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後為(wei) 招魂——郭齊勇先生《國學與(yu) 國魂》讀後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書(shu) 屋》2022年第7期

（《國學與(yu) 國魂》，郭齊勇著，海南出版社2022年即出）

擺在讀者麵前的這部《國學與(yu) 國魂》，是郭齊勇先生近三十年發表的40餘(yu) 篇文章的結集，其中，既有貼近時代、議論風生的隨筆雜感，也有對症下藥、擘肌分理的學術論文，雖非一時一地之作，但大旨皆不離“國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郭先生稱此書(shu) 收入的乃是“文化守望方麵的雜感”，而作為(wei) 讀者和晚輩的我，卻從(cong) 中看到了作者在“國學”研究與(yu) 弘揚之路上一長串艱辛跋涉的腳印。

不知為(wei) 什麽(me) ，忽然想起屈原在《招魂》末尾的詠歎：“目極千裏兮，傷(shang) 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隔著兩(liang) 千多年的時間長河，同為(wei) 楚人的郭先生，雖與(yu) 屈子“蕭條異代不同時”，但其沐浴楚風楚雨，浸潤楚山楚水，親(qin) 聆楚音楚調，心中激蕩著的，應該是大體(ti) 相似的文化心音吧。屈原所哀者，乃故國陸沉，山河破碎；郭先生所哀者，則是國學式微，國魂安在？！

所以，正如書(shu) 名所昭示的，郭先生此書(shu) ，分明就是一部“招魂”之書(shu) 。所“招”者何“魂”？蓋文化之魂、國學之魂、民族之魂也。郭先生雅愛用一詞，曰：守先待後。他說：

我所從(cong) 事的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以及近十多年的生存體(ti) 驗，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責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識分子的氣節、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為(wei) 學的本分，守住老一輩學問家和哲學家嚴(yan) 謹、正直的為(wei) 人為(wei) 學之道，守住先聖先賢的絕學，在守之中爭(zheng) 取有所創獲，以待來賢，以俟解人，或許正是社會(hui) 、曆史、民族、文化賦予我等的使命。不同的思潮，不同的價(jia) 值取向，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職責，不同的學術宗主，有一個(ge) 生態的關(guan) 係，可以互補互滲，不必相互排斥。（《守先待後：世紀之交的文化遐想》）

竊以為(wei) ，“守先待後”正是郭先生一以貫之的學術理想和價(jia) 值擔當。守先，是待後之基礎，不能守先，則待後必無所歸依；待後，是守先之方向，不能待後，則守先亦無從(cong) 著落矣。故郭先生此書(shu) ，亦可謂“守先待後為(wei) 招魂”也。

然而，值此迷離惝恍之世，真欲“守先待後”，又談何容易！君不見，在摧枯拉朽的百年激進反傳(chuan) 統之後，早已形成了一個(ge) 十分強大的“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在“全球化”和“現代性”大潮之下，“傳(chuan) 統”常常被冠以各種“惡諡”，早已成了“保守”“落後”“退步”“腐朽”的同義(yi) 詞；在現行的大學建製中，各種學科壁壘早已形成，人文社會(hui) 學科相比自然科學和應用型學科在資源配置上長期處於(yu) 劣勢，乃一不爭(zheng) 之事實；而在人文社科領域內(nei) ，相比各種趨時應製的學問獨領風騷，蔚為(wei) 顯學，治傳(chuan) 統文化和古典學問者，盡管陣地仍在，人才亦夥(huo) ，但總體(ti) 上看仍顯得邊緣和寥落——至少，比起民國時期、甚至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人文學者振臂一呼、應者雲(yun) 集的盛況，早已不可同年而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不過，也正因為(wei) 如此，本書(shu) 作者數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才更加令人動容和欽敬。本書(shu) 篇幅雖不大，然涉及議題甚多，包羅甚廣，舉(ju) 凡國學之內(nei) 涵與(yu) 外延、儒釋道三教之會(hui) 通、古聖先賢如孔、孟、墨、陽明、船山等的思想研究、儒家親(qin) 情倫(lun) 理之現代闡釋、儒學公平正義(yi) 觀之研判、守成創新與(yu) 中西文明對話、書(shu) 院文化之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國學教育與(yu) 人文化成之思考，等等，無不念茲(zi) 在茲(zi) ，反複論列。就我狹見所及，在當今大陸學術界，像郭先生這樣對古今、中西、家國、公私、知行、學道等諸多“大哉問”，抱持深廣憂思且不遺餘(yu) 力予以掘發和弘揚者，不能說絕無僅(jin) 有，至少也是極為(wei) 罕見的。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郭先生身上，體(ti) 現的正是“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弘道精神和賢者氣象，誠不愧其名字中那一個(ge) “勇”字！

我所認識的郭齊勇先生，既是一位名滿天下、著作等身的學者，又是一位心憂天下、居仁由義(yi) 的儒者。讀其書(shu) ，開卷有益，每能建頓開茅塞、化性起偽(wei) 之功；交其人，如沐春風，常可收傾(qing) 蓋如故、警頑立懦之效。當今之世，做書(shu) 齋中之學者易，為(wei) 知行合一之儒者難。而郭先生恰能執其兩(liang) 端，善為(wei) 折中，為(wei) 學為(wei) 人，皆能黽勉而行，樹立楷模。尤其是，郭先生篳路藍縷創辦的武漢大學國學院，對於(yu) 新世紀以來的國學研究和學術發展，實有引領風氣、振衰起敝之功——環顧海內(nei) ，像郭先生這樣既有學術、又有事功的學者，真可謂“多乎哉？不多也”。

如今提起“國學”二字，歧義(yi) 甚多，褒貶不一。然“國學”之為(wei) 物，本極質實而平易。最初不過是“國子學”的簡稱，西周時期蓋指國家貴族子弟受教育之學校，漢代則稱“太學”，西晉以後曆代皆設“國學”，隋時改稱“國子監”，一直延續至清代。此“國學”之第一義(yi) 。至晚清西方列強入侵，國力日衰，又加西學東(dong) 漸，國魂日散，所謂“文明衝(chong) 突”加劇，始有“國學”作為(wei) 學術之第二義(yi) 出現，彼時“國學”“國粹”“國故”諸名目進入人們(men) 視野，大抵相當於(yu) “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之“中學”，以至有“國學乃國將不國之學”等說法。時至今日，“國學”因與(yu) 政治、教育、商業(ye) 、文化等各種訴求掛鉤，其本來麵目及價(jia) 值內(nei) 涵已經逐漸稀釋，以至於(yu) 在某些慣會(hui) 批評的人物眼裏，“國學”早已成了錢鍾書(shu) 先生所謂的“朝市之顯學，必為(wei) 俗學”了。不得不承認，這在某種程度上確乎是一個(ge) 尷尬的事實。我們(men) 看到，“國學”因有一“國”字，的確容易或被政客利用作為(wei) 國家主義(yi) 宣傳(chuan) 的道具，或被商人拿去作為(wei) 牟利斂財的手段，或被江湖術士和野生國師篡改成為(wei) “羊質”外麵斑斕的“虎皮”……職是之故，對於(yu) 一些“愛惜羽毛”的學者而言，似乎一向是羞於(yu) 以“國學”相標榜的，更別提全力以赴去研究了。

但在郭先生這裏，卻並無上述朱紫相奪、準的無依之況。在他眼裏，“所謂國學，乃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通稱”，“國學不僅(jin) 僅(jin) 指一般的傳(chuan) 統學術，如經史子集之學、考據訓詁辭章之學等，更是指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jia) 值與(yu) 民族精神”。這一判斷就十分嚴(yan) 正而通達，近乎程子所說的“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僅(jin) 如此，郭先生還從(cong) 顧炎武的“亡國”與(yu) “亡天下”之辨入手，強調“國”乃一時之政統， 而“天下”則是恒久之道統，“天下”重於(yu) “國家”，國學乃是“天下”之核心， 它超越了具體(ti) 時空之政製、治統（《國學與(yu) 國魂》）。經此梳理，可以說“激活”了“國學”的內(nei) 在靈魂，使其更具終極價(jia) 值和形上維度。

針對有人把國學等同於(yu) 儒學或漢學的觀點，郭先生則反駁如下：

我們(men) 不能把國學狹隘化。第一方麵，國學不隻是漢民族的學術文化，它包含了曆史上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學術文化及其與(yu) 漢民族的交流史；第二方麵，國學不隻是上層精英傳(chuan) 統，還包括小傳(chuan) 統，如民間民俗文化，各時段各地域各民族的傳(chuan) 說、音樂(le) 、歌舞、技藝、建築、服飾、禮儀(yi) 、風俗、宗族、契約、行會(hui) 、民間組織等，如今天的某些物質與(yu) 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第三方麵，國學還包括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傳(chuan) 入、西域學、佛學及其中國化、 西學東(dong) 漸與(yu) 中學西傳(chuan) 的內(nei) 容與(yu) 曆史過程等，都屬於(yu) 國學的範圍。當然，我們(men) 必須明了，國學、經史子集等，並不是漢民族的專(zhuan) 利，其中包含、匯聚了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與(yu) 文化，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共同擁有的文化精神資源。（《國學就是儒學、漢學嗎？》）

準此思路，則儒學隻是國學的一部分，而以“餖飣枝節，缺少內(nei) 在精魂”為(wei) 特點的海外漢學研究，“與(yu) 國學完全是可以不相幹的”。換言之，如果不能對國學懷抱錢穆先生所謂“溫情與(yu) 敬意”，陳寅恪先生所謂“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其實很難真正升堂入室，得窺國學之堂奧。郭先生進而指出：“國學的最高層麵是國魂，即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麵，那是中國人之所以為(wei) 中國人、中國文化之所以為(wei) 中國文化的根本特質處。”正因有此一種宏通開闊之視野，故郭先生常能抓住因應時代關(guan) 切的大問題來做文章，而且高屋建瓴，要言不煩，不偏不倚，每能在看似不經意處給人以啟迪。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對“國學”概念之內(nei) 涵及外延的厘定和闡發，對於(yu) 很多似是而非的國學認知，不僅(jin) 有切中肯綮的批評與(yu) 矯正，也有別開生麵的推明與(yu) 廓清。而今而後，籠罩在“國學”二字之上的諸多迷霧和荊棘，庶幾可以休矣！

就我個(ge) 人粗淺的印象，郭先生為(wei) 人為(wei) 文，通達明白，不加藻飾，不求艱深，不弄玄虛，其文風與(yu) 其人格，正相表裏，樸實無華，始終如一。郭先生的中國哲學研究取精用宏，氣象雍容，既注重經典研習(xi) ，涵化會(hui) 通，又不離道德存養(yang) ，躬行踐履，體(ti) 現了“道問學”與(yu) “尊德性”的和諧統一。其學問根柢在儒學，但又大而能化，並不排斥佛、道二教與(yu) 西方文化，甚至對儒學以及任何學說的原教旨主義(yi) 極為(wei) 警惕，對那種盲目排外的“義(yi) 和團”與(yu) “紅衛兵”心態更是深閉固拒，堅決(jue) 反對。在論及古今、中西之會(hui) 通時，郭先生的如下論述就深得折衷取予之妙： 

我們(men) 仍然要大力提倡增強國民的科學與(yu) 民主的素養(yang) ，仍然要批判當年五四運動的先驅們(men) 批判過的國民的奴性等陰暗麵和成為(wei) 專(zhuan) 製主義(yi) 意識形態的儒學的糟粕（主要是被封建統治者歪曲利用的程朱理學），特別是後者對人性的宰製、對思想自由的扼殺。但另一方麵，我們(men) 又不能不看到，僅(jin) 僅(jin) 以西方近代的科學觀與(yu) 民主觀作為(wei) 尺度，是不可能正確衡估前現代文明中的民俗、宗教、藝術、哲學、倫(lun) 理、道德等等豐(feng) 富多彩、深長久遠的價(jia) 值的。我們(men) 也不能不看到，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包括傳(chuan) 統道德在內(nei) 的一切文化遺產(chan) 給我們(men) 帶來了巨大的民族性的損傷(shang) ，是極其有害的。（《略談傳(chuan) 統道德資源的活化》）

新世紀以來，頗有一種複古主義(yi) 的思潮，表現為(wei) 立足“中學”的排外傾(qing) 向，甚至對“五四”以來的“德先生”與(yu) “賽先生”亦一概拒斥。對此，郭先生說：

今天，民主政治架構是唯一可以保障知識分子的地位與(yu) 尊嚴(yan) 的製度架構， 有此才有政治、教育、學術的獨立，言路的通暢，自由人格的申張，才能促進知識分子在社會(hui) 上全麵發揮其積極作用。（《再論儒家的政治哲學及其正義(yi) 論》）

換言之，民主政治作為(wei) 一種“最不壞的製度”，其對於(yu) 一般知識人的參政議政、建言獻策、進德修業(ye) 甚至安身立命，都是具有基礎價(jia) 值和底線意義(yi) 的。郭先生說：“一個(ge) 真正的儒家從(cong) 來不是一個(ge) 權威政治的阿附者，儒家的正義(yi) 價(jia) 值和善是在一起的。”唯有如此，一個(ge) 現代知識人方能實現真正的“精神安立”。

讀者如果稍加留意，還會(hui) 發現，本書(shu) 作者無論在學術研究上，還是理論實踐上，都是充滿行動力和執行力的，庶幾做到了知行合一，體(ti) 用一如。他說：

儒家學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hui) 議儒學、書(shu) 本儒學轉化為(wei) 民間儒學、生命儒學。（《試談儒學的創造性轉化》）

當代儒者一定不能把儒學停留在書(shu) 齋、講堂和會(hui) 議廳內(nei) ，而應當適應現代生活的發展，做艱苦的、多方麵的工作，使之紮根於(yu) 民間，返回於(yu) 民間。在我國儒學史上，從(cong) 漢唐五經的傳(chuan) 統到宋明四書(shu) 的傳(chuan) 統的轉移，就是文化下移的成功典範。今天亦需要做類似的努力。（《從(cong) 孔學的“人論”看儒學的現代發展》）

一邊是繁重的教書(shu) 育人、行政科研工作，另一邊是四處奔走的傳(chuan) 道弘道、廣結善緣，郭先生似乎早已將兩(liang) 者打通無礙，樂(le) 此不疲，在他周圍，儼(yan) 然形成了一個(ge) “近者悅，遠者來”的學術文化磁場，其主編的多個(ge) 刊物、數種大型叢(cong) 書(shu) 就是證明。我注意到，郭先生年輕時，就是一位見賢思齊、轉益多師的求學者，而在他晚年，又能博施濟眾(zhong) ，獎掖後進。無論是早年他和前輩們(men) 當麵請益的照片，還是與(yu) 後生晚輩的切磋晤談，郭先生總是笑得那麽(me) 燦爛，讓人不由自主也想笑起來。我所尊敬的另一位當代儒者張新民先生曾對我說，郭先生修為(wei) 日進，越來越“一團和氣”。近些年，不少飽學碩儒紛紛凋零，而郭先生每能在第一時間撰文紀念，表達哀思，寄托深情，這樣的願力和使命感，說時容易做時難，實來自根深立定的學術生命深處，其感人之深，化人之漸，誠非言語所能道。

不過，千萬(wan) 莫以為(wei) 郭先生隻是“一團和氣”，在大是大非麵前，他又是守死善道、辯才無礙、寸土必爭(zheng) 的。我想特別提醒讀者，本書(shu) 中《如何解讀孔孟的親(qin) 情倫(lun) 理？》一文大可注意。這篇文章凸顯出來的，乃是一場必將寫(xie) 入當代學術史的思想論戰的“冰山一角”。這場先後持續十餘(yu) 年的關(guan) 於(yu) “親(qin) 親(qin) 互隱”和儒家倫(lun) 理的學術爭(zheng) 鳴，無論從(cong) 規模、時長，還是烈度、影響來看，都不亞(ya) 於(yu) 上個(ge) 世紀二十年代的“科玄論戰”，以及五十年代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複觀）與(yu) 自由主義(yi) 者（殷海光、張佛泉）之間的思想論戰。謂予不信，可參看論戰雙方出版的多部論文集（此不贅）。然而，恕我直言，這麽(me) 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所折射出來的當代學術“基本盤”，又著實是讓人感到震驚和悲哀的。至少，在港台學術界及海外漢學界那裏，孔孟儒家“親(qin) 親(qin) 互隱”的倫(lun) 理和法理的雙重正當性和現代普適性，是根本無須爭(zheng) 論的一個(ge) 人類文明的“普遍公理”。我曾就此向林安梧先生求證，他表示在台灣學界大概不會(hui) 在此一問題上發生嚴(yan) 重分歧。究其原因，蓋持“大義(yi) 滅親(qin) ”論者，盡管標榜西化和先進，卻始終未能走出其成長期中被人為(wei) 設置的“信息繭房”。他們(men) 一直不曾明白，“條條大路通羅馬”，其所標榜的“現代性”絕不是一個(ge) 以“中西”來分判的空間概念，而是一個(ge) 縱貫人類文明“古今軸”的不斷向前的大方向。當治傳(chuan) 統文化者通過苦讀古代經典，已經找到與(yu) 西方乃至整個(ge) 人類文明接榫的“密碼”和“通道”時，“西化”論者卻還在“新文化運動”劃定的反傳(chuan) 統的“舒適區”原地打轉，甚至連“五四”諸賢都未曾否定的古老倫(lun) 理，在他們(men) 那裏也淪為(wei) “必欲誅之而後快”的封建糟粕了。對此，郭先生不無沉痛地說：

我與(yu) 同道之所以要駁斥這些謬論，是因為(wei) 這關(guan) 係到如何解讀古代思想史資料的問題。五四運動以來，尤其是“文革”以來， 有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 習(xi) 慣於(yu) 大批判的非此即彼的套路，已不能讀懂古書(shu) 。

一句“已不能讀懂古書(shu) ”，真是入木三分！究竟是從(cong) 什麽(me) 時候起，中國人已經讀不懂中國古書(shu) 了呢？我想差不多也就一百多年的光景吧！對“五四”諸賢而言，陽明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er) ”還是適用的，因為(wei) 他們(men) 畢竟國學功底深厚，尚有“拋卻”的可能；而對於(yu) 今天一班“食洋不化”卻“拒不食古”的“新青年”“新中年”和“新老年”們(men) 來說，此語則顯然並不適用，因為(wei) 他們(men) 壓根兒(er) 不曉得“自家”也有“無盡藏”，這時如果碰巧端上了“西學”的飯碗，恐怕隻能是“漢人盡作胡兒(er) 語，卻向城頭罵漢人”了。我常戲稱這樣的人是“轉基因的中國人”。這類人自古就有，隻是“於(yu) 今為(wei) 烈”罷了。所以，盡管這場論戰對於(yu) 懵懂顢頇的當代人而言，依舊具有“常識重啟”的價(jia) 值，甚至直接影響到具體(ti) 法律條文的修改（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五次會(hui)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案，其中增加了這樣的規定作為(wei) 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款：“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製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但於(yu) 郭先生而言，論戰的勝利似乎並不能讓他徹底釋然，畢竟，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就這樣“透支”了。當然，對如我這樣的讀者來說，收獲還是很大的，郭先生的駁論文章讀起來酣暢淋漓，從(cong) 中可以看出他的善於(yu) 持論和精於(yu) 思辨。真正的儒者在文章學上，難免要做兩(liang) 手準備：一方麵要向孔子學習(xi) “辭達”，另一方麵又不得不繼承孟子辟楊墨時的果決(jue) 和雄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最後，想說的是，我是在壬寅暮春上海封城的禁閉中閱讀此書(shu) 的電子稿的。在一個(ge) 多月時斷時續的閱讀中，不知為(wei) 什麽(me) ，我心中常感到的是一種隱隱的痛！這種痛不僅(jin) 來自這個(ge) 因為(wei) 奧密克戎肆虐而越發怪異甚至詭異的世界，更來自此書(shu) 中寫(xie) 於(yu) 世紀之交的二十年間的諸多文章彌漫出來的基本“調性”。郭先生一向勤於(yu) 筆耕，這些發表在不同報刊上的文章，字裏行間洋溢著的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有些文章已經溢出了學術的論域，而表現出一種政論和時評的氣質，那份“不得不說”的衝(chong) 動和“聊盡言責”的赤誠，尤其令疫中苦吟的我感傷(shang) 和低徊。明眼人應該不難看出，對於(yu) 今天的讀書(shu) 人來說，一個(ge) 新的“哈姆雷特之問”已經響起：是“危言危行”？還是“危行言孫”？這是一個(ge) 問題。但我更想問的是，時代已經催生出像郭先生這樣的學者，他們(men) 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並不惜畢生為(wei) 之努力奮鬥和辛勤付出，他們(men) 這一代人在年輕時已經被時代辜負過一次，他們(men) ，以及他們(men) 的後輩，會(hui) 不會(hui) 被波詭雲(yun) 譎的時代再一次辜負呢？……撫今追昔，痛定思痛，能不感慨係之，能不浩歎隨之！

讓我備感惶恐的是，郭先生在郵件中告知“國學三書(shu) ”即將付梓的消息後，竟又宕開一筆，囑我這個(ge) 才疏學淺的晚輩為(wei) 《國學與(yu) 國魂》一書(shu) 寫(xie) 序。這對我而言，幾乎可以用“驚嚇”來形容了。我於(yu) 郭先生，一向執弟子禮，雖未及門，而自詡私淑，小子何物，而敢狗尾續貂、佛頭著糞？然轉念一想，郭先生一向言行謹重，耳提麵命，必有理由，或許正欲藉此機會(hui) ，鞭策敦促，有以教我，亦未可知。遂鬥膽應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率爾操觚，信筆由韁，拉雜寫(xie) 出此文，“汗顏”之下，一時竟不知所雲(yun) 。覆瓿之作，豈敢言序，權當交一篇濫竽充數的作業(ye) ，以向先生請益。若能忝附驥尾，藉證學緣——“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2022年5月1日完稿於(yu) 浦東(dong) 守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