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仁義(yi) 體(ti) 用動靜關(guan) 係的再展開——基於(yu) 《朱子語類》的史料批判

作者：孫逸超（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yu) 法政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

摘要：本文基於(yu) 朱子文獻的史料批判，特別是對於(yu) 《朱子語類》的批判研究，考察了朱子哲學中“仁義(yi) 體(ti) 用動靜”關(guan) 係的變化過程。在乾道七年與(yu) 呂祖謙、張栻等的辯論中建立了“仁用義(yi) 體(ti) ”的新模型，以區別於(yu) 傳(chuan) 統的“仁體(ti) 義(yi) 用”。慶元二年在與(yu) 董銖的討論中為(wei) 了協調揚雄和周敦頤的矛盾提出了“仁體(ti) 剛而用柔”的命題。通過史料批判解決(jue) 了《朱子語類》中關(guan) 於(yu) 這一命題的矛盾表述。同時在慶元三年又在與(yu) 輔廣的討論中提出了“仁體(ti) 靜而用動”的命題。而在麵對更複雜的經典間的矛盾時，又持各自分說、並行不悖的態度。展現出朱子基於(yu) 經典解釋所建立的哲學命題的複雜麵向。

關(guan) 鍵詞：朱子;《朱子語類》;仁義(yi) 體(ti) 用;史料批判;

南宋道學特別是朱子學的材料堪稱浩繁。要建立嚴(yan) 格的學術研究規範，必然應該從(cong) 各類材料的批判研究開始。曆來研究朱子思想特別重視《朱子語類》，但《語類》材料編輯過程頗為(wei) 複雜，本文即通過對《朱子語類》材料展開史料批判，試圖解決(jue) “仁義(yi) 體(ti) 用”這一命題中的問題。【1】

仁義(yi) 體(ti) 用的關(guan) 係問題是朱子體(ti) 用觀中重要的一環，可事實上《朱子語類》及其他材料中對於(yu) “仁義(yi) 體(ti) 用”的關(guan) 係前後抵牾，以至於(yu) 朱子的命題本身究竟為(wei) 何都沒有定論，遑論從(cong) 中研究朱子的體(ti) 用思想。本文即基於(yu) 史料的考證與(yu) 批判考察朱子“仁義(yi) 體(ti) 用”的表述的轉變，特別是晚年與(yu) 門人討論的過程。

在己醜(chou) 之悟後，朱子對於(yu) 《太極圖》中仁義(yi) 禮智與(yu) 體(ti) 用的分配，提出過兩(liang) 種不同的方案。先是依循傳(chuan) 統的仁體(ti) 義(yi) 用，後又改用原創的仁用義(yi) 體(ti) 。但前後兩(liang) 種解釋在體(ti) 用分配上恰相反，顯然造成了一些困難，因此為(wei) 了協調兩(liang) 種在不同場合下所說的四德與(yu) 體(ti) 用的關(guan) 係，建立更完整自洽的體(ti) 係，朱子晚年在與(yu) 弟子的討論中提出了“仁體(ti) 剛用柔，義(yi) 體(ti) 柔用剛”的命題，並且延伸到其他相關(guan) 文本的討論中。

一、朱子仁義(yi) 體(ti) 用的轉變（乾道七年）

朱子對仁義(yi) 中正分動靜體(ti) 用的方案有一轉變過程。對於(yu) 這一問題李麗(li) 珠曾注意到並分析了互動過程，而彭榮進一步考察了辯論中呂祖謙對朱熹的影響，注意到了仁義(yi) 中正分體(ti) 用問題前後的變化，也就是從(cong) “仁體(ti) 義(yi) 用”變成了“仁用義(yi) 體(ti) ”以及呂對於(yu) 朱這一問題的最終定型起到了促進作用。【2】

他們(men) 雖然注意到了這個(ge) 轉變，但對於(yu) 轉變的具體(ti) 時間尚付之闕如，本文認為(wei) 轉變的時間在乾道七年秋。

朱子在乾道七年五月之前給呂祖謙的信中提到，“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ti) 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yu) 處物之宜謂之義(yi) ，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為(wei) 言矣。”【3】這是以中仁為(wei) 靜，正義(yi) 為(wei) 動，即“仁體(ti) 義(yi) 用”。此書(shu) 是答呂祖謙的《與(yu) 朱侍講》六書(shu) ，而六書(shu) 中說“《遺書(shu) 》建本未到，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4】束景南考鄭伯熊刻《二程遺書(shu) 》於(yu) 福建漕司在乾道六年秋，【5】當是朱子將刊刻底本同時寄予東(dong) 萊，而正式刻本尚未到，東(dong) 萊姑用朱子之底本刊刻。故此刻當在乾道七年春以後。而朱子的《答呂伯恭》八書(shu) 尚未聞呂妻韓氏之訃，故當在五月前。因此，朱子此書(shu) 在乾道七年春至五月之間。

朱子在答複呂祖謙的書(shu) 信之後，經過思考，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修改。其中就有“《太極說》近看盡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又主靜是指正與(yu) 義(yi) 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續集》卷二《答蔡季通》四十三書(shu) ，第4682頁）這就是今天看到的《太極圖說解》定本的方案，以正與(yu) 義(yi) 為(wei) 靜，中與(yu) 正為(wei) 仁。

這封書(shu) 信中說到“前此相聚兩(liang) 日”乃指朱子與(yu) 蔡元定相聚，這是指蔡元定來助修書(shu) 之事，“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書(shu) 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liang) 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續集》卷二《答蔡季通》五十書(shu) ，第4685頁）其中說到“此兩(liang) 月無事”，束景南認為(wei) 是乾道七年七月、八月，【6】朱子自五月立社倉(cang) 後，至九月東(dong) 下政和展墓，皆無事。朱子此時在家修《通鑒綱目》，並修改《太極圖解》。蔡元定於(yu) 八月來朱子處助修《綱目》，朱子並告以修改《太極圖解》。因此四十三書(shu) 中的“前此相聚兩(liang) 日”在乾道七年八月，此書(shu) 作於(yu) 此時，而仁義(yi) 體(ti) 用分配的修改即在此前後，即乾道七年秋。

因此在乾道八年八月的《記論性答稿後》也特別糾正了原來錯誤的說法。“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yi) 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雲(yun) ：以中對正，則正為(wei) 本；以仁配義(yi) ，則義(yi) 為(wei) 質。乃無病爾。”（《文集》卷75《記論性答稿後》，第3636頁）即認為(wei) 原來分配的位置不妥當，應當以正與(yu) 義(yi) 為(wei) 主靜的對象。從(cong) 此以後，仁義(yi) 中正分動靜的方式，就變成了後世一直流傳(chuan) 的“仁與(yu) 中為(wei) 動”，“義(yi) 與(yu) 正為(wei) 靜”。

總之，朱子在乾道七年春與(yu) 呂祖謙辯論後，在乾道七年秋改變了仁義(yi) 中正分動靜的方案，從(cong) “仁靜義(yi) 動”（“仁體(ti) 義(yi) 用”）變成了“仁動義(yi) 靜”（“仁用義(yi) 體(ti) ”），並同時據此完成了新的《太極圖說解》。又在乾道八年八月《論性答稿序》中重申了他的新的“仁用義(yi) 體(ti) ”的看法。

“仁體(ti) 義(yi) 用”本來是伊川的命題，因此朱子在給呂祖謙的信中談到了仁與(yu) 中為(wei) 靜、正與(yu) 義(yi) 為(wei) 動之後，說“故程子曰：仁體(ti) 義(yi) 用也。知義(yi) 之為(wei) 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文集》卷33《答呂伯恭》八書(shu) ，第1432頁）可見朱子的這個(ge) 方案的理論依據是程子的“仁體(ti) 義(yi) 用”（“仁靜義(yi) 動”）。朱子早年也是堅持這一結構的。朱子在《太極圖說解》與(yu) 東(dong) 萊、南軒的討論中改變了原來的看法，提出了“仁用義(yi) 體(ti) ”（“仁動義(yi) 靜”）的命題。這兩(liang) 個(ge) 基於(yu) 不同傳(chuan) 統、在不同時間提出的命題給朱子的理論體(ti) 係帶來了需要協調和討論的問題。

二、仁體(ti) 剛而用柔（慶元二年）

揚雄有“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的說法，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卻主張仁陽義(yi) 陰，朱子早在淳熙十五年就注意到了這個(ge) 矛盾：

如揚子說，“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今周子卻以仁為(wei) 陽，義(yi) 為(wei) 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屬於(yu) 形質，為(wei) 人物，為(wei) 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柔）。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剛）。【7】

但朱子此時隻是從(cong) 不同的角度去解釋二者，以天理的實現展開活動的“活動性”為(wei) 陽，成就為(wei) 具體(ti) 的事物之性為(wei) 陰。而展開活動流行變動所以是柔，成就事物後分定不易，所以是剛。並沒有要將二者放到一個(ge) 統一的解釋框架下的意圖。

朱子是在董銖的提問下正式提出“仁體(ti) 剛用柔，義(yi) 體(ti) 柔用剛”這一命題的。

（董問：）然仁為(wei) 陽剛，義(yi) 為(wei) 陰柔，仁主發生，義(yi) 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yun) ：“君子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wei) 用之意。

（朱子答：）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文集》卷51《答董叔重》九書(shu) ，第2374頁）

仁為(wei) 陽剛為(wei) 流行之用，義(yi) 為(wei) 收斂為(wei) 一定之體(ti) ，這是朱子詮釋濂溪的說法，即仁用義(yi) 體(ti) 。但董銖注意到了揚雄法言中的說法“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恰與(yu) 仁剛義(yi) 柔相反，朱子於(yu) 是提出了“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的命題。對於(yu) 這一命題，輔廣也進一步請教，朱子也更明白地展開了他的論述：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wei) 剛，而義(yi) 為(wei) 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yi) 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個(ge) 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yi) 便有個(ge) 商量從(cong) 宜之義(yi) ，然其用則決(jue) 裂。”廣。（《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太極之動”是就“體(ti) ”而言，仁剛義(yi) 柔，也即朱子發揮濂溪的仁用義(yi) 體(ti) ；“一物中陰陽”是就“用”而言，仁靜義(yi) 動，正與(yu) 程子的仁體(ti) 義(yi) 用相合。這樣，朱子就是以周子為(wei) 體(ti) ，程子為(wei) 用。另外，朱子給袁樞的回信，以及與(yu) 黃子耕、萬(wan) 人傑等人的對話中，也提到了揚雄的這個(ge) 問題。

陽剛溫厚居東(dong) 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wei) 事。陰柔嚴(yan) 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wei) 事。作長為(wei) 生，斂藏為(wei) 殺，此剛柔之所以為(wei) 仁義(yi) 也。……而彼揚子雲(yun) 之所謂“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wei) 一義(yi) ，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文集》卷38《答袁機仲》五書(shu) ，第1673頁）

仁禮屬陽，義(yi) 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yi) 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朱子語類》卷6，第106頁）“以仁屬陽，以義(yi) 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yi) 主收斂而言。若揚子雲(yun) ：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又自是一義(yi) 。”（《朱子語類》卷47，第1185頁。）因此朱子認為(wei) ，仁為(wei) 陽剛，是指其發動、舒暢的意思；義(yi) 為(wei) 陰柔，是指其收斂的意思。給袁樞的信中所謂“其用處之末流”就是指揚雄的這句話是從(cong) “用”上講，仁之用柔，義(yi) 之用剛。“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就是仁義(yi) 各自分體(ti) 用陰陽。因此這裏朱子也是主張仁之體(ti) 剛用柔，義(yi) 之體(ti) 柔用剛。

可是問題並非這麽(me) 簡單。在《語類》中，有兩(liang) 條董銖所錄，恰與(yu) 書(shu) 信所說相反，

問“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曰：“仁體(ti) 柔而用剛，義(yi) 體(ti) 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問：“仁是柔，如何卻屬乎剛?義(yi) 是剛，如何卻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卻剛。但看萬(wan) 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yi) 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卻柔。但看萬(wan) 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卻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卻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yun) ：‘君子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如何?”曰：“仁體(ti) 柔而用剛，義(yi) 體(ti) 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銖。（《朱子語類》卷77，第1970頁）

同樣是揚雄的仁柔義(yi) 剛，朱子卻以揚雄為(wei) 體(ti) ，濂溪為(wei) 用，也就是“仁體(ti) 柔而用剛，義(yi) 體(ti) 剛而用柔。”

對這一現象可以有兩(liang) 種理解，一是以書(shu) 信為(wei) 準，取仁體(ti) 剛用柔之說。賀瑞麟便懷疑叔重此段文字記錄有誤。【8】二是認為(wei) 朱子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今查李道傳(chuan) 池錄，董銖實際隻錄了《說卦》這一條語類，但是從(cong) “又問揚子雲(yun) ”以下別為(wei) 一段，而與(yu) 前文相鄰。【9】此為(wei) 池州所刊之原本。之所以又多出《性理三》所錄之文，可能是後半條因為(wei) 命題新奇，被單獨輾轉流傳(chuan) ，收在後來的饒錄中，【10】而後半段文字與(yu) 三才章無關(guan) ，黎靖德編輯入了《性理三》。實際是董銖隻記錄了一次，且為(wei) 丙辰春（慶元二年）所錄。值得注意的是，池刻本此下小注雲(yun) ：“上二條恐記誤。”【11】這是黎靖德編《語類》所沒有的文字。而這幾個(ge) 字極有可能是董銖自注。看來董銖在整理時對這條記錄提出了否定。

再考朱子所答董銖的書(shu) 信的時間。朱子答此信之時，輔廣正在精舍。而輔廣所錄在池刊本中未見，應該在丙辰冬丁巳春後半殘缺部分。因為(wei) 輔廣所錄紹熙五年都下所聞的部分沒有殘缺，而黎靖德編輯輔廣語錄全部源自池州錄。可見朱子答複董銖的信應該在慶元二年冬至三年春。

根據時間推算，最可能的情況是，董銖在慶元二年春提出了這一問題並做了記錄，但記錄有誤，把剛柔順序記反了。離開滄洲精舍之後，自己也對當時的記憶不很確定，遂在書(shu) 信中（答董叔重九書(shu) ）正式提出這一問題，朱子就親(qin) 筆明確提出了這一命題，果然董銖記憶有誤。日後董銖整理語錄時並沒有刪除這部分記錄，而是在下麵注出了“恐記誤”。黎靖德在編輯時，刪去了“恐記誤”的小注，又把這段材料輾轉流傳(chuan) 的後半部分重複收錄，就使得“仁體(ti) 柔而用剛”的錯誤說法在今本《語類》中出現了三次。

而朱子答複董銖的書(shu) 信大概在慶元二年冬或三年春，此時輔廣正在精舍學習(xi) ，看到了董叔重的這封書(shu) 信，並就這一問題與(yu) 朱子進行了更深入地分析。這就是今本語類中看到的輔廣的記錄。

如果以上推理不誤，那麽(me) “仁體(ti) 剛而用柔”就是朱子確定的命題，朱子思想並沒有變化，而董銖慶元二年春乃屬誤記。

三、仁體(ti) 靜而用動（慶元三年）

朱子又有仁者體(ti) 靜而用動的說法。這是因為(wei) 《論語》中有“仁者靜，智者動”的說法，而這恰恰與(yu) 《太極圖》中仁動而智靜相反。這個(ge) 直接的矛盾，朱子顯然需要加以解釋。

朱子早年沒有直接對這個(ge) 矛盾進行解釋，但對仁者靜、知者動已經提出了“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說法：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wei) 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le) ，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yu) 動之中未嚐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yu) 天理之當然耳。謨。（《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個(ge) 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個(ge) 安靜之理，方是。”可學。（《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明作。（《朱子語類》卷32，第826頁）

周謨所錄不晚於(yu) 紹熙二年【12】，據《語類姓氏》鄭可學所錄在紹熙二年，周明作在紹熙三年以後。因此總體(ti) 上屬於(yu) 紹熙以前的想法。這實際上是太極動靜問題中“動中之靜”“靜中之動”的意思。從(cong) 這些說法看來，仁是靜為(wei) 主，但這是為(wei) 了更好地動，即有“運動之理”。動時也保持靜定狀態，安於(yu) 天理。而知則雖是動，卻保持“安靜之理”。這個(ge) 解釋暗示仁者靜體(ti) 而動用，知者動體(ti) 而靜用。不過朱子尚未有類似的提法。

與(yu) 董銖問“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差不多同時，有學者提出了《論語》與(yu) 《太極圖》之間的這個(ge) 矛盾。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shu) 雲(yun) ：‘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人傑。（《朱子語類》卷6，第108頁）

其中“前提答一朋友書(shu) ”當指上文董銖之信，已在慶元二年冬或三年春，那麽(me) 此問題當在此時提出。但此時朱子沒有詳細回答何以仁智動靜相反，隻說了“仁體(ti) 剛而用柔，義(yi) 體(ti) 柔而用剛”這句話。如果按照這個(ge) 解釋的話，仁應該是體(ti) 動而用靜。可是之後萬(wan) 人傑和曾祖道的記錄都是說仁之體(ti) 靜而用動，智之體(ti) 動而用靜。

然仁主於(yu) 發生，其用未嚐不動，而其體(ti) 卻靜。知周流於(yu) 事物，其體(ti) 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嚐不靜。祖道。（《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wei) 靜而仁為(wei) 動，如何?”……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雲(yun) ：“道理不可執著，且逐件理會(hui) 。”）子貢說學不厭為(wei) 知，教不倦為(wei) 仁。子思卻言成己為(wei) 仁，成物為(wei) 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卻有運用之意。”又雲(yun) ：“知是伏藏（祖錄作“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yu) 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zhuan) 於(yu) 動。”人傑。（《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據《語類姓氏》曾祖道所錄在慶元三年，李儒用所錄在慶元五年，這兩(liang) 段記錄對這一問題做了較詳細的解答，可以理解為(wei) 朱子在慶元三年春因為(wei) 弟子的提問而仔細思考的結果。朱子強調這裏的“仁”、“智”指“仁者”、“智者”，指人而非理。所以他說“仁者敦厚和粹，安於(yu) 義(yi) 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yu) 事變，故動。”（《文集》卷49《答滕德粹》，第2277頁）仁者在具體(ti) 的施用中是主於(yu) 發生，也就是動的，但就仁者本身而言，他的體(ti) 段是安靜的。即體(ti) 靜而用動。知者雖是思慮通達，但在具體(ti) 的思考活動中又是縝密淵深，而實現在事物上則是具體(ti) 的事理不可移易。即體(ti) 動而用靜。朱子的這個(ge) 配合方式，等於(yu) 是以《論語》為(wei) 體(ti) ，而以《太極圖》為(wei) 用。

朱子還把這個(ge) 說法推廣到仁義(yi) 體(ti) 用上，

仁義(yi) 互為(wei) 體(ti) 用、動靜。仁之體(ti) 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yi) 之用本動，而其體(ti) 則各止其所。無名氏。（《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這就是主張了仁之體(ti) 靜而用動，義(yi) 之用動而體(ti) 靜。與(yu) 仁智體(ti) 用之說一致。

朱子以仁靜知動為(wei) 體(ti) ，是有其深刻的淵源的。這就是作為(wei) 道學的舊傳(chuan) 統的“仁體(ti) 義(yi) 用”論。這個(ge) 結構既是早期道學的一貫傳(chuan) 統，也主導了朱子早年關(guan) 於(yu) 仁義(yi) 體(ti) 用關(guan) 係的思考，直到乾道七年才發生改變。因此，這一以仁靜為(wei) 體(ti) 的結構在此時成為(wei) 解決(jue) 《論語》與(yu) 《太極圖》之間矛盾的方案，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種提法與(yu) “仁體(ti) 剛用柔”可謂針鋒相對，而且幾乎同時提出，這就需要進一步推測其間的關(guan) 係。對於(yu) 這些現象，本文認為(wei) 可以有兩(liang) 種解釋。首先是把兩(liang) 種說法拚接，構成“二重體(ti) 用”。以仁為(wei) 例，就其本體(ti) 而言，體(ti) 靜用動，體(ti) 段本是安靜底意思，但卻是發生運動之根據。就陰陽施用而言，其未發之體(ti) 段是發越之陽剛，具體(ti) 實現到事物上，卻是慈柔底意思。結構如下圖。

第二，則是認為(wei) 兩(liang) 者並行不悖，並不需要在體(ti) 用上作更大規模的整合。而這正是朱子對待其他類似命題的做法。

總之，盡管朱子在紹熙以前對《論語》的“仁智動靜”章就有關(guan) 於(yu) 其中動靜關(guan) 係的思考，但真正思考《論語》與(yu) 《太極圖》的矛盾卻是幾乎與(yu) 答董銖書(shu) 信論體(ti) 剛用柔的同時，即慶元三年由其門人提問。而在此後對此問題加以詳密地思考，在慶元三年以後與(yu) 門人的問答中得出了“仁體(ti) 靜用動，智體(ti) 動用靜”的結論。

四、“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與(yu) “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

至此，仁義(yi) 體(ti) 用的關(guan) 係已經相當複雜，可是事情並沒有結束。因為(wei) 經典當中還存在一個(ge) 矛盾，就是《中庸》中的“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和《孟子》中的“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這兩(liang) 者之間主要的矛盾在於(yu) 前者以仁為(wei) 己，知為(wei) 彼，而後者以仁為(wei) 彼，知為(wei) 己，恰好相反。不過，與(yu) 上述兩(liang) 個(ge) 問題朱子試圖調和不同，在這一問題上朱子一開始就采取並行不悖的方針。他說：

中正仁義(yi) ，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yi) 以為(wei) 質之類。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wei) 智，教不倦為(wei) 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wei) 仁，成物為(wei) 智，此類亦可推矣。（《文集》卷44《答方伯謨》四書(shu) ，第2013頁）

此書(shu) 作於(yu) 乾道七年。【13】可見朱子很早就注意到這之間的差異，而且與(yu) 《太極圖》中的“中正仁義(yi) ”也構成關(guan) 聯。不過，朱子此時的處理僅(jin) 僅(jin) 是認為(wei) 需要把不同的問題分開考慮，不必要把兩(liang) 個(ge) 文本牽扯到一起。對於(yu) 這兩(liang) 個(ge) 文本的矛盾，朱子的這一態度是一貫的：

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真實無偽(wei) ，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wei) ，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yu) ‘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銖。（《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如揚子：“於(yu) 仁也柔，於(yu) 義(yi) 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yi) 。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朱子語類》卷11，第192-193頁）

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雲(yun) ：“道理不可執著，且逐件理會(hui) 。”）子貢說學不厭為(wei) 知，教不倦為(wei) 仁。子思卻言成己為(wei) 仁，成物為(wei) 知。人傑。（《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董銖此錄在慶元二年，【14】李儒用錄在慶元五年，可見朱子直至晚年仍持此態度。不過另一方麵，朱子對於(yu) 這兩(liang) 個(ge) 文本仍然作了體(ti) 用、動靜的區分。

首先朱子在《中庸章句》和《孟子集注》中對這兩(liang) 段做了明白地解釋：

仁者，體(ti) 之存。知者，用之發。【15】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16】

在“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仁是天理存主在己之體(ti) ，知是此天理流行至物之發用。而在“學不厭”中，知是在己自明之體(ti) ，仁是此理及物之用。這樣的兩(liang) 種體(ti) 用關(guan) 係並行不悖：

“成己，仁也”，是體(ti) ；“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ti) ；“教不倦，仁也”，是用。閎祖。（《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複禮為(wei) 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wan) 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ti) 之存；知者，用之發。”燾。（《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李閎祖所錄在紹熙間，及慶元三年，【17】據《語類姓氏》呂燾所錄在慶元五年。朱子對兩(liang) 種解釋並沒有作調和，仍是並行不悖地存在著。不過雖然看似矛盾，但二者還是有明顯的共通之處，就是以天理之在己為(wei) 體(ti) ，發用在物為(wei) 用。隻是仁有時在己上說其存主，有時在物上說其發用，也就是“體(ti) 靜而用動”的意味仍可以貫穿其中。而且似乎朱子是以“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也就是仁己知物、仁靜知動作為(wei) 更基本的模式：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恪。（《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卻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泳。（《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林恪所錄在紹熙四年，湯泳所錄在慶元元年。在這兩(liang) 個(ge) 對話中，都是先提到《中庸》之說，再提到《孟子》之說的。這種理解一方麵與(yu) 上文的“仁體(ti) 靜而用動”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麵，又可以上溯到其早年“仁體(ti) 義(yi) 用”的結構。雖然朱子沒有強行加以調和，而采取了“各有所主”的態度，然而“仁體(ti) 靜而用動”的原則仍是可以貫穿其中的。

綜上，朱子在慶元二年因為(wei) 董叔重的提問，開始協調兩(liang) 種仁義(yi) 體(ti) 用以及仁義(yi) 剛柔說的矛盾，而在慶元三年以後對“仁體(ti) 剛用柔，義(yi) 體(ti) 柔用剛”的命題加以確認。同時又因為(wei) 門人提問，開始思考《論語》與(yu) 《太極圖》關(guan) 於(yu) 仁智的矛盾，在此後提出了“仁體(ti) 靜用動，義(yi) 體(ti) 動用靜”的命題。而對於(yu)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與(yu) “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兩(liang) 章則始終持各自分說、並行不悖的態度，直至慶元年間。同時也有以仁己知物、仁靜知動作為(wei) 更基本的模式的傾(qing) 向。

本文考察了朱子“仁義(yi) 體(ti) 用”說展開的複雜過程，而史料批判在本文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利用早期的朱子語錄文本進行史料批判和考證，命題的真實性和思想展開的複雜性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現。因此，今後對於(yu) 朱子語錄材料的批判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注釋
 
1黎靖德的一百四十卷本《朱子語類》是經過反複編輯的，《語類》中有不少自相矛盾、與《文集》相矛盾之處，這就需要充分利用各類文獻加以考證，究明其中產生矛盾的原因。過去這部分工作是比較薄弱的，我們現在有條件看到一些原來的語錄，如李道傳的池刻《朱子語錄》，《朝鮮古寫徽州語類》，楊與立的《朱子語略》等，就有可能對其中的問題進行解答。湯元宋也注意到並嚐試對語類材料加以批判的研究。參見湯元宋：《語類編纂與“朱呂公案”》，《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1期。
 
2李麗珠：《‘喜合惡離’與‘形名太過’——朱子注解〈太極圖說〉、〈通書〉過程中與師友互動之分析》，《哲學動態》2017年第2期;彭榮：《朱熹、呂祖謙〈太極圖說解〉辨》，《朱子學刊》2017年第2期。
 
3《朱文公文集》卷33《答呂伯恭》八書，《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32頁。以下簡稱《文集》《續集》。
 
4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六書，《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2頁。
 
5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41頁。
 
6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452頁。
 
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4，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0頁。
 
8點校本引《記疑》：賀疑“體柔”以下剛柔互誤。
 
9李道傳編：《朱子語錄》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4頁。
 
10《語類姓氏》董銖名下又標記“饒錄四十六”，即董銖有部分語錄由饒錄而來。
 
11李道傳編：《朱子語錄》卷15，第304頁。
 
12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2頁。
 
13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頁。
 
14李道傳編：《朱子語錄》，本條見於丙辰所錄，第326頁。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六冊，第51頁。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84頁。
 
17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第1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