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學說、社會(hui) 實踐與(yu) 時代脈動

——讀《北宋中期儒學複興(xing) 運動》

作者：王化雨（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十三日丙戌

          耶穌2024年1月23日

《北宋中期儒學複興(xing) 運動》（增訂本），劉複生著，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23年5月版，360頁，66.00元

蒙文通先生嚐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語論治史之法曰：“觀史亦然，須能從(cong) 波瀾壯闊處著眼”，“須能把握曆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曆史的發展說個(ge) 大概”。能否找準曆史發展的關(guan) 鍵變化節點，直接決(jue) 定著史家能否對曆史演進過程形成深入理解。另一方麵，在曆史的轉折點上，諸多事物往往都會(hui) 發生複雜的變化，給人以眼花繚亂(luan) 之感。故即便史家找到了 “波瀾壯闊處”，也還必須從(cong) 中提取出真正重要的關(guan) 鍵因素，才能把曆史的變化論述清楚，這也正如蒙文通所說的：“要敢抓、能抓大問題、中心問題，不要去搞那些枝枝節節無關(guan) 大體(ti) 的東(dong) 西，謹防誤入洄水沱。”（蒙默編《蒙文通學記·治學雜語》，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6年出版，第1頁）

怎樣通過對“大問題”的剖析來把握“曆史的波瀾壯闊處”？劉複生教授所著《北宋中期儒學複興(xing) 運動》（增訂本），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範例。本書(shu) 以著者的博士論文為(wei) 基礎，吸收了近年來相關(guan) 領域的研究成果，由北宋儒學摒棄注疏之學，重視義(yi) 理探究，排斥“異端”之說，力求複興(xing) 周孔之道的新氣象入手，對十世紀前後中國社會(hui) 文化各層麵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分析，給人頗多啟發。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次社會(hui) 變遷，與(yu) 思想文化領域的演進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關(guan) 聯，以思想文化為(wei) 切入點，可以令我們(men) 對社會(hui) 的脈動形成真切的體(ti) 認，這是大多數治史者的共識。但正因為(wei) 如此，關(guan) 於(yu) 唐宋思想文化演變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是曆史研究中的“顯學”，中外學者積累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如何能夠在這樣一個(ge) 大家耳熟能詳的問題上提出與(yu) 眾(zhong) 不同的看法，非常考驗研究者的能力。

諸多論者在如何界定“宋學”，如何看待“宋學”“道學”“理學”的關(guan) 係等問題上，一直持有不同見解。但整體(ti) 上，研究者往往傾(qing) 向於(yu) 采用“內(nei) 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從(cong) 學理的角度分析宋代不同時期、各家學說的演變，“心”“性”“道”“理”等名詞概念，通常是分析的重點。即便是強調宋儒“內(nei) 聖外王”特點的學者，往往也自覺不自覺地將研究的落腳點放到“內(nei) 聖”一側(ce) 。本書(shu) 與(yu) 上述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固然也對宋儒的種種學術理論有所討論，但真正關(guan) 注的，“不僅(jin) 是治學方法和思想理念的更新，更在於(yu) 新儒學思想在社會(hui) 、政治、文化層麵各領域的實踐”（前言，11-12頁），指出“新儒學所強調的，不僅(jin) 是從(cong) 學理上而言，更強調用之於(yu) 社會(hui) ，有所作為(wei) ”（286頁）。作者的研究旨趣，直觀地體(ti) 現在本書(shu) 的章節安排上。一般而言，討論類似主題的作品，或者以時間為(wei) 線索，將国际1946伟德發展史分為(wei) 若幹階段，漸次分析各階段的特點以及彼此間的起承轉合；或者以各學術流派為(wei) 著眼點，針對各家學說作“學案”式的論述。本書(shu) 則不然，除開頭結尾外，正文各章分別從(cong) 反佛老運動、古文運動、史學更新、政治改革、興(xing) 學運動、科舉(ju) 改革等方麵入手，剖析上述各個(ge) 領域與(yu) 儒學演進的互動，極具特色。尤其是政治改革、興(xing) 學運動、科舉(ju) 改革三項因素，在其他同類著作中往往被一筆帶過，而在本書(shu) 中卻用了三章的篇幅予以詳細論述。很明顯，本書(shu) 絕非就儒學而談儒學，而是側(ce) 重於(yu) 用“社會(hui) ”的視角來對北宋儒學進行考察。

事實上，儒學從(cong) 誕生之日起，就帶有非常濃厚的“經世”色彩，以改造社會(hui) 為(wei) 己任。北宋中期的儒學代表人物，也均非常強調“致用”，如歐陽修“學者求見，所與(yu) 言，未嚐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yu)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為(wei) 治宋史者所熟知。之所以近代已降，論者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以“內(nei) 在理路”的方式來討論宋代儒學，主要原因大體(ti) 有二：一是宋代學術發展到南宋，諸家中以理學為(wei) 最盛，而理學重在討論心、性等“內(nei) 在”話題（實則朱熹等理學家亦未嚐放棄對外在事功的追求）。後世論者以“倒放電影”的眼光觀察宋代學術，難免認為(wei) 整個(ge) 宋學就是“內(nei) 聖”之學。二是受自西方傳(chuan) 入的學科體(ti) 係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將儒學歸並到“哲學”這一大類中，複以西方哲學的分析框架來研究儒學，結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真。本書(shu) 著重強調北宋儒學“用之於(yu) 社會(hui) ”的麵相，不僅(jin) 有助於(yu) 讀者更為(wei) 準確地認識宋代国际1946伟德，亦可以為(wei) 後來者提供研究思路上的借鑒，使之能擺脫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見的困擾，更全麵地重現曆史的本來麵目。

利用社會(hui) 視角，在宏觀層麵上，本書(shu) 不再將儒學複興(xing) 運動僅(jin) 僅(jin) 視為(wei) 少數精英文人，或者道學士大夫書(shu) 齋中的純學理討論，而是揭示出這是一場遍及各個(ge) 領域，涉及眾(zhong) 多社會(hui) 成員的變革，為(wei) 讀者描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在微觀層麵上，對於(yu) 北宋儒學複興(xing) 所產(chan) 生的種種效能，亦能形成更為(wei) 透徹、確切的分析。例如，思想史研究者多曾指出北宋新儒對佛老二教有所批判，掀起了反佛老運動的高潮，然宋儒反佛老，究竟有無實際成效？論者往往就沒有深究。本書(shu) 在第二章中，結合各種史料，指出從(cong) 仁宗朝開始，宋廷逐漸對佛老二教進行廣泛限製，使得僧道人數有了較大幅度的縮減。同時，不同於(yu) 北宋前期群臣附和君主崇祀佛老，自仁宗朝開始，宮廷的崇祀活動始終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對。仁宗一朝，恰是北宋儒學複興(xing) 運動走向高潮的時期，由此可見，宋儒的反佛老主張並沒有隻停留在言論上，確實取得了不小成果。

從(cong) 社會(hui) 實踐的角度考察北宋儒學，不僅(jin) 有助於(yu) 對其社會(hui) 價(jia) 值形成更好的把握，也有助於(yu) 更好地理解其義(yi) 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以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見儒家自一開始就有“因事明理”的傳(chuan) 統。而最能“深切著明”闡釋義(yi) 理之“事”，莫過於(yu) 各項製度。本書(shu) 對於(yu) 北宋諸儒在學校、科舉(ju) 等製度層麵的創獲，多有涉獵。通過梳理北宋儒士革新製度的舉(ju) 措，宋代儒學一些深層次的要素也得到了呈現。例如在第七章中，作者論述了神宗、哲宗兩(liang) 朝王安石、司馬光等對貢舉(ju) 製度的調整。指出不同於(yu) 飽受非議的經濟改革，王安石的貢舉(ju) 改革卻得到了大多數朝臣的認可。尤其是王安石以貢舉(ju) 考試來實現“道德一於(yu) 上而習(xi) 俗成於(yu) 下”的主張，當世諸家多無異議，表明“一道德”是儒學複興(xing) 運動共同的內(nei) 在要求。這就將思想史與(yu) 製度史結合在了一起，借助具體(ti) 的製度，形象地揭示出了国际1946伟德的神髓。

進而言之，儒學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內(nei) 在矛盾、缺陷，往往也是在其所推動的社會(hui) 實踐中得到充分暴露的。如本書(shu) 第六章所述，恢複古代“鄉(xiang) 舉(ju) 裏選”和“士由學校”的教育製度、選官製度，一直是北宋儒學複興(xing) 運動所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標。從(cong) 真、仁之際開始，即先後有孫何、趙師民、宋祁等人對“教不本於(yu) 學校，士不察於(yu) 鄉(xiang) 裏”的現象加以抨擊。此後，歐陽修、王安石、呂公著等，更是不斷呼籲朝廷取人“必於(yu) 鄉(xiang) 黨(dang) ，必於(yu) 庠序”，甚至明確提出應該盡罷科舉(ju) 而使士大夫皆出於(yu) 學校。但從(cong) 北宋中期已降的幾次學校製度改革來看，慶曆興(xing) 學，並未能實現“士由學校”，熙寧時期開始推行的三舍法，雖有一定的成效，甚至在北宋晚期還短暫地取代過科舉(ju) ，但最終亦未能成為(wei) 選官製度的主流。可以說，北宋新儒“取士皆本於(yu) 學校”理念，未能真正得到落實。對於(yu) 這一現象的觀察，體(ti) 現出作者敏銳的眼光。

儒學一貫以理想化的上古時代為(wei) 自己的崇奉對象，同時又因其經世致用的價(jia) 值取向而始終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yi) 色彩，兩(liang) 者之間，存在著張力。至北宋中期，隨著對儒學義(yi) 理的探究日益深入，宋儒“回向三代”的理念，以及經世致用的意願均愈發突出，儒學內(nei) 部的“理想”與(yu) “現實”之間的張力也隨之有所增強。正是在這種張力的影響下，北宋儒士會(hui) 在一些重要領域的革新活動中反複搖擺，進進退退。揭示北宋儒士為(wei) 恢複“取士皆本於(yu) 學校”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受到的挫折，正可以令我們(men) 更加真切地體(ti) 認儒學內(nei) 部固有的矛盾，若僅(jin) 就儒者言說立論，反不容易給人以深刻印象。

總之，本書(shu) 在研究視角上，頗不同於(yu) 一般的思想史或學術史，而是貫通了思想與(yu) 社會(hui) ，可稱為(wei) 是“思想取徑的社會(hui) 史”。當下各專(zhuan) 門史領域的研究者，都在嚐試打破既有的學科界限，以“科際整合”的方式來對曆史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本書(shu) 還很好地兼顧了“共時性”與(yu) “曆時性”研究。中國傳(chuan) 統史學家，即十分注重“通鑒學”與(yu) “正史學”的彼此互補。近代已降，不少學者更明確提出在史學研究中，“共時”與(yu) “曆時”不可偏廢，如蒙文通言：“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又要看到其學脈淵源。”（《蒙文通學記·治學雜語》，28頁）本書(shu) 在勾勒北宋儒學的“時代精神”方麵，下了很大功夫。作者從(cong) 北宋中期各種紛繁複雜的社會(hui) 文化現象中，歸納出重視義(yi) 理、排除異端、追求致用這三項儒學複興(xing) 思潮的核心要素。在總結這些要素時，作者沒有拘泥於(yu) 某一特定領域，而是從(cong) 經學、史學、文學、政治革新、製度改革等多方麵進行了綜合考察，也沒有局限於(yu) 某特定學派，而是對所有北宋儒學流派作了全麵剖析，故最後得出的結論，的確能反映出時代的精神內(nei) 核，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本書(shu) 不僅(jin) 注意總結、歸納北宋儒學各家的相同、相似之處，也強調諸家的學說對立、衝(chong) 突的一麵。例如在第三章中，指出在對“文”“道”兩(liang) 個(ge) 概念以及文道關(guan) 係的認識上，以及在對“文”如何為(wei) 經世教化服務上，“新儒們(men) 的觀點卻是存在著很大差別的”（99頁），並詳細論述了柳開、歐陽修、範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相關(guan) 問題上的不同見解。又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王安石與(yu) 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在對“先王之道”的理解上存在不小分歧（180-185頁），皆為(wei) 顯例。透過這些對立、衝(chong) 突，往往又可見深層次的相通之處，例如宋儒在文道問題上的分歧雖然尖銳，但從(cong) 整體(ti) 上看，共同促成了儒家文學政教中心論的複蘇（97-105頁）。

對於(yu) 北宋儒學的“學脈淵源”，作者亦作了較為(wei) 深入的探討。本書(shu) 雖以“北宋中期”為(wei) 題，實則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自中唐講起，漸次推演至北宋中期，帶有較為(wei) 濃厚的“長時段”研究特色。而且在本書(shu) 中，中唐至北宋中期的儒學複興(xing) ，是由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多個(ge) 環節構成的動態過程，各個(ge) 環節彼此銜接，卻又各有特點，整個(ge) 過程並非直線演進，而是有曲折、有反複。這樣的論述，十分貼近曆史真實，讓讀者對儒學複興(xing) 運動的來龍去脈有了更全麵的了解，可以更為(wei) 清晰地看到北宋新儒學到底有哪些創新，以及這些創新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附帶指出，“唐宋變革論”在中國史學研究中一度產(chan) 生過不小影響。中國學者大多將這一學說視為(wei) 是自日本傳(chuan) 入的舶來品，在承認其學術價(jia) 值之餘(yu) ，也對其能否確切闡釋中國曆史漸有質疑，近年來更有是否應“走出唐宋變革論”的討論。本書(shu) 研究的正是中唐至北宋中期這一變革期的社會(hui) 文化演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納入“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中。而從(cong) 本書(shu) 的第一章可以看出，作者對唐宋之際社會(hui) 變遷的認識，基本不是借鑒於(yu) 海外學者，而是承襲自蒙文通、劉鹹炘、吳天墀等本土史家。在具體(ti) 觀點方麵，本書(shu) 強調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化的重要性，關(guan) 注儒學思想在各社會(hui) 領域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亦頗不同於(yu) 以“君主獨裁製的成立”為(wei) 立論根基的日方看法。這提示我們(men) ，“唐宋變革論”未可純以外來學說視之，對於(yu) 本土自生的“唐宋變革論”學術資源及其價(jia) 值，有必要予以更為(wei) 充分的重視和挖掘。

本書(shu) 在內(nei) 容上，或有可以補充之處。唐宋之際的諸多社會(hui) 變化中，土地製度的變化，無疑相當引人矚目。以國家統一授田為(wei) 特征的中古田製崩潰之後，土地自由買(mai) 賣日漸活躍，發展到北宋，終於(yu) 形成了“不抑兼並”的新國策。這一國策的推行，又刺激了土地兼並，加劇了貧富分化，與(yu) 儒學“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背道而馳。北宋諸儒多對當時的田製有所批評，甚至有恢複“井田”的呼籲，但在實踐層麵，受限於(yu) 社會(hui) 現實，無法真正將理想付諸實施。若能就此展開剖析，分析儒學複興(xing) 運動與(yu) 土地製度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當能使我們(men) 對唐宋之際的社會(hui) 變革形成更為(wei) 全麵深入的認識。作者在相關(guan) 問題上曾發表過論文，然或許是受限於(yu) 篇幅，未在本書(shu) 中進行討論，令人略感遺憾。

在某些重要問題的論述上，本書(shu) 稍嫌語焉不詳。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指出，以二程為(wei) 代表的理學是儒學複興(xing) 運動的產(chan) 物，是“新儒中的新儒”。但“新儒中的新儒”並不專(zhuan) 此理學一家，王安石的新學和蘇氏的蜀學，都有各自的學術體(ti) 係和特色，都可被視為(wei) 新儒中的新儒。作者進而指出，新學和蜀學在北宋中後期的社會(hui) 影響力並不在理學之下，甚至猶有過之。這是極有見地的看法。但是讀者也不免會(hui) 產(chan) 生疑惑：既然北宋中後期出現了不止一家“新儒中的新儒”，既然新學、蜀學兩(liang) 派最初的地位並不低於(yu) 理學，何以發展到後世，理學卻成為(wei) 獨尊？甚至蘇氏蜀學的大本營四川地區，南宋已降也逐漸變為(wei) 了理學重鎮。這究竟是外在的政治、社會(hui) 環境變遷所致？抑或理學本身就具有某種學理層麵的潛在優(you) 勢，使得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演進後，最終能戰勝諸家競爭(zheng) 者？固然本書(shu) 並不涉及北宋之後的時段，但若能在討論“新儒中的新儒”一節時稍加闡釋，亦可增進讀者對整個(ge) 宋代儒學發展史的認識。

此外，本書(shu) 的某些觀點或可以再做推敲。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論及元祐時期的“洛蜀朔黨(dang) 爭(zheng) ”，認為(wei) 朔、蜀之間相互攻擊較少，而二黨(dang) 與(yu) 洛黨(dang) 之間的衝(chong) 突較多。且“洛蜀朔之間的黨(dang) 爭(zheng) ，主要由思想見解的分歧所引發”，“皆植根於(yu) 諸儒秉持的學術不同之故”（256-258頁）。實則由《長編》等史料記載來看，當時舊法派的內(nei) 部傾(qing) 軋狀況比作者所述更為(wei) 複雜。洛、蜀水火不容，以劉摯為(wei) 核心的朔黨(dang) 與(yu) 蜀黨(dang) 之間也有激烈衝(chong) 突，反倒是朔、洛二派係在人員構成上有重疊之處。又，當時舊法派的內(nei) 鬥之所以發生，從(cong) 根本上看仍是源於(yu) 權力爭(zheng) 奪。諸人攻訐蘇氏兄弟，更多是出自對蜀人坐大的擔憂，朝中對程頤的批評，則隱隱指向其背後的宰相呂公著。將政爭(zheng) 視為(wei) 思想分歧的產(chan) 物，未免失之簡單，也多少誇大了国际1946伟德對政治的影響。

上個(ge) 世紀，陳寅恪曾預言，中國學術的發展趨勢，必是“宋代學術複興(xing) ，或曰新宋學之建立是已”。參考本書(shu) 所描述的宋人推陳出新，光大儒學的曆史，今人或可仔細思量，站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究竟該如何繼往開來，建立自己的全新學術體(ti) 係？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