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

作者：彭璐珞 楚江秋（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智慧研究院）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廿一日丁酉

          耶穌2023年8月7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指出：“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科學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有助於(yu)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ti) 係，堅定不移推進“兩(liang) 個(ge) 結合”，進一步鞏固文化主體(ti) 性，為(wei) 紮實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強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一）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cong) 未中斷的文明，這一連續性是形成巨大人口規模的重要原因，巨大的人口規模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中華文明強健雄厚的生命力。人口是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支撐，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特征。巨大的人口規模也呼喚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統，因為(wei) 隻有一個(ge) 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一套凝聚人心的統一價(jia) 值觀，才可能實現對廣土眾(zhong) 民的有效治理，實現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巨大的人口規模還意味著不同民族交融匯聚的多元一體(ti) 格局，塑造了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中華文明。由此可見，人口規模巨大與(yu) 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統一性、包容性等有著密切關(guan) 係。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讓天地萬(wan) 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是儒釋道三家的共同追求。《易經》有雲(yun) ：“天地之大德曰生”，《尚書(shu) 》有雲(yun)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朱熹《仁說》亦曰：“蓋仁之為(wei) 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中華文明重視保障生存、成就人生、綿延生命，因而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數千年文明，成就了人口繁庶的泱泱大國。

“參讚天地”的人本追求。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人雖隻有七寸肉體(ti) 凡軀，卻是“天地之精華”“五行之秀氣”，具有參讚天地化育的功能，應當與(yu) 天地並列而為(wei) “三才”。這種文化既認為(wei) 人是萬(wan) 物之靈，又認為(wei) 應合理安頓人在天地之間的地位。正因如此，人的生命極為(wei) 寶貴，既要保障生命的繁衍，也要促成精神生命的成長。

“民為(wei) 邦本”的政治傳(chuan) 統。《尚書(shu) 》有雲(yun)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曆代聖賢反複倡導，為(wei) 政者必須將民眾(zhong) 利益作為(wei) 治國理政的根本出發點，將民心所向作為(wei) 政權合法性的衡量標準。“政之所興(xing) 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老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朝代就興(xing) 盛，反之就會(hui) 衰敗甚至被推翻，這是中華文明流傳(chuan) 下來的一個(ge) 樸素道理。

這些文化基因，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和群眾(zhong) 觀相互融通，與(yu) 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相互契合，滋育著人民至上的文化特質。

（二）

共同富裕不僅(jin) 是一個(ge) 政治經濟概念，而且是一個(ge) 曆史文化概念。“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深刻總結了富民與(yu) 國家政權穩定的內(nei) 在關(guan) 係。“治國之道，富民為(wei) 始”的施政理念與(yu) “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相融相通，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於(yu) 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誌。

“損有餘(yu) 而補不足”的天道品格。從(cong) 《易經》的“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到《道德經》的“天之道，損有餘(yu) 而補不足”再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先哲深刻體(ti) 察公正無私的天道，以此作為(wei) 人間正義(yi) 的標準，這些思想也深深影響了後世“等貴賤、均貧富”的民眾(zhong) 訴求。

“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理想。中國古代哲人曾描繪出理想社會(hui) 的美好圖景，《禮記》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理想社會(hui) 成為(wei) 曆代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價(jia) 值追求。

“庶富教”的施政綱領。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曆代聖賢認為(wei) ，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質基礎是道德教育的基礎。《論語》說：“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通過政策利民、安民、富民，保證百姓安居樂(le) 業(ye) ，既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識，也是曆代王朝的重要治理手段。

這些文化基因，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共同理想異曲同工，由脫貧攻堅、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偉(wei) 大實踐一以貫之，綿亙(gen) 千年的大同理想在新時代的中國落地生根、照進現實。

（三）

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在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的同時，大力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chuan) 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麵豐(feng) 富和人的全麵發展。追求物質富足、精神富有，也鐫刻在中華文明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基因之中。

“形神兼備”的生命觀念。《黃帝內(nei) 經》中提出“形與(yu) 神俱”的養(yang) 生要義(yi) ，《管子》指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wei) 人”，《淮南子》則論述了形、氣、神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製也。”儒釋道三家無不強調性命兼修、身心和諧。這些觀念是辯證思維的體(ti) 現，也是古人對生命深刻而透徹的認識。

“富而後教”的治理傳(chuan) 統。曆代先賢無一不強調統治者既要“富民”，也要“教民”。孔子倡導“富而後教”，孟子則強調在“飽食、暖衣、逸居”之上必須有聖賢教化，朱熹則認為(wei) “富而不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曆代王朝都重視民眾(zhong) 的道德教化、禮樂(le) 教化，使得普通民眾(zhong) 在規律生活、衣食無憂的同時擁有精神的富足。物質和精神的共同發展、比翼雙飛，既是傳(chuan) 承千年的淳樸願景，也是社會(hui) 的治理共識。

“耕讀傳(chuan) 家”的家風家訓。在以農(nong) 耕文明為(wei) 基礎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晴耕雨讀”是讀書(shu) 人的典型生活方式，“耕讀傳(chuan) 家”是傳(chuan) 統家庭追求的理想家風。唐末五代章仔鈞的《章氏家訓》，明確提出“傳(chuan) 家兩(liang) 字，曰耕與(yu) 讀；興(xing) 家兩(liang) 字，曰儉(jian) 與(yu) 勤”。耕保障生產(chan) 生活，讀提升文化修養(yang) ，彼此相輔相成。

這些文化基因，與(yu)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物的全麵豐(feng) 富”和“人的全麵發展”的理念殊途同歸，在當代中國體(ti) 現為(wei) 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文明”到“三位一體(ti) ”“四位一體(ti) ”再到“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的演變，黨(dang) 在文化建設和文明發展上的認識不斷深化、方向日益明確。

（四）

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蘊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強調人與(yu) 自然是生命共同體(ti) ，堅定不移走生產(chan) 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易經》有雲(yun) ：“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道德經》有雲(yun)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有雲(yun) ：“天地與(yu) 我並生，而萬(wan) 物與(yu) 我為(wei) 一”。典籍陳述了這樣的天人關(guan) 係——自然之道是人類生活尊重和模仿的對象，效法自然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君子修養(yang) 的方法。正因如此，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是中華民族的悠久傳(chuan) 統。

“民胞物與(yu) ”的生態倫(lun) 理。儒家思想以“仁”為(wei) 中心，強調普愛世間萬(wan) 物。孟子主張“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認為(wei) 將愛施於(yu) 萬(wan) 物是仁道的推而廣之。董仲舒提到“質於(yu) 愛民，以下至於(yu) 鳥獸(shou) 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張載進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表達了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的博愛精神，強調真正的君子能與(yu) 天地合其德、使萬(wan) 物盡其性，成己成物、止於(yu) 至善。

“取之有度”的生態智慧。與(yu) 中華文明固有的生態哲學和生態倫(lun) 理相適應，中國社會(hui) 從(cong) 先秦起便產(chan) 生了保護生態環境的製度，強調對大自然“取之以時，用之有節”。《史記》記載，早在舜帝時期，就設立了環保部門“虞”，負責山林川澤的保護。夏朝的《禹禁》是我國目前最早的一部森林保護法。《秦律》嚴(yan) 禁在動物繁殖季節進行捕殺。這些都強調了取之以時、保護自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智慧。

這些文化基因，不同於(yu) 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模式，而與(yu)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yu) 自然是生命共同體(ti) ”的認知相融通，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傳(chuan) 承、踐行和發展著中華文明豐(feng) 富的生態文化。

（五）

中國式現代化傳(chuan) 承中華文化的“和平基因”，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和而不同”的哲學傳(chuan) 統。“和”是中國文化的悠久傳(chuan) 統。《國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孟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先賢深刻闡明了“和”與(yu) “同”的辯證關(guan) 係，和不是泯滅差異，也不是絕對同一，而是在尊重差異基礎上的求同存異，在承認多樣性的前提下和諧共處。以和為(wei) 貴、愛好和平，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刻進了中國人民的基因裏。

“親(qin) 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對“和”的推崇，產(chan) 生了“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的價(jia) 值觀念，體(ti) 現為(wei) “講信修睦”“協和萬(wan) 邦”“天下一家”的交往之道。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推崇“以德服人”“近悅遠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是以戰爭(zheng) 向外征服擴張，而是以文治教化提升文化影響力。

“止戈為(wei) 武”的和平理念。古人深深意識到戰爭(zheng) 的危害，指出“兵者，不祥之器”，並推崇“化幹戈為(wei) 玉帛”“不戰而屈人之兵”。另外，古人提出戰爭(zheng) 的目的在於(yu) 止戈為(wei) 武，《左傳(chuan) 》定義(yi)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zhong) 、豐(feng) 財者也”。擁有武力恰恰是為(wei) 了製止暴力，維護和平是最高目的。

這些文化基因，深深塑造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也呈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一個(ge) 個(ge) 中國方案中，成為(wei) 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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