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齊魯無以生孔子，非齊魯無以成儒學”

作者：李夢馨 朱子鈺（大眾(zhong) 日報客戶端記者）

來源：大眾(zhong) 報業(ye) ·大眾(zhong) 日報客戶端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二日戊寅

          耶穌2023年7月19日

說起山東(dong) ，人們(men) 往往首先提到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正是憑借中國思想史上這一最偉(wei) 大成果，山東(dong) 才有了“聖地”所特有的、中國其他任何地域都無法替代的文化影響力。即使現在，解讀山東(dong) 各種文化現象，大家還是習(xi) 慣從(cong) 儒學故鄉(xiang) 的角度去尋找答案。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思想，在中國延綿發展兩(liang) 千多年，從(cong) 未中斷。作為(wei) 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它已滲透到傳(chuan) 統文化的每一根毛細血管，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每一個(ge) 領域。凡是從(cong) 中國土壤裏產(chan) 生的學說思想，甚至是外來文化、外來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儒家文化的痕跡。同時，儒家思想亦對世界文化產(chan) 生了永久的影響，比如所謂的“東(dong) 亞(ya) 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文化構成模式，極大推動了東(dong) 亞(ya) 諸國的社會(hui) 文明進步。

偉(wei) 大思想總是產(chan) 生於(yu) 現實的需求。儒家思想長盛不衰，是因為(wei) 它最有效地適應了中國乃至整個(ge) 東(dong) 亞(ya) 地區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生活方式的價(jia) 值判斷和人生需求。那麽(me) 問題來了，在中國幅員遼闊的農(nong) 耕區域，同樣的生產(chan) 生活場景，為(wei) 什麽(me) 儒家偏偏是在山東(dong) 產(chan) 生呢？

有一種解釋是說，儒學誕生於(yu) 魯國，因為(wei) 有特殊的淵源。魯國是周公的封國，而周公正是禮樂(le) 思想的倡導者，同時，魯國作為(wei) 同姓諸侯，得以配享天子禮樂(le) ，所以魯國在立國之初就大力推行周的禮樂(le) 製度。如此說來，遵從(cong) 周禮的儒家思想在這裏誕生也就其來有自。這種說法看起來合乎實際，但還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魯雖是周的直係，但也不會(hui) 比周王室本身更加正統，怎麽(me) 解釋“周禮”思想在自己的大本營卻很快湮滅了呢？

事實上，對照周禮思想在其他地區的式微，不難得出結論：在儒學起源成長中，它得到了更優(you) 越的發展環境和成長機遇——這是隻有山東(dong) 才能夠提供的。換句話說，是山東(dong) 的魯與(yu) 齊兩(liang) 地共同成就了儒學偉(wei) 大思想。“非齊魯無以生孔子，非齊魯無以成儒學。儒學隻可能產(chan) 生在齊魯，孔子、孟子隻會(hui) 誕生於(yu) 山東(dong) 。”山東(dong) 省著名文化學者王誌民從(cong) 文化交融方麵進行了解讀，山東(dong) 俗稱“齊魯”，從(cong) 文化結構分析，齊、魯其實是兩(liang) 支各具特色的文化。

周公長子伯禽被封於(yu) 泰山之南的魯地，魯國作為(wei) 同姓諸侯，得以配享天子禮樂(le) ，立國之初就大力推行周的禮樂(le) 製度。同時，這樣的分封，有很大的私心——從(cong)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角度來看，魯國自然地理條件優(you) 越，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河網密布，是農(nong) 耕時代最富饒的區域，所以周王室分給宗室，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農(nong) 耕這種高度穩定的生產(chan) 方式，也與(yu) 尊尊親(qin) 親(qin) 的禮製文化更加契合，所以魯地的價(jia) 值追求側(ce) 重於(yu) 自律保守的道德型，也就成了儒學的發祥地。

而相鄰的齊國，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土地相對貧瘠，“少五穀而人民寡”。太公雖然立有大功，但這樣的分封，實際上是他身為(wei) 異姓諸侯舍而求其次的結果。當時，齊地境內(nei) 地方國林立，萊國、杞國、譚國、蒲姑國等盤踞東(dong) 夷已久，根深蒂固，在邊境之地與(yu) 周王朝呈對立之勢。麵對東(dong) 夷人與(yu) 其爭(zheng) 國的壓力，為(wei) 了更好鞏固封國統治，務實豁達的太公推行了因俗簡禮、尊賢尚功的治國方略。他沒有簡單地套用周王朝複雜繁瑣的禮儀(yi) 製度，而是因地製宜，沿襲並優(you) 化了東(dong) 夷人故有的簡樸、尚功的文化傳(chuan) 統。更為(wei) 重要的是，麵對齊地負海多鹽的現實條件，太公揚長避短，“通商工之業(ye) ，便魚鹽之利”，重點發展魚鹽工商業(ye) 。在活躍開放的經濟體(ti) 係下，工商業(ye) 風潮興(xing) 盛，全社會(hui) 形成積極逐利、善言多智的風氣，在文化上也更講究功利性與(yu) 實用性。

由於(yu) 齊魯兩(liang) 國相鄰，來往頻繁，價(jia) 值取向上更講求功利性、實用性的齊文化，恰好對魯地文化提供了當時其他任何區域都不具備的互補性。儒家思想正是因為(wei) 充分吸收了齊地文化的實用性與(yu) 功利性，才克服了受農(nong) 耕文化製約造成的“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迂遠而闊於(yu) 事情”等實用功能不足的缺陷，大大提升了自身思想的感召力。

可以說，如果沒有齊文化的有力補充，作為(wei) 魯文化代表的儒學，不可能成為(wei) 最適宜中國農(nong) 業(ye) 宗法社會(hui) 的意識形態，這從(cong) 以下兩(liang) 點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齊文化深度參與(yu) 了孔子學說的形成。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因魯國內(nei) 亂(luan) 離魯奔齊，此時正是其思想學說形成的關(guan) 鍵時期。三年中，他對齊文化進行了全麵的考察、研究與(yu) 吸收。在《論語》中，他提及齊國人物與(yu) 事件的次數之多僅(jin) 次於(yu) 魯國，無疑說明齊文化在豐(feng) 富孔子思想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一個(ge) 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孔子對管仲的態度。孔子與(yu) 管仲，是分屬於(yu) 魯文化和齊文化兩(liang) 種明顯異質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從(cong) 為(wei) 人上看，管仲與(yu) 儒家所倡導的聖人可謂格格不入，管仲尚豪奢，“富擬於(yu) 周室”，築有“三歸”“塞門”“反坫”，嚴(yan) 重僭越周禮，孔子曾經多次評價(jia) 過管仲，認為(wei) “管仲之器小哉”，不遵守禮儀(yi)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然而，當弟子子貢認為(wei) 管仲侍奉公子糾和齊桓公兩(liang) 位君主是為(wei) 不仁的時候，孔子卻反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wei) 諒也，自經於(yu) 溝瀆而莫之知也”。其中的“被發左衽”是蠻族的習(xi) 俗，孔子認為(wei) 沒有管仲，華夏文明可能會(hui) 遭到毀滅。“仁”是儒家學說中極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觀，《論語》中，弟子問及人物評價(jia) 時，孔子從(cong) 不輕易許以“仁”。經學者李零梳理，在《論語》中經過孔子本人確認的“仁人”，隻有六人，管仲就是其中之一，對齊文化代表者管仲的高度肯定，足以說明齊文化中存在契合孔子思想內(nei) 核的因子。

因此，從(cong) 地域文化的角度來探究孔子偉(wei) 大思想的形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齊、魯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齊、魯文化二元一體(ti) 融合發展的結晶。

其二，生成於(yu) 鄒魯之地的儒學，在其成長與(yu) 傳(chuan) 播過程中，齊地一直都是最重要承接者。到了漢代“獨尊儒術”時，當時最重要的儒學代表人物中，齊人已經完全超過了魯人，證明儒學在齊地實現了升華。

還有另一層重要原因。齊魯雖然是當時中原爭(zheng) 霸的強國，但畢竟處於(yu) 東(dong) 方的邊緣位置，相對遠離“四戰之地”的爭(zheng) 鬥區域，再加上工商業(ye) 發展帶來的全社會(hui) 思想多元化，為(wei) 儒學發展提供了更包容的成長空間。在曆史上驚鴻一瞥的、可與(yu) 古希臘辯論會(hui) 相提並論的稷下學宮，出現在齊國就絕非偶然，而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師，都是其中的領袖人物。也隻有在這樣的環境裏，儒學才充分吸收墨、名、法、道等各家觀念，不斷增強對社會(hui) 的適應能力。

相形之下，在那些核心爭(zheng) 奪區域，除了霸道之學，其他思想隻能是空白。孔子為(wei) 宣講仁德思想，曾經去宋、鄭、蔡、楚等諸侯國，但沒去過中原爭(zheng) 霸的大國，顯然是知難而退的。這裏還有一個(ge) 反例可以證明：商鞅三見秦孝公，先講堯舜之治，再講禹湯文武的王道，都被嗤之以鼻，第三次他講霸道治國時才讓孝公動心。可見，在那裏，像儒家這樣徐徐收功的學說，是無存身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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