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經入史：崔適的今文家言與(yu) “古史辨運動”

作者：李長銀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與(yu) 發展，與(yu) 崔適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運動興(xing) 起之際，顧頡剛之所以敢於(yu) 大膽地根據《說文》假設“禹是動物”，從(cong) 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古史大論戰，無疑是受到了崔適“禹之本義(yi) 為(wei) 蟲名”之說的直接啟發。此後，運動逐漸轉向孔子與(yu) 經學研究，顧頡剛、趙貞信、錢玄同、張西堂等則在崔適若幹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探索了孔子的真相、《穀梁》的真相以及《書(shu) 序》的著作年代等問題。最後，運動回歸古史考辨，顧頡剛等之所以能夠先後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與(yu) 《三皇考》，無疑又是受到了崔適“五德之說為(wei) 劉歆所造”與(yu) “三皇隻存在古文家的學說”等相關(guan) 觀點的啟發。因此可以說，崔適的今文家言是“古史辨運動”得以興(xing) 起與(yu) 發展的重要本土資源之一。

關(guan) 鍵詞：崔適；今文經學；古史辨運動；中國近代學術史；

作者簡介：李長銀，男，1986年生，遼寧綏中人，山東(dong) 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近代學術史。

崔適是晚清今文經學的殿軍(jun) 【1】。其著作主要有《史記探源》《春秋複始》《論語足征記》《五經釋要》等。其中，《史記探源》《春秋複始》《論語足征記》都“引申”康有為(wei) 的《新學偽(wei) 經考》，而“益加精密”【2】；《五經釋要》則主要反對康有為(wei) 的“孔子作六經之說”，而主張“孔子述作五經”【3】。要而言之，繼康有為(wei) 之後，崔適進一步推動了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

崔適還是“古史辨運動”的開路先鋒之一。當事人錢玄同即強調，自己主張的“劉歆偽(wei) 造古文說”是受到了崔適的引導與(yu) 啟發【4】。顧頡剛則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有本於(yu) 崔適的《史記探源》【5】。此後，當代研究者則按圖索驥，或考察崔適對錢玄同經學思想的影響【6】，抑或對顧頡剛與(yu) 崔適之間的學術關(guan) 聯進行分析【7】。但事實上，崔適與(yu) “古史辨”派之間的學術關(guan) 聯並不限於(yu) 此，其提出的若幹今文家言可以說基本貫穿了“古史辨運動”的學術曆程。因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一次更為(wei) 深入係統的探討，進而挖掘“古史辨運動”的學術淵源，揭示晚清今文經學對近代學術的影響。

一、崔適的《史記探源》與(yu) “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

“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與(yu) “禹的來源”問題密切相關(guan) 。這一問題發端於(yu) 顧頡剛的《與(yu)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shu) 》。顧頡剛在此文中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才有堯舜。至於(yu) 禹從(cong) 何而來，顧頡剛認為(wei) “是從(cong) 九鼎上來的”。“禹，《說文》雲(yun) ，‘蟲也，從(cong) 禸，象形’。禸，《說文》雲(yun) ，‘獸(shou) 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因此，“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8】此文發表之後，一場激烈的古史大論戰即在當時的人文學界拉開了帷幕。

其中，“禹的來源”則是這場古史大論戰的焦點之一。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shu) 》中表示，自己從(cong) 前即認為(wei) 堯、舜一定是“無是公”或“烏(wu) 有先生”。因為(wei) “堯，高也；舜，借為(wei) ‘俊’”，故二人“隻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不過，對於(yu) 顧頡剛根據《說文》假定禹“大約是蜥蜴之類”的看法，錢玄同認為(wei) 不能成立【9】。此外，胡適在寫(xie) 給顧頡剛的信中則認為(wei) ，“九鼎”是一種神話【10】。與(yu) 此同時，反對陣營中的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人，更是針對此說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與(yu) 嘲諷【11】。麵對眾(zhong) 人的質疑，顧頡剛一方麵接受了錢玄同、胡適的觀點，主動放棄了禹“出於(yu) 九鼎”之說【12】，但另一方麵卻依舊堅持認為(wei) “禹為(wei) 動物”【13】。

這裏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無論顧頡剛此說正確與(yu) 否，此說在當時都直接引發了古史大論戰，進而推動了“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誠如楊寬總結的，顧頡剛的《與(yu)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shu) 》發表之後，“極大地震動當時的學術界”，“不少人看到這樣的議論不禁嘩然，特別是‘大禹是蟲’成為(wei) 話柄，在社會(hui) 上轟傳(chuan) 開來，一時毀譽交加”【14】。時至當下，還有學者認為(wei) “禹是一條蟲”是一個(ge) 深具遠見卓識的“假說”【15】。

我們(men) 的問題是，顧頡剛是如何想到因《說文》而假定“禹為(wei) 動物”的呢？錢玄同又為(wei) 何根據《說文》來解釋堯、舜的本義(yi) 的呢？有學者認為(wei) ，二人的觀點直接源出於(yu)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1909年，白鳥庫吉在《中國古傳(chuan) 說之研究》中提出：“堯主司天事，司人事者為(wei) 舜”，“禹之事業(ye) 與(yu) 土地有關(guan) ”，此是“天地人三才之思想”的具體(ti) 體(ti) 現。而“文學上之研究”更可提供確立這一論斷的資料。據《說文》的記載，堯之字義(yi) 乃“高也”；“舜乃木槿植物”，“此與(yu) 帝舜之名義(yi) 無關(guan) ”；禹乃“蟲也”，“此不適合夏王之名”【16】。此文發表之後，在日本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而此時錢玄同正在日本留學，其“應該”對日本學術界的情況有所了解。此後，顧頡剛“完全有可能”在北大圖書(shu) 館工作時接觸過白鳥庫吉的觀點。因此，錢玄同與(yu) 顧頡剛以《說文》來探討堯、舜、禹本義(yi) 的做法，都是受到了白鳥庫吉的直接影響【17】。但問題在於(yu) ，這位學者提供的外證還停留在“應該”“完全有可能”的推測層麵，故完全不能證實二者之間的學源關(guan) 係。

其實，顧頡剛之所以能夠想到根據《說文》假定“禹為(wei) 動物”，是受到了崔適的啟發【18】。崔適在《史記探源》中指出：“禹之本義(yi) 為(wei) 蟲名，猶鯀之本義(yi) 為(wei) 魚名，夔、龍、朱虎、熊羆之本義(yi) 為(wei) 毛蟲、甲蟲之名也。受禪成功，乃禹之勳業(ye) ，豈‘禹’之字義(yi) 乎？”【19】今按崔適於(yu) 1914年任教於(yu) 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此後曾將此書(shu) 作為(wei) 課程講義(yi) 。而顧頡剛於(yu)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門，上過崔適講授的“春秋公羊學”，並經常與(yu) 同學“每於(yu) 晚餐後”去拜訪崔適【20】。更為(wei) 關(guan) 鍵的是，顧頡剛藏有三種版本的《史記探源》，其中即有作為(wei) 北京大學哲學門講義(yi) 的“民國七年油印本”【21】。由此可見，顧頡剛是受到了崔適的啟發，才根據《說文》假定“禹為(wei) 動物”。

與(yu) 顧頡剛相比較，錢玄同接觸崔適及其撰寫(xie) 的《史記探源》的時間要更早一些。1911年，錢玄同問業(ye) 於(yu) 崔適，執弟子禮【22】，並得讀《史記探源》【23】。此後，錢玄同還數次對該書(shu) 進行了研讀。1912年10月12日，《錢玄同日記》載：“《史記》擬取崔先生《探原》照改照刪，還其今文真相而讀之”【22】。至1921年，《錢玄同日記》仍然有“晚看《史記探源》”【22】的專(zhuan) 門記載。由此可見，錢玄同對《史記探源》的內(nei) 容是熟稔的。此外，錢玄同是當時學界知名的文字學家。因此，當其看到顧頡剛根據《說文》假定“禹為(wei) 動物”之後，便舉(ju) 一反三地對堯、舜進行了文字學的解釋。

由上所述可知，無論是顧頡剛根據《說文》來解釋禹的本義(yi) ，還是錢玄同對堯、舜的解釋，都不是直接導源於(yu) 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而是受到了崔適的直接或間接啟發。換言之，正是在崔適的“禹之本義(yi) 為(wei) 蟲名”之說的直接啟發下，顧頡剛才在《與(yu)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shu) 》中根據《說文》假定“禹是動物”，從(cong) 而引發了你來我往的古史大論戰。

二、崔適的《論語足征記》與(yu) “古史辨運動”的“黜聖”

1930年《古史辨》第二冊(ce) 出版發行，標誌著“古史辨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該冊(ce) 書(shu) 主要分為(wei) 三編，其中中編為(wei) “孔子與(yu) 儒家問題”。如果進一步歸納，這一問題的主題可以歸納為(wei) “黜聖”。而這一主題研究的開展，無疑將“古史辨運動”由古史考辨導向了孔子與(yu) 經學研究。

所謂“黜聖”，並非是罷黜孔子，而是要恢複孔子的真相。其中，較早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的是顧頡剛。1926年10月，時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顧頡剛發表了一篇題為(wei)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的文章，文中指出孔子不止有兩(liang) 個(ge) ，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不過，真實的孔子並非是不確定的，而是隻有一個(ge) ，即是他自己願意做的——“君子”【24】。此文發表之後，在學術界引發了不小的影響【25】。此後，顧頡剛轉教於(yu) 中山大學，並開設了“孔子研究”一門課程，以期進一步恢複孔子的真相。這份講義(yi) 主要分為(wei) 四種，其中甲種為(wei) “孔子事實及記載孔子事實之文籍考訂”，旨在“把舊的孔子史實審查一番，抽出可靠的史料，作成一篇孔子新傳(chuan) ”。其中，“《論語》《家語》《孔子世家》是專(zhuan) 記孔子事跡的，材料之來源與(yu) 篇章之真偽(wei) ，尤當細考”【26】。

今按講義(yi) 現存甲種資料及“按語”，顧頡剛即有本於(yu) 崔適的研究成果對《孔子世家》與(yu) 《論語》的“材料之來源與(yu) 篇章之真偽(wei) ”進行了簡要考證。按照先後順序，顧頡剛首先在甲種之三中摘錄了崔適《史記探源》中“訂正之孔子世家文句及事實”，並撰寫(xie) 了“按語”。在這則“按語”中，顧頡剛首先辯證地指出，崔適為(wei) 清末今文學家，“其所信守者為(wei) 西漢今文家言，其所以研究《史記》者為(wei) 欲使今文學家得一西漢巨製以為(wei) 奧援，其著書(shu) 宗旨，在乎判別《史記》中記載之性質，存其今文義(yi) 者而去其古文義(yi) 者，初不注目於(yu) 史事本身之然否”。然而，“其能分析今文、古文家派，使司馬遷時代與(yu) 司馬遷以後之時代所承認之事實，及此兩(liang) 時代中人對於(yu) 此等事實所公有之觀念釐然分途，實為(wei) 研究《史記》之主要工作，必有如是之工作乃能探求《史記》記載之核心，而不徒為(wei) 外表之辨證”。之後，顧頡剛則以《孔子世家》為(wei) 例進行了具體(ti) 說明。比如，“野合而生”一事，“《洙泗考信錄》所不敢言，《史記誌疑》雖言之而斥為(wei) 不雅馴，則但打破其史實之地位，猶不知此說之從(cong) 何處來”。而《史記探源》“以西漢最流行之感天而生之說釋之，以劉媼息大澤之陂夢與(yu) 神遇之事為(wei) 佐證，而後其事之來曆方明，是蓋當時人所稱帝王與(yu) 聖人之誕生之一種慣例”。又如，“據魯，觀周，故殷”一語為(wei) 今文家重要意義(yi) ，“自來解《史記》者未有善詁，甚至不能斷句讀”，但經《史記探源》一訓釋，“其義(yi) 遂豁然明白”。最後，顧頡剛引申其義(yi) 說：“研究古籍之程序當分先後”，第一步“就著作時代之背景以觀其所言，知其所言者在當時曆史上占有之位置”；第二步是“以其所言者合之於(yu) 他書(shu) 所言而觀之，由種種差異之中考定其事實之然否”。若以此來研究孔子，當足以攻破紛亂(luan) 傳(chuan) 說【27】。由此而言，顧頡剛的孔子事實考訂，不僅(jin) 接受了崔適的若幹結論，還從(cong) 中汲取了研究方法。

此外，顧頡剛還在講義(yi) 甲種之十四摘錄了崔適的《論語足征記》，並撰寫(xie) 了“按語”。在這則“按語”中，顧頡剛指出：“今之《論語》既雜糅魯、齊、古三家之文，而三家之本文字牴牾者彌多”，令人無所適從(cong) 。而“舊本既不可見，弗複能條分縷析，則惟有就其可知者悉指出之，以見當時家派之遺跡，俾援用之時不至因混同而致誤”。此前，“《論語》魯、古兩(liang) 本異讀，略見於(yu) 《經典釋文》所引鄭玄說”。但問題是，“古今讀者但知有如此異文而已”，崔適在《論語足征記》中則“歸納其通例，知《魯》多用假借字，《古》多用本字，斷為(wei) 《古》出於(yu) 《魯》後之明證”。此法不僅(jin) 適用於(yu) 《論語》，還適用於(yu) 他種古籍【27】。要而言之，顧頡剛接受了崔適“《古》出於(yu) 《魯》後”的具體(ti) 觀點，並對此法表示了高度認同。

除顧頡剛外，致力於(yu) 孔子與(yu) 《論語》研究的“古史辨”學人還有趙貞信。1935年，趙貞信編輯的《論語辨》作為(wei) “辨偽(wei) 叢(cong) 刊”之一在樸社出版。其在該書(shu) 《序》中指出：“今日要研究儒家宗主的孔子”，勢不得不依靠《論語》；“既要依靠它就須問一問它的真實性究竟如何，所以我們(men) 應該首先考察它的來源”。而“這本書(shu) 的編輯，即是想盡些這方麵的任務”【28】。值得關(guan) 注的是，此書(shu) 下編節錄了崔適的《論語足征記》的《序》及若幹部分。當然，在趙貞信看來，崔適的《論語》辨偽(wei) 還存在今文家的“門戶之見”，但無疑為(wei) 其開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參考【28】。

由上所述可知，“孔子與(yu) 儒家問題”是“古史辨運動”進一步發展的主要議題之一。其中，顧頡剛、趙貞信等都或多或少地承襲了崔適關(guan) 於(yu) 孔子與(yu) 《論語》的研究成果，進而在一定程度澄清了孔子與(yu) 《論語》的本來麵目。

三、崔適的經書(shu) 辨偽(wei) 與(yu) “古史辨運動”的“惑經”

《古史辨》第三冊(ce) 之後，“古史辨運動”進一步由古史考辨轉向孔子與(yu) 經學研究。《古史辨》第三冊(ce) 集中討論了《周易》與(yu) 《詩經》。此後的第五冊(ce) 上編則主要討論了《春秋》經傳(chuan) 與(yu) 《書(shu) 序》。可以說，經過這次討論，“古史辨”學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漢人的經說”。而這一“打破”與(yu) 崔適的今文家言存在一定的學術關(guan) 聯。具體(ti) 關(guan) 聯如下：

其一，在《春秋》經傳(chuan) 討論上，“古史辨”學人在崔適“《穀梁》氏亦古文學”說的基礎上對《穀梁傳(chuan) 》的真偽(wei) 問題進行了考證。一般來講，“《穀梁》之為(wei) 今文學，千古無異辭”。然而，“其事實之根據僅(jin) 有《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一則耳，其他西漢人之書(shu) 中及其言語中固未道也。《漢書(shu) 》創於(yu) 劉歆，成於(yu) 東(dong) 漢之世，彼所記者是否真事實，抑係學派上所必需增加之故事，實有考慮之餘(yu) 地。”至清末，“其時對於(yu) 古代學派之情狀日益明白”，崔適“更加探討，始發見《穀梁》亦為(wei) 古文學”【29】。具體(ti) 而言，崔適在《春秋複始》中提出了這一學說，並進行了論證：第一，根據《漢書(shu) ·梅福傳(chuan) 》與(yu) 《後漢書(shu) ·章帝紀》，西漢末東(dong) 漢初人以《穀梁》與(yu) 《左氏》《古文尚書(shu) 》《毛詩》等三古文並列。第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穀梁》學，謂漢武帝之世董仲舒與(yu) 江公辨，公孫弘“卒用董生”，而“如此大議”，《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及《公孫弘傳(chuan) 》“並不言”；此外，宣帝之世召蕭望之、劉向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而《漢書(shu) ·蕭望之傳(chuan) 》及《劉向傳(chuan) 》“亦不言”。第三，治《穀梁》學之尹更始、劉向等所引“皆《公羊傳(chuan) 》文，而不及《穀梁》一字”。第四，梅福所上書(shu) “是為(wei) 引《穀梁》之始，去河平三年劉歆始校書(shu) 時，十八年矣”。要而言之，崔適認為(wei) 劉歆“造《左氏傳(chuan) 》，以篡《春秋》之統，又造《穀梁傳(chuan) 》為(wei) 左氏驅除”【30】。

崔適“《穀梁》亦古文學”的觀點問世之後，受到了“古史辨”學人的認可。最先接觸並接受此說的是錢玄同。1912年11月26日，《錢玄同日記》載：“崔氏謂《左》《穀》皆偽(wei) 傳(chuan) ，故《春秋傳(chuan) 》之名當歸之公羊氏，《左》《穀》則直當曰《左傳(chuan) 》《穀梁》雲(yun) ”【31】。至1930年代，錢玄同則公開表示，崔適在《春秋複始》中考明“《穀梁》亦是古文”，這是一個(ge) “新發見”【32】，其中“辨《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敘述《穀梁》傳(chuan) 授及廢興(xing) 一段為(wei) 非事實，疏證極精”【33】。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顧頡剛。1926年，顧頡剛在《春秋講義(yi) 》中則表示，崔適的觀點“實近世《春秋》學上一大發見”，其舉(ju) 出的證據皆“甚確”【29】。

較之錢玄同、顧頡剛的接受，張西堂則進一步“引申”了崔適之說。1931年，張西堂出版《穀梁真偽(wei) 考》，認為(wei) 崔適“依據史籍”提出“《穀梁》之為(wei) 古文”，“證驗郅碻”，但“未多考傳(chuan) 文，以大明之”。因此，張西堂進一步對《穀梁》真偽(wei) 進行了考證，認為(wei) ：“其無經之傳(chuan) ，不釋經之傳(chuan) ，不合傳(chuan) 經之體(ti) ；其義(yi) 例乖戾，與(yu) 文詞重累，又失謹嚴(yan) 之義(yi) ；其晚出於(yu) 《公羊》，而不合於(yu) ‘魯語’，及其違反孔子之論，尤屬症結所在；足知其非真傳(chuan) ，本雜取傳(chuan) 記以造者。”【34】此書(shu) 出版之後，得到了錢玄同、顧頡剛的肯定【35】。其中，錢玄同認為(wei) 該書(shu) “援引該博，辨析精詳”，“《穀梁》為(wei) 漢人所作為(wei) 偽(wei) 作”，遂可成為(wei) 定讞【33】。

不過，“古史辨”學人並不讚成崔適的《穀梁傳(chuan) 》為(wei) 劉歆偽(wei) 造之說。錢玄同認為(wei) ，《穀梁傳(chuan) 》或是“武宣以後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顛倒之”，此外“或刪削《公羊》大義(yi) ，或故意與(yu) 《公羊》相反，或明駁《公羊》之說，或陰襲《公羊》之義(yi) 而變其文”。“作偽(wei) 者殆見當時《公羊》勢力大盛，未免眼饞，因取《公羊》而加以點竄塗改，希冀得立博士，與(yu) 焦、京之《易》相類”。而“劉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於(yu) 是就利用它來與(yu) 《公羊》為(wei) 難”【33】。張西堂則表示：“就漢代今文經學之分化以及古文經學之興(xing) 起的關(guan) 係看來”，錢玄同的這種意見是“很對的”。“《穀梁傳(chuan) 》或者在元、成之世已有了，而後來又經過劉歆之徒為(wei) 竄亂(luan) ，故與(yu) 今古文頗有相通之處，而被列為(wei) 古文”【36】。要而言之，“古史辨”學人一方麵接受了崔適的“《穀梁》為(wei) 古文學”的結論，但另一方麵則摒棄了《穀梁》為(wei) 劉歆偽(wei) 作的觀點。

其二，在《書(shu) 序》討論上，“古史辨”學人在崔適“《書(shu) 序》為(wei) 劉歆所作”的基礎上對《書(shu) 序》進行了考辨。“《書(shu) 序》為(wei) 古文經之基礎，而學者見《史記》載之，誤謂今文經所固有，但辭微不同，於(yu) 是彼乃得於(yu) 清代今文學崛起之時苟延其殘喘。”“至崔適，始指為(wei) 劉歆既造而溷入《史記》，而彼乃無所遁形”【37】。具體(ti) 來講，崔適提出《書(shu) 序》為(wei) 劉歆所作，證據有四：第一，祥瑞之說出於(yu) 王莽時所造的《嘉禾書(shu) 序》，目的是“造唐叔得禾異母同穎之說”。但是，“古人第言咎征，借以修德，故《洪範·五行傳(chuan) 》止詳災異，不及祥瑞”。第二，“新受漢禪，取法舜受堯禪”，“凡事比跡重華”；“堯既有《典》”，新室則“比跡”而作《舜典》，以致“不及顧舜之事業(ye) 已詳於(yu) 《堯典》”。第三，《周本紀》與(yu) 《尚書(shu) 大傳(chuan) 》所載箕子之陳說《洪範》時在十三年，《書(shu) 序》所載為(wei) 十一年，與(yu) 之不合，而與(yu) 劉歆作《三統曆》所載相合。第四，《列子·楊朱篇》與(yu) 《燕世家》所載周公攝政，召公不悅，是其不悅周公踐君位；而《書(shu) 序》則謂召公不悅，是其不悅周公列臣位，義(yi) 相反對。因此，“《書(shu) 序》之文固非太史公所及知，亦非《史記》所應載”【38】。

崔適“《書(shu) 序》為(wei) 劉歆偽(wei) 造”的觀點問世之後，曾一度得到了“古史辨”學人的基本認可與(yu) 推許。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證〉書(shu) 後》中說：康有為(wei) 雖然已知“《書(shu) 序》之為(wei) 劉歆偽(wei) 作”，但“還以為(wei) 是劉歆抄襲《史記》”。當然，其“雖然已經覺到《史記》中有劉歆增竄之文”，但並沒有仔細研究過這個(ge) 問題，“故還誤認《史記》中的《書(shu) 序》是太史公的原文”。至崔適作《史記探源》，“始知《史記》中的《書(shu) 序》也是劉歆所增竄”【39】。持類似看法的還有顧頡剛、趙貞信。1927年，顧頡剛在《尚書(shu) 學講義(yi) 》中指出：“《書(shu) 序》為(wei) 古文經之基礎，而學者見《史記》載之，誤謂今文經所固有”【37】，至“康有為(wei) 推考新學偽(wei) 經，始直揭《書(shu) 序》為(wei) 劉歆偽(wei) 造，然猶以為(wei) 攘竊《三代本紀》之文為(wei) 之，則其書(shu) 雖偽(wei) ，而其所道之事猶若不偽(wei) ”。至“崔適作《史記探原》，昌言先有《書(shu) 序》而後摻入《史記》，其文其事，舉(ju) 不足微信，案乃大定”【37】。此外，1931年，趙貞信同樣認為(wei) ，《書(shu) 序》的問題，“康、崔兩(liang) 家的說法差不多已可算作定論”【40】。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古史辨”學人逐漸改變了上述看法。1930年，顧頡剛在《讀書(shu) 筆記》中指出：“《書(shu) 序》的中心思想與(yu) 西漢人之說相遠，與(yu) 後出《偽(wei) 古文尚書(shu) 》說相近，既是馬、鄭著錄，則必馬、鄭之前所作，大約已到東(dong) 漢後期了。或西漢已有《書(shu) 序》，至東(dong) 漢懲王莽之惑，乃重作一過，馬、鄭所傳(chuan) 者是也。”【41】翌年，顧頡剛在《讀書(shu) 筆記》中又表示：“今之《書(shu) 序》必非漢人原本，以其與(yu) 漢、新背景不類”，“劉歆之序，或早亡之矣”【42】。受顧頡剛的直接影響【43】，趙貞信在《〈書(shu) 序辨〉序》中則主張：“這現時存在的《書(shu) 序》恐怕已不是《古文書(shu) 序》”。因為(wei) ，“《書(shu) 序》裏麵的中心思想，不但與(yu) 劉歆完全不合，亦且不見得是西漢時代的作品”。其實，“現存的《百篇書(shu) 序》即是經過了作《晉偽(wei) 古文經》的人改造的”【44】。此說提出之後，得到了錢玄同的認可，其先是在《日記》中表示趙貞信的觀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45】，之後又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說：“《史記》載入《書(shu) 序》，決(jue) 非司馬遷原文所有，實在為(wei) 妄人所竄入”，但“未必就是劉歆”46。簡而言之，“古史辨”學人不再囿於(yu) 崔適的“《書(shu) 序》為(wei) 劉歆偽(wei) 作”之說，而是將其修正為(wei) “現存的《百篇書(shu) 序》即是經過了作《晉偽(wei) 古文經》的人改造的”。

如上所述，在《春秋》經傳(chuan) 與(yu) 《尚書(shu) 》問題上，崔適分別提出了“《穀梁》氏亦古文學”與(yu) “《書(shu) 序》為(wei) 劉歆偽(wei) 造”。“古史辨”學人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論證或修正，從(cong) 而進一步還原了《春秋》與(yu) 《尚書(shu) 》的本來麵目。

四、崔適的《史記探源》與(yu) “古史辨運動”的古史再考辨

“古史辨運動”興(xing) 起之後，雖然一度由古史考辨轉向經學研究，繼而又由經學研究轉向諸子叢(cong) 考，但古史考辨始終是這場學術運動的重心。1935年，顧頡剛編著出版《古史辨》第五冊(ce) ，進一步推動了“古史辨運動”向古史考辨的回歸與(yu) 發展。

而在古史考辨回歸之際，崔適的今文家言依舊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具象征意義(yi) 的，莫過於(yu) 《古史辨》第五冊(ce) “卷首語”。具體(ti) 來講，除了摘錄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的“重辭”之外，這個(ge) “卷首語”還專(zhuan) 門節錄了崔適《史記探源》篇末的“辭詩”【47】。這無疑是在向學術界公開宣布，“古史辨運動”的古史再考辨，正是承襲崔適的今文家言而來。

1930年，顧頡剛在《清華學報》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對“五帝”的來源及其演變進行了係統的分析。其主要觀點是：“古史的傳(chuan) 說固然大半出於(yu) 自然的演變，卻著實有許多是出於(yu) 後人有意的偽(wei) 造。新莽為(wei) 了要奪地位，恰巧那時五行的學說盛行，便利用這學說來證明新的代漢合於(yu) 五行的推移，以此表明這次的篡奪是天意，劉歆所作的《世經》分明是媚莽助篡的東(dong) 西，而《世經》裏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係統，也分明是出於(yu) 創造和依托的，這其間當然會(hui) 造出許多偽(wei) 史來了”【48】。此文發表之後，“頗予史學界以大衝(chong) 動”【49】。

探本追源，此文的核心觀點來源於(yu) 崔適的今文家言。崔適在《史記探源》中指出：

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yu) 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為(wei) “終始五德”之說，托始於(yu) 鄒衍。……又增《呂氏春秋·十二紀》，於(yu) 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於(yu) 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於(yu) 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後土”；於(yu) 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於(yu) 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歆所以為(wei) 此說者，由顓頊水德而下，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漢複為(wei) 火，新複為(wei) 土，則新之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50】

簡要言之，崔適認為(wei) ，“終始五德”之說為(wei) 劉歆偽(wei) 作，目的是“明新之代漢”，而隻有插入少皞，則新之受漢禪如舜之受堯禪。

最遲在1928年，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顧頡剛即認識到這一點。其在當時編的《中國上古史講義(yi) 》中坦言：“少皞一代介於(yu) 黃帝、顓頊之間，久為(wei) 公認之史實”。直到康有為(wei) “讀書(shu) 得間”，“驗《漢書(shu) ·律曆誌》中少皞一代為(wei) 劉歆所增，證明白，無可抵賴”。不過，“劉歆何以必增此一代，則康氏尚言之未盡”。對此，崔適在《史記探源》中進行了解釋。而通過崔適的解釋，則可以知道：“蓋王莽生當五行之說極盛之際，圖謀篡漢，其舉(ju) 事必有征於(yu) 當時之學說，而後足以饜人之視聽。所謂有征者，以劉氏為(wei) 堯後，以王氏為(wei) 舜後，俾唐虞之禪讓經一度之複演而成漢新之禪讓。顧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順次相生，唐與(yu) 漢，虞與(yu) 新，既為(wei) 一係，其於(yu) 五德之運自必前後相應。又炎帝之為(wei) 火德，黃帝之為(wei) 土德，名實相應，已為(wei) 不可移易之事，若黃帝之後一依《五帝德》所言，繼之以顓頊、帝嚳，則堯為(wei) 木而舜為(wei) 火，與(yu) 漢新之自標火木者不符”。既不相符，則王莽將不能“紹其先人之德”。因此，“黃帝之下，顓頊之上，增出少皞一代，命之居金，而後顓頊水，帝嚳木，而後唐堯火，虞舜土，乃與(yu) 漢之火，新之土，會(hui) 歸於(yu) 一”【51】。要而言之，“《世經》和《月令》的古史係統隻是王莽的古史係統”，其原理在“五德說”【52】。此後，顧頡剛進一步推闡此說，撰寫(xie) 出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53】。由此來看，顧頡剛之所以能夠寫(xie) 成此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崔適的啟發。

當然，顧頡剛並不完全同意崔適的觀點。1930年2月，顧頡剛在其續寫(xie) 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yi) 》的《世經》部分中指出，崔適“以疑五德終始說出於(yu) 劉歆所造，故以《封禪書(shu) 》為(wei) ‘妄人錄《漢書(shu) ·郊祀誌》’。其實五德終始說源遠流長，證據繁多，其變遷之際亦自可尋，必不能把它一起卸在劉歆的肩上”【51】。此後，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與(yu) 《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yi) 存目》中一再強調說，崔適的“五德之說為(wei) 劉歆所造，托始於(yu) 鄒衍”之說不能成立【54】。因為(wei) ，“如果五德說為(wei) 向來所無，則新創此說之時必不能驟然博得多數民眾(zhong) 的信仰，且亦不當有許多衝(chong) 突的五德的曆史記載。現在王莽以前的五德記載既這樣多，而王莽時的五德係統和鄒衍的五德係統又根本不同，可見這是冒牌的而不是創作的”【55】。因此，顧頡剛將崔適的觀點修正為(wei) “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係統”。

繼《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之後，顧頡剛與(yu) 楊向奎共同發表《三皇考》，對“三皇”問題的由來及其演變進行了分析與(yu) 考察。與(yu) 本文密切相關(guan) 的是，顧頡剛在此文中指出，西漢時，“三皇”說一度消沉，直到西漢末，才再次顯現。王莽自居於(yu) “皇”，重新宣傳(chuan) “三皇”說。於(yu) 是，他們(men) 即在《周禮》《左傳(chuan) 》中插入“三皇”的證據。“三皇”這個(ge) 名詞從(cong) 此就長存於(yu) 天地間了【56】。此文發表之後，受到了學界的好評，論者幾乎一致認為(wei) 此文基本解決(jue) 了“三皇”問題，對“中國古史確有澄本清源之功”【57】。

其實，早在宋代，劉恕等學者即開始對“三皇問題”提出了質疑，此後崔述、康有為(wei) 等則進一步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受康有為(wei) 影響而繼續辨斥“三皇”之說的則是崔適。崔適指出：“《史記本紀》始五帝，次夏，次殷，次周。”但是，“稽古至五帝尚已，無所謂三皇”。三皇之目始於(yu)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鄭君引《左氏》注之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至於(yu) “孰為(wei) 三皇，惟見於(yu) 緯書(shu) ，亦無定說”。“多以為(wei) 伏羲、神農(nong) 為(wei) 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或以為(wei) 天皇、地皇、人皇。但是，無論是《左傳(chuan) 》還是《周官》皆古文家言，“緯書(shu) 為(wei) 古文支流”【58】。簡而言之，“三皇”隻存在於(yu) 古文家的學說。

對於(yu) 崔適的上述觀點，顧頡剛在《三皇考》中專(zhuan) 門進行了轉引與(yu) 評價(jia) ，認為(wei) 不必斷定“自從(cong) 有了《周官》和緯書(shu) 之後才有三皇，三皇隻存在於(yu) 古文家的學說”，“三皇確有出現於(yu) 戰國之末的事實”。而且讖緯非古文支流，其思想實導源於(yu) 西漢儒者，“即所謂今文家，隻因出在東(dong) 漢時，為(wei) 要依照‘漢為(wei) 火德’的功令，不得不沿用古文家的五德說的行式”。但是，“三皇一名的加入儒家的經典，由古文家言的《左傳(chuan) 》《周官》及緯書(shu) 始，是西漢末和東(dong) 漢初的事情，這是千真萬(wan) 確的提示”【59】。顧頡剛無疑是有選擇性地繼承了崔適的上述觀點。

由上所述可知，早在清末民初，崔適便已經對上古史中的“三皇”與(yu) “五帝”進行了懷疑。其中的懷疑雖然不乏經今古文學的門戶之爭(zheng) ，但仍有可取之處。顧頡剛正是突破了這種門戶之爭(zheng) ，並在其基礎之上對這些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yu) 考察，從(cong) 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國上古史的真相。

綜上所述，“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與(yu) 發展，可以說與(yu) 崔適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崔適的今文家言可以說是“古史辨運動”得以興(xing) 起與(yu) 發展的重要本土資源之一。

此外，本認為(wei) “古史辨運動”並沒有重複晚清以來的今文經學的“老路”。僅(jin) 就本文而言，崔適主要撰有《春秋複始》《史記探源》《論語足征記》《五經釋要》等書(shu) ，提出了“穀梁亦古文學”“五德終始說為(wei) 劉歆所造”“《古論》出於(yu) 《魯》後”“孔子述作五經”等係列學說，其目的無疑要打破東(dong) 漢古文經學，恢複西漢的今文經學，進而“尊經”“崇聖”。“古史辨”學人則摒棄了“崇聖”“尊經”的觀念，而以科學的觀念與(yu) 方法對傳(chuan) 統上古史體(ti) 係進行了破壞與(yu) 清理，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孔子與(yu) 經書(shu) 的本來麵目，從(cong) 而基本實現“拿了戰國之學打破西漢之學”甚至是“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的新階段。

注釋
 
1 蔡長林：《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台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1頁。關於崔適的生平事跡，可參看林輝鋒：《崔適生平事跡述略》，載《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3 崔慶賀：《崔適<五經釋要>的思想宗旨》，載《近代史學刊》2019年第1期。
 
4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刊>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41頁；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頁。
 
5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69 頁。
 
6 李可亭：《崔適對錢玄同經學思想的影響》，載《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
 
7 朱浩毅：《論顧頡剛對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推闡與修正》，載《中國曆史學會史學集刊》第43期，2011年10月。
 
8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75—78頁。
 
9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81—82頁。
 
10 胡適：《論帝天及九鼎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69頁。
 
11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見《古史辨》第一冊，第94頁；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00頁；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85頁。
 
12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17—118頁；
 
13 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見《古史辨》第一冊，第190—191頁。
 
14 楊寬：《曆史激流：楊寬自述》，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6頁。
 
15 吳銳：《“禹是一條蟲”再研究》，載《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6 [日]白鳥庫吉：《中國古傳說之研究》，見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8頁。
 
17 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載《原道》第4輯，1998年。
 
18 有學者已指出這一點，並且提供了顧頡剛曾上過崔適課的外證。袁征：《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的重要創見——顧頡剛的層累造史理論及其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見吳銳編：《古史考》第九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頁。不過，在其征引的《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中，顧頡剛隻是回憶說崔適當時將《春秋複始》作為《春秋公羊學》的講義，而崔適的“禹之本義為蟲名”之說出自《史記探源》。因此，若想證明二者之間的關聯，這一外證並不充分。
 
19 崔適：《史記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頁。
 
20 顧頡剛：《記崔適先生》，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十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88頁。
 
21 顧洪、張順華編：《顧頡剛文庫古籍書目》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0頁。
 
22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228，367 頁。
 
23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刊>書》，見《古史辨》第一冊，第41頁；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頁。
 
24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見《古史辨》第二冊，第99— 104頁。
 
25 參見李長銀：《在“窮變”中“立真”：顧頡剛的“孔子變遷論”及其影響》，載《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26 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四卷，第30頁。
 
27 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四卷，第35—36，41頁。
 
28 趙貞信：《<論語辨>序》，北京，樸社，1935年版，第1，2—3頁。
 
29 顧頡剛：《春秋研究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十一卷，第516，44頁。
 
30 崔適：《春秋複始》，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第三十六冊，台北，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6頁。
 
31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第240頁。
 
32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5頁。
 
33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42，44，46頁。
 
34 張西堂：《榖梁真偽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35 顧頡剛曾擬將張西堂《榖梁真偽考》“摘錄”收錄到《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顧頡剛：《致錢玄同·三四》，見《顧頡剛書信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69頁。或因要集中主題，最後易之以張西堂的《<左氏春秋考證>序》。
 
36 張西堂：《經學史講義》，見《長安學叢書·張西堂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
 
37 顧頡剛：《尚書學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八卷，第38，38，44頁。
 
38 崔適：《史記探源》，第11 — 12頁。
 
39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5頁。
 
40 趙貞信：《<書序辨>序》，見《古史辨》第五冊，183頁。
 
41 顧頡剛：《<書序>非劉歆偽造》，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第127—128頁。
 
42 顧頡剛：《“五子之歌”本作“五觀”》，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第163頁。
 
43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6頁；謝明憲：《論顧頡剛對於<書序>作者的質疑》，載《漢學研究》第25卷第2期，2007年12月。
 
44 趙貞信：《<書序辨>序》，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91—195頁。
 
45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第1004頁。
 
46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見《古史辨》第五冊，第23頁。
 
47 所節錄崔適“辭詩”，見崔適：《史記探源》，第164—165頁。
 
48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十二卷，第434—435頁。
 
49 《新書提要·漢代學術史略》，見《圖書展望》1935年第1期。
 
50 崔適：《史記探源》，第3—4頁。
 
51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三卷，第36—37，274頁。
 
52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49頁。
 
53 參見顧頡剛：《秦漢的儒生與方士》，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卷，第469頁
 
5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見《古史辨》第五冊，第320頁。
 
55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見《古史辨》第五冊，第147頁。
 
56 顧頡剛：《三皇考》，見《古史辨》第七冊，第301—304頁。
 
57 孫子高：《書評·三皇考》，《圖書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36年3月。
 
58 崔適：《春秋複始》，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第三十七冊，第1071—1072頁。
 
59 顧頡剛：《三皇考》，見《古史辨》第七冊，第3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