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明王朝才追求“朝貢貿易”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朝貢貿易”是海外漢學家提出來概括中國古代王朝對外貿易體(ti) 係的概念。但坦率地說，這個(ge) 概念並不準確。因為(wei) 符合朝貢貿易定義(yi) 的王朝，隻有明代中前期與(yu) 清初。而更長的曆史時段都是“朝貢”與(yu) “互市”並行不悖，兩(liang) 條腿走路。

所謂朝貢，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一項政治機製：諸蕃國尊奉中原王朝為(wei) 宗主國，定期派遣貢使，帶著表文、貢品入貢，中原王朝則盛情款待，給予豐(feng) 厚的回賜。通過朝貢，中原王朝與(yu) 諸蕃國共同確認了雙方的政治關(guan) 係。

朝貢也包含了國際貿易的功能，因為(wei) 進貢與(yu) 回賜的實質便是商品交換，這便是朝貢貿易。按照“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慣例，中原王朝給予蕃國貢使的回賜，其價(jia) 值通常都遠遠超過貢品的估值。諸蕃國之所以熱衷於(yu) 前來中原朝貢，最大的動力也是來自經濟上的收益。而對於(yu) 中原王朝來說，朝貢體(ti) 製固然可以帶來四夷賓服、萬(wan) 國來朝的政治榮耀，但經濟上卻是得不償(chang) 失的。

朝貢貿易萌芽於(yu) 先秦，唐朝時達至鼎盛狀態，詩人王維以一首極富感染力的詩歌描繪了四海入貢大唐朝的盛況：“九天閶闔開宮殿，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宋人修《新唐書(shu) 》，讚歎道：“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nei) 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wei) 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於(yu) 廷。”

但朝貢貿易隻是中原王朝與(yu) 諸蕃國維持經濟往來的形式之一，除了朝貢體(ti) 製，還有互市機製。所謂互市，用現在的話來說，即雙邊貿易。互市一般不帶政治內(nei) 容，雙方平等交易、互通有無，參與(yu) 貿易者多為(wei) 民間商人、邊民。互市包括兩(liang) 種形式，一是陸地邊境的雙邊貿易，一是沿海港口的市舶。我們(men) 要重點介紹的是市舶，即海外貿易。

曆史上，中原王朝與(yu) 諸蕃國的貿易基本上就在朝貢框架與(yu) 互市框架下進行。兩(liang) 個(ge) 貿易框架並行不悖。我用一個(ge) 簡圖來說明：

互市興(xing) 於(yu) 漢，“自漢初與(yu) 南越通關(guan) 市，而互市之製行焉”，鼎盛期則是宋代。宋王朝跟海外諸蕃國的貿易關(guan) 係有一個(ge) 顯著的特點：輕朝貢而重互市。“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可能足以宋人由衷讚歎，但宋朝君臣卻未必願意追求這樣的朝貢盛況。

有一首宋詩這麽(me) 寫(xie) 道：“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 描述的是泉州港的繁華商貿，但借用來形容宋朝的各個(ge) 港口城市，也是恰如其分的。讀這首詩，我總是要聯想到唐朝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如果說，“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表達了朝貢體(ti) 製下的政治榮耀，那麽(me) “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體(ti) 現的便是通商體(ti) 製下的商業(ye) 繁華。我喜歡“萬(wan) 國商”，因為(wei) 它更具近代氣質。

宋朝開啟的、由財政動力驅動的市舶熱情，一直保留到元代。元朝市舶製度“大抵皆因宋舊製”，亦在廣州、泉州、溫州、杭州、明州、上海鎮、澉浦鎮等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主持海外貿易。所不同者，元朝出現了“官本船”製度：官府“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 。通過“官本船”製度，元朝政府壟斷了市舶之利，中小海商則解決(jue) 了從(cong) 事販海業(ye) 的成本問題。元代還時有“禁私泛海”之舉(ju) ，不過每一次海禁的時間隻有二三年，旋禁旋開，總的來說，元王朝的海外貿易還是非常繁華的，元人說，當時“中國之往複商販於(yu) 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dong) 西州焉” ，並不是誇大之詞。

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卻對市舶之利毫無興(xing) 趣。他夢想恢複的，是盛唐之時“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朝貢盛況，而不是宋朝式的“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從(cong) 明初至隆慶元年（1567），這200年間，明朝施行的海外貿易製度繞不過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海禁”與(yu) “貢舶”。

“海禁”針對的是中國海商。至遲在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已經實施海禁：“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臨(lin) 終前，還不忘記重申海禁，令沿海衛所嚴(yan) 查私自下海的商民：“今後不問軍(jun) 民，但私自下海的人，問他往何外國買(mai) 賣、通透消息，若拿有實跡可驗的，就全家解來，賞原拿人大銀兩(liang) 個(ge) ，鈔一百錠。”

為(wei) 釜底抽薪禁絕海商出海之路，明政府還強製將民間海船改為(wei) 平頭船，因為(wei) 平頭船無法作遠洋航行，永樂(le) 二年（1404），“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wei) 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之後，又禁民間製造雙桅、三桅大船，弘治十三年（1500）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mai) 賣”之人，“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jun) ”；嘉靖四年（1522），朝廷要求“將沿海軍(jun) 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如有仍前撐駕者，即便擒拿”；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下令：“有將雙桅三桅大船下海，及沿海居民遇夷船乘風飄泊、私送水米者，俱坐通番重罪。”

“貢舶”則針對來華貿易的蕃船。按明製，“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yu) 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市舶必須在朝貢的架構下進行，故稱“貢舶”。

我們(men) 前麵說過，中原王朝與(yu) 諸蕃國的貿易，有兩(liang) 個(ge) 框架：朝貢與(yu) 互市。兩(liang) 個(ge) 貿易框架並行不悖，從(cong) 唐至元，市舶均屬互市，宋元時期還出現了“重市舶而輕朝貢”的趨勢。但這一趨勢在明代出現逆轉，朱元璋不但“重朝貢而輕市舶”，甚至用朝貢體(ti) 係吞並了互市架構，市舶被納入朝貢體(ti) 係內(nei) （邊境的互市也是在朝貢體(ti) 係下進行，合稱為(wei) “封貢互市”。

也因此，“市舶”一詞的詞義(yi) 在明朝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明朝人說，“貢舶與(yu) 市舶，一事也”，認為(wei) “市舶”就是“貢舶”。那“市舶”原來的含義(yi) ——民間海外貿易又叫什麽(me) 呢？明朝人發明了一個(ge) 新詞：“商舶”。而且，他們(men) 認為(wei) ，商船是不合法的，屬於(yu) 王法禁止的走私活動：“市舶與(yu) 商舶二事也。貢舶為(wei) 王法所許，司於(yu) 市舶貿易之，公也；海商為(wei) 王法所不許，不司於(yu) 市舶貿易之，私也。”

發生變化的還有市舶司的職能——朱元璋立國後，盡管保留了宋元的市舶機構建製，在江蘇太倉(cang) 、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dong) 廣州設置市舶司，但明朝市舶司的職能已經完全改變：“市舶提舉(ju) 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wei) ，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 換言之，明代的市舶司不類海關(guan) ，而是接待朝貢使團的外事機構。

我做了一個(ge) 簡圖，來表示宋明兩(liang) 朝對外貿易模式的區別。

我們(men) 完全可以想象，貢舶+海禁製度之下，明王朝的民間海外貿易，該是多麽(me) 的寂寥、冷清。

但貢舶的製度注定是不可持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財政無法維持這種虧(kui) 本的買(mai) 賣。按明代朝貢慣例，蕃國入貢的物品，一般分為(wei) “正貢”和“附搭貨物”，對正貢，朝廷要收下來，同時按“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豐(feng) 厚回賜。我們(men) 已多次說過，經濟上這是得不償(chang) 失的。

對附搭貨物，朝廷則按一定比例抽解、抽買(mai) ，然後準許在京師同文館、地方市舶司與(yu) 中國商民交易。抽解即抽稅。但明前期對貢舶稅收並不怎麽(me) 在乎，時常免除抽解之稅，比如洪武四年，朱元璋下諭旨：“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永樂(le) 初年，西洋刺泥國入貢，“因附載胡椒與(yu) 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wei) 利？今夷人慕義(yi) 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kui) 辱大體(ti) 萬(wan) 萬(wan) 矣。”

朱棣這段話，也透露了明朝財稅體(ti) 係的設計思路：國家財稅以農(nong) 業(ye) 稅為(wei) 本，且以實物形式征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運轉，不需要依賴市場、商業(ye) 與(yu) 貨幣。之所以征收商稅，意不在財政擴張，更不表示對商業(ye) 的器重，而是為(wei) 了抑製良民從(cong) 商逐利。

如此反市場的貿易體(ti) 製安能持續？到明中期，朱元璋設計的那一套貢舶製度便難以為(wei) 繼了。一方麵，由於(yu) 朝貢有入貢次數、貢品數量的限製，蕃商欲打破這一限製，便通過行賄明朝官員的方式，獲得“私通販易”的機會(hui) ，從(cong) 而突破了“非入貢不許互市”的格局。另一方麵，明朝的地方官員也更熱衷於(yu) 發展商舶，而視接待朝貢使團為(wei) 苦差，因為(wei) 商貿可以征稅，接待貢使卻要墊付路費、夥(huo) 食費。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商人經廣東(dong) 海道同意，獲準在澳門居留、曬藏商貨。廣東(dong) 地方政府的這一創舉(ju) ，更是打破了朝貢貿易體(ti) 製的僵化格局：澳門漸漸發展成市舶貿易的中轉站，“番舶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廣州府提前一個(ge) 月貼出告示，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番舶一到澳門，“抽分官（稅官）下澳，各商親(qin) 身同往”，完稅後，番舶即可與(yu) 持有“澳票”的中國商人自由交易。

大約也是從(cong) 嘉靖朝後期開始，葡萄牙商人又獲準每年兩(liang) 次進入廣州城，參加集市。“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cong) 印度來的船隻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銷售從(cong) 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cong) 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ju) 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nei) 舉(ju) 行。……在這裏，他們(men) 必須晚間呆在他們(men) 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men) 在城內(nei) 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wei) 兩(liang) 個(ge) 月” 。

澳門與(yu) 每年兩(liang) 次的廣州交易會(hui) ，成為(wei) 明朝中後期對外貿易的特別通道，這個(ge) 特別通道之所以被打開並維持下去，動力來自廣東(dong) 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並不表明朝廷已經回歸宋朝的開放政策。

與(yu) 此同時，明初確立的海禁政策也難以為(wei) 繼了，盡管從(cong) 洪武年間到嘉靖年間，朝廷一再申明海禁立場，但民間的走私活動一直對海禁政策發起挑戰，騷擾沿海地區多年的所謂“倭寇”，實際上多數都是販海的走私團夥(huo) 。隆慶元年（1567），明王朝終於(yu) 采納福建地方官員的建議，宣布開禁，“準販東(dong) 西二洋”，允許海商前往呂宋、蘇祿等東(dong) 洋諸國與(yu) 交趾、占城、暹羅等西洋諸國貿易。史稱“隆慶開關(guan) ”。

不過，我們(men) 需要注意，“隆慶開關(guan) ”是有限度的，完全不可跟宋元時期的開放格局相提並論。首先，開禁的港口隻有福建的一個(ge) 月港，其他港口並未開放；其次，即便在月港，也隻是準許海商出海，而不準蕃船住舶，這一點，當年荷蘭(lan) 商人留下的記載可以證明：“假如我們(men) 要尋求貿易機會(hui) ，就隻能前往廣州。因為(wei) 中國皇帝頒令，漳州可發舶前往各國，但不準外國人前去。與(yu) 此相反，外國人可到廣州，但不許華船從(cong) 廣州前往外國，違者處以重刑。” 明朝官員的說法也可作為(wei) 佐證：“粵與(yu) 閩、浙同一防倭也，而浙未嚐與(yu) 夷市，閩市有往無來，……粵則與(yu) 諸夷互市。”

而且，從(cong) 月港出發的商船數目有定額限製：“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明政府從(cong) 月港征收的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等，合計起來，萬(wan) 曆四年（1576）約為(wei) 一萬(wan) 兩(liang) 白銀，隨後又“累增至二萬(wan) 有餘(yu) ”、“驟溢至二萬(wan) 九千有奇” ，從(cong) “累增”、“驟溢”的用詞，可以看出明朝人對市舶收入的沾沾自喜。然而，每年二三萬(wan) 兩(liang) 銀的市舶收入，不過是南宋市舶歲入的零頭而已，何足道哉。

月港的開放，廣州—澳門貿易中心的形成，意味著朱元璋創設的海禁+貢舶體(ti) 製已經被曆史淘汰，擺脫了洪武體(ti) 製束縛的明朝中後期，海外貿易當然要比明前期活躍得多，大量的海外白銀正是在這一時期流入的。不過，如前所述，我們(men) 也不必高估中晚明的開放性。總體(ti) 而言，中晚明的海外貿易並沒有恢複宋元時期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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