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論儒學的宗教性與(yu) 文明對話
作者:李安澤(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九月初二日癸未
耶穌2022年9月27日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全球化浪潮的不斷推進,世界各民族國家興(xing) 起了一股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潮。當代新儒家正是在這種環境下趁勢而起的。他們(men) 在全球化境域下闡發其儒家本位的文化立場和觀點,對當代宗教和文明對話課題有更多的關(guan) 切,主張以平等的精神投入到儒家傳(chuan) 統與(yu) 基督教和其他精神傳(chuan) 統的對話和溝通中。
兩(liang) 種“超越”類型同中有異
當代新儒家接續了以往儒家學者關(guan) 於(yu) 中西文化宗教性以及“內(nei) 在超越”與(yu) “外在超越”等理論課題的探討,努力推動當代儒家傳(chuan) 統和基督教之間的比較和跨文化對話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表現出更加開放的精神。成中英著重比較了中西文化的宗教性或“精神性”的特質。在他看來,西方基督教或亞(ya) 伯拉罕係的宗教屬於(yu) “外在超越”的形態,其超越性精神以外在的、絕對的“上帝”為(wei) 中心。而中國儒家則屬於(yu) “內(nei) 在超越”的形態,其超越性精神以“天道”為(wei) 中心。由此導致基督教與(yu) 儒家在人性論以及外在救贖論與(yu) 內(nei) 在修持論方麵存在差別。劉述先將基督教界定為(wei) “純粹的超越”或“外在的超越”,而將儒家界定為(wei) “內(nei) 在的超越”。他認為(wei) ,儒家基本上認同“超越”與(yu) “內(nei) 在”是相互穿透的,“道”與(yu) “器”相即不離,“道”即在“器”中,信奉的是一種“道器一體(ti) ”的“有機自然觀”。因而,儒家傳(chuan) 統認為(wei) 在形上與(yu) 形下、超自然與(yu) 自然乃至內(nei) 外之間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西方的基督教神學則繼承了古希臘“外在超越”的傳(chuan) 統,把上帝當作超越一切變化的“絕對存有”,基本上囿於(yu) 一種將“超越”與(yu) “內(nei) 在”打成兩(liang) 橛的二元思想模式。在基督教傳(chuan) 統中,“超越”與(yu) “內(nei) 在”、“超自然”與(yu) “自然”、“天國”與(yu) “俗世”是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且不可逾越的領域。儒家傳(chuan) 統與(yu) 基督教作為(wei) 兩(liang) 種“超越”的類型,在一些重要領域都存在重大分歧和尖銳對立。
可見,當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宗教性的討論中,一般都同意以“超越性”作為(wei) 中西文化的共同特征,而以“內(nei) 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作為(wei) 界定其思想特征的理論標識。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傾(qing) 向於(yu) 肯定與(yu) 發揮儒家傳(chuan) 統的精神特色和個(ge) 性特征。杜維明受到比較宗教學的啟發,開始對儒學宗教性進行反思。他認為(wei) ,從(cong) 廣義(yi) 的宗教定義(yi) 來說,任何有生命力的意識形態都有其宗教性。而儒家無疑有獨特的終極關(guan) 懷,因而是一個(ge) 體(ti) 現宗教性的特殊形式的精神傳(chuan) 統。杜維明認為(wei) 儒家的精神特色是“內(nei) 在超越”,既與(yu) 西方猶太—基督教中“全然的他者”的上帝觀念所代表的“外在超越”的精神迥然有別,也與(yu) 印度教所代表的“舍離”精神乃至希臘文化所代表的理性精神和哲學智慧大為(wei) 不同。儒家所代表的精神價(jia) 值在軸心文明中是獨特的。他承認儒家在曆史上並不是一個(ge) 有其特殊組織形式的宗教,但它確實可以發揮宗教的功能。儒家既不排拒天道,又不大傾(qing) 向於(yu) 征服自然,而體(ti) 現為(wei) 一種以“天人合一”為(wei) 主要特征的具有包容性的人文精神。在他看來,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性顯示為(wei) “盡心知性”以“知天”和“讚天地化育”的信念,乃至在人倫(lun) 日用間體(ti) 現終極關(guan) 懷的價(jia) 值取向,因而儒家也可謂一種“倫(lun) 理宗教”。為(wei) 了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精神性,成中英提出對宗教的概念作重新詮釋。他指出,“宗教是人的內(nei) 心對崇高、無限、超越的感受和信念,因而可以為(wei) 心靈的信仰或精神的信仰”。他將宗教主要看作對生命的終極性、整體(ti) 性的一種信仰,個(ge) 人以自我的生命投入其中。他認為(wei) ,世界上所有宗教在精神根源上都具有兩(liang) 重性格,即對超越性理想的追求和對現實的革新,兼具信仰的超越性與(yu) 內(nei) 在性。宗教大抵都是以一個(ge) 將超越性的理想位格化的上帝為(wei) 中心。而儒學卻發展了革新社會(hui) 與(yu) 實現自我的方向,把對象化的超越性信仰轉化為(wei) 自我實現的道德實踐。因此,儒學可視作一種“超宗教的宗教”或“人文的、倫(lun) 理的宗教”。成中英著重在中西互詮互釋的比較研究當中,彰顯中國哲學的獨特價(jia) 值與(yu) 智慧。
推動儒耶互詮互釋
通過對中西文化宗教性的比較,當代新儒家實際上已經認識到中西文化的共性和殊性,以及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劉述先認為(wei) ,中國的儒家傳(chuan) 統和西方的基督教都肯定對於(yu) 超越的祈向,這是兩(liang) 者相同的地方。但它們(men) 對於(yu) 超越的體(ti) 認及趨向超越的方向,卻大不相同。他借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理一分殊”的理論來詮釋中西文化的超越性,並將“內(nei) 在超越”與(yu) “外在超越”視為(wei) “兩(liang) 行”的關(guan) 係。在他看來,基督教的“純粹的超越”和儒學的“內(nei) 在的超越”代表了兩(liang) 種不同的超越性理路和思想類型,各有優(you) 點和不足,雙方應該取長補短,相互學習(xi) 。他主張,儒家可以向基督教學習(xi) ,以完善自身的理論結構。成中英認為(wei) ,“內(nei) 在超越”與(yu) “外在超越”作為(wei) 兩(liang) 種文化的兩(liang) 種類型,並非截然對立的關(guan) 係,而是有其精神性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在他看來,基督教可謂終極的宗教,但涵括道德的內(nei) 涵;而儒家則可謂終極的道德,但涵括宗教的精神,兩(liang) 者之間具有一種相涵互攝的關(guan) 係。他特別強調儒家的“中道涵容”或“超融”精神,具有融合、兼容其他宗教、文化的優(you) 長,因而在當代文化的對話、融合的過程中,理應發揮其突出的中介、調和作用。杜維明提出,儒學必須對西方文化的現代性和基督教的宗教性作出創造性的回應,才能有“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而在更深層的意義(yi) 上,儒家學者需要以一種全球眼光將儒學的終極關(guan) 懷普遍化,針對全人類當下的困境和問題,闡明一條源於(yu) 儒學根本精神的解決(jue) 方案和發展路徑。同時,在全球化的時代環境中,儒家需要與(yu) 世界各地的精神傳(chuan) 統展開平等互惠的對話、溝通,並借此汲取新鮮的智慧源泉而不斷豐(feng) 富自身,進而彰顯其宗教性的普遍性和獨特性。
顯然,當代新儒家對儒家傳(chuan) 統和基督教的比較研究,與(yu) 早期或前期的新儒家對基督教排拒或貶抑的觀點,已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們(men) 趨於(yu) 在中西之間作一種對等的、雙向式的互詮互釋的比較研究。儒耶比較中這種理論觀點的轉變,勢必引發整體(ti) 思想方式和觀念的重大突破與(yu) 變革。其實,在現代新儒學中流行的“中體(ti) 西用論”模式,其理論的有效性是完全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這種理論模式利用西方文化中現代性的理論和方法作為(wei) 工具和手段,以達到或實現儒家傳(chuan) 統現代化的理論目標。但它忽視了西方文化的主體(ti) 性地位,對西方現代性文化進行工具化的理解,對基督教則抱持排斥或貶抑的態度。可以說,這種對西方文化一貫地析而取之即棄其“教”而取其“學”的做法,很可能隻是應對整體(ti) 性西方文化挑戰的一種權宜之計。嚴(yan) 複在早年就譏之為(wei) “牛體(ti) 馬用”,指認其在理論上不具有自洽性。隨著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較研究的深入,它在理論上持續地受到質疑和突破,也是不難理解的。成中英認為(wei) ,流行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這一套使西洋文化中國化的理論不可行,是因為(wei) 它采取靜態分析的方式來說明中西文化的體(ti) 用關(guan) 係,一廂情願地以為(wei) 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理性和製度理性可以作為(wei) 工具理性移植到中國文化之中。他指出,“我們(men) 必須重新立體(ti) 和立用,要在中西體(ti) 用互動互用的理解與(yu) 思考中發展新的體(ti) 用關(guan) 係。也就是以西方文化之體(ti) 用結合中國文化之體(ti) 用以發展一個(ge) 體(ti) 用相互作用與(yu) 相互補充的過程,最後形成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也創造一個(ge) 內(nei) 在的新的體(ti) 用。當然這一過程包含了一個(ge) 彼此對話、彼此批評與(yu) 彼此充實的活動。這個(ge) 發展新的體(ti) 用整體(ti) 的活動是一個(ge) 中西文化融合的過程。在這個(ge) 中西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這個(ge) 文化傳(chuan) 統獲得了現代化的定位。”成氏此論,可謂是對近世紀流行甚廣的“中體(ti) 西用論”帶有總結性的批評,也標誌著一種新的理論範式的確立,涉及對中西文化中的體(ti) 用及其相互關(guan) 係動態化的複雜理解。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西方上帝與(yu) 中國思想——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詮釋模式研究”(18FZX063)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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