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間撰寫(xie) 的《中學修身教科書(shu) 》，商務印書(shu) 館於(yu) 1912年至1921年間共印行了16版，他還為(wei) 赴法華工寫(xie) 了《華工學校講義(yi) 》，兩(liang) 書(shu) 在民國期間影響甚大，今人合為(wei) 《國民修養(yang) 二種》一書(shu) 。蔡先生的用心頗值得我們(men) 重視，他創造性地轉化本土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家道德資源來為(wei) 近代轉型的中國社會(hui) 的公德建設與(yu) 公民教育服務。 
    
        蔡先生強調，孝親(qin) 是美德！有這一美德的浸潤、養(yang) 育，成就了一個(ge) 君子健康的心理、性情、人格、品質，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義(yi) ，使其為(wei) 國家、社會(hui) ，為(wei) 公共事務負責任，忠於(yu) 職守，甚至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蔡先生講的“國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會(hui) 交往與(yu) 公共事務中不忠誠、不莊重敬業(ye) 、不講信義(yi) ，不廉潔奉公即是大不孝。
    
        蔡先生強調家庭為(wei) 人生最初之學校，善良之家庭為(wei) 社會(hui) 、國家隆盛之本。他認為(wei) ，如私德不健全，則很難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內(nei) 部愛的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會(hui) 後自然而然地會(hui) 把這種愛推廣到團體(ti) 、社會(hui) 、國家，此即為(wei) 仁義(yi) 、忠愛。可見，家庭與(yu) 社會(hui) 、私德與(yu) 公德雖有區別，但不是絕然對立的，恰恰是有著有機聯係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由內(nei) 而外，逐步加以推擴、實踐與(yu) 體(ti) 驗的。
    
        蔡先生進而以孔子之“仁”的內(nei) 涵——“忠恕”之道談公義(yi) 與(yu) 公德，指出由“忠”開出公德（泛愛眾(zhong) 、圖公益而開世務）,由“恕”開出公義(yi) （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財產(chan) 、名譽等權利）。他從(cong) 法律與(yu) 道德、公義(yi) 與(yu) 公德、消極道德與(yu) 積極道德等方麵建構公民社會(hui) 底線倫(lun) 理背後的基本原則，是對中華民族“仁愛”之核心價(jia) 值的“忠”“恕”兩(liang) 方麵頗有新意的詮釋，至今仍有深刻的意義(yi) 。
    
        蔡先生為(wei) 中學生與(yu) 赴法勞工寫(xie) 的教科書(shu) ，在實踐上重視社會(hui) 基層的公民教育，在理論上則超越了福澤諭吉與(yu) 早期梁啟超的公私德對立論。我們(men) 知道，福澤於(yu) 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中把道德分為(wei) “私德”和“公德”。實際上，按福澤的看法，屬內(nei) 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yan) 肅等叫做私德，而與(yu) 外界接觸的表現，即屬社交行為(wei) 的，如廉恥、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僅(jin) 按這種定義(yi) ，儒家並不缺乏公德的資源。梁啟超受福澤、邊沁的影響，曾於(yu) 1902年發表《論公德》一文，批評我國傳(chuan) 統有獨善其身之私德，缺人人相善其群之公德。這個(ge) 論斷顯然是片麵的。
    
        其實，南宋以後在我國與(yu) 東(dong) 亞(ya) 他國的民間社會(hui) 流傳(chuan) 甚廣、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訓》中說：“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yu) 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yu) 我，我必遠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wei) ，勿以惡小而為(wei) 之。”又說：“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稱忿而報橫逆，勿非禮而害物命。見不義(yi) 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cong) ……子孫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難不可不扶。”朱子說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無也。應當說，這些內(nei) 容來源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貼近民間大眾(zhong) 。它內(nei) 蘊有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的道德，長期以來成為(wei) 老百姓的生活哲學。這裏所說，多由私德推至公徳領域了。
    
    赴歐美考察後，梁啟超反省自己，遂於(yu) 1904年發表《論私德》一文，指出：“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隻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yang) 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行，則群此百千萬(wan) 億(yi) 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yang) 個(ge) 人之私德為(wei) 第一義(yi) ；欲從(cong) 事於(yu) 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yang) 其個(ge) 人之私德為(wei) 第一義(yi) 。”梁啟超至此不僅(jin) 完全拋棄了他自己所輸入和引進的那種公私德對立理論，而且還深刻地認識到儒家道德近代轉化的真正價(jia) 值和作用。
    
        1904年以後的梁啟超和民國初年的蔡元培的看法是不錯的，實際上清末民初有一大批教育家都在做傳(chuan) 統道德的近代轉化工作，尤其從(cong) 行為(wei) 舉(ju) 止、禮貌用語方麵加強對兒(er) 童與(yu) 青少年的品行教育。近代中小學與(yu) 諸多報刊利用傳(chuan) 統蒙學讀物、《四書(shu) 》等資源，接上傳(chuan) 入的西方的、新時代的新道德，並倡導從(cong) 生活實踐做起的辦法，值得珍視。《弟子規》中對孩童舉(ju) 止方麵的一些要求也被繼承轉化了，如要求孩童站立時昂首挺胸，雙腿站直，見到長輩主動行禮問好，開門關(guan) 門輕手輕腳，不用力甩門等。成立於(yu) 1904年10月的天津私立中學堂，後即為(wei) 現在的南開中學，從(cong) 容止細節上培養(yang) 學生的自重與(yu) 尊人。應當說，這都是從(cong) 日常生活上把私德推為(wei) 公德，把道德、人生教育落到實處的實踐活動，對社會(hui) 的移風易俗起到了良好作用。儒家從(cong) 來就重視道德價(jia) 值“上以美政，下以美俗”的社會(hui) 功能。民國時期的“風俗改造”、建立社會(hui) 公德及中小學修身課程中的“公民教育”，促進了近代社會(hui) 與(yu) 人的精神轉型，而且當時的媒體(ti) 與(yu) 教育界重視規範日常公共社會(hui) 生活中的行為(wei) 習(xi) 慣，改變不良風俗。抗戰勝利之後，我國台灣地區的中小學重視《四書(shu) 》教育與(yu) 道德課程，強調“仁愛、正義(yi) 、禮節、信實、勤儉(jian) 、孝敬、守法、愛國”等德目與(yu) 價(jia) 值的學習(xi) 與(yu) 陶冶，有成功的經驗。
    
        我們(men) 現代的公民教育之目的在於(yu) 培養(yang) 年輕人認同、建樹“公民身份”、“公民權責”、“公民資質”，但僅(jin) 此還不夠，還應進行價(jia) 值教育。這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興(xing) 起的區別於(yu) 重視知識傳(chuan) 授、忽視價(jia) 值觀培育的一種取向。價(jia) 值教育比德育與(yu) 公民教育更為(wei) 廣泛且重要。
    
        我們(men) 認為(wei) ，現代社會(hui) 不僅(jin) 要強調公民的權利觀念，而且還要重視其所應具備的責任與(yu) 德行。有人主張，“使一個(ge) 好人成為(wei) 好公民的先決(jue) 條件是擁有公民德行，其所強調的公民德行包括：愛國與(yu) 勇氣、人性尊嚴(yan) 、認同感、隱私權、自主性、關(guan) 心他人、關(guan) 懷社會(hui) 、包容、公民服務，以及主動參與(yu) 等。”顯然，儒家道德資源中不缺乏這些因素，可以作揚棄與(yu) 接榫的工作。
    
        社群主義(yi) 期望每個(ge) 人不但是一個(ge) “好人”，更要成為(wei) 一個(ge) “好公民”，他們(men) 承襲公民共和主義(yi) 的上述基本假設，“認為(wei) 一個(ge) 好人有足夠的潛力成為(wei) 一個(ge) 好公民，而使得一個(ge) 好人成為(wei) 一個(ge) 好公民的先決(jue) 條件是擁有公民德行。因而，社群主義(yi) 非常重視公民德行的培育，認為(wei) 公民德行即是一種公共精神，它是每個(ge) 公民都須具備的潛在能力，因為(wei) 這個(ge) 潛在能力才使得公民願意支持、維護並達成社群的公共善，公民的自由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我們(men) 當然不能把儒學歸類於(yu) 社群主義(yi) ，但在上述問題上，二者的確可以溝通對話。
    
        儒家在人與(yu) 己關(guan) 係之自立自律、自強不息、個(ge) 體(ti) 人格尊嚴(yan) 與(yu) 道德價(jia) 值觀方麵，在人與(yu) 人關(guan) 係之寬容、尊重與(yu) 和諧人際關(guan) 係、樂(le) 於(yu) 助人方麵，在人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之關(guan) 心弱勢群體(ti) 與(yu) 公益事業(ye) 、有道德勇氣、批評精神與(yu) 盡職盡責於(yu) 公共事務方麵，在人與(yu) 國家關(guan) 係之尊重製度規範、民族文化與(yu) 國家認同、忠誠廉潔方麵，在人與(yu) 世界關(guan) 係之和平主義(yi) 、修文德以來之及文明與(yu) 宗教對話方麵，在人與(yu) 生態環境關(guan) 係之尊重生命、仁民愛物、厚德載物、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方麵等，都有豐(feng) 富的文化精神資源可以發掘、調動、轉化出來，用於(yu) 當世。
    
        儒學是生活的智慧，特重生命與(yu) 性情教育，主張知行合一。儒家之教，重在教人成德，所以稱為(wei) “成德之教”。在儒家看來，道德善惡的標準、道德實踐的根據在內(nei) 心的良知良能，這一本心本性又不是事實經驗層麵的，而是有超越的天道為(wei) 源頭或理據的。但與(yu) 基督教不同，儒家不把道德的基礎放在外在超越的存在上，而是放在內(nei) 在心性上，因而十分重視心性修養(yang) 的工夫。這一成德之教有著十分豐(feng) 富且生動的內(nei) 容與(yu) 實踐性，在今天的家庭、社會(hui) 、學校的教育中，特別是公民教育與(yu) 價(jia) 值教育中，完全可以做創造性地轉化。

      
                   來源：《光明日報》2011-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