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宗族祠祭祖先述略

作者：常建華（南開大學社會(hui) 史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 2024年第5期

摘要：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為(wei) 庵觀附祭與(yu) 墓祠、家祠、宗祠三種形式。明前期墓祭有墓庵、墓亭、墓祠，士大夫予以肯定。家祠通常祭祀近祖，或有祭祀始遷祖，有違儒家禮製，士大夫也給予認可。家祠事例見於(yu) 溫州府、處州府、金華府、湖州府。明中葉紹興(xing) 山陰陳氏創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華府義(yi) 烏(wu) 陳氏設立祠堂牌位引起關(guan) 注。明後期浙江溫州祠堂仍在繼續設置。溫州府樂(le) 清縣李氏、高氏設置大宗祠。金華府東(dong) 陽許氏祠堂由地方名人專(zhuan) 祠轉化為(wei) 族人宗祠，紹興(xing) 府餘(yu) 姚呂氏也有始祖祠，由家祠演變為(wei) 宗祠。呂氏設置祭田，由族眾(zhong) 捐置，三房輪流辦理祭祖。

關(guan) 鍵詞：《家禮》；祠堂；方孝孺；蘇伯衡；呂本

作者簡介：常建華，南開大學社會(hui) 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中國社會(hui) 史研究。

明代的社會(hui) 風俗呈現出階段性變化，大致上起始於(yu) 成化之後，發展於(yu) 嘉靖以降。[1]我們(men) 對於(yu)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考察，也據此分為(wei) 前、中、後三期。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據祭祖地點，可以劃分為(wei) 墓祭、家祭、祠祭。祠祭指在祠堂祭祖，家祭、墓祭可以分別在建於(yu) 居室之東(dong) 的家祠或建於(yu) 墓所的祠堂進行，無祠者也可以在家中或墓地舉(ju) 行。關(guan) 於(yu) 明代浙江祭祖與(yu) 宗族問題，日本學者井上徹討論了宗族通過確立祖先、設立祭祖的祠堂和編纂族譜形成宗族的基本條件，尤其關(guan) 注宋濂、方孝孺等人的有關(guan) 主張與(yu) 活動。[2]何淑宜研究元明江南祭祖多涉及浙江地區。[4]常建華探討了宋濂建祠祭祖思想。[3]本文則依據明人文集中的祠堂記文以及族譜，對明代浙江祠祭祖先問題作一較為(wei) 全麵論述。

一、明前期的祠祭祖先

明初著名學者方孝孺（1357—1402），浙江台州寧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誌。他熱心於(yu) 宗族建設，所作《童氏族譜序》探討宗族保家問題。方孝孺首先談到祠祭與(yu) 譜係對於(yu) 宗族的重要性，“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敘長幼親(qin) 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於(yu) 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認為(wei) 富貴不足恃，祠祭祖先、明譜牒睦族可以積德，知禮義(yi) 而賢子孫。接著以同鄉(xiang) 童氏為(wei) 例，介紹童氏聚族而居，先做祠堂，再修族譜。然後是對童氏建祠、修譜的評價(jia) ：“使十世之後，而相親(qin) 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為(wei) 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為(wei) 之，豈非賢乎！”[5]他指出祭祀、譜圖有統合宗族的作用，可以使族人知本息爭(zheng) ，所以善治家者必先從(cong) 事家廟、族譜。

浙江祭祀祖先的形式，我們(men) 分以下三個(ge) 方麵探討。

（一）庵觀附祭與(yu) 墓祠

元明時期的墳庵與(yu) 寺觀立祠，筆者已有所討論。[6]這裏就明前期祖墓的庵觀祭祖問題，作些補充。墓祭祖先是明代普遍存在的祭祖形式，但是在祖墓建祠而且請僧道主持則並不多見。明前期僧人釋妙聲所作《於(yu) 氏祠堂記》值得注意，他首先論述基於(yu) 孝道墓祭祖先是合於(yu) 人情的：

墓祭非古也，其禮以義(yi) 起者與(yu) 禮緣於(yu) 人情，則夫墓者吾親(qin) 體(ti) 魄之所在也，於(yu) 是焉求之，孰不可哉？雖然此猶為(wei) 遊方之內(nei) 者言也，吾徒宗出世之學，當諭其親(qin) 於(yu) 道，生以誌養(yang) ，殘以道濟，使死而不亡者，去沈塞而升高明，孝莫大於(yu) 是矣。

僧家也認同墓祭。他接著講述於(yu) 氏建祠經過：

吳江西鄙於(yu) 氏，有諱安者，於(yu) 今為(wei) 五世祖。有子六人，其季為(wei) 僧於(yu) 妙智寺，名益光，受田二十畝(mu) 於(yu) 烏(wu) 程之矯字圩，既庵其上，以修祀事。其歿也，則瘞骨焉。至正間兵興(xing) ，田為(wei) 有司所奪，庵亦毀，僅(jin) 存其竁。宗子德桂房有孫僧曰致遠，與(yu) 從(cong) 弟僧思義(yi) ，複建祠堂於(yu) 族居之近，立木主祀五世。府君而下，別割田以給之，願得記俾久遠。

於(yu) 益光出家妙智寺，在浙江金華烏(wu) 程建庵，受田二十畝(mu) 。元至正間田失庵毀，明初於(yu) 氏嫡長的宗子德桂房，有僧人兄弟致遠、思義(yi) ，“複建祠堂於(yu) 族居之近，立木主祀五世”。釋妙聲就此闡發對於(yu) 僧庵祭祖的觀點：

佛之教以孝為(wei) 至道，其慈仁所覃，自吾親(qin) 至於(yu) 途人之親(qin) ，自吾世極於(yu) 既往之世，視之一也，視之一宜無所不愛，況一氣之禪續者哉。此吾徒所當盡心焉者，二師可謂知所本矣。夫為(wei) 人子者，孰無是心哉？是則永久非待乎記之有無也。遠字複元，業(ye) 天台氏之學，有文行世，嚐主天竺之永壽寺雲(yun) 。[7]

佛教也主張孝道，且陰陽兩(liang) 界平等，以複建祠堂為(wei) “知本”。

金華府義(yi) 烏(wu) 縣施氏的墓庵，也受到當地人王紳的讚成。王紳《施氏雙溪庵記》稱，施氏世居剡溪之陽，明初有裔孫道圓以先塋皆在溪北，去家五裏而近，不欲使祖父體(ti) 魄散處遐遠。“又奉其考耕隱處士及母傅氏、兄恕齋處士之柩以附，且自營壽藏於(yu) 其側(ce) ……乃直東(dong) 構庵一區、其屋為(wei) 間計者若幹，於(yu) 是妥神有亭，祭獻有堂，致齋有所，肅賓有舍。周以崇垣，抗以高門，以至庖、庫、湢、溷，莫不完具。外割腴田若幹畝(mu) ，隸其入以為(wei) 奠饗之需。”既成，請左春坊左庶子義(yi) 門鄭濟為(wei) 庵題寫(xie) 扁額，請王紳撰寫(xie) 記文。王紳認為(wei) ：“古無墓祭，其殆以既葬必製主。而主者，神之所依也。有主必有廟，故祭必於(yu) 廟。而墓者，特體(ti) 魄之所藏也，因略而無文，蓋禮以義(yi) 而製者也。後世人子，不忍死其親(qin) ，見手澤桑梓之存，必悲感而愴慕，況體(ti) 魄之所在，其有過而不哀思乎？哀思之至，肸蠁潛通之道也。於(yu) 是上墓有祭，依墓有廬，而庵製之設，禮以情而起者也。”[8]墓庵如同墓祭合情合理。

蘇伯衡（1329—1392），字平仲，金華人。明太祖置禮賢館，伯衡亦被延致，擢翰林編修，以病辭官。洪武二十一年（1388）聘主會(hui) 試，尋為(wei) 處州教授。[9]蘇伯衡記載了溫州府平陽縣的另一個(ge) 墓亭，徐宗於(yu) “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10]。洪武八年（1375）所建的這一墓亭，是為(wei) 祭祀徐宗的父母。杭州府蕭山縣也有為(wei) 父母而設的墓亭，徐一夔《追遠亭記》說：“蕭山湯彝既葬其先巡檢府君於(yu) 海山之原，仍作亭墓旁，為(wei) 祭享之所。”湯氏“以歲時掃墓，子姓鹹在，不可無萃誠之地以格祖考，乃作茲(zi) 亭”。徐一夔認為(wei) ：“從(cong) 漢以降，中原大夫士之家莫不以清明上墓為(wei) 重，曾不以禮無明文而廢之者，此也。然而墓祭之設亦何不可之有？”[11]此為(wei) 讚成墓亭之設。

墓祭除了墓亭，還有墓祠。蘇伯衡記載了平陽的墓祠，他的《愨敬堂記》說：“平陽範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yu) 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yu) 墓之側(ce) ，以為(wei) 歲時汛掃饋奠之所。”他還解釋這一祠堂名稱：“墓焉，而親(qin) 之體(ti) 魄藏焉；祠焉，而親(qin) 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愨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12]這是祭祀父母的墓祠。衢州開化也有墓祠：“衢之開化曰金溪，有山曰奎婁峰，其下曰筠穀，故儒宦家鄭氏居焉。穀口則學錄公之墓也，其子瓛等即墓立祠，以奉公之神。”[13]該祠祭祀父親(qin) 。

王鏊（1450—1524），字濟之，號守溪，江蘇吳縣人，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孝宗時曆侍講學士等職，武宗時任文淵閣大學士，後辭官歸鄉(xiang) ，家居十四年，終不複出。[14]他在《吳興(xing) 閔氏重修先塋記》談到浙江湖州吳興(xing) 閔氏墓祠興(xing) 廢經曆：正德二年（丁卯，1507），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shu) 閔公致仕歸吳興(xing) ，瞻拜先塋，墓在吳興(xing) 城東(dong) 北之敕之字圍。閔公告訴王鏊其家墓祠的由來：

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歸吳興(xing) ，遂於(yu) 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佑、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於(yu) 茲(zi) ，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賓有館，供祀有田；中為(wei) 神祠，外為(wei) 僧舍，下至寢庫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芘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xing) ，塋乃毀焉。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複於(yu) 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蒙先人之休，克有祿位，曆事四朝，封及三世，階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賁，侈矣。而丘隴不治，予用是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財，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既複其初，繚以周垣，嚴(yan) 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shou) 翁仲，鹹如令式。[15]

可知自宋而明，吳興(xing) 閔氏已十一世，元代始設墓祠，以供合族，由僧人管理。元季塋墓毀於(yu) 兵。明正統間，始複舊又毀。正德時建成新祠，祀先合族。

值得注意的是平陽為(wei) 女性所立之墓庵，蘇伯衡《厚德庵記》說：武略將軍(jun) 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洪武十五年（1382）遂創庵於(yu) 山之麓，“前為(wei) 廳事，廳事後為(wei) 中庭，中庭後為(wei) 祠堂，中庭東(dong) 西各為(wei) 軒，東(dong) 曰朝陽，西曰致爽。東(dong) 西軒之外各為(wei) 步廊，以為(wei) 庖、為(wei) 湢、為(wei) 圊、為(wei) 守塚(zhong) 者之舍，為(wei) 間凡十有七”。所謂外姑，是馬將軍(jun) 妻子的母親(qin) ，嶽母去世，夫人哀不自勝。於(yu) 是馬將軍(jun) 創庵建祠，馬夫人說道：“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庵為(wei) 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紓，似亦可為(wei) 長久計哉。”馬將軍(jun) 則說：“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為(wei) 創斯庵。且買(mai) 田若幹畝(mu) 為(wei) 永業(ye) ，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妥奉如式矣。”對此，蘇伯衡指出：“父族、母族、妻族之於(yu) 我也，服之降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富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乎？今侯以義(yi) 起禮，斯庵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為(wei) 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yu) 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yu) 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xing) 起，況於(yu) 子若孫乎？”[16]蘇伯衡肯定了以義(yi) 起禮為(wei) 妻族建祠的行為(wei) 。

（二）家祠

家祠，是指依據朱熹《家禮》祠堂之製，建於(yu) 居室之左通祀四代祖先的祠堂。

蘇伯衡記載了元末明初浙江的宗族祠堂事例。他在《時思堂記》中說，溫州平陽東(dong) 南三十五裏有一地郭宕，郭氏為(wei) 當地望族。唐中書(shu) 令汾陽王郭子儀(yi) 七世孫太初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其子景孜複自錢浦遷居郭宕，至建祠者郭景高十六世。元末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望日，“即正寢東(dong) 室敞為(wei) 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yu) 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僣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xie) 也。規製中度，器物完具，歲時蕆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該祠雖是家祠，但是祭祀始遷祖，有違儒家禮製。蘇伯衡評論該祠：

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yu) 廟，庶人無廟祭於(yu) 寢。三代而下廟製既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為(wei) 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yu) 家，則變而協諸義(yi) 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yu) 其先，可不為(wei) 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為(wei) 之乎？人不能為(wei) 而景高為(wei) 之，不患祀事之不舉(ju) ，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朂，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yu) 孝也。[17]

郭景髙時為(wei) 浙江瑞安州同知，其建祠被認為(wei) 是宋儒的主張。

這一主張其實是朱熹《家禮》所定祠堂之製，明初平陽仍有這種建祠事例。蘇伯衡的《陳氏祠堂記》記載，平陽人陳謙於(yu) 洪武十年“作祠堂正寢之東(dong) ，以奉先世之靈。始於(yu) 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yu) 水，位諱無從(cong) 征也。祠之製，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蘇伯衡認為(wei) 祠堂之製適合於(yu) 士人：

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yu) 追遠，追遠莫重於(yu) 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qin) 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yu) 不及也，於(yu) 是有禮焉，有製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為(wei) 之，則於(yu) 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為(wei) 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yi) 起之，此祠堂之建為(wei) 不僣不褻(xie) 而於(yu) 士為(wei) 稱焉。

蘇伯衡讚揚了陳謙建立祠堂的行為(wei) ：

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yu) 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浚發之所自從(cong) 事乎？此以致崇極於(yu) 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yu) 蕩析之餘(yu) ，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為(wei) 吾力之所致，身與(yu) 妻子之所當豢養(yang) 長顧，卻慮以為(wei) 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yu) 是報享稱情，為(wei) 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shu) 也。庸著所聞，俾刻於(yu) 麗(li) 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纘承於(yu) 無窮。[18]

朱熹《家禮》雖然設計了祠堂之製，據此明初實行者尚少，加之社會(hui) 動蕩之後，能夠首先考慮建祠祭祖，被視為(wei) 難能可貴的行為(wei) 。

蘇伯衡還撰有《陳氏修睦堂記》，記載家於(yu) 處州麗(li) 水來儀(yi) 鄉(xiang) 的陳氏。陳氏於(yu) 洪武年間“乃作修睦堂於(yu) 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為(wei) 酒醴，刲羊豕，布幾席，羅豆籩，舉(ju) 宗鹹延致而宴於(yu) 斯”。蘇伯衡就此指出：

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群從(cong) 數千餘(yu) 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qin) 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餘(yu) 見之未嚐不歎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yi) 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為(wei) 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豈不愈難哉！[19]

蘇伯衡認為(wei) 陳氏修祠睦族的難度大於(yu) 金華浦江鄭氏義(yi) 門，並加以稱讚。

浦江深溪王氏建有祠堂。胡翰《深溪王氏祠堂記》稱王氏為(wei) 金華著姓，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為(wei) 金吾衛上將軍(jun) 、封邠國公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拜監察禦史諡忠惠者，徙居深溪。明初五世，“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dong) ，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cong) 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cong) 祖，繼祖為(wei) 禰，禰之昆弟及從(cong) 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xie) 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xie) 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禮之得為(wei) 者，視其力而為(wei) 之。其不得為(wei) 者，則弗為(wei) 也。”[20]這是遵從(cong) 《家禮》所建的祠堂。

王直（1379—1462），字行儉(jian) ，江西泰和人，永樂(le) 二年（1404）進士，正統間拜吏部尚書(shu) ，天順初以老疾乞休。[21]湖州清溪沈氏也建有祠堂，監察禦史沈珒奉其父兵部主事昪之言，請王直撰寫(xie) 祠記，自我介紹說：“沈氏先居湖州，其後有文俊甫者徙居邑之南乍川，則昪之曾大父也。文俊甫生達之，又自南乍徙清溪，則昪之大父也。”沈昪“於(yu) 正寢之東(dong) ，拓地建堂，以祀焉。遠而不可考者末之何，斷自其可知者為(wei) 之次。以文俊甫始遷乍川為(wei) 第一世，達之又徙清溪為(wei) 第二世，榖寶積善成德，以蕃育子孫，而沈氏複大，為(wei) 第三世。吾二兄雖有後，然吾同氣不忍違，皆祔食。若昪之妻之喪(sang) 當祔，亦舉(ju) 以祔焉。此祠堂享祀之意也”。王直認為(wei) ：“沈氏之先統係無所於(yu) 考，幸有賢子孫相繼出，纘先德之傳(chuan) ，念世祀之重，作祠堂，具器用，而以歲時備物行禮，誠可謂篤於(yu) 孝者矣。今祠堂之製非若古之廟也，而逮及庶民，皆得享四代，製雖簡而祀則隆，晦庵先生順天理本人情而以義(yi) 起也，事合於(yu) 義(yi) 而尊尊親(qin) 親(qin) 之道行，則何古今之間哉。聖朝之治旌孝以勸忠，仕之賢者必褒及其親(qin) 。沈氏祖宗既立德於(yu) 前，子孫複善繼於(yu) 後，則宗祀之光榮盛大，豈有窮哉。”[22]王直還聯係明朝旌孝勸忠，肯定沈氏的建祠行為(wei) 。

有的祠堂介於(yu) 家祠與(yu) 宗祠之間，或者說介於(yu) 二者的過渡形態。如溫州永嘉潘龍田“嚐按朱子《家禮》，於(yu) 所居之東(dong) ，作五龕。其一虛其祖，以奉始世之祖，蓋其譜亡莫考其所自出也。其一奉高祖守鎮君，節度幹辦官諱俞者也。其一奉曾祖處士諱光者也。餘(yu) 二以奉祖諱謙又諱浩者也。又以其高叔祖、登宋文武兩(liang) 科監揚州鎮諱埜者祔焉。凡其族無主所者又祔焉。歲時率子弟行禮其中，器物非躬致者不羞，端誠儼(yan) 恪，如見乎祖”[23]。潘氏祠堂與(yu) 《家禮》少異，為(wei) 五龕，不過始祖位因不知始祖所自而虛其位。後來潘氏徙居郡城之南，選擇風水好地構新祠，所奉無改其舊。因潘龍田係庶民而建祠，所以受到祠記作者的讚揚。

（三）宗祠

宗祠，是指祭祀始遷之祖，旁及先祖，以合族為(wei) 目的的祠堂，文獻中多稱之為(wei) “先祠”，有的則遠離居室，在墓地、祖先故居建祠。

明初蘇州人貝瓊《追遠堂記》記載了浙江宗祠祭祖事例。台州府天台林氏奉先之所名追遠堂，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諱勳，五代時由閩徙家於(yu) 黃岩半嶺，其後支葉益繁，散處梅溪團浦者特盛。貝瓊說：“當宋設科目，一歲聯中有司者八人，曰雪村、曰勿齋、曰曉庵，皆以能文辭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林氏“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之，且會(hui) 族人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雲(yun) 。遂割田若幹畝(mu) 給其費。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畝(mu) ，而器物無缺矣。”該祠應是祭祀始祖的宗祠。貝瓊認為(wei) 祭祖追遠符合人情：

餘(yu) 惟祭者，所以追養(yang) 繼孝也。自祖禰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然非止於(yu) 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於(yu) 水，千盤百折，以達於(yu) 海。然河不始於(yu) 龍門積石，而出於(yu) 昆侖(lun) ；江不始於(yu) 漢，而導之岷山。論者不徒考其脈絡，必窮其源而後已。人之報本，可不求之遠邪？水未有無源而出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屬之近而有服者，其恩隆；屬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為(wei) 隆殺，豈非厚之至乎？

報本求遠如同江河溯源，祭禮不拘泥於(yu) 遠近為(wei) 隆殺，能追祭祖先是追養(yang) 繼孝的深厚情感所在。貝瓊又從(cong) 宋儒主張繼續論述祭祀始祖的合理性：

特古者限於(yu) 先王之製，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逾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為(wei) 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祖禰以上而及於(yu) 無窮為(wei) 孝也。君子於(yu) 此製雖不得為(wei) ，而心實不能已。於(yu) 是伊川先生以義(yi) 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與(yu) 禰，各有其類，而得受祭焉。林氏世次相傳(chuan) ，越四百餘(yu) 年，源深流長如此，而子若孫又能合雪村、勿齋、曉庵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謂知報本之道已。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率性之道，篤於(yu) 所親(qin) 所尊者，又豈強之而然哉？故重其請而記之。觀者亦有所警乎中，尚革薄而之厚也夫？[24]

古代祭禮庶士、庶人不得立廟祭祖，伊川先生程頤主張禮以義(yi) 起，初祖、先祖與(yu) 禰各從(cong) 其類受祭。林氏祭祀始遷祖合族，是“知報本之道”，發自內(nei) 心，篤於(yu) 所親(qin) 所尊，可使人情革薄尚厚。

天台陳氏也建有宗祠，大儒方孝孺的記文就祠堂祭祀始祖的合理性問題討論甚詳。方孝孺《天台陳氏先祠記》首先介紹了天台陳氏以及設立先祠的經過：

天台陳氏，居東(dong) 哲山者為(wei) 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yu) 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wei) 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係其心。元末兵亂(luan) ，祠毀於(yu) 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wei) 先人之誌奚可不承。乃謀於(yu) 堂弟，集財聚工，為(wei) 祠於(yu) 故址。複以褻(xie) 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於(yu) 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wei) 不飭也，割田若幹畝(mu) ，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繇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chuan) 久而無弊。

元明之際，天台陳氏傳(chuan) 世十餘(yu) 世，宗族之盛凡近百家，先是有祠祀始遷祖，元末兵亂(luan) 祠毀，明洪武十年重建，有祭田，請宗子主祭。接著討論禮製與(yu) 人情的關(guan) 係：

今天下之禮不合於(yu) 古者多矣，不合於(yu) 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祗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wu) 得以自外至，為(wei) 之製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yu) 食，持杯必奠，執匕必祝。始為(wei) 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wei) 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ti) ，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yu) 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嚐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

當今禮俗不合古製而合於(yu) 人情，人應以天性做事，而不必拘泥於(yu) 外部製度，人不可不祭祖。方孝孺繼續評論陳氏先祠：

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製禮之意似可為(wei) 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qin) 睦。雖作於(yu) 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於(yu) 古，於(yu) 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yu) 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yu) 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chuan) 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qin) 疏，謹其品節，不合於(yu) 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wei) 之，況為(wei) 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xing) 作之工雖微，而可書(shu) 者甚大。餘(yu) 有誌於(yu) 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25]

陳氏先祠祭祀始遷祖與(yu) 群祖，不盡合古禮，然而“得禮之本”，即禮製旨在“善俗而教民親(qin) 睦”，可以教育“暴戾之夫”，有利於(yu) 改變風俗，得到方孝孺的認可。

二、明中期祠祭祖先引發的討論

明中葉金華、紹興(xing) 設立的祠堂，黃仲昭、吳寬等所作祠堂記文就祠祭問題有所討論。

黃仲昭（1435—1508），名潛，福建莆田人。成化二年（146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任南京大理評事。弘治元年（1488）任江西提學僉(qian) 事，辭官回鄉(xiang) ，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26]黃仲昭《書(shu) 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是對於(yu) 李東(dong) 陽祠記的商榷文字，可見士大夫對於(yu) 祠祭祖先的討論。黃文如下：

予友山陰陳君直夫，能複其先業(ye) 於(yu) 破蕩流竄之餘(yu) ，又能創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複血食於(yu) 丘園桑梓之間，《傳(chuan) 》所謂善繼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先生記其祠堂，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亶其然乎？東(dong) 白張先生書(shu) 其記後，謂直夫二兄繼卒，主其祭者次屬直夫，直夫嚐以其子繼伯兄律之宗法，決(jue) 所不可。此則非予淺學之所能解也。蓋直夫立祠堂時，其伯兄尚無恙，固嚐主其祭矣。嚐主其祭，即宗子也。按子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wei) 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yi) 起。”此可見宗子之絕，不可不為(wei) 之立後，以主祭也。或謂祠堂由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為(wei) 其兄立後也。予又聞呂汲公有言：“《禮》‘宗子為(wei) 士，庶子為(wei) 大夫’，‘以上牲祭於(yu) 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此又可見祠堂雖立於(yu) 庶子，而祭必主於(yu) 宗子也。東(dong) 白先生以理學名一時，其言必有所據，惜予未及請問其詳也。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識予之鄙見如此。直夫試以予言質之，倘別有所聞，因風幸以告我。[27]

浙江紹興(xing) 山陰人陳直夫，名壯，天順八年（1464）進士，授南京禦史，曆江西僉(qian) 事，致仕家居十餘(yu) 年。弘治中起官福建。二年後致仕。[28]他複其先業(ye) ，又創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西涯李先生即李東(dong) 陽為(wei) 其撰寫(xie) 祠記，黃仲昭對於(yu) 李東(dong) 陽所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有所質疑。東(dong) 白張先生，即張元禎（1437—1506），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四年（1460）進士，授編修。成化時，預修《明英宗實錄》，引疾去。居家講求學問，閱二十年。正德間，官終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29]張元禎認為(wei) ：“直夫二兄繼卒，主其祭者次屬直夫。”黃仲昭以“直夫嚐以其子繼伯兄律之宗法，決(jue) 所不可”。提出：“直夫立祠堂時，其伯兄尚無恙，固嚐主其祭矣。嚐主其祭，即宗子也。”按照二程的說法，“可見宗子之絕，不可不為(wei) 之立後，以主祭也”。然而有人認為(wei) ：“祠堂由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為(wei) 其兄立後也。”又引北宋呂汲公的說法，得出自己的結論：“祠堂雖立於(yu) 庶子，而祭必主於(yu) 宗子也。”意即陳直夫應立已故兄長之子為(wei) 宗子主祭，而不應自己主祭。依據黃仲昭此跋，我們(men) 了解到時人對於(yu) 祠堂祭祖禮儀(yi) 十分專(zhuan) 注，反映出對於(yu) 祖先的謹慎態度，這是祖先崇拜與(yu) 尊重禮製的結果。

金華府義(yi) 烏(wu) 陳氏設立祠堂的討論，集中於(yu) 祠堂牌位問題，值得關(guan) 注。吳寬（1435—1504），字原博，南直隸長州人。成化八年（1472）狀元，授翰林修撰，曾侍奉孝宗讀書(shu) 。孝宗即位，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官至禮部尚書(shu) ，卒贈太子太保，諡號“文定”。[30]《義(yi) 烏(wu) 陳氏祠堂記》談到，義(yi) 烏(wu) 陳氏族長惟蔭，總家政，將作祠堂於(yu) 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他與(yu) 族人商量：“堂不難於(yu) 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yi) 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yu) 是其從(cong) 子樵進言參考麟溪鄭氏義(yi) 門，說：“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yu) 之鄰壤者哉！”於(yu) 是前往參觀。既歸，告諸叔父說：“樵已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蓋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hui) ，男女異席。宜為(wei) 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yu) 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shu) 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祧之，是亦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蔭表示讚同。諸侄乃各量田出其粟五之一以助。該祠：

凡為(wei) 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為(wei) 不祧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為(wei) 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為(wei) 子孫奉祀之位。其兩(liang) 傍又為(wei) 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chu) ，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yi) 儲(chu) ，積粟以備修葺。宰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yu) 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

與(yu) 《家禮》祠堂之製不同的是，堂數為(wei) 五而非四龕，中祀六世祖不祧，超出高祖。兩(liang) 旁祀各宗庶母。吳寬就此發表自己的看法：

夫禮之製何本，本於(yu) 人情而製也，惟其本於(yu) 人情而製，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為(wei) 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qin) 疏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shang) 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yu) 是世之大儒君子立為(wei) 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為(wei) 《家禮》一書(shu) ，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yu) 儒先哉？蓋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yu) 事亡之際，其禮因複少變之，又豈求異於(yu) 他人哉？蓋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為(wei) 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yu) 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為(wei) 常法，以通行天下耳。[31]

他認為(wei) 禮之製本於(yu) 人情，祭有尊卑貴賤之分，所祭有親(qin) 疏多寡之數，儒者主張不同，《家禮》始定其數。義(yi) 門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病《家禮》不可行，遂少變而祭遠祖，陳氏仿鄭氏，均為(wei) 人情不得已。先儒主張宗子祭祖，鄭氏、陳氏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於(yu) 家法一如既往。吳寬遺憾的是，此法不能就正於(yu) 朱熹以通行天下。

三、明後期宗祠家廟的發展

明後期宗族建祠祭祀祖先更為(wei) 普及，祭祀始祖的統宗祠堂更多，浙江仍是宗族建設興(xing) 盛的地域。嘉靖十五年以議大禮推恩準許祭祀始祖，這一詔令對於(yu) 臣民的祠祭祖先影響深刻。[32]浙江紹興(xing) 、金華、溫州等府家廟、宗祠以及大宗祠的設置反映出建祠祭祖的發展。

溫州府祠堂仍在繼續設置。劉節（1476—1555），明江西大庾人，字介夫，號梅園。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曆浙江左布政使，官至刑部侍郎。他為(wei) 溫州府樂(le) 清縣李氏大宗祠所寫(xie) 記文，談到李氏審齋、筠軒兄弟協力建祠，審齋“倡議立祠統宗合族，筠軒乃捐其文峰山下丕址，創建是祠。祠中為(wei) 堂，堂設五龕，中上一龕專(zhuan) 祀始祖，即縣尹公也。左右四龕，列祀高曾祖禰，昭穆為(wei) 序，易世則遷者也。”[33]該祠匾曰“李氏大宗之祠”，名副其實。劉節評論該祠上祀始祖百世不遷，仁孝周洽。

薛蕙（1489-1541），字君采，安徽亳州人，正德九年（1514）進士，授刑部主事，後官至吏部考功郎中。其所作《高氏大宗祠記》記載了溫州樂(le) 清高氏設置大宗祠的情形：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le) 清高公祖考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諱瓊，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為(wei) 行營副使，扈從(cong) 南渡，以節度使判溫州，因家樂(le) 清，實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為(wei) 名也。祠作於(yu) 節度使之孫諱新七，後世祗守不隧。及中丞公曾祖父華亭令諱某，皇考贈光祿卿諱某，追孝嗣事，歲治月飭，益恢於(yu) 初祠之創。繼之概也，辨其昭穆，嚴(yan) 其祔祧，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yu) 親(qin) 疏遠邇，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與(yu) 焉。上尊祖禰，下親(qin) 宗族，祠之大倫(lun) 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誌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齊盛牢。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製也，舉(ju) 祠之故，考諸禮度之義(yi) ，鮮不合者，可無待言耳矣。

高氏始遷祖是南宋初年人，祠堂不斷修治，是合族祠。該族重視宗族建設，修祠隻是其一，還有族譜，有家訓，有祀田。薛蕙認為(wei) ：

今夫世之氏族，克世其家者，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長也，子孫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垂慶之永，其孰基之？凡族之人，始則合，末則殊，甚者戚未單而恩弗通。而高氏之族，統之以昭穆，綴之以燕會(hui) ，戚則致其愛，疏則致其敬。無不足者，相恤也；無不善者，相觀而化也。匪上世貽謀之善，其孰致之？吾聞原水之出者大，則下流之受者宜廣；先祖之施者厚，則後嗣之承者宜篤。篤其承必思孝祖禰，孝祖禰必思修宗廟，修宗廟必思睦宗族，睦宗族必思敦禮義(yi) 。此高氏世世子孫所宜從(cong) 事也，而況於(yu) 中丞公申之以不匱之誌。[34]

高氏代序悠長、子孫昌大，善於(yu) 合族，寄希望高氏子孫孝祖禰，修宗廟，睦宗族，敦禮義(yi) 。

金華府東(dong) 陽許氏祠堂的演變亦具特色。許府君廟創於(yu) 宋宣和年間，原是護佑地方的名人祠宇，府君為(wei) 國捍賊，力障全婺，能陰騭其鄉(xiang) 人。明代許氏嗣孫東(dong) 田公因廟祀不治，遂捐數十百金，以倡其族人，將故廟新之，“以專(zhuan) 祀府君而仍舊所存精忠之額，曰吾不敢遠之而褻(xie) 也。後為(wei) 堂曰純孝，以祀其始祖孝子孜，而子姓昭穆祔焉。曰吾不敢遠之而疏也，左右為(wei) 思義(yi) 、景節二亭，以祀許氏之有外行內(nei) 操者，曰以此為(wei) 忠孝之翼也。祭田，分者合之，寡者益之，皆倡自公及諸董役者，而約以次祔入者，各捐產(chan) 如其率。”[35]於(yu) 是稱許氏宗祠。這個(ge) 由地方名人專(zhuan) 祠轉化為(wei) 族人宗祠的事例，經始於(yu) 嘉靖三十九年（1560），若幹年後完成。

嘉靖、萬(wan) 曆時期，是設家廟的發展時期。[36]紹興(xing) 山陰吳氏，萬(wan) 曆二十一年（1593）以兵部尚書(shu) 吳兌(dui) 二品官的身份建家廟三楹，上逮始祖為(wei) 一廟，旁逮宗子之昆弟為(wei) 一廟，下逮諸子諸孫為(wei) 一廟。吳兌(dui) （1525—1596），字君澤，號環洲，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曆經嘉靖、隆慶、萬(wan) 曆三朝。[37]該族重視宗族治理：“吳世有家法，以宗老一人董家政，又立宗理二人以懲不法，子孫有犯，則告廟伐鼓而杖之，俟其悛也。不悛則不齒於(yu) 宗，死不入廟。非有大故，終不致於(yu) 官。至為(wei) 邑長吏所詫，曰：‘他姓治以官法而不足，獨吳氏治以家法而有餘(yu) 。’”[38]這是宗族自治的典範，得到官府的肯定。

紹興(xing) 府也有始祖祠。餘(yu) 姚呂氏，其先南宋時呂億(yi) 家新昌，七傳(chuan) 至鐮後遷至餘(yu) 姚新河，明初因貴義(yi) 公世籍戶口書(shu) 誤，易呂為(wei) 李。貴義(yi) 公有子德玉，明世宗時呂氏出了禮部尚書(shu) 呂本，後複姓呂。於(yu) 是呂氏“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鐮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幹畝(mu) ，以給其屋儀(yi) 物數，登降之際，悉如我明《集禮》……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39]。該詞所祭始祖涉及南宋與(yu) 明初時人。呂本輯有該族的族譜《餘(yu) 姚新河呂氏家乘》，流傳(chuan) 至今，記載了有關(guan) 宗祠的內(nei) 容。呂本說：“夫第宅、書(shu) 院、宗廟、生祠、塋域、祀田者，或積俸賜金之所治。第宅所以安居也，書(shu) 院所以講藝也，生祠所以順輿情也。宗廟、塋域乃藏祖宗之魂魄，尤為(wei) 至重，故不得不慎，而隆棟宇堅磚石也。至若祀田，祖宗亦嚐置之，遷姚二祖，則第八輩各捐資置之也。今既備之，慮地裏不一，久而迷失，故逐一畫圖，詳注坐落處，所以為(wei) 永遠考據之計，倘後有不才子孫，欲鬻之他人，乃不孝之大者。凡我子孫，共當殛之矣！各圖次第列於(yu) 後，圖後複跋其緣由，使一展閱間，即炯然在目也。”[40]可見對於(yu) 宗廟、塋域、祀田有關(guan) 祖先祭祀的重視。我們(men) 再看有關(guan) 祠堂的跋文，第7幅圖跋說：“遷姚呂氏四祖祠，乃予新建，以奉安萬(wan) 十二府君、庚五府君、德王府君、貴義(yi) 府君四祖神主者也。四祖舊嚐有祠，在舊宅廢之久矣。予今卜地構之，前磚門一座，正堂三間，曰慶源堂，後寢室三間，左神廚，右神庫也。周回繚以牆垣，呂氏子孫其世守之，其祭祀儀(yi) 節，另具於(yu) 後。”[41]可知始祖祠所祭祀的四祖舊祠在舊宅，屬於(yu) 家祠範疇，“今卜地構之”，變為(wei) 宗祠。

第11幅圖跋說：“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shu) 武英殿大學士拙庵呂公，一品夫人胡氏墳塋圖。弘治十八年所葬，今以孫貴，贈官一品，製得用儀(yi) 從(cong) ，於(yu) 嘉靖壬戌重修石圍牆七丈二尺，拜台三層，兜襟一層，翁仲一對，石馬一對，石虎一對，石羊一對，望柱一對，石牌坊二座，碑亭二座，坐落餘(yu) 姚縣南五裏許雙雁鄉(xiang) 之黃山，巽龍，坐卯向酉，玉幾為(wei) 案也。青龍之外，建有墳庵一所，牆門一座，前廳五間，後樓三間，二衕，後小屋五間，園地一片。每年祭畢，子孫即於(yu) 此享餕會(hui) 食也。”[42]這是呂本祖父的墳塋圖，建有墳庵，每年墓祭之後，在此享餕會(hui) 食。

第14幅圖跋說：“貴義(yi) 府君、德王府君祭祀，眾(zhong) 出銀共買(mai) 田六丘，共壹拾捌畝(mu) 柒分柒厘並岩，出田壹丘，計貳畝(mu) ，共七丘，共計田貳拾畝(mu) 柒分柒厘，共計租穀百合伍拾石，其字號田段四至弓尺，賣主佃戶價(jia) 值，逐丘開具於(yu) 後。”[43]記載祀田情況。

該卷還有隆慶六年所作《義(yi) 舉(ju) 祭田引》，記載祀田設置以及辦理祭祖事宜：呂氏自新昌徙居餘(yu) 姚，以萬(wan) 十二府君為(wei) 始祖，生庚五府君，二墓在新昌，久已湮沒。庚五府君生貴義(yi) 府君，二祖葬餘(yu) 姚，“其祠堂吾父力任建複，其二祖之祭祀，厚使三大房子孫輪流供辦，奈盛衰不齊，每每苦之。且祭品不一，殊不成禮。今凡出仕者，請各捐俸，隨意多寡，置近塋田，收租以辦祭品。雖未出仕，有家道盈餘(yu) 而肯願出助者，尤見至孝。俟物齊備，總計若幹，買(mai) 田若幹，集眾(zhong) 議定品物，刻碑祠內(nei) ，將所置田契，俱刻於(yu) 碑陰，立石田隅，大書(shu) ‘呂氏祭田’，使子子孫孫世守之。輪及當年者，即收租納糧外，如議定之品辦之，致祭必虔，方為(wei) 成禮，乃不負祖宗之意也。”[44]呂氏祭田由族眾(zhong) 貴、富之人捐置，祭祖由三房輪辦。該族《家訓·睦族》要求：“今立祠堂以祀四祖，置祭田以供春秋，無非敦睦以勸孝友之意，子孫永遵，可弗替焉。”[45]

四、小結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為(wei) 庵觀附祭與(yu) 墓祠、家祠、宗祠三種形式。明前期在祖墓建祠而且請僧道主持則並不多見，僧人釋妙聲論述基於(yu) 孝道墓祭祖先合於(yu) 人情，義(yi) 烏(wu) 人王紳讚成當地施氏的墓庵。墓祭還有墓亭、墓祠，金華人蘇伯衡均予以肯定。吳興(xing) 閔氏元代始設墓祠，明代複建，祀先合族。墓庵事例見於(yu) 金華府；墓亭事例見於(yu) 溫州府、杭州府；墓祠事例見於(yu) 溫州府、湖州府。蘇伯衡記載了元末明初浙江的宗族祠堂事例，家祠祭祀始遷祖有違儒家禮製，蘇伯衡也予以讚同。家祠參照朱熹《家禮》，家祠事例見於(yu) 溫州府、處州府、金華府、湖州府。祭祀始祖的宗祠有天台的事例，方孝孺、貝瓊有所討論。

明中葉金華、紹興(xing) 設立的祠堂，引發黃仲昭、吳寬等有所討論。紹興(xing) 山陰陳氏創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華府義(yi) 烏(wu) 陳氏設立祠堂牌位引起關(guan) 注。

明後期浙江溫州祠堂仍在繼續設置。溫州府樂(le) 清縣李氏大宗祠，上祀始祖百世不遷，樂(le) 清高氏設置大宗祠合族。金華府東(dong) 陽許氏祠堂由地方名人專(zhuan) 祠轉化為(wei) 族人宗祠。紹興(xing) 山陰吳氏家廟亦有宗祠性質，且重視自治。紹興(xing) 府餘(yu) 姚呂氏也有始祖祠，所祭始祖涉及南宋與(yu) 明初時四人，四祖舊祠原為(wei) 舊宅家祠，新建則卜地而設變為(wei) 宗祠。呂氏設置祭田，由族眾(zhong) 貴、富之人捐置，三房輪辦祭祖事宜。

總之，明代浙江祠祭祖先並不拘泥於(yu) 朱熹《家禮》，更強調“禮以義(yi) 起”，尊重人們(men) 的尊祖感情，士大夫不惜違禮逾製，造成宗祠的發展，如此民間也會(hui) 有所效法，使得祠祭普及。浙江祠祭祖先尤盛於(yu) 溫州府、處州府、金華府、湖州府以及杭州府、紹興(xing) 府。浙江祠祭祖先的盛行，表明宗族建設的發展，這在全國也是引人注目的。

注
[1]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1994年第4期，第53-63頁。
[2] [日]井上徹：《關於宗族形成的動因－－以元末明初浙東、浙西為對象》，《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紀念·明清時代的法和社會》，汲古書院，1993年，收入井上徹《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製》第二章《宗法繼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第34-84頁。 
[3] 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台北：稻鄉出版社，2009年。
[4]常建華：《試論宋濂的宗族思想》，《東洋學研究》（韓國）第4輯，1998年，收入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第八章《宋濂的宗族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359頁。
[5]（明）方孝孺：《遜誌齋集》卷一三《童氏族譜序》，徐光大校點：《方孝孺集》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77頁。
[6]常建華：《宗族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5-152頁。
[7]（明）釋妙聲：《東皋錄》卷中《於氏祠堂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19頁。
[8]（明）王紳撰，林家驪等點校：《繼誌齋集》卷七《施氏雙溪庵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05-206頁。
[9]（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五《文苑·蘇伯衡》，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10-7311頁。
[10]（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厚本亭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七年黎諒刻本，第22頁b。
[11]（明）徐一夔：《始豐稿》卷五《追遠亭記》，徐永恩點校：《徐一夔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3-94頁。
[12]（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愨敬堂記》，第11頁。
[13]（明）王行：《半軒集》卷三《筠穀鄭氏墓祠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31頁下。
[14]（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王鏊》，第4825-4827頁。
[15]（明）王鏊：《震澤先生集》卷一六《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吳建華點校：《王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1頁。
[16]（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厚德庵記》，第21頁。另“富用吾之情”《金華叢書》本、四庫本作“當用吾之情”。
[17]（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時思堂記》，第23-24a頁。
[18]（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陳氏祠堂記》，第3b-4頁。
[19]（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七《陳氏修睦堂記》，第5頁。
[20]（明）胡翰：《胡仲子集》卷七《深溪王氏祠堂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洪武十四年王懋溫刻本，第1-2a頁。
[2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六九《列傳·王直》，第4537-4541頁。
[22]（明）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清溪沈氏祠堂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91-392頁。
[23]（明）林右：《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潘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77-578頁。
[24]以上引文見（明）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六《追遠堂記》，楊葉點校：《貝瓊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3-184頁。
[25]（明）方孝孺：《遜誌齋集》卷一六《天台陳氏先祠記》，徐光大校點：《方孝孺集》中冊，第593-595頁。
[26]（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九《列傳·鄭紀》，第4753-4754頁。
[27]（明）黃仲昭：《未軒公文集》卷一一《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黃希白刻本，第13-14a頁。
[2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六一《列傳·陳壯》，第4392頁。
[29]（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四《列傳·張元禎》，第4879-4880頁。
[30]（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四《列傳·吳寬》，第4883-4884頁。
[31]（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三二《義烏陳氏祠堂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三年吳奭刻本，第2b-3頁。
[32]常建華：《明代宗族祠廟祭祖禮製及其演變》，《南開學報》2001年第3期，第60-67頁。
[33]（明）劉節：《梅國前集》卷一九《樂清李氏大宗祠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382-383頁。
[34]（明）薛蕙：《西原全集》卷一〇《高氏大宗祠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薛邦瑞刻本，第52b-53a頁。
[35]（明）陸可教：《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一一《重修許府君祀記》，《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28-429頁。
[36]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第433頁。
[3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二《列傳·吳兌》，第5848-5850頁。
[38]（明）劉宗周：《按察司副使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烏石吳公家廟記》，丁曉強點校：《劉宗周全集》第5冊《文編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4頁。
[39]（明）徐渭：《徐文長文集》卷二四《呂氏始祖祠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249-250頁。
[40]（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七《第宅書院生祠塋域祀田圖總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
[41]（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七。
[42]（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七。
[43]（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七。
[44]（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七《義舉祭田引》。
[45]（明）呂本輯：《餘姚新河呂氏家乘》卷一二《家訓二十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