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鳳匯聚，文獻集成

——評《蜀石經集存》

作者：程玉晰 程章燦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正月廿六日己巳

          耶穌2024年3月6日

《墨子》中多次提到，“書(shu) 於(yu) 竹帛，鏤於(yu) 金石”，對於(yu) 早期中國文明的記錄與(yu) 傳(chuan) 承，竹帛金石居功至偉(wei) ，的確值得後人銘記。與(yu) 竹帛金不同，石刻不僅(jin) 源遠，可以上溯到先秦時代，而且流長，綿延三千年，曆秦漢六朝唐宋至元明清而不消歇。傳(chuan) 統金石學雖然將竹木金石諸項並列，實際上，石刻作為(wei) 文獻載體(ti) 和文化傳(chuan) 承媒介，無論從(cong) 文獻數量、時間跨度還是內(nei) 容廣度來說，皆超越竹帛金三者，可謂一枝獨秀。秦石鼓文和秦始皇紀功石刻，突出彰顯了石刻的紀念與(yu) 記憶功能，是石刻史上的兩(liang) 座裏程碑。東(dong) 漢熹平年間，漢靈帝首次將儒家經典刻石，可稱是文化創舉(ju) 。借助儒家經典之力，熹平石經登上了石刻文獻史的獨尊地位。東(dong) 漢朝廷也借此樹立其核定的儒家經典文本的權威地位，同時確認其統一經典文本與(yu) 經學闡釋、最終控製意識形態的權力。這個(ge) 文獻史與(yu) 文化史的重要事件，對後代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三國魏、唐、五代後蜀、宋、清相繼刊刻了屬於(yu) 自己王朝欽定的儒家經典文本，依次被稱為(wei) 三國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後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xing) 石經、清乾隆石經。這些石經與(yu) 東(dong) 漢熹平石經一起，通常被合稱為(wei) “七朝石經”。

在七朝石經中，後蜀廣政石經頗為(wei) 特別。從(cong) 名稱上說，七朝石經多以時代和年號命名，如東(dong) 漢熹平石經，亦有單稱朝代者，如漢石經，或單稱年號者，如熹平石經；但後蜀廣政石經的情況與(yu) 眾(zhong) 不同。此次石經刊刻最初由後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大部分完成於(yu) 廣政年間；《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三經的刊刻由蜀帥田況主持，完成於(yu) 北宋皇祐元年（1049）；《孟子》的刊刻完成於(yu) 宣和五年（1123），成於(yu) 益州太守席貢之手，最晚刻成的《石經考異》和古文《尚書(shu) 》遲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完成於(yu) 著名學者和藏書(shu) 家晁公武之手。換言之，其刻石從(cong) 後蜀一直延續到南宋，曆時230多年，由不同朝代的多位主持人合力完成。由此來看，傳(chuan) 統上統稱其為(wei) “後蜀石經”或者“廣政石經”有所不妥。此石經立於(yu) 成都，固然可以稱為(wei) “成都石經”，但是不如徑稱“蜀石經”更為(wei) 簡潔，何況“蜀石經”之“蜀”既可以專(zhuan) 指地點，也可以兼涉朝代，一舉(ju) 兩(liang) 得。

現藏於(yu) 川博的《毛詩·魯頌》殘石（供圖：王天然）

曆代石經的刊刻都體(ti) 現出獨特的時代標準，具有曆史、文化和藝術的多重價(jia) 值。正如虞萬(wan) 裏《蜀石經集存序》所言，“七朝石經，雖然都以碑石為(wei) 載體(ti) ，但其文本、字體(ti) 、經傳(chuan) 、碑式，與(yu) 鐫刻時的標準文本、通行字體(ti) 、書(shu) 寫(xie) 閱讀習(xi) 慣相應，都有一定的變化，形成各自的特色。”其中，蜀石經尤為(wei) 特殊。首先，在刊刻上，蜀石經曆時最久，在這個(ge) 漫長的過程中，融合了唐五代（後蜀）、兩(liang) 宋（北宋和南宋）諸朝的經學文化成果，這在七朝石經中是獨一無二的。其次，在內(nei) 容上，蜀石經首次經注並刻，經文大字，注文雙行小字，與(yu) 其他石經單刻經文不同。第三，形製上，蜀石經為(wei) 帖式形態的小型碑石，這與(yu) 之前刻經用大型碑石相比也有變化。第四，規模上，蜀石經超越前此諸種石經，後來居上，洵為(wei) 不易。這首先要歸功於(yu) 主持刊刻的後蜀宰相毋昭裔，這位著名學者與(yu) 刻書(shu) 家不僅(jin) 爭(zheng) 取了蜀主的支持，還組織不同書(shu) 法家共同書(shu) 丹，字數逾百萬(wan) ，碑石超千塊，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在割據混戰的五代十國時期，偏安一隅的孟蜀政權能夠完成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取得獨特的文化成就，與(yu) 蜀地自唐以來積累的出版文化傳(chuan) 統是分不開的。

在七朝石經刊刻的先後序列中，蜀石經名列第四，恰好處於(yu) 中位，正可謂承前啟後。從(cong) 書(shu) 籍史的角度來看，蜀石經也正好處於(yu) 從(cong) 抄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的時間點上。晚唐五代時期，成都的雕版印刷技術已經成熟，毋昭裔本人曾出資版刻《文選》《初學記》二書(shu) ，即可為(wei) 證。後唐馮(feng) 道主持監本九經也並刻經注，經文用唐石經經文，注文由專(zhuan) 門博士將唐石經所依據的經注合寫(xie) 本上的注文添加到相應經文之後。蜀石經有獨特的異文不見他本，說明它在參考唐石經的同時，亦非無所校改，應當也參考了當時流行的經注合寫(xie) 本。蜀石經的行款類似宋版古書(shu) ，單欄橫行，帖式入石，其排版鐫刻顯然考慮到了觀覽閱讀與(yu) 影拓裝訂的需要，對於(yu) 研究中古書(shu) 冊(ce) 製度也有重要意義(yi) 。以蜀石經為(wei) 案例，探討唐宋時代寫(xie) 本、石本、刻本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是深化中國古代書(shu) 籍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要深化曆代石經研究，弄清原石的形製、排布、經文等重要問題，原石或者拓本的收集格外重要。七朝石經中，除了唐代開成石經、清代乾隆石經保存較為(wei) 完整之外，其餘(yu) 石經在曆代迭更後或佚或亡，殘存碑石和拓片稀世罕見，貴為(wei) 奇寶，其中蜀石經損毀尤甚。蜀石經原石湮沒，大約在宋末戰亂(luan) 之後，拓本隻有內(nei) 府一脈單傳(chuan) ，曆代藏家莫不視若珍寶。由於(yu) 殘石稀見，拓本難尋，蜀石經研究在曆代石經研究中也顯得比較薄弱。民國初年，劉體(ti) 乾致力於(yu) 收集蜀石經拓本，得《春秋》三傳(chuan) 、《周禮》四經殘拓，於(yu) 1926年影印出版，是為(wei) 《蜀石經殘本》八冊(ce) 。2020年湖南美術出版社據劉體(ti) 乾輯民國本原大原色影印，除了將原書(shu) 名《蜀石經殘本》改為(wei) 《宋拓蜀石經》外，其他地方基本保留了1926年影印版原貌。除此之外，蜀石經殘石及其題跋之類的文獻稀若星鳳，又分散各處，難以搜尋。

現存蜀石經由國家圖書(shu) 館藏劉體(ti) 乾舊藏殘拓、上海圖書(shu) 館藏黃丕烈舊藏《毛詩》殘拓以及近代成都出土的殘石及其拓片三部分組成。就第一部分而言，國家圖書(shu) 館藏劉體(ti) 乾舊藏殘拓雖在民國便已影印，近年來又加以重印，但學者多不經見。且為(wei) 黑白影印，受限於(yu) 當時的攝影製版技術，原件上的諸多藏印、批點、殘字和細微筆畫等細節無法有效呈現。至於(yu) 上圖藏《毛詩》殘拓和近現代新出土殘石拓本均從(cong) 未出版過。藏於(yu) 國圖和上圖的殘拓，一直是館藏文物等級中的一級藏品，學者和普通讀者即使親(qin) 臨(lin) 訪書(shu) ，也較難調閱。《蜀石經集存》一書(shu) 的出版，使學者可以坐擁宛委金玉之藏，校閱玩賞，隨心所欲。

《周禮·秋官司寇》鄭玄注（圖片來源：《蜀石經集存·周禮）》）

《蜀石經集存》一書(shu) 由虞萬(wan) 裏、王天然兩(liang) 位專(zhuan) 精石經研究的學者主持負責，經國家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和重慶博物館授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對蜀石經殘拓進行全麵係統影印出版。全書(shu) 采用高清全彩印刷，除重慶博物館所藏拓片大小略作調整外，其他拓本均原大原色影印，有些殘石殘拓周圍有大量題跋文字，在處理上除了保留兩(liang) 麵之原大圖版之外，也收錄整幅圖版以見全貌。對於(yu) 夾有簽條、活頁的拓本，皆將開本原貌和放置活頁後的形態分別影印。此書(shu) 以精湛的印刷技術，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蜀石經殘石殘拓的原貌。此書(shu) 的出版，意味著上圖藏《毛詩》殘拓和近現代新出土殘石拓本的首次公開麵世，使秘藏孤本以仿真還原的形式化一為(wei) 百千，為(wei) 學術研究、藝術欣賞和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奠定了文獻基礎。

《蜀石經集存》（五種），虞萬(wan) 裏主編，王天然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2月第一版，3980.00元

根據《蜀石經集存》出版說明，本書(shu) 綜合三館所藏殘拓內(nei) 容，同時“兼顧流傳(chuan) 收藏曆史和裝幀篇幅”，分為(wei) 五冊(ce) 高清影印——“《周禮》《春秋經傳(chuan) 集解》《春秋穀梁傳(chuan) 》各一冊(ce) ，《毛詩》與(yu) 近代出土殘石拓本並一冊(ce) （包含《古文尚書(shu) 》一塊、《毛詩》重言兩(liang) 塊拓片），《春秋公羊傳(chuan) 》與(yu) 《陳氏木刻蜀石經》《蜀石經題跋姓氏錄》並一冊(ce) ”，包含蜀石經孑遺主體(ti) 以及題跋、書(shu) 信、校記、圖畫、印章在內(nei) 的豐(feng) 富的衍生文獻。此次影印出版既有殘石，又有相應拓本及其題跋，可向讀者提供不同類型的蜀石經文獻的直觀認識。據國圖所藏原拓影印展現出原拓本剪裱拚接痕跡、原石編號等信息，也比劉體(ti) 乾影印本展現的信息更加明晰，有利於(yu) 學者進一步推斷蜀石經原石形製、複原拓本原本形態。每冊(ce) 卷前又有該冊(ce) 所印石經殘拓錄文及說明，方便學者全麵校理蜀石經遺文，並與(yu) 開成石經在內(nei) 的其他石經文字、傳(chuan) 世寫(xie) 刻本文獻進行校勘對讀，進而弄清蜀石經前後刊刻所用底本、與(yu) 唐石經以及五代兩(liang) 宋監本係統之間的關(guan) 係，對於(yu) 深化拓展蜀石經以及石經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yi) 。頁麵上，名家題簽、題跋、鈐印琳琅滿目，生動地重現了蜀石經拓本收藏、閱讀與(yu) 鑒賞的場景，是考察士人交遊、金石鑒藏的寶貴材料,也為(wei) 考察殘石、拓本的流轉情況提供線索，是研究文獻文化史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麵，這些題跋展現出的多樣文體(ti) 、名人手澤、同題繪畫等等，還具有文學藝術價(jia) 值，足以供文學史和藝術史的研究者把玩、鑒賞。

羅振玉、王國維題跋（圖片來源：《蜀石經集存·春秋穀梁傳(chuan) 》）

石經研究成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石經學，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它始於(yu) 清初，進入20世紀，這門學問又有了突出的進展。石經學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與(yu) 當時學術界的金石學、經史考據、古文字學發展以及各地石經殘石出土密切相關(guan) 。1916年，王國維著《魏石經考》，他沒有像傳(chuan) 統學者那樣停留在校勘文字與(yu) 題寫(xie) 序跋階段，而是從(cong) 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shu) 法八個(ge) 方麵，對魏正始石經進行了係統而全麵的研究，開拓了石經研究的新視野。1930年，羅振玉就前後所見的東(dong) 漢熹平石經“經文三千餘(yu) 言”、“校語及序記五千餘(yu) 言”，匯為(wei) 《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為(wei) 熹平石經的釋讀與(yu) 校勘提供了文獻淵藪。1937年，孫海波著《魏三字石經集錄》，分拓本、源流、碑圖、古文及別錄四篇，雖然存在體(ti) 例不一、誤收偽(wei) 刻、收錄繁複等瑕疵，也明顯有利於(yu) 正始石經研究的推進。1957年，馬衡遺著《漢石經集存》出版。該書(shu) 收集宋代及近代出土於(yu) 洛陽的東(dong) 漢熹平石經殘石、拓本五百二十多種，存字八千餘(yu) ，將殘石加以編次綴合，參校經文，考釋文字，並且第一次依拓本刊印，成為(wei) 經學和版本學上的重要材料。從(cong) 《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到《魏三字石經集錄》，從(cong) 《漢石經集存》到《蜀石經集存》，石經學上的一脈相承，至為(wei) 醒目。星鳳匯聚，集其大成，嘉惠學林，積大功德。步武前賢的《蜀石經集存》，無疑是現存蜀石經文獻的集大成之作，它必將為(wei) 新的石經學開疆拓宇，也是可以預期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