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學”的符號化與(yu) 去符號化

作者：陳佩輝（浙江大學哲學係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十九日甲辰

          耶穌2021年12月22日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zheng) 議似乎從(cong) 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wei) 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chan) ，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後中國曆史的進程？為(wei) 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曆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zhuan) 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cong) 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麵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麵貌，以饗讀者。

惑亂(luan) 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wei) 之誌，而反為(wei) 一世禍敗之原者……出此真跡以暴其惡於(yu) 天下，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以正其迷國誤朝之罪。

——朱熹

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wan) 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yu) 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於(yu)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梁啟超

以上分別是偉(wei) 大的哲學家朱熹和梁啟超對他人的評論。觀朱熹之評，可以想見此人必是惡滿天下、禍國殃民的小人；觀梁啟超之評，可以想見此人必是德行無雙、功蓋天下的君子。令人驚訝的是，朱熹和梁啟超有天壤之別的評論竟是針對同一個(ge) 人——王安石。這不禁讓人好奇，王安石及其學術究竟怎麽(me) 樣，又為(wei) 何會(hui) 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jia) ？本文嚐試回答王安石學術的真麵目以及何以產(chan) 生截然相反的評價(jia) 。

王安石是北宋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創立了體(ti) 大思精的“荊公新學”思想體(ti) 係。雖然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學上有所貢獻，但其最卓越的貢獻還是在於(yu) 開創了新穎的政治模式，並嚐試將其落實到熙寧變法也即王安石變法的實踐中去，以實現其追複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由於(yu) 諸多因素，包括且不限於(yu) 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黨(dang) 爭(zheng) 、用人不當、急功近利、時代錯位等等，王安石變法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北宋的危機，但並未實現理想之治。而在舊黨(dang) 眼中，王安石不僅(jin) 沒有解決(jue) 問題，反而破壞了祖宗法度，帶來了更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有人甚至預言王安石必“誤天下蒼生”“亂(luan) 天下”。不幸的是，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後六十年左右被金所滅。而在這六十年中，除元祐更化外，章惇、蔡京等人假借王安石之名紹述熙豐(feng) 新政，繼續將王安石之學擺在官學之位，並將王安石送進孔廟，王安石享受到了與(yu) 顏淵、孟子齊尊的地位。是以王安石之學在整個(ge) 北宋後六十年（除元祐時期外）基本上是各級學校學習(xi) 和應試的主要內(nei) 容，可以說是當時的“政治正確”。而新政反對者的洛學等則被排斥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確”之外，受到壓製。

靖康之禍給了舊黨(dang) 批評甚至攻擊王安石的絕佳機會(hui) ，朝廷上下都將王安石作為(wei) 最適合的替罪羊。在大量筆記小說和話本中，王安石被徹底抹黑，遭受到各種各樣的惡意攻擊。官方正史也將王安石描繪為(wei) 靖康之禍的罪魁禍首。但各類史家並未對王安石之學展開深入批評，王安石之學依然被朝廷認可。理學家早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就對王安石之學展開批評，靖康之禍給了他們(men) 更好的時機去否定王安石之學，並借以擴大對政治社會(hui) 的影響力。

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批評

王安石之學的重點在外王，在內(nei) 聖上措意不多。在外王上，王安石以國家為(wei) 本位，力求從(cong) 政事出發齊整萬(wan) 家，“以義(yi) 理財”，進而“榷製兼並、均濟貧乏”。為(wei) 此，王安石強調法度建設的重要性，無論青苗法、市易法還是均輸法，都在積極擴展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至於(yu) 內(nei) 聖，王安石沒有係統的功夫論，在性格和生活習(xi) 慣上也有其個(ge) 性，是以招致不少批評。而在理學家看來，為(wei) 政應遵循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的路徑，王安石從(cong) 天下國家出發齊整萬(wan) 家的路徑顛倒了為(wei) 政本末，所謂的以義(yi) 理財也突破了傳(chuan) 統王霸義(yi) 利的限度。與(yu) 王安石同朝共事的程顥在答複宋神宗時就徑直否定王安石之學，而其根據即在於(yu) 王安石“身猶不能自治”。二程還從(cong) 義(yi) 利之辨的角度批評王安石之學以利心說人主，化革了天下人心，其害甚於(yu) 新法。

麵對類似的批評，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shu) 》中反駁說“為(wei) 天下理財，不為(wei) 征利”。雖然王安石沒有係統的功夫論，但王安石之德尚佳，這也是為(wei) 何劉安世（司馬光弟子）認為(wei) 反對派攻擊王安石為(wei) 李林甫、王莽等奸臣的合體(ti) 而不被神宗認可的原因。南宋陸九淵也強調王安石“聲色利達之習(xi) ，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yu) 其心，潔白之操，寒於(yu) 冰霜”。雖然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在神宗那裏收效甚微，但在地方精英那裏卻得到了強烈認同，畢竟新法給地方官吏諸多腐敗的機會(hui) ，給基層帶來了一定的混亂(luan) ，這應是為(wei) 何醜(chou) 化王安石的筆記小說和話本流行的原因。

二程和楊時都曾從(cong) 道德上反駁王安石之學的合理性，但即使在元祐和南宋初期否定王安石變法之時，王安石之學並未被當朝所否定，隻是失去了官學地位。既然通過批評王安石之德難以駁斥王安石之學，那就要尋求更為(wei) 深入的本原。朱熹說：

然其為(wei) 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誌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yi) 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wei) 高，足已自聖，不複知以格物致知克已複禮為(wei) 事……是以其於(yu) 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yu) 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yu) 後。此其所以為(wei) 受病之原。……若夫道徳性命之與(yu) 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yu) 刑名度數，而道徳性命則為(wei) 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yu) 此既有不足，則於(yu) 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讀兩(liang) 陳諫議遺墨》）

朱熹將學術之是非與(yu) 更為(wei) 根本的作者之器質相關(guan) 聯。這樣做比簡單的人身攻擊更有說服力，畢竟王安石在器質上確有不足之處，經常被攻擊。朱熹認為(wei) 王安石器量不足，又以聖自居，不知克己複禮，是以不僅(jin) 學術淺近，而且行事剛愎任意，汲汲於(yu) 財利，必然敗天下風俗，壞天下大事。

朱熹還認為(wei) 朝廷之所以不廢王學，在於(yu) 廷臣將道德性命與(yu) 刑名度數分裂開來，肯定王安石在法度上有創見。而事實上，道德性命與(yu) 刑名度數乃密不可分的本末關(guan) 係，有其本必有其末，無其末必無其本。王安石既不知其本，則其於(yu) 末亦無所得，執拗變法，隻會(hui) 帶來更嚴(yan) 重的問題。

但朱熹又偶爾讚美王安石之德，前後有不一致之處。魏了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於(yu) 平治天下，初無二本……今曰“不通政事卻深於(yu) 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是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養(yang) 成亂(luan) 本。（《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顯然，魏了翁認為(wei) 平治天下與(yu) 修身齊家是一體(ti) 的，無有不能修身齊家反能治國平天下者，同樣，能治國平天下則必能修身。而王安石若不通政事則其學術必不通，同樣，不通政事其節行必在中人以下。

經過幾代理學家的努力，王安石最終被塑造為(wei) 德行不美、器量偏狹的形象；其學則不達道德性命之理，不知刑名度數；其政則顛倒本末，汲汲於(yu) 利，釀成靖康之禍。這樣，理學家完成了對王安石政治理論的否定。從(cong) 理學自身立場出發，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有其道理。但跳出理學立場看，其在理財方麵的反駁往往並未擊中王安石之學的痛點，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不僅(jin) 不會(hui) 被王安石所接受，還不被後來的梁啟超等人所接受。

當然，理學家對王安石之學的否定顯然不同於(yu) 筆記小說和話本那般惡意攻擊，比如朱熹就明確反對“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的做法。他們(men) 在否定王安石之學的同時還指出王安石在經學解釋上的某些優(you) 勝之處。比如程頤肯定王安石對《易經》的部分詮釋，朱熹對於(yu) 《三經新義(yi) 》等經學解釋的部分認同。但王安石之學在整體(ti) 上被否定，被肯定的文本也被“雜學”化，處於(yu) 被收編的附庸地位。由此，理學家們(men) 否定了王安石之學的精神“頭腦”，王安石之學隻剩下碎片化的文本被拚湊於(yu) 浩瀚的經學注釋中，以“某氏曰”的形式成為(wei) 他人思想的嫁衣，不再表達作為(wei) 體(ti) 係的王安石思想。理學群體(ti) 成功塑造出一種思想符號，附屬於(yu) 對王安石的負麵評價(jia) 之下，共同維護著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模式和思維定式，用於(yu) 防止“霸道”、“行利之臣”的崛起。那麽(me) 王安石之學又是如何獲得如潮之好評呢？

形象的逆轉：王安石之學的“現代化”

要擺脫符號的影響，最有效的方式可能並非回到事情本身，在曆史語境下重新發掘王安石之學的真相，而是用另一種符號化來消解固有的刻板印象。雖然蔡上翔等同鄉(xiang) 為(wei) 複原王安石的真相而在考據史料上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用事實駁斥了諸多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和學術偏見，但在當時並未產(chan) 生摧枯拉朽的影響。畢竟，民間接受的王安石形象已經深入文化之骨髓，植根於(yu) 社會(hui) 政治的運行邏輯之中。換言之，王安石政治思想在諸層麵不僅(jin) 不被理學所接受，也與(yu) 宋以後的社會(hui) 模式不相適應。是以王安石之學的新生必待新的政治環境甚至整個(ge) 社會(hui) 環境的變化才可能出現。

同時，王安石之學要從(cong) 理學的話語中被釋放出來，必然伴隨著理學的被質疑和去中心化。而這個(ge) 時機，先是在明亡之後的反思中曇花一現，然後在晚清改革中井噴。在清代，王安石之學先是被反對理學的顏元等實學派引為(wei) 同道，後被維新派的梁啟超“封神”，徹底扭轉了理學所給予的形象，奠定了王安石之學體(ti) 大思精、積極進取的新形象。我們(men) 簡單第看一下顏梁二人對王安石形象的再塑造。

曆史總是重複著過往，在一些反理學的人士那裏，理學遭到了與(yu) 玄學、王學相似的待遇。顏元將理學歸為(wei) 腐壞社會(hui) 的“偽(wei) 學”，並批評朱熹“千餘(yu) 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顏元集·朱子語類評》）又批評宋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恩”。（《顏元集·學辨一》）相應地，顏元將重視理財的王安石誇獎為(wei)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皆屬良法”。（《顏元集·宋史評》）顏元還否定了《宋史》的可信性，並認為(wei) 反對派將王安石小人化的做法使得天下“以苟安頹靡為(wei) 君子，而建功立業(ye) 欲搘柱乾坤者為(wei) 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這就扭轉了王安石的負麵形象，荊公從(cong) 小人變為(wei) 君子。但顏元對王安石之學的肯定，受限於(yu) 社會(hui) 文化環境未有根本性變化，並未得到士人群體(ti) 的廣泛認同。

至於(yu) 晚清，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理學已無法有效應對緊迫的現實，仁人誌士開始嚐試多元化學術思想，在亡國危機和西方思想刺激下尋求傳(chuan) 統中的革新思想以應對時局。理學的地位也開始邊緣化，並被質疑和抑製。主張維新和改革的梁啟超、陳煥章等人，尋找到了同道王安石。他們(men) 敏銳地看到王安石“榷製兼並、均濟貧乏”政治模式對於(yu) 應對時局的重要性。王安石政治模式中的均平思想，以及推崇國家在政治經濟中的凝聚力和支配力，恰恰與(yu) 當時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相似。在祖國思想資源中發現頗具先進性的思想，自然令人興(xing) 奮，但王安石及其學的遭遇讓同情者難以抑製心中的憤慨。而在憤慨之中，同情者難免美化王安石，梁啟超言：

以餘(yu) 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wan) 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yu) 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chuan) 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yu) 政治之原理，至今東(dong) 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於(yu)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嚐不廢書(shu) 而慟也。……從(cong) 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蔑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yu) 賢士大夫也。（《王安石傳(chuan) ·敘論》）

梁啟超首先從(cong) 道德上肯定王安石人格的偉(wei) 岸，稱頌其德行氣節。梁氏觀察到王安石變法及其理論與(yu) 政治原理和先進國的政治實踐相合。這就將王安石政治思想以“現代化”的麵貌合法化。由此，梁啟超及其後繼者借助“現代化”的旗幟去除了蒙在王安石思想之上的理學話語。同時，梁啟超也批評了宋儒混淆人格與(yu) 政見，為(wei) 政見之爭(zheng) 而“架虛辭以蔑人私德”的做法。雖然梁啟超也指出王安石經濟思想如市易法的一些問題，但其批評也是為(wei) 其政策主張服務的。

顯然，梁啟超對王安石及其學術的研究並非無立場的學術研究，所勾勒的王安石及其學術雖然能反映王安石之學的麵貌和精神，但其研究主要為(wei) 其政治目的服務，用於(yu) 對抗傳(chuan) 統保守勢力以及合法化其維新主張。雖然梁啟超顛倒了王安石在君子小人框架中的位置，但並未完全衝(chong) 破君子小人框架下的學術評判。王安石依舊是符號化的王安石，隻是這次成了積極進取的象征，呈現了曆史真相的另一麵。但梁啟超的研究借助其飽含感情、直指人心的文字得到廣泛地傳(chuan) 播，助推了整個(ge) 20世紀王安石研究的繁榮。而理學，則成了烘托王安石之學的背景，被加以各種否定性符號，喪(sang) 失了其在學術界的主流地位。

結語：走出符號化研究

王安石之學經過理學家的符號化和梁啟超等人的符號化，成了爭(zheng) 議最大的學說，但恰恰是這兩(liang) 種不同的符號化解釋和型塑，給我們(men) 打開了王安石之學意義(yi) 世界的大門。理學家盡可能地放大了王安石之學的理論失誤及其可能帶來的問題，而梁啟超等人又盡可能地現代化了王安石之學所描繪的政治圖景。真實的王安石之學的學術價(jia) 值當在這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的評價(jia) 之間，並偏向梁啟超等人的評判。

有必要指出，目前有關(guan) 王安石之學的史料，除了文集之外，大都散佚，不少佚文都保存在多少對王安石有偏見的著作之中。而史書(shu) 中有關(guan) 王安石變法的記載最終定型於(yu) 舊黨(dang) 之手，對王安石變法的書(shu) 寫(xie) 多少帶著有色眼鏡。而梁啟超以後的王安石研究不少又出自對王安石飽含感情的研究者。因此，要想了解王安石之學，必須剝離這兩(liang) 類符號化評論的影響，弱化立場，考辯史料，以還原真相和進行更為(wei) 合理的闡釋。可喜的是，近年來的不少研究尤其是幾部博士論文已經呈現出這一趨勢，深化了學界對於(yu) 王安石之學的認知。

（本文寫(xie) 作受益於(yu) 諸多學界前輩的研究，在此一並感謝）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