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qin) 親(qin) 互隱，直在其中——《四書(shu) 通講》中最“燒腦”的倫(lun) 理辨析

作者：劉  強

來源：《四書(shu) 通講》第八講《正直之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因為(wei) “正直之道”必須合乎“義(yi) 權之道”，故而其中所承載的哲學價(jia) 值和智慧含量才值得重視，不容低估。接下來將要探討的這個(ge) 問題，幾乎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最具思辨性、也最“燒腦”的問題之一，曾引起學術界廣泛而持久的爭(zheng) 鳴[1]，從(cong) 而將“正直之道”的哲學詮釋能量發揮到了極致。這個(ge) 類似“天問”的問題，見於(yu) 《論語·子路》篇：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dang)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dang) 之直者異於(yu) 是。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直在其中矣。”

必須指出，這個(ge) 故事聚焦的核心就是“直”與(yu) “隱”的關(guan) 係問題，可以稱作“直隱之辨”。前麵已經說過，“隱”是“直”的“反麵”，一般情況下，“隱”很難和“直”等量齊觀。但在這個(ge) 故事中，孔子卻告訴我們(men) ，根據“直道”的權變原則，正如在“邦無道”的前提下，“卷”“曲”“遜”“愚”都不悖離“直道”一樣，在這個(ge) 故事所麵臨(lin) 的抉擇困境中，選擇“隱”不僅(jin) 不違背“直”，而且是“直在其中”的！

竊以為(wei) ，這個(ge) 故事非常符合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論”[2]，具有豐(feng) 富的語義(yi) 空間，可以做哲學、人類學、倫(lun) 理學、政治學、法學等多種學科的交叉研究和跨界詮釋。限於(yu) 篇幅，這裏今從(cong) 以下三個(ge) 角度稍作辨析，以明其要旨和大義(yi) 。

其一是“君父之辨”，也可視為(wei) 內(nei) 外之辨。

乍一看，這個(ge) 故事很像是一場辯論，正方代表是葉公，讚成“大義(yi) 滅親(qin) ”；反方代表是孔子，主張“親(qin) 親(qin) 互隱”。葉公所舉(ju) 的直躬者“證父攘羊”，公私分明，占據了道德製高點，猶今之所謂“政治正確”，似乎應該算是“直”的。但是，前麵微生高的故事已經警示我們(men) ：“行跡”並不直接等同於(yu) “心跡”，外在的“直行”，未必出於(yu) 內(nei) 在的“直心”。

我們(men) 可以做一個(ge) “情景還原”——假定自己就是那個(ge) 兒(er) 子，看到父親(qin) 犯了“攘羊”的錯誤，第一時間應該怎麽(me) 做才能既符合“孝道”，又符合“直道”呢？不用說，首先應該想到的就是勸諫他，敦促其還人之羊，從(cong) 而將錯誤可能帶來的危險降至最低。勸諫父親(qin) 的行為(wei) ，對於(yu) 公權力或者說“君”而言，就是“隱”；但對於(yu) 私人空間、親(qin) 情倫(lun) 理或者說“父”而言，則屬於(yu) “直”。透過這個(ge) 故事的“表層結構”，即公與(yu) 私、內(nei) 與(yu) 外、情與(yu) 法的現實張力背後，不難發現，其真正蘊含的其實是一個(ge) 重要的倫(lun) 理問題——“君父之辨”，也即君與(yu) 父孰輕孰重、孰先孰後的問題。

今人可能並不都知道，在儒家文化的五倫(lun) 關(guan) 係中，“父”是先於(yu) “君”的，《郭店楚簡·六德》就說：“為(wei) 父絕君，不為(wei) 君絕父。”也就是說，“父子之親(qin) ”不僅(jin) 先於(yu) ，而且也重於(yu) “君臣之義(yi) ”；前者屬“自然法”，後者屬“實在法”，後者必須以前者為(wei) 前提，當兩(liang) 者發生衝(chong) 突，後者亦當為(wei) 前者稍作妥協與(yu) 讓步。有例為(wei) 證。《三國誌》裴鬆之注引《邴原別傳(chuan) 》載：

太子（曹丕）燕會(hui) ，眾(zhong) 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zhong) 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yu) 此論。太子諮之於(yu) 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複難之。

這個(ge) 故事告訴我們(men) ，當“君”所代表的“公”或“外”，與(yu) “父”所代表的“私”或“內(nei) ”，兩(liang) 者發生隻能“二選一”的抉擇時，作為(wei) “人子”的“孝”，必須優(you) 先於(yu) 作為(wei) “人臣”的“忠”。因為(wei) 從(cong) “自然人”的意義(yi) 上說，沒有“父”，也有沒有“我”；沒有“我”，也就無所謂“君”——況且，“君”也是有“父”的。根據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原則，“君”即使掌握著強大的“公權力”，也不能強製臣下為(wei) 了“盡忠”而放棄“盡孝”，也即“為(wei) 君絕父”（這在古代叫“奪情”，是背離人道的）。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父子”一倫(lun) 是不可選擇、也無法讓渡的“絕對關(guan) 係”，而“君臣”一倫(lun) 則是可選擇的、甚至是契約式的“相對關(guan) 係”。逼迫一個(ge) 人為(wei) 了“君”而背叛“父”，就像孔子所批評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等於(yu) 是讓文明人退回到“有君無父”的夷狄之邦，甚至是“隻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禽獸(shou) 之域！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孔子才會(hui) 說：“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直在其中矣。”朱熹解釋此章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wei) 直，而直在其中。”[3]因為(wei) 你一旦“為(wei) 君絕父”，對於(yu) “君”似乎是“大義(yi) 滅親(qin) ”，但對於(yu) “父”，則成了“落井下石”“無情無義(yi) ”“賣父求榮”，也即自絕於(yu) “父子之親(qin) ”這一“人之大倫(lun) ”了。這就違背了“直心為(wei) 德”的原則。

換言之，“隱”雖然是“直”的“反麵”，但卻並不破壞“直”的價(jia) 值，就“父子之情”而言，外在行為(wei) 的“隱”反而源於(yu) 內(nei) 在情感的“直”。以跡求心，反身而誠，問心無愧，才是真正的“直”。孔子說的“直在其中”，也即“直”在“隱”中，深意正在於(yu) 此。

其二是“經權之辨”，也可視為(wei) 生死之辨。

前麵說過，在“邦無道”的情況下，“卷而懷之”“佯愚”甚至是“曲”，都不會(hui) 悖離“直道”，因為(wei) “直道”也必須合義(yi) 達權。尤其是麵臨(lin) “生死”選擇時，選擇“生門”，既符合“仁道”，更不離“直道”。且看《韓非子·五蠹》篇的一則故事：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wei) 直於(yu) 君而曲於(yu) 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故事顯然是《論語》“證父攘羊”章的“改編版”或者說“續集”。作者似乎是在按照孔子的思路對此一行為(wei) 後果的嚴(yan) 重性予以揭示。故事告訴我們(men) ，在當時的楚國，因為(wei) 禮樂(le) 教化較中原為(wei) 晚，其法令十分嚴(yan) 酷，刻薄寡恩，常以國法淩駕於(yu) 親(qin) 情之上，故竊羊之罪很可能麵臨(lin) 殺頭之刑。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ge) 兒(er) 子“證父攘羊”的行為(wei) ，就很難被當作是“直”了。好在故事中的令尹心明眼亮，他下令要殺的不是父親(qin) ，而是告發父親(qin) 的兒(er) 子。理由是其“直於(yu) 君而曲於(yu) 父”，他為(wei) 了做“君之直臣”（這顯然是個(ge) 美譽），不惜做“父之暴子”！試想，如果一看到父親(qin) 攘羊，兒(er) 子的第一個(ge) 念頭便是檢舉(ju) 揭發、邀功請賞，這樣的兒(er) 子，等於(yu) 視父親(qin) 為(wei) 路人，早已失去基本人性，心裏的“彎彎繞”猶如“九曲回腸”，哪裏還有半點“直道”可言！

進而言之，“證父攘羊”不僅(jin) 不是“直”，甚至連“曲”都算不上，而是前麵所說的“絞”！朱熹在解釋《論語·泰伯篇》“直而無禮則絞”時，兩(liang) 次提及證父攘羊之事，說：“若不當直後，卻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又說：“絞如繩兩(liang) 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4]相比“絞以為(wei) 直”的“證父攘羊”之舉(ju) ，“父子相隱”不過是一“直在隱中”的“權宜之計”，完全符合“守經達權”的經權之道。

換句話說，如果明知“證父攘羊”導致的是父親(qin) 被殺，一個(ge) 兒(er) 子還要這麽(me) 做，隻能是“絞”而不可能是“直”；甚至連“絞”都抬高了他，而隻能算是“毒”了！

其三是“情法之辨”，也可理解為(wei) 公私之辨。

可能有人會(hui) 問：親(qin) 親(qin) 互隱，豈不是互相包庇嗎？人人如此，法律的正義(yi) 如何得到彰顯？如果“親(qin) 親(qin) 互隱”可以容忍，豈不等於(yu) 將情感置於(yu) 法律之上，將公道置於(yu) 私情之上，這不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是什麽(me) 呢？……當代學者的確就圍繞著這一問題進行過長達十餘(yu) 年的爭(zheng) 論，至今未息。“腐敗論”者似乎抓住了一個(ge) 很大的把柄，以此展開對儒學的攻擊。

但是，恕我直言，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根本不能成立。孔子主張“親(qin) 親(qin) 互隱”，並非就是認同“其父攘羊”，也不是希望他“逍遙法外”，其出發點不是包庇犯罪，而是站在人道立場，絕不讚同處於(yu) 強勢的公權力以“鼓勵”甚至是“立法”的形式，引誘和迫使處於(yu) 弱勢的個(ge) 體(ti) ，選擇主動“告發”或“加害”自己的親(qin) 人！孔子深刻地洞察到，鼓勵一個(ge) 孩子告發父親(qin) 帶來的危害，要遠遠大於(yu) 一隻羊的損失！

“腐敗論”者在討論“親(qin) 親(qin) 互隱”的問題時，常常忽略了孔子不是在談法律問題，而是在談“正直之道”。在孔子看來，如果把外在的無情無義(yi) 當作了“直”，那麽(me) “直”便走向它的反麵——“絞”，甚至成為(wei) 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再看下麵的這個(ge) 故事：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wei) 信也！活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者之信，不如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故事也許還是好事者的杜撰，但其十分生動地揭示了“證父攘羊”者背後的“心理活動”，先是告發父親(qin) 以求“信”之名，再是“父誅而代之”以求“孝”之譽，足見其心術不正、天良喪(sang) 盡矣！這樣的兒(er) 子，不啻為(wei) “虎狼之子”，與(yu) “正直”毫無關(guan) 係！那種把“親(qin) 親(qin) 相隱”視為(wei) “腐敗”之源的觀點，無疑是把先賢對此一問題的“形上”思考，不費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處理，孔子明明是在談“性與(yu) 天道”，腐敗論者卻將話題“壓縮打包”，使哲學問題降格而為(wei) 政治及法律問題。

反對“親(qin) 親(qin) 互隱”，很容易滑向另一個(ge) 深淵，也即所謂“大義(yi) 滅親(qin) ”。這種觀點看似義(yi) 正辭嚴(yan) ，實則是以破壞的方式建設，以反人性的、釜底抽薪的方式維護所謂道義(yi) ，其行為(wei) 也許能獲得暫時的“道義(yi) ”滿足，但久而久之，必使“人將不人，國將不國”。打個(ge) 不恰當的比方——用“大義(yi) 滅親(qin) ”的方式反腐敗，不啻將一把割闌尾的手術刀，直接插進了心髒！[5]曆史上，此類教訓和災難甚多，殷鑒不遠，何勞辭費！

因為(wei) 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倫(lun) 理建構和製度設計上充分注意到公權與(yu) 私權、法律與(yu) 情感、人道與(yu) 直道等諸多因素的兼容與(yu) 平衡，故“親(qin) 親(qin) 互隱”或者“容隱權”的思想，一向為(wei) 曆代法律所采納和貫徹。如秦律規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漢律規定：“小罪可隱，告者有罪”，“大罪不可隱，隱者連坐”。這又是對“隱”的程度和範圍的一種製約和調適。又如唐《名例律》說：“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qin) 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wei) 隱，以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似此，皆可說明“親(qin) 親(qin) 互隱”的合理性已經成為(wei) 古代法律的一種共識。

“親(qin) 親(qin) 互隱”不僅(jin) 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公理”，而且也為(wei) 西方現代法理所認同，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西方現代法律之“沉默權”概念，就與(yu) “親(qin) 親(qin) 互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們(men) 看西方電影，經常會(hui) 看到如下橋段：警察抓住嫌犯，第一時間常會(hui) 這樣說：“你有權保持沉默，你的話將作為(wei) 呈堂證供。”這就是在宣告，盡管對方是嫌犯，但依然享有基本人權，包括“沉默權”。“沉默權”含義(yi) 有三：其一，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拒絕說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詞，以免法庭對他量刑過重；其二，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聘請律師，為(wei) 其做無罪辯護；其三，如其無力請律師，法庭有義(yi) 務為(wei) 他指定律師，而律師的職責則是盡力為(wei) 被告人作辯護，使其依法享受應該享受之基本權利。試問，既然連被告人都可享有“沉默權”，憑什麽(me) 要求其直係親(qin) 屬必須告發他呢？準此，則親(qin) 屬亦當依法享有同樣的權利。親(qin) 屬當然無權充當辯護律師，但保持沉默、避免讓親(qin) 人遭受更嚴(yan) 厲的司法處罰，此一人性之本能心理和情感，哪怕作為(wei) 一種人性的弱點，亦應當被法律製定者充分理解和尊重，如此方能製定善法，形成良治，營造和諧社會(hui) 。

職是之故，“親(qin) 親(qin) 互隱”的“隱”，既可作“容隱”講，亦可理解為(wei) “沉默”[6]。事實證明，如果“容隱權”和“沉默權”這些基本人權不能落實，勢必會(hui) 導致公權力的肆意妄為(wei) ，類似刑訊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還會(hui) 不斷發生[7]。值得高興(xing) 的是，經過學界多年的深入討論，儒家提倡的“親(qin) 親(qin) 互隱”相對於(yu) 法家意味更濃重的“大義(yi) 滅親(qin) ”，在學理上已經取得了壓倒性優(you) 勢，也為(wei) 更多有思考能力的現代人所接受。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五次會(hui)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案，其中增加了如下規定作為(wei) 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款：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製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這說明，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長期凝聚和形成的某些價(jia) 值觀，不僅(jin) 不腐朽，而且很先進，不僅(jin) 屬於(yu) 中國，甚至可以惠及全人類。孔子在2500年前所說的“直在其中”一語，看似脫口而出，實則高瞻遠矚，蘊含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直道”智慧，有著超越時空和族群的文化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值得今天的我們(men) 好好思考和汲取，傳(chuan) 承和弘揚。

[1] 參見郭齊勇先生主編的三部論文集：《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正本清源論中西——對某種中國文化觀的病理學剖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2]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紀實性作品《午後之死》中說：“冰山運動之雄偉壯觀，是因為他隻有八分之一在水麵上。”文學作品中，文字和形象不過占“八分之一”，而含而不露的情感和思想卻占了“八分之七”。這就是所謂“冰山理論”。
[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6頁。
[4]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11、912頁。
[5] 參見劉強：《“親親互隱”的迷局》，《社會學家茶座》總第23輯。收入氏著隨筆評論集《有刺的書囊》，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10頁。
[6] 關於“親親互隱”的辨析，詳參劉強：《論語新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358-362頁。
[7] 按：近年陸續披露的於英生案和張玉環案，皆因有司刑訊逼供、暴力執法，導致受害人屈打成招而被錯判。二人遭受牢獄之災長達19年和27年不等，妻離子散，生活盡毀。是可見公權力濫用施暴之害，其破壞性遠比單個的案件更加巨大，故“沉默權”之落實在當下中國尤為重要和必要，可無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