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個(ge) “計劃經濟大師”嗎？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辛醜(chou) 臘月十七日壬申

          耶穌2022年1月19日

王安石的經濟變法具有明顯的國家幹預主義(yi) 色彩，比如“青苗法”相當於(yu) 設立官營農(nong) 業(ye) 銀行，通過發放相對低息的貸款打擊民間高利貸；“市易法”相當於(yu) 政府成立交易平台，撮合行商與(yu) 坐商交易，並向商人提供商業(ye) 貸款，通過扶持中小商人來限製大商人操縱市場的能力；“農(nong) 田水利法”的實施則顯示了宋政府對農(nong) 業(ye) 時代的基礎建設與(yu) 公共工程抱有其他王朝難以比擬的興(xing) 趣；熙豐(feng) 年間政府還投入最大的熱情鑄造銅錢。

難怪有一些評論者幹脆將王安石形容為(wei) “一千年前的凱恩斯主義(yi) 者”。當然王安石不會(hui) 知道什麽(me) 叫凱恩斯主義(yi) ，正如司馬光不會(hui) 知道什麽(me) 叫市場自由主義(yi) 。不過今天一些論者之所以反感王安石、支持司馬光，確實是基於(yu) 反對國家幹預主義(yi) 的立場，倒不是因為(wei) 王安石有多麽(me) 壞、王安石變法造成了多麽(me) 嚴(yan) 重的後果。我覺得，這並非曆史研究的態度，而是價(jia) 值偏好的投射。

出於(yu) 這樣的價(jia) 值偏好的投射，甚至有人將王安石的新法與(yu) “計劃經濟”、“權力經濟”、“指令經濟”劃上等號，比如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便把王安石歸入“計劃經濟大師”的行列，稱他“力主國家主義(yi) ，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wei) 代價(jia) ”雲(yun) 雲(yun) 。

王安石變法是要建立所謂的“指令經濟”嗎？這個(ge) 問題有必要辨析一番。讓我們(men) 從(cong) 王安石變法中的“平準物價(jia) ”說起。

價(jia) 格，是最重要是市場機製，是構成市場經濟的關(guan) 鍵要素。而指令經濟的特征，即以權力命令取代市場機製，由政府給商品定價(jia) 。王安石有沒有這麽(me) 做呢？從(cong) 王安石設置市易司的初衷來看，王安石無疑是希望“出納斂散之權歸於(yu) 公上”的，但我們(men) 不可簡單地將“出納斂散之權歸於(yu) 公上”理解成“政府定價(jia) ”。

南宋學者葉適在談到王安石“市易法”時說：“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yu) 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wei) 國利可乎？”葉適此說當然是在批判王安石的“出納斂散之權歸於(yu) 公上”主張，卻也透露了一個(ge) 信息：宋代的商品定價(jia) 權並不是由官府掌握，而是分散於(yu) 企業(ye) 家與(yu) 大商人群體(ti) 中。換句話說，價(jia) 格由市場決(jue) 定。

而在此之前，比如唐代，物價(jia) 是由官府設定的：唐政府設立市令掌管商品交易，每旬，市令要對各類商品的價(jia) 格作出評估，根據商品質量的優(you) 劣定出上、中、下三等時價(jia) ，這個(ge) 定價(jia) 機製叫做“三賈均市”。再如王莽的新朝，官府置司市，其職責就是每季度評定一次物價(jia) ，這叫做“市平”。要說指令經濟，“市平”與(yu) “三賈均市”才是指令經濟啊。但王安石變法並沒有恢複王莽的“市平”與(yu) 唐朝的“三賈均市”，宋政府平準物價(jia) 的做法也隻是借用市場機製，而非使用行政命令：在物價(jia) 過低時，市易司以略高於(yu) 市場價(jia) 購買(mai) 貨物；在物價(jia) 過高時，又以略低於(yu) 市場價(jia) 出售貨物。王安石的“出納斂散之權歸於(yu) 公上”，僅(jin) 限於(yu) 此而已。隻是在葉適看來，王安石這麽(me) 做已經是“遽奪”了富人大賈的定價(jia) 權。

元豐(feng) 七年，市易司又進一步利用了市場價(jia) 格的機製：每旬，州郡政府邀請商人代表評估未來十日的商品參考價(jia) ，然後將物價(jia) 資料報提舉(ju) 司；提舉(ju) 司再將各州物價(jia) 信息匯總，下發給轄下州；各州市易務馬上發榜布告物價(jia) 表，招徠商販。這樣，商人便可預知未來十天各個(ge) 地方的商品參考價(jia) ，便會(hui) 積極向市易務賒買(mai) 貨物，然後販運到有利可圖的地方；市易務也可以通過賒賣貨物獲得年利率20%的利息。元豐(feng) 年間王安石已經辭職，但宋政府的這一做法顯然是對王安石“市易法”的發展。

對官營作坊的勞動力價(jia) 格，王安石也反對政府動用強製手段來維持低於(yu) 市價(jia) 的工資水平。熙寧八年，京城斬馬刀局有工匠因工價(jia) 過低，“不勝忿而作難”，朝廷為(wei) 防止有人再鬧事，派了禁軍(jun) 前往監視工匠幹活。王安石認為(wei) ：沒有必要如此如臨(lin) 大敵，按照市價(jia) 給工匠發工資就行了。宋神宗說：“若依市價(jia) ，即費錢多，那得許錢給與(yu) ？”王安石說：“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yu) 此靳惜！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何不下信州置造也。”王安石的意見是，對官作坊工匠的雇值不應該“靳惜”，即使要節約人力成本，正確的做法也是將官作坊遷到勞動力市場價(jia) 更低的地方，而不是強製壓低工價(jia) 。

假設王安石想建立的是指令經濟製度，那他需要遵循市場價(jia) 格的機製嗎？

當然，我們(men) 決(jue) 不是說王安石的經濟變法沒有弊病。事實上，市易司作為(wei) 官營商業(ye) 公司，在參與(yu) 市場交易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如熙寧年間，“市易司權糴糯米，以貸酒戶收息”，市易司的收購價(jia) 比較低，“商人以官糴賤，不至”，導致“京師糯米少，價(jia) 益高”。但商人可以拒絕販運糯米至京師，即說明宋政府並沒有建立一套“統購統銷”的計劃體(ti) 製。元豐(feng) 年間轉運副使吳居厚在京東(dong) 路“括民買(mai) 鑊”，頗有點搞指令經濟的味道，但這是非法的，即使是變法派陣營中的章惇、曾布都對此持批判態度。

再來說王安石變法中的“摧抑兼並”。這裏的“兼並”，指資本雄厚、有能力操縱價(jia) 格的大商人，以及田連阡陌的大地主。王安石變法中的“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宗旨之一都是“抑兼並”。

對王安石的“抑兼並”，蘇轍是非常不滿的，提出強烈批評：“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誌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誌也，為(wei) 《兼並》之詩，……及其得誌，專(zhuan) 以此為(wei) 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富民之利焉可奪？今天的自由主義(yi) 學者也習(xi) 慣於(yu) 認為(wei) ，王安石變法中的“抑兼並”乃是傳(chuan) 統中國缺乏產(chan) 權保護、官府可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的體(ti) 現。但如果我們(men) 讀過宋神宗與(yu) 王安石的一段對話，就會(hui) 知道這個(ge) 看法無非是今人的想當然而已——

宋神宗：“但設法以利害毆（驅）民，使知所趨避，則可。若奪人已有之田為(wei) 製限，則不可。”

王安石：“如何可遽奪其田以賦貧民？此其勢固不可行，縱可行，亦未為(wei) 利。”

神宗與(yu) 王安石主張的“抑兼並”，其實並非如蘇轍所言“欲破富民以惠貧民”，更不是今人想象的“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而是通過“設法以利害驅民”的方式調節貧富，比如對兼並之家課以重稅（這是“均稅法”的內(nei) 容），要求官戶出助役錢（這是“募役法”的內(nei) 容），削弱豪商操縱市場的能力（這是“市易法”的內(nei) 容），減少農(nong) 民對民間高利貸的需求（這是“青苗法”的內(nei) 容）。如果王安石推行的是指令經濟，用得著如此大費周折嗎？

綜上所述，若說王安石變法具有稍濃厚的國家幹預主義(yi) 色彩，我覺得是準確的；但若說王安石的新法等同於(yu) 計劃經濟、權力經濟、指令經濟，顯然是不成立的。至於(yu) 幹預主義(yi) 的利弊，當然可以討論。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