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聖之機：孟子升格因素的多重考察

作者：曹巍巍

來源：《走進孔子雜誌》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廿一日癸卯

          耶穌2022年8月18日

孟子被尊為(wei) “亞(ya) 聖”，是儒家思想重要的傳(chuan) 承者和發展者，在繼承、闡發、創新儒家思想方麵，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氣”“大丈夫”精神，對中華民族氣節的塑造、精神稟賦的滋養(yang) 更是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亞(ya) 聖孟子畫像

孟子一生的成長、成才，乃至成聖，都離不開孟母的啟蒙教育，也離不開其思想本身蘊含的哲理智慧。孟子早年喪(sang) 父，幼年讀書(shu) 立誌、學禮從(cong) 文都深受其母影響，成年後家庭關(guan) 係的和諧、仕途方向的抉擇，也頗受孟母教誨助力。可以說，孟母是孟子成聖路上的重要啟蒙者、奠基者和影響者。孟子“亞(ya) 聖”地位的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並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得到充分肯定。漢代以前，提倡的是“周孔之道”或者“孔顏之道”，“孔孟之道”的說法是宋以後的事情；《孟子》由子入經以及孟子配享孔廟，也是宋朝的事情；孟子被冊(ce) 封為(wei) 亞(ya) 聖公發生在元朝。所以從(cong) 整體(ti) 上看，孟子的曆史地位是在2000多年的不斷更迭中，才得以逐漸確立的。孟子的成長環境對其有何影響？其思想價(jia) 值為(wei) 何在漫長曆史歲月中逐漸得以彰顯？了解清楚其背後的內(nei) 容，對於(yu) 認識孟子、了解孟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一、早年母教助力成長成才

孟子的成長成才離不開孟母的諄諄教誨、循循善誘。孟母教子的故事，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chuan) 》和劉向的《列女傳(chuan) 》有著較為(wei) 詳細的記載。荀子的文章中也有關(guan) 於(yu) “孟子惡敗而出妻”的記載。通過這些故事，不難發現家庭教化、熏陶對孟子的影響。

通過“三遷擇鄰”，孟母為(wei) 孟子創造了良好的學習(xi) 環境，讓孟子從(cong) “嬉遊為(wei) 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嬉戲為(wei) 賈人炫賣之事”，最終“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通過“斷織喻學”，孟母讓孟子明白不認真學習(xi) 的危害，一句“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讓孟子醍醐灌頂，一句“墮於(yu) 修德，不為(wei) 竊盜，則為(wei) 虜役矣”讓孟子認識到玩物喪(sang) 誌的危害；通過“買(mai) 肉實言”，不自欺欺人、不欺騙他人，孟母為(wei) 孟子樹立了誠信的榜樣。這是孟子幼年時的故事。孟子成年後的故事主要有兩(liang) 個(ge) ，一個(ge) 是“阻子休妻”，一個(ge) 是“釋子以憂”。“阻子休妻”的故事中，孟母指出了孟子自身的禮數不當，化解了孟子的休妻問題；“釋子以憂”的故事中，孟母讓孟子放下了擔心母親(qin) 顛簸受累的包袱，而能去施展自己的抱負。可以說，從(cong) 孟子幼年的外部學習(xi) 氛圍營造，到內(nei) 在的道德品質培養(yang) ，從(cong) 警醒明學立誌，到卸下負擔包袱，孟母為(wei) 孟子成才起到了良好的導向作用。

鄒城孟母三遷祠

二、繼往開來於(yu) 儒學式微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第一個(ge) 高峰期，與(yu) 禮崩樂(le) 壞、戰亂(luan) 征伐的時代背景相伴的是文化上出現了百家爭(zheng) 鳴的盛況。儒、墨是早期思想史上的顯學。孔子死後，儒家一分為(wei) 八。《韓非子·顯學》篇記載：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le) 正氏之儒。

“孟氏之儒”說的正是孟子。孟子之時，儒學已然式微，正如《孟子·滕文公下》裏麵提到的“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學習(xi) 儒學的人越來越少，而且當時諸侯麵對戰亂(luan) 紛爭(zheng) 的形勢，也不願意接受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而是醉心於(yu) 戰亂(luan) 征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記載：“天下方務於(yu) 合從(cong) 連衡，以攻伐為(wei) 賢。”變法強國的法家和合縱連橫的縱橫家受到當時諸侯的推崇。故而在當時的社會(hui) 環境下弘揚儒學、複興(xing) 儒學，是存在重重困難的。但孟子以他的實際行動，遊說諸侯、宣傳(chuan) 儒道、辯論諸家，提升擴大儒學影響，讓儒學再次迸發活力。這可以概括為(wei) 如下幾個(ge) 方麵：

遊說諸侯，宣傳(chuan) 儒學。《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載：“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按照司馬遷的記載，孟子的思想沒有被諸侯接受，齊宣王認為(wei) 不能用，梁惠王認為(wei) 不接地氣。但諸侯不采用不代表沒有價(jia) 值，孟子恰恰是在這一次次的遊說中擴大了儒學的影響力，讓差不多同一時代的莊子發出“其在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的感歎。孟子曾遊曆齊、宋、薛、鄒、魯、滕、梁等國家，其見梁惠王時闡發的義(yi) 利之辨、仁者無敵、仁政於(yu) 民的思想肯定觸動了梁惠王的心扉，才能夠讓他應答“寡人願安承教”；見齊宣王時宣傳(chuan) 的與(yu) 民同樂(le) 、以民為(wei) 本、選賢與(yu) 能的思想肯定讓齊宣王認為(wei) 很有道理，才會(hui) 有“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ang) 弟子以萬(wan) 鍾”的挽留，才能有“吾惛，不能進於(yu) 是矣。願夫子輔吾誌，明以教我”的請求，甚至在齊國稷下學宮，齊國把著名的學者都封了上大夫，而對孟子則封了更高一級的卿位。所以孟子在遊曆的過程中闡發宣傳(chuan) 了自己的思想，進一步將儒家思想傳(chuan) 播開來，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感召力和認同感。

《史記》書(shu) 影

辯論諸家，提升影響。孟子的雄辯滔滔讓儒家思想在諸子百家中得以凸顯。孟子與(yu) 農(nong) 家陳相辯論“君臣並耕”，彰顯“勞心勞力”的治國經略；與(yu) 墨者夷之辯論愛有無差等，彰顯儒家孝悌之道；與(yu) 縱橫家景春辯論大丈夫，彰顯儒家以民為(wei) 重、矢誌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氣；與(yu) “兼治儒墨之道”的告子辯人性之善惡，彰顯“性善論”的合理性；與(yu) 博學多才、滑稽多論的稷下先生淳於(yu) 髡辯論“嫂嫂溺水”，彰顯了通權達變的靈活處事態度。在與(yu) 當時所謂的“諸子百家”的辯論中，孟子讓儒家思想的影響力熠熠生輝。

承續文脈，創新儒學。孟子一生非常崇拜孔子，認為(wei) 孔子是集大成者，可以跟堯、舜、禹、商湯、周文王並列，所以他一生以“乃所願，則學孔子”作為(wei) 理想，以傳(chuan) 播弘揚儒家思想作為(wei) 目標。一方麵，孟子學習(xi) 孔子，周遊列國，宣傳(chuan) 儒學，經世致用，以身行道、弘道。另一方麵，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發展。孟子重點豐(feng) 富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在人性修養(yang) 方麵，由仁到義(yi) ，居仁由義(yi) ，從(cong) 性相近到性本善或者向善。孟子通過“性善論”，更加圓融地解釋了人性。孟子認為(wei)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本來的善良如同水向下流那麽(me) 自然，人沒有不善的，就如同水都往下流那樣。這實際上為(wei) 當時生活在人心不古、禮崩樂(le) 壞混亂(luan) 年代的世人，植入了向上、向善的理論力量。而且孟子進一步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yi)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四端之心是每個(ge) 人都有的，需要每個(ge) 人通過“求放心”來涵養(yang) 德性，從(cong) 而鑄就大丈夫的偉(wei) 岸人格，滋養(yang) 浩然之氣。再一方麵，孟子較為(wei) 係統地提出了一套治國方略。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實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醜(chou) 上》）君王要能實行仁政，注重民本，愛民、養(yang) 民、教民、富民，就能實現國家的富強。以此為(wei) 基礎，孟子進而提出了社會(hui) 治理的範式。孟子的創新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適應了當時時代的需求，擴大了儒學的影響，也彰顯了儒家思想的與(yu) 時俱進性。孟子的思想最後雖然沒有得到君主的采用，但是他那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的勇於(yu) 承擔精神和重視百姓、愛護百姓的民本、仁政思想，如同亂(luan) 世中的一股清流，讓利益紛爭(zheng) 的諸侯看到了儒家家國天下、仁者無敵的治國良方，同時也為(wei) 後來儒家知識分子的希聖、希賢提供了新的進取方向。

三、滄海橫流，曆久彌新

孟子去世後，他的思想逐漸得到認可、推崇，這實際上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們(men) 可以將這段時間大體(ti) 劃分為(wei) 蟄伏期、上升期和形成期。

（一）孟子思想蟄伏期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孟子思想的蟄伏期，其思想地位基本沒有太大變化，基本處於(yu) 不著不察的地位。

秦朝時，孟子隻是諸子當中的一家。東(dong) 漢趙岐在給《孟子》作注時說：“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dang) 盡矣，其書(shu) 號為(wei) 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孟子死後，儒家大道不顯。到了秦朝，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殘害儒生，毀滅諸子典籍，孟子的徒弟和擁護者幾乎沒有了，《孟子》因為(wei) 篇籍屬於(yu) 諸子才得以留存。此時，不僅(jin) 是孟子，整個(ge) 儒家學派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西漢設置《孟子》傳(chuan) 記博士。東(dong) 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

漢興(xing)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chuan) 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yi)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宋代孫奭在給趙岐的《孟子注》作疏時指出：

漢興(xing) ，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shu) 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為(wei) 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眾(zhong) 書(shu) 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

按照趙岐的記載，西漢孝文帝時，是設置過《孟子》傳(chuan) 記博士的，隻是後來又取消了。按照孫奭疏文的記載，當時有九種注解，十一篇文本。此時孟子雖然受到了一定的官方關(guan) 注，但影響甚微。早期設立傳(chuan) 記博士可能也隻是因為(wei) “《周禮》未出時，漢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時作《王製》亦采《孟子》為(wei) 說”（章太炎：《國學演講錄·經學略說》），亦即把《孟子》作為(wei) 漢代禮治的參考。西漢末期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揚雄，高度讚許孟子，在《法言》中說道，“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而且經常“竊自比於(yu) 孟子”，認為(wei) 孟子超出諸子之上，是孔子之後儒家的重要傳(chuan) 承者。

《孟子注疏》書(shu) 影

東(dong) 漢開始出現有關(guan) 《孟子》注解的書(shu) 籍。東(dong) 漢古文經學盛行，“我注六經”是當時的重要學術思潮。此時，開始出現較多注解《孟子》的書(shu) 籍，有程曾、鄭玄、高誘、劉熙、趙岐五家《孟子》注。其中以趙岐注流傳(chuan) 最廣，而且趙岐對孟子推崇備至，認為(wei) 孟子的思想“包羅天地，揆敘萬(wan) 類，仁義(yi) 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命世亞(ya) 聖之大才者也”（趙岐：《孟子題辭》），認為(wei) 孟子是亞(ya) 聖的大才，這也是孟子首次被稱為(wei) 亞(ya) 聖。但此時《孟子》依然隻是停留在“子”部。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將《論語》《孝經》歸入《六藝略》，附於(yu) “六經”後，而將《孟子》置於(yu) 《諸子略》“儒家類”。可見此時《孟子》雖然受到了一定關(guan) 注，但是地位影響一般。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二個(ge) 大動亂(luan) 時期，玄學思想、佛學思想逐漸興(xing) 起，儒家思想受到衝(chong) 擊而衰微。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孟子的曆史地位並沒有很大起色，但存有一些“孔孟並稱”的記錄。北魏《元昭墓誌》載：“識總指途，並驅孔孟。”東(dong) 晉鹹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瑰與(yu) 太常馮(feng) 懷，以孔孟並稱，上《請興(xing) 國學疏》說：“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

（二）孟子曆史地位的升格期

從(cong) 唐朝開始，孟子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曆經宋元，逐漸確立了其亞(ya) 聖地位。

從(cong) 唐朝建立到平定安史之亂(luan) ，孟子的地位沒有得到關(guan) 注和認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爭(zheng) 論國子學當祭“周孔”還是“孔顏”，沒有提及孟子。唐太宗增加左丘明等22位儒者從(cong) 祀孔廟，也沒有提及孟子。唐玄宗封顏淵為(wei) 亞(ya) 聖公和兗(yan) 國公，封“孔門十哲”和“七十子”為(wei) 侯、伯時，也隻字未提孟子。當時《孟子》與(yu) 《老》《莊》並列，未列入科舉(ju) 的明經範疇。中唐時期，韓愈成為(wei) 孟子升格運動的重要倡導者。韓愈提出了儒家“道統”說：

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韓昌黎集》卷一一《原道》）

他認為(wei) 儒家學問之道，有一個(ge) 傳(chuan) 承的脈絡，孔子傳(chuan) 給了孟子，孟子死後，沒能傳(chuan) 下去。“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韓昌黎集》卷一一《讀荀》）孟子是最得到孔子思想真傳(chuan) 的。韓愈認為(wei) 孟子有兩(liang) 個(ge) 功勞：一是“獨孟軻氏之傳(chuan) 得其宗”，二是有“衛道”之功，辟楊、墨之說，讓儒家的仁義(yi) 、貴王賤霸思想，弘揚、普及開來。故而韓愈認為(wei) 孟子“功不在禹下”。唐末文學家皮日休，非常認同韓愈的說法，曾上書(shu) 請命：“去《莊》《列》之書(shu) ，以《孟子》為(wei) 主，有能精通其義(yi) 者，其科選視明經。”（《皮子文藪》卷九《請〈孟子〉為(wei) 學科書(shu) 》）但即便二人奔走疾呼，在當時也沒有產(chan) 生太大的影響。

宋朝時期，孟子得到官方的高度認可和推崇。隨著慶曆新政的實行，學壇上興(xing) 起了一股批判的社會(hui) 思潮。排斥佛道“異端”，否定漢唐經學，成為(wei) 這個(ge) 時期的主流。孟子的曆史地位隨著這股複興(xing) 儒學的大潮而不斷上升。範仲淹和歐陽修作為(wei) 慶曆新政的主導者，非常推崇孟子。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就來自孟子的“樂(le) 以天下，憂以天下”思想。歐陽修認為(wei) “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歐陽文忠全集》卷六六《與(yu) 張秀才第二書(shu) 》），其在政治上認可孟子，對提升孟子的地位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當時思想界具有較大影響的“宋初三先生”中，孫複和石介更是極力推崇孟子。孫複認為(wei) ：

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shou) 矣。（《孫明複小集·兗(yan) 州鄒縣建孟廟記》）

石介認為(wei) ：

孔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辟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yi) 。（《徂徠集》卷一四《與(yu) 士建中秀才書(shu) 》）

孫、石二人從(cong) 學術思想上進一步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和作用，開啟了當時“尊孟”的學術思潮。慶曆新政以後，理學興(xing) 起，其中張載的“關(guan) 學”、二程的“洛學”、王安石的“新學”都具有很大影響力，而且都從(cong) 學術思想上肯定、尊崇孟子。程頤有“孔子沒，傳(chuan) 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傳(chuan) 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chuan) ，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五）之言，張載有“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chuan) ，如荀、揚皆不能知”（《經學理窟·義(yi) 理》）之論，王安石有“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曜，萬(wan) 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三八《揚雄三首》）之讚。孟子的曆史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除了思想上的認可，王安石還充分利用其政治影響力，在官方給予孟子更高的地位：熙寧四年（1071），《孟子》開始進入科舉(ju) 考試；元豐(feng) 六年（1083），孟子被冊(ce) 封為(wei) 鄒國公；元豐(feng) 七年（1084），孟子開始配享孔廟；宣和年間，《孟子》首次被刻石，成為(wei) 實際的“十三經”之一。自此，孟子得到了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高度認可、推崇。南宋時期，孟子曆史地位繼續提升。此時學術思潮，以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為(wei) 主，而二者也都非常認可推崇孟子。朱熹年幼時讀《孟子》，見到“聖人與(yu) 我同類”就有“喜不可言”之感，其一生致力於(yu)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將此“四書(shu) ”推薦為(wei) 當時的科舉(ju) 教材。在其《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朱熹更是引韓愈和二程的評價(jia) 作為(wei) 《孟子序說》的內(nei) 容。陸九淵自稱其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陸九淵集》卷三五《語錄下》），他的思想與(yu) 孟子的關(guan) 係比朱熹更近，心學大師王陽明就直接指出：“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陽明全書(shu) 》卷七《象山文集序》）宋儒對孟子的肯定和推崇為(wei) 孟子卓越的曆史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三）孟子曆史地位的形成期

相對於(yu) 宋朝從(cong) 學術思想上肯定孟子“有功於(yu) 聖人”，從(cong) 官方政治上對孟子予以褒獎，元明清時期則從(cong) 政治上真正確立了孟子的聖人地位。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孟子獲封鄒國亞(ya) 聖公，這是孟子第一次被官方封為(wei) “亞(ya) 聖”，自趙岐作《孟子注》感歎孟子有“亞(ya) 聖”之大才的1000多年後，孟子的聖人地位終於(yu) 得到官方肯定。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孟子由“鄒國亞(ya) 聖公”直接被尊為(wei) “亞(ya) 聖”。

清代沿襲明製，仍尊稱孟子為(wei) “亞(ya) 聖”，科舉(ju) 考試采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內(nei) 的“四書(shu) ”及“五經”命題，謂之製義(yi) 。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親(qin) 撰《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二十六卷，其中提到《孟子》一書(shu) ，始於(yu) 義(yi) 利之辨，終於(yu) 道統繼承，將“四書(shu) ”作為(wei) 千古帝王之樞要。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頒行“十三經”至各省府州縣，又頒布《欽定四書(shu) 》於(yu) 官學，俾生員學習(xi)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禦製《亞(ya) 聖讚》，立碑建亭於(yu) 孟廟，盛讚孟子“卓哉亞(ya) 聖，功在天地”。

四、孟子曆史地位變化的原因

整體(ti) 來看，孟子的曆史地位在後世二千多年的時間裏，是不斷上升的。從(cong)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到不著不察、隻是禮治的參考，從(cong) 承續道統，尊聖人的“醇乎醇者”到“有功於(yu) 聖門，有補於(yu) 後學”，再到“卓哉亞(ya) 聖，功在天地”，孟子的思想曆久而彌新，不斷得到世人的挖掘、肯定、推崇。其變化的過程，與(yu) 各時代的政治社會(hui) 環境密不可分，與(yu) 其本身所承載的思想價(jia) 值內(nei) 涵更多有關(guan) 聯。

（一）政治社會(hui) 環境對孟子曆史地位的影響

秦朝以法建國，以法治國。其“焚書(shu) 坑儒”的政策，使包括孟子其人在內(nei) 的儒家思想都沒能得以彰顯。漢初，民生凋敝、百廢待興(xing) ，“黃老”之學的休養(yang) 生息之策得到當時君主的認可。其後，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今文經學成為(wei) 主流，《孟子》不在經列，不得彰顯。魏晉時期，社會(hui) 動蕩、民生凋敝，承續漢朝經學的士族後裔，醉心玄學。道家思想蔚為(wei) 時尚、風靡一時，衝(chong) 擊挑戰儒家思想。隋唐時期，三教並行，一尊未定，儒學主要是經學，《孟子》不在其列。而且此時的思想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說逐漸登上政治舞台的道教與(yu) 儒家思想，由於(yu) 相同的社會(hui) 文化背景，其衝(chong) 突還可以調和的話，那麽(me) 由國外傳(chuan) 入、迅速發展起來的佛教思想，與(yu) 本土道教和儒家思想就對立明顯。從(cong) 兩(liang) 漢到隋唐，儒學一直以經學為(wei) 主，其倫(lun) 理綱常在維護社會(hui) 秩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人文關(guan) 懷、倫(lun) 理指向、理性精神為(wei) 士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導向。但自董仲舒以來，其依靠的“天人感應”舊形態的理論模式和以章句、訓詁為(wei) 表現形式的學術風氣，使儒學陷入窠臼，缺乏生氣。麵對佛教思辨的繁複巧密，儒家思想在宇宙論、心性論方麵暴露出不足，導致出現“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的尷尬境地。儒學麵臨(lin) 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一場重塑，不論是內(nei) 部理論架構，還是外部章句、訓詁治學思想上，都要重新調整，進一步豐(feng) 富完善，煥發思想活力，才能應對佛、道兩(liang) 家的挑戰。

（二）《孟子》思想內(nei) 涵對其曆史地位的影響

唐宋之際，孟子曆史地位的提升與(yu) 儒學的自我完善有著必然的聯係。麵對佛、道競爭(zheng) ，儒學要尋找源頭活水，以彌補自身的理論缺陷。《孟子》中的思想，恰恰迎合了當時政治的需求、社會(hui) 的需要乃至時代的發展。具體(ti) 內(nei) 容有：

直抵人心的“心性論”。心、性問題的討論，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想中，是既抽象又現實的問題。隋唐之際，佛、道思想的興(xing) 盛就是通過心、性等方麵的立論，係統地詮釋人的超越性以及其與(yu) 當下現實的聯係，從(cong) 而獲得世人的支持與(yu) 認可。《孟子》中關(guan) 於(yu) 心、性有關(guan) 問題的討論，很好地彌補了儒學在超越性方麵的不足。孟子以性善為(wei) 根基立論，建構出“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yang) 性、事天”的心性修養(yang) 工夫，既為(wei) 士人找到了內(nei) 心向上、向善的依托，植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時也描繪了個(ge) 體(ti) 主體(ti) 性超越的一麵——通過個(ge) 人心性修養(yang) ，就能“知天、事天”。宋代心學大師陸九淵說：“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如果說孔子還停留在“天道遠，人道邇”，對於(yu) 人心、天命闡發比較模糊的階段的話，那麽(me) 孟子則是進一步居仁由義(yi) 、下學上達，較為(wei) 清楚地描繪了成聖、成賢的道路。

先義(yi) 後利的“義(yi) 利觀”。義(yi) 與(yu) 利的選擇問題，關(guan) 係一個(ge) 人的行為(wei) 規範和價(jia) 值導向。隋唐之際，佛、道思想的擴散，客觀上消弭了當時民眾(zhong) 的社會(hui) 責任感。儒家的仁義(yi) 道德需要更有力度的宣傳(chuan) 和弘揚。《孟子》中有許多關(guan) 於(yu) “義(yi) ”的精彩描述：有“舍生取義(yi) ”的大仁大義(yi) ，有“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yu)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wei) 泰”的堅守、執著，有“集義(yi) 而生”的浩然之氣，有“大丈夫”人格下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對義(yi) 的描述，傳(chuan) 遞出一種積極有為(wei) 、積極承擔的價(jia) 值取向，成為(wei) 唐宋之際提振社會(hui) 風氣，喚醒士族階層勇擔道義(yi) 的重要依托。

行王道、重民本的社會(hui) 觀。《孟子》中對國家治理範式的諸多提及，迎合了政治統治的需要，也成為(wei) 唐宋之際韓愈、範仲淹、王安石等人大力推崇孟子的重要原因。《孟子》中的“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民本思想，以及崇仁尚禮，追求百姓安居樂(le) 業(ye) 、國家長治久安，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思想，都為(wei) 時人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參考借鑒。

“以意逆誌”的解《詩》說和“盡信《書(shu) 》，不如無《書(shu) 》”的讀書(shu) 觀。唐人延續漢代經學的治學路徑，致使儒學更多停留在章句、訓詁的考究和比對上，內(nei) 容上卻缺乏生氣和活力。佛、道的思想衝(chong) 擊，客觀上倒逼著宋代儒家更加關(guan) 注文本內(nei) 容與(yu) 當下實際的彼此結合。注重義(yi) 理闡發，成為(wei) 宋明理學重要的學術特色，而這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孟子讀書(shu) 論的影響。孟子認為(wei) ，理解《詩》不能脫離語境、斷章取義(yi) ，而要顧及作者對詩的心誌，去理解作者表達的含義(yi)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wei) 得之”。而且孟子認為(wei) 《尚書(shu) 》中的內(nei) 容不能全信，要有懷疑精神。這也為(wei) 唐宋儒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ge) 方向，將其從(cong) 辭句、訓詁中解放出來，使之關(guan) 注義(yi) 理發微，從(cong) 而促進了儒學的新演變與(yu) 新發展。

整體(ti) 來看，孟子之所以被尊為(wei) 亞(ya) 聖，與(yu) 他承續儒脈，傾(qing) 盡畢生精力弘揚、宣傳(chuan) 儒學，是分不開的；與(yu) 他迎合時代，居仁由義(yi) 、發微性善，創新儒學，是分不開的；與(yu) 他提倡浩然正氣、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開的。即便受外部環境影響，孟子也曾暗淡消沉、折戟沉沙、抑鬱不得誌，但滄海橫流，時光終不能掩蓋孟子曆久彌新的精神文化價(ji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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