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義成功一百年了。這場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曆史最重要的事件，但辛亥首義之後的二十世紀，中國充滿了反複、曲折、災難。見證了這些之後，今人對辛亥革命的看法，也就大相徑庭，而且，不乏悖謬。


　　比如，一直有人稱讚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年帝製”雲雲。然而，早在革命之前，梁啟超就已清楚指出，帝製的對應物是共和，憲政的對應物是專製。繼續保留帝製，並不妨礙中國實現憲政、民主轉型。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先生評價說，革命真正的功勞是建立了憲政政府。也就是說，辛亥革命的功勞根本不應當是推翻帝製。一百年後，官學兩屆似乎全然不知梁任公所說之常識。


　　另有一些人的認知同樣趕不上任公。先生在革命前雖反對革命，但革命後則義無反顧地支持建立共和，在袁世凱稱帝後，也策動倒袁運動。然而，過去三十年來，很多人卻把推翻帝製當成辛亥革命的一大罪狀。比如，蕭功秦先生斷言：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李澤厚也說，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一個偶然性事件，之後形成了很強的曆史慣性，那就是不斷地革命。


　　這樣的看法今日仍然十分流行。反辛亥革命似乎成為一種時髦。最早提出這種立場的人，多經曆過文化大革命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災難。痛定思痛，他們開始尋找原因，先是找到他們參加的激進革命，然後找到國民革命，再找到五四運動，最後找到了辛亥革命。據此，他們提出“告別革命”說，當然要告別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果真可以如此輕易告別麽？李澤厚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個偶然事件，人們也完全可以說，此後日益激進的革命也完全可能是曆史的偶然。它確實是曆史的偶然。如果不是歐洲因為一戰及其政治後果，中國會掀起那麽大的波浪麽？二十世紀，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歐洲形成的激進觀念的震撼，而不限於中國。而略加分析就可以發現，辛亥革命，哪怕二次革命，性質上與二十年代之後的革命完全不同，雖然都有著革命之名。


　　既然告別了革命，反過來，他們高度肯定清末立憲，並斷言，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維護皇權秩序的立憲改良是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唯一道路。更有人主張，如果袁世凱複辟成功，中國也許就有救了。這些學者依據他們的這一曆史想象，提出了或者信奉“新權威主義”。


　　對此，人們可以提出疑問：曆史真的有唯一正確的道路麽？退一步說，即便學者們在一百年後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外還有一條更好的路，當時人有沒有可能具有這一後見之明？辛亥革命前一年，哪怕是立憲派，對於清廷也相當失望，而趨向激進化，難道他們也錯了？新權威主義者說，立憲改良派本來是可以成功的。但他們也支持和參加了革命，那麽，那條所謂的正確道路確實是正確的麽？再退一步說，同樣身處於曆史進程中的我們，怎麽知道哪一條道路是將被曆史證明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上麵簡單的分析說明，以今天国际1946伟德界的積累，還沒有到準確評估辛亥革命的時候。問題的關鍵在於，今日的国际1946伟德界對於現代中國曆史的演變，尚沒有提供一個恰當的解釋框架。關於現代中國曆史的舊範式已經失靈，但替代它的新範式還沒有出現。也就是說，国际1946伟德界還沒有準確地把握，現代中國曆史的主題究竟是什麽。這樣，人們雖然具有了重寫現代史的願望，由於缺乏有效的新範式，這一工作卻無法展開。


　　令人沮喪的是，現代中國的主流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由於嚴重的“漢學化”，已經喪失了針對現代中國曆史提出新範式的能力。
 
 
    原載: 經濟觀察網2011年10月9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