ge) 過程。宋先生說“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這肯定是不合史實的，因為(wei) 在宋代時，商人的地方已得到提高，士大夫對商人也不再視為(wei) “四民之末”，而是承認四民“同是一等齊民”。宋代對私權保護的國家立法，更是汗牛充棟，如何可以說“在古代中國卻被忽視了數千年”？
    
     
    
    公私領域無界分，尊嚴(yan) 無依托之所
    
     
    
    【宋文】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導致缺乏相應的公民權利外，也導致公私領域無分野。然而，個(ge) 人尊嚴(yan) 很大程度上恰建立於(yu) 此種分野之上——私人領域是個(ge) 人最核心的自由與(yu) 權利，不能被公權傾(qing) 軋變形；公共領域則是公權與(yu) 私人之間的緩衝(chong) 帶，私人借公共領域以聚合，進而與(yu) 公權分庭抗禮。
    
    在古代中國，私人領域始終為(wei) 所謂“公”傾(qing) 軋，其根本原因在於(yu) 社會(hui) 缺乏相對獨立性，尤其是相對於(yu) 國家權力的獨立性。統治者借助“公”壟斷政治資源及道德資源，形成所謂“代表型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語）。儒家之外，諸子學說也未給私人領域以充分的尊重與(yu) 保護，法家以國家公利來淹沒私人領域，把個(ge) 人當作帝國機器運轉的螺絲(si) 釘；墨家的兼愛更像宗教關(guan) 懷而缺乏製度設計；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價(jia) 值的追求，其小國寡民的理念也與(yu) 構建公共領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吳文】許多人都認為(wei) 儒家沒有發現“私人”的價(jia) 值。其實在明末儒家看來，先王是尊重個(ge) 人權利及私有產(chan) 權的。顧炎武說，“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wei) 之禁；非惟弗禁，且從(cong) 而恤之。……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wei) 王政也。……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也。”黃宗羲也認為(wei) ，“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才是理想之社會(hui) 。
    
     
    
    【宋文】於(yu) 是，涉及公私範疇的中國傳(chuan) 統就形成了三種內(nei) 在悖論：首先，統治者在價(jia) 值觀上高倡“公”，然此“公”隻是帝王私人擁有的“公”，民眾(zhong) 與(yu) 之並無休戚與(yu) 共的關(guan) 係，更無參與(yu) 或監督之權力。其次，由於(yu) “公”對私人領域的侵略性，民眾(zhong) 對“公”常充滿恐懼與(yu) 不信任，積極的揭竿而起，消極的終老泉下。最後，“公”與(yu) “私”貌似截然對立實則頻繁轉換。私人一旦手握“公”權，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國的公私狀況，大約可以“大公無私”概括。但這“大公”未必公，往往隻是維持政權穩定的一種政治話語；“無私”也未必純粹，往往隻是私人對個(ge) 體(ti) 權利的放棄。
    
     
    
    【吳文】也許在代議製與(yu) 普選製出現之前，宋先生所說的“悖論”永遠也無從(cong) 解決(jue) ，不論中西。即便是有了代議製與(yu) 普選製，也同樣存在代議士與(yu) 民選元首將天下之公變成私人擁有的“公”。我想，就理念而言，儒家的“天下為(wei) 公”理念已經基定了民主的合法性，至於(yu) 民眾(zhong) 的“參與(yu) 或監督之權力”，隻不過是一個(ge) 技術問題而已，這個(ge) 問題在古代可以通過科舉(ju) 製獲得部分之解決(jue) ，當然也可以隨時代之發展，發現民主選舉(ju) 製，從(cong) 而獲得更大部分的解決(jue) 。
    
     
    
    結語
    
     
    
    【宋文】自秦漢至近代的數千年內(nei) ，類似西方16世紀以降的思想、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四大革命，在中國一個(ge) 都沒出現。民眾(zhong) 常為(wei) 國家共同體(ti) 的強大陰影籠罩，也為(wei) 儒家思想及其滲透的禮法、宗法製度的約束，沒有個(ge) 人的自立、政治權利的平等、私有產(chan) 權的法律保護，很難保有個(ge) 人尊嚴(yan) 。
    
    古代中國人的尊嚴(yan) 缺乏，主要還是權利的缺乏，如西哲雲(yun) “一切貧困都是權利的貧困”。
    
     
    
    【吳文】說“自秦漢至近代的數千年內(nei) ，類似西方16世紀以降的思想、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四大革命，在中國一個(ge) 都沒出現”，我覺得宋先生有些自負了。發生唐宋之間的大轉型，正在獲得學界越來越大的共識，怎可對此視而不見。從(cong) 本質上而言，唐宋轉型就是意味著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形態，次第從(cong) 中古演化進近代。而率先提出“唐宋變革”假說的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甚至認為(wei) 中國的近代始自宋代，而不是始自西方的衝(chong) 擊，中國傳(chuan) 統含有土生土長的近代化因子，這些因子，因為(wei) 各種緣故，已經先在日本開枝散葉。
    
    至於(yu) 說傳(chuan) 統中國沒有“個(ge) 人的自立、政治權利的平等、私有產(chan) 權的法律保護”，也多半是宋先生基於(yu) 成見之上的灰色調想象。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