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孔夫子
——關於廣場政治的符號布局 
作者：朱大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來源：作者博客



  孔夫子的幽靈，在天安門廣場徘徊達一個世紀之久，而今悄然停棲在它的旁側——國家博物館北門，凝結為一尊身高達近 8米的青銅雕像，以卑微的身量和無限喜悅的表情，仰望34米（一說37.5米）高的紅色天安門城樓，說出浩大無聲的頌辭。這種廣場的東部邊緣和外圍的空間位置，以及造像的姿體語言，都包含著明晰的身份信號——他與其說是來自2500年前的道德尊者，不如說是拱衛現代國家的文化侍者。

    從漢代開始，孔子就扮演了這種侍者的尷尬角色，幾乎沒有更改的餘地。僅有的一次變更，發生於20世紀。就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吳虞和胡適發出“打倒孔家店”的呼籲，魯迅則進一步指證了孔教的“吃人”本性。50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再次喊出“打倒孔老二”的革命口號。天安門廣場無疑是孔子的最大傷心之地。在他背後，越過博物館的水泥牆體，孔夫子的對手躺臥在水晶棺裏，接納著人民的朝聖。他們之間的物理距離，不會超過700米；時間的距離，也僅有兩個千禧年之多；而靈魂的距離，卻遠到以光年計算的地步。

    天安門廣場的符號布局，是一個類似國家領導人出場先後秩序的重大命題。在2008年進行的廣場改造工程中，各符號（建築物）之間的亮度比例關係首次被嚴格設定：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亮度指數為2，天安門城樓的亮度指數為1，人民大會堂和國家博物館的亮度為0.8，毛澤東紀念堂的亮度指數為0.6。這個指數體係暗示了廣場符號的等級秩序。孔子造像的亮度指數，應當在0.4以下。它是最黯淡的星辰，謙卑地點綴著這個龐大而華麗的符號家族。

    孔子造像的安放地點，雖然未經專門部門審核，更沒有得到“人民”批準，卻顯然經過某種慎密的考慮。基於它不能改變廣場的固有主題——紅色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中心，所以隻能被投放於廣場的外緣。但若把天安門廣場視為一個“大”字（東西向的長安街為“大”上之一橫），那麽孔子像就隻是“大”上的一點（“犬”）而已（梁煜璋語）。這種空間圖式的漢字比附，生動揭示了孔子生前和當下的真實地位。在中國廣場政治方麵，孔夫子始終是一個卑微的角色。

    然而，盡管孔夫子隻擁有某種“犬式地位”，且沒有舉辦任何隆重儀式，並因此呈現為半秘密狀態，仿佛是一次曆史人物對天安門的微服訪問，但他的出現，事後還是觸發了互聯網民眾的激辯，聲討和讚美的聲音響徹雲霄。就連淺薄的日本媒體都對此大肆讚美，以為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但許多人已經發現，兩種意識形態的內在衝突，並未獲得真正解決。這是一個具有諷諭意味的場景：在革命終結之後，對抗的雙方終於被重新放置在同一個空間。盡管孔子的地位比較謙卑，無法跟高大的主體性建築對峙，但這種同一時空的文化並置，已經構成精神分裂的重大象征。

    為了解決價值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焦慮，央視“百家講壇”進行了長達數年的笨拙努力，不僅為了一種文化接軌的“預熱”，更是為了展開漢儒式的闡釋，令孔夫子價值跟國家信念之間，產生良好的互補和互動的效應。一個名叫“於忠貞”的女人，再度扮演了“文化夜鶯”的角色，以流暢、華麗而空洞的“心得”，把孔子塑造成服從性秩序（服從性倫理）、“軟實力”和華夏文化的國際表征。

    與此同時，這場新的文化造魅運動，正在呈現為一種可觸摸的偶像形態。孔夫子雕像，近年來在中國各地大規模湧現，猶如唐代掀起的佛陀造像運動。除了天安門和山東曲阜，在清華大學、中國人大等京師學府和許多地方文化書院，以及文化部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裏，各種孔子造像層出不窮。其麵容千變萬化，儼然是華夏老年男性臉型的全麵展覽。他的曆史性複活，為中國雕塑家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但我們還從未看到過任何一尊夫子像，像天安門的那樣，拱手而立，露出恭順的諂笑，仿佛在接受最高領袖的城樓檢閱，並喃喃地說出“萬歲”的低語。

    這無疑是一次極其成功的視覺改造。綏靖式的文化策略，比“打倒”和“砸爛”手法更為先進。讀經運動和造像運動彼此呼應，仿佛是一場語言和視像的雙重狂歡。但是要盤點一下漫長的中國曆史就不難發現，無論被打擊還是讚美，孔夫子都隻是帝國的文化二奶而已。他關於人的偉大信念，從未得到真正的理解與推行。

    孔子的文化孤獨，主要來自下列三個方麵：他的人本主義思想從未受到世人的正確理解；由於漢王朝及其禦用儒學家的全麵改造（誤導性闡釋），他被成功地用於捍衛政治專製秩序；他的先秦哲學同仁，總是遭到統治者的剿殺，令其喪失對話契機，而沉陷於完全孤立的狀態。

    西漢的先秦文藝複興運動，是一次由徒孫們掌控的文化複辟，它旨在把包括山海經和周易在內的所有重要典籍，全部納入儒學的闡釋權範圍，最終結出了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碩大果實。被專寵的儒學，從此在文化領域形成強大的專製體係，跟法家在政治領域的專製體係，形成嚴密的結構性呼應，彼此成為對方的精密鏡像。這種長達兩千年的儒家文化專製，令其他所有重要學派，都隻能成為它的附庸，甚至遭到無情的貶斥與打擊。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症結在於，它沒有試圖瓦解這種儒學文化專製，讓儒學降格到跟其他學派的同等地位，而是以“打倒”的粗暴方式來“營救”其他學派。但以儒家的方式來終結儒家，隻能導致人們對儒家的更大同情，並為儒家在21世紀的卷土重來而埋下伏筆。孔子像單身進駐天安門，正是這種文化專製的回光返照。第四代儒學家們像撿了皮夾子那樣奔走相告，以為“獨尊儒術”的時代已經複活。

    如何在天安門廣場正確樹立孔夫子像，以完善廣場政治的符號布局，這是個十分有趣的話題。孔夫子造像所站立的位置，應當在國家博物館的西門，也即天安門廣場的正東側，而非現今的“犬式”地位；其次，天安門孔子應當跟老子和墨子並肩站立，而隻有以三元並置的形態，才能真正完成文化多元觀的表述，並製止武帝以來文化專製悲劇的重演。第三，孔夫子的笑容應當收斂，他的哭泣和眼淚，以及他所承載的曆史苦痛，比諂笑更有力量。


    （寫於2011年1月，為建築雜誌《米丈誌》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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