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聖賢而躬實踐”，新安理學的致思取向

作者：餘(yu) 秉頤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安徽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六月十二日庚午

          耶穌2021年7月21日

程曈著《新安學係錄》，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叢(cong) 書(shu) 》第一期，據南陵徐氏藏明代綠蔭園刻本影印

近年來，新安理學得到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這個(ge) 領域仍然存在著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學術問題，致思取向問題便是其中之一。

新安理學的形成與(yu) 《新安學係錄》

“新安理學”是理學的一個(ge) 派別，由於(yu) 它孕育、形成於(yu) 徽州地區，而徽州古稱新安，故名新安理學。它從(cong) 產(chan) 生、發展到趨於(yu) 衰退的過程，跨越了宋、元、明三代，直到清代樸學興(xing) 起之後，始轉向衰微。

新安理學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南宋時代。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在徽州有很多親(qin) 朋好友，並曾多次回徽州省親(qin)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月到六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祭掃祖墓、拜望鄉(xiang) 賢，由於(yu) 此時朱熹已經成名，新安學者紛紛前來問學。在朱熹回福建後，還有不少學者追隨求學。此後出現了一批學有所成、精通理學的弟子，特別是以程洵、程先、程永奇、滕璘等“十二高弟”為(wei) 首的新安理學家，他們(men) 在徽州地區大力弘揚朱熹的理學思想。這就導致了以朱子思想為(wei) 核心並恪守朱學的新安理學的形成。元代新安理學家趙汸曾說：

（新安學）一以郡先師子朱子為(wei) 歸，凡六經傳(chuan) 注、諸子百氏之書(shu) ，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wei) 教，子弟不以為(wei) 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wei) 然。（趙汸：《商山書(shu) 院學田記》，《東(dong) 山存稿》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可見，朱熹是新安理學名副其實的宗師。正是朱子理學思想在徽州的廣泛傳(chuan) 播，形成了朱子學的一個(ge) 重要分支——新安理學，造就了一批新安理學家。他們(men) 中大儒輩出，或是有學術成就，或是有政治作為(wei) ，或是兼而有之。例如作為(wei) 朱熹五傳(chuan) 弟子的新安理學家朱升，不僅(jin) 在學術上有獨特的建樹，而且在政治上從(cong) 戰略高度給朱元璋設計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成為(wei) 明朝的開國功臣。這個(ge) 學派在元、明、清三代的影響曆經六七百年而不衰。由於(yu) 新安理學的曆代學者都致力於(yu) 孔孟儒學與(yu) 二程、朱子之學的傳(chuan) 承和弘揚，以至徽州被譽為(wei) “東(dong) 南鄒魯”“程朱闕裏”。

明末休寧（今屬安徽省黃山市）新安理學家程曈編撰《新安學係錄》一書(shu) 。該書(shu) 最早有明代綠蔭園刻本，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叢(cong) 書(shu) 》第一期根據南陵徐氏藏綠蔭園刻本影印。書(shu) 中收錄宋明時期徽州理學家竟達112人之多。該書(shu) 可以說是宋、元及明代初期的徽州理學史著作（或者說是新安學派史著作），是一部堪稱新安理學家《學案》的著作。此書(shu) 以二程、朱熹為(wei) 新安學派之源，以“朱子之學煥然於(yu) 天下”為(wei) 目的，按照“與(yu) 朱子合者存，背者去”的原則，分時期介紹了一百多位新安學者的生平和學術成就。全書(shu) 分為(wei) 十六卷。卷一、卷二分別為(wei) “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即程顥、程頤；卷三為(wei) 朱熹之父朱鬆以及和朱鬆同輩的新安學者；卷四為(wei) “晦庵先生”，即朱熹。其後多卷述介後世新安學者。程曈在《新安學係錄·序》中提出，孔孟之學不傳(chuan) 千餘(yu) 年，至二程，孔孟之道複明，朱子使孔孟之學益彰，而新安碩儒迭出,皆尊崇朱子之學。這表明，新安之學傳(chuan) 承的是儒家正宗學脈。從(cong) 《新安學係錄》收錄的人物看，主要有三類，一是二程、朱熹及其同輩學者；二是朱熹在新安地區的及門弟子和再傳(chuan) 弟子；三是在弘揚朱子思想方麵有影響的書(shu) 院山長和地方官吏。《新安學係錄》通過這樣的梳理、考訂，對綿延數百年的新安理學學派作出了有學術價(jia) 值的闡述。

儒家倫(lun) 理觀的思辨化

新安理學的一個(ge) 基本致思取向，是儒家倫(lun) 理觀的思辨化。

朱熹繼承、發展了二程的“天理”觀念，改造了張載的“氣學”，並且吸納了佛家、道家的若幹思辨學說，將封建倫(lun) 理綱常提升到宇宙本體(ti) 的地位，從(cong) 形上學的層次，論證封建倫(lun) 理綱常的合理性。他提出“理本氣末”“理先氣後”的哲學命題，用“理”決(jue) 定“氣”,“形而上之道”決(jue) 定“形而下之器”的哲學理論，說明人們(men) 應該遵從(cong) “天理”。而所謂“天理”，正如他自己所說：“仁義(yi) 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其張之為(wei) 三綱，其紀之為(wei) 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這就是說，被哲理化、思辨化了的“天理”，乃是儒家倫(lun) 理綱常的集中體(ti) 現。朱熹還提出“理一分殊”的哲學命題，采納佛家“月印萬(wan) 川”的說法，用關(guan) 於(yu) “一”與(yu) “多”、“一理”與(yu) “萬(wan) 理”關(guan) 係的思辨理論，說明每一個(ge) 人的言行都應該恪守和體(ti) 現三綱五常。為(wei) 了給儒家倫(lun) 理觀尋找形上學的依據，朱熹運用“太極”“陰陽”“理氣”“道器”“人心”“道心”等一係列哲學範疇，論證三綱五常的合理性、神聖性。其結果，是使得儒家的倫(lun) 理學說達到前所未有的思辨化高度。朱熹之後的新安理學家們(men) ，則延續、發揚了朱子之學。“朱子之所未發者，擴充之；有畔於(yu) 朱子者，刊去之”。（程曈：《新安學係錄·序》，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叢(cong) 書(shu) 》第一期）在治學路徑和方法上，他們(men) 嚴(yan) 格遵循朱熹從(cong) “義(yi) 理”上闡釋儒家經典的學風，致力於(yu) 將儒家倫(lun) 理觀思辨化。唯其如此，新安理學一派自南宋時期形成，曆經六七百年，始終表現出這種追求哲理化、思辨化的學術風格。新安理學家所編撰的數百種理學著作，都反映了這種學術風格。

儒家倫(lun) 理觀的世俗化

新安理學的又一個(ge) 基本致思取向，是儒家倫(lun) 理觀的世俗化。

傳(chuan) 統徽州社會(hui) 的一個(ge) 基本特征，是在社會(hui) 生活中極為(wei) 廣泛、典型地體(ti) 現了儒家倫(lun) 理。從(cong) 新安理學對於(yu) 徽州社會(hui) 的影響方麵看，導致這種特征的原因是新安理學家在將儒家倫(lun) 理思辨化的同時，又將它世俗化。朱熹雖然重視“窮理”和修身養(yang) 性，但是他並不主張脫離現實。朱熹理學探討的是十分抽象的、富於(yu) 思辨性的問題，看上去遠離社會(hui) 、脫離現實，但實際上它是為(wei) 一定的社會(hui) 現實服務的，是“經世致用”的。例如關(guan) 於(yu) 治國之道，朱熹就曾提出“國以民為(wei) 本”、以“富民為(wei) 本”，“王道以得民心為(wei) 本”，君主應該“將一切私意盡屏去”，應該“以民心為(wei) 己心”，等等。

朱熹曾經對新安社會(hui) 風俗的“未純”發過感慨，他說：“熹故縣人，嚐病鄉(xiang) 裏晚學輩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yu) 科舉(ju) 程試之習(xi) ；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zhuan) 其業(ye) 於(yu) 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yu) 古者多矣。”（朱熹：《書(shu) 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這促使他在將儒家倫(lun) 理思辨化的同時，十分注意並且致力於(yu) 使儒家倫(lun) 理在社會(hui) 生活中發揮作用。朱熹曾說，他之所以要講述關(guan) 於(yu) 三綱五常的“形而上之道”，是為(wei) 了將這些道理實現於(yu) “形而下之器”，踐行於(yu) 百姓的人倫(lun) 日用。朱熹還說，“格物致知”所追求的“知”，就是每天自早至晚體(ti) 現在人們(men) 日常生活中的、包括仁義(yi) 禮智等道德觀念的綱常倫(lun) 理，而這也就是“天理”。人們(men) 之所以需要“格物致知”，就是為(wei) 了認識和深切體(ti) 悟綱常倫(lun) 理，從(cong) 而“窮天理，明人倫(lun) ，講聖言，通世故”，自覺地遵守儒家倫(lun) 理規範，做到“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可見朱熹“格物致知”的認識論，雖然是一種抽象、思辨的哲學理論，但並不是“象牙之塔”中的玄思冥想，它歸根結蒂是經世致用的，是服務於(yu) 現實社會(hui) 的。

以朱熹對禮製的闡發為(wei) 例，由於(yu) “禮”是倫(lun) 理綱常的集中體(ti) 現，朱熹便考訂禮書(shu) 並撰寫(xie) 富於(yu) 應用性的禮學著作。他的《家禮》，分為(wei) 《通禮》《冠禮》《昏禮》《喪(sang) 禮》《祭禮》五卷，另有附錄一卷。此書(shu) “明君臣、父子、夫婦之倫(lun) ，序親(qin) 疏貴賤之儀(yi) ”，對日常生活中的禮儀(yi) 作了相當全麵、細致的考究和規定，並且為(wei) “明世係”“建祠堂”“祭祖先”等旨在鞏固倫(lun) 理綱常的宗族活動製定了行為(wei) 規範。他的《小學》，內(nei) 篇分為(wei) 《立教》《明倫(lun) 》《敬身》《稽古》四篇，外篇分為(wei) 《嘉言》和《善行》兩(liang) 篇，專(zhuan) 從(cong) 兒(er) 童教育方麵闡述儒家倫(lun) 理綱常，講述“愛親(qin) 、敬長、隆師、親(qin) 友之道”。朱熹這種使儒家倫(lun) 理思想世俗化、普及化的努力，同樣被後世的新安理學家發揚光大。例如很多新安學者通過書(shu) 院講學的方式，向社會(hui) 各階層人士宣揚、普及儒家倫(lun) 理思想。

明代後期，理學越來越嚴(yan) 重地背離了朱熹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割裂了“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與(yu)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聯係，走上了單純追求“窮理”的道路，並且使“理”變得僵化。而大多數新安理學家仍然堅持了朱熹的“經世”思想，他們(men) 以個(ge) 人的德性修養(yang) 為(wei) 根基，以天下安危、百姓生計為(wei) 己任，而不沉溺於(yu) 關(guan) 於(yu) “理、氣、性、命”的玄想和清談。他們(men) 將儒家倫(lun) 理觀傳(chuan) 布到民間，直接影響當時世俗社會(hui) 的民風民俗。自新安理學興(xing) 起並廣為(wei) 傳(chuan) 播之後，徽州學風、民風為(wei) 之一變。一些讀書(shu) 人由熱衷舉(ju) 業(ye) 轉向“義(yi) 理之學”，商人則“賈而好儒”，鄉(xiang) 風民俗也在潛移默化中變得古樸。徽州由此成為(wei) 禮義(yi) 之邦，誠如清人趙吉士在其所著《寄園寄所寄》的“新安理學”條目中所說：“新安自紫陽峰峻，先儒名賢比肩接踵，迄今風俗淳樸，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實踐者，指蓋不勝也。”（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新安理學”條，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shu) 》影印本）

在數代新安理學家長期一以貫之的努力下，儒家倫(lun) 理在徽州社會(hui) 的普及化、世俗化達到十分典型的程度。徽州社會(hui) 成為(wei) 民風敦厚、鄉(xiang) 裏和睦、講究忠信、推崇善舉(ju) 的社會(hui) 。新安理學自南宋時期形成後，一直沒有放棄對哲理化、思辨化學術取向的追求，但與(yu) 此同時，新安理學家們(men) 注重身體(ti) 力行，注重經世致用。這又使新安理學明顯地表現出行為(wei) 文化、禮俗文化的色彩，明顯地表現出世俗儒學的色彩，並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中很多規章製度的理論依據，從(cong) 而直接地影響、規範著人們(men) 的行為(wei) 。徽州地區宗族的“族訓”“族規”和“家典”的製訂，基本上都是“推本紫陽《家禮》”，即以朱熹《家禮》為(wei) 其根據，並且明確地作出諸如“祭用文公《家禮》”“元旦謁祖、團拜及春秋二祭，悉遵朱子《家禮》”之類的規定。這固然是基於(yu) 人們(men) 對鄉(xiang) 賢朱熹的尊崇，卻也體(ti) 現了新安理學世俗化的一麵。倘若新安理學純粹是一種思辨化的學問，那是難以成為(wei) 百姓世俗生活中的行為(wei) 規範的。

由此可見，新安理學之所以能夠在當時及後世對社會(hui) 生活發生巨大影響，除了作為(wei) “新安人氏”的朱熹，其人其學在徽州被引為(wei) 鄉(xiang) 裏之榮而倍受推崇之外，還有一個(ge) 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朱熹及其後學所創立、發展的新安理學，在致思取向上不僅(jin) 具有思辨化的一麵，而且具有十分世俗化的一麵，從(cong) 而使儒家思想易於(yu) 成為(wei) 民眾(zhong) 生活中的倫(lun) 理規範，便於(yu) 他們(men) “肩聖賢而躬實踐”。新安理學家對儒家經典的闡釋，既解析精微，又注重人倫(lun) 日用，“極高明而道中庸”，思辨化與(yu) 世俗化是統一的、並行不悖的。因此，新安理學不僅(jin) 能夠在思想史、學術史上產(chan) 生理論的影響，而且能夠對當時及後世的社會(hui) 生活產(chan) 生實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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