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絕倫(lun) 卻又無足輕重

——危機時代的哲學、藝術與(yu) 運動

作者：克雷格·克利福德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我在上大學時的哲學教授曾經說過，哲學的繁榮往往出現在衰落或危機時刻。不，這並不意味著哲學家都在心裏悄悄地祈禱災難降臨(lin) 。但是，黑暗時代呼籲哲學反思的確是真實的，就像藝術一樣，在一切都混亂(luan) 不堪的時候，哲學可能為(wei) 人類精神提供某些營養(yang) 。

危機當然激發出人類身上最邪惡的東(dong) 西，我們(men) 很難不去思考霍布斯的人性惡觀點可能是正確的。當今危機的很多新聞標題記錄了人類自私的無底深淵。我們(men) 頭腦中可能想到田納西州有個(ge) 人囤積了17,700瓶洗手液，然後以高得嚇人的價(jia) 格賣出去。但是，我們(men) 也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講述有人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的英勇無畏和無私奉獻，既有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病人的醫護人員，也有為(wei) 被隔離的老人運送生活物資的年輕人。如果你讀過14世紀意大利瘟疫時期的《十日談》（Decameron意大利作家喬(qiao) 萬(wan) 尼·薄伽丘（Boccaccio）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創作於(yu) 1350—1353年），薄伽丘估計，在危機期間，顯而易見的是，邪惡會(hui) 戰勝善良。不過，《十日談》中佛羅倫(lun) 薩人從(cong) 城市逃離，跑到鄉(xiang) 下別墅中躲避瘟疫，終日遊玩歡宴，每人每天講一個(ge) 故事，從(cong) 喧鬧並猥褻(xie) 作樂(le) 的放蕩之徒到虔誠無比的信徒，他們(men) 擁抱了人性的完整表現，開啟了文藝複興(xing) 。 

從(cong) 霍布斯到盧梭等現代政治哲學家傾(qing) 向於(yu) 探討人性的善惡問題，無論人性本身是善還是惡，他們(men) 都將其作為(wei) 非此即彼的問題提出來。霍布斯的自然人如此自私和邪惡以至於(yu) 他們(men) 以目睹別人受苦為(wei) 樂(le) 。而在光譜的另一端，盧梭認為(wei) 處於(yu) 自然狀態的人是自由的、和平的、容易同情他人的，因而對同胞的痛苦感同身受。

但是在此時刻，我們(men) 最好將霍布斯和盧梭的虛假兩(liang) 難困境拋在一邊，重新去傾(qing) 聽古希臘哲學家的見解，他們(men) 以明確無誤的方式清晰闡明了所有動物和人都有能力做最大的善事，也會(hui) 犯下最大的惡。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討論了人類的廣泛欲望，但他很清楚所有人都擁有包括最邪惡的欲望在內(nei) 的所有欲望。好人也有像壞人一樣的欲望，隻不過能控製它們(men) 而已。蘇格拉底甚至說，能夠做最大善的靈魂也能做最大的惡。

亞(ya) 裏士多德說人可能成為(wei) 最好的動物，可是如果脫離法律與(yu) 正義(yi) ，人就成為(wei) 最壞的動物。讓我們(men) 取得智慧和正義(yi) 的能力也能讓我們(men) 做壞事。亞(ya) 裏士多德從(cong) 他對人性的了解中推斷出的東(dong) 西是，最好的生活是有美德的生活，是靈魂的卓越，但他承認大部人過的是享樂(le) 主義(yi) 生活，隻是追求快樂(le) 而已。雖然我們(men) 有能力過有美德的生活，但我們(men) 的行為(wei) 往往正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讚同霍布斯的觀點，很多人往往很自私、容易受欲望的驅使，有時候很殘忍，但是，這是沒有能實現自己的本性善，並不是人性惡的表現。

那些成為(wei) “最好的動物”的人可能很罕見，但幸運的是，那些成為(wei) “最壞的動物”的人也很罕見。大部分人可能介於(yu) 兩(liang) 者之間的某個(ge) 地方，是原本希望當好人的。不過，認識到我們(men) 能夠成為(wei) 兩(liang) 個(ge) 極端對我們(men) 的選擇要更加重要得多。片麵地評估人性可能嚴(yan) 重影響我們(men) 對他人的評判。相信人性善的過分樂(le) 觀者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的惡，而憤世嫉俗者往往看不到人性的善良。那些擁抱人性所有可能性的古希臘觀點支持者則往往持開放態度，承認無論自己還是他人身上的兩(liang) 種極端及中間狀態等各種可能性的存在。當今的危機往往催生出極端情況，但它也是一個(ge) 機會(hui) ，讓我們(men) 抗拒自私和壞心腸的衝(chong) 動，擁抱人性中的善良。

持續不斷闖入我腦海的其他哲學主題，如果用馬基雅維裏的說法是“命運”（fortuna）和“德性”（virtù）的戰場。他對命運的描述讓我們(men) 回歸古代世界堅定相信壓倒一切的命運威力。而德性在馬基雅維裏看來，意味著強力或能力，更類似於(yu) 羅馬人的勇武（virtus）而非基督教美德。他的成年生活都花在試圖弄清楚德性是如何即便不是控製至少是管理命運的。他的建議常常相互矛盾，這也反映出他的沮喪(sang) 。有時候他說，如果你跟隨潮流而動，你將總是位於(yu) 頂層，有時候他說要大膽（在一篇很有名的，容易得罪人的文章中，他說命運就是女人，需要狠狠揍一頓。）有時候他說，你不可能逆流而上，但你可以建一些堤壩來預防下次洪水；在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說，命運能決(jue) 定一半人生，德性則來決(jue) 定另一半人生。因為(wei) 他控製命運的欲望，我們(men) 稱他為(wei) 第一個(ge) 現代思想家是準確的，因為(wei) 在某個(ge) 意義(yi) 上，現代工程的核心就是發展科學技術來試圖控製自然的動蕩不定。

顯然，如果我們(men) 能夠更好地或以更及時的方式管理技術，本來能更好地控製新冠病毒疫情。顯然，我們(men) 需要預測未來的疫情並為(wei) 此做好準備。真正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們(men) 有技術對付這種危機，卻沒有更早、更廣泛地投入運用。但正如馬基雅維裏所說，世界上所有技術永遠都不能充分控製命運。

了解一點兒(er) 古代斯多葛主義(yi) 或許能錘煉我們(men) ，抑製我們(men) 的過高期待和傲慢自大。斯多葛派繼承了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的傳(chuan) 統，相信唯一的善是美德，是希臘語的“德性/優(you) 秀品格”（aretē）而不是羅馬語的“武德”（virtus）或馬基雅維裏的“德性/力量”（virtù）。蘇格拉底在《申辯篇》等處說，生死之間真正重要的、唯一大事就是你是否好人。在亞(ya) 裏士多德看來，人的最大善舉(ju) 就是過一種體(ti) 現道德美德的生活。與(yu) 追求快樂(le) 的生活中有起有落的情況不同，追求道德美德的生活是經常性和永久性的生活，人人都能做得到。

但是，正如亞(ya) 裏士多德樂(le) 意承認的那樣，要過一種體(ti) 現道德美德的生活要求很多運氣－－－你可能年紀輕輕就死於(yu) 新冠病毒疫情或被卡車撞死。荷馬認為(wei) 人類是眾(zhong) 神的玩物，哲學家對此觀點的回答也不是我們(men) 能控製命運。對於(yu) 這些希臘哲學家來說，“命運”（moira）極其強大，正如柏拉圖的《會(hui) 飲篇》末尾所建議的那樣，人的生存條件既有喜劇也有悲劇，當時，蘇格拉底及其同伴正在辯論同一個(ge) 人能既寫(xie) 喜劇又寫(xie) 悲劇。人類生存條件的悲劇一麵意味著，我們(men) 就像悲劇英雄一樣要承受更多痛苦，雖然我們(men) 所受的苦常常是因為(wei) 自己傲慢自大所致，是咎由自取。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說，痛苦讓人長大（Pathos mathei）：如果你能承受住痛苦的打擊，痛苦能夠帶來知識，在有些情況下還能從(cong) 痛苦中產(chan) 生哲學和藝術。

讓我們(men) 將此論述放在當今背景下。亞(ya) 馬遜並沒有將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yu) 時間》賣光。但是，讓我們(men) 看看普通人對新冠疫情做出的反應。是的，政治分裂很嚴(yan) 重，很惡劣，但也存在一些橋梁可溝通這些鴻溝。全世界的人都陷入饑渴的狀態－－－如果不是哲學－－－最突出的是藝術和音樂(le) －－－至少是迫切渴望了解對他們(men) 來說有意義(yi) 的任何事情。意大利人站在陽台上唱經典歌曲“飛翔”（Volare），舊金山人坐在空蕩蕩的佩奇街（Page Street）上聽保羅·裏士滿·雷克德（Saul Richmond-Rakerd）在前庭演奏大提琴。人們(men) 蜂擁進入臉書(shu) 和YouTube上的音樂(le) 會(hui) ，為(wei) 他們(men) 最喜歡的歌星－歌詞作者的虛擬小費罐裏扔錢打賞。當臉書(shu) 似乎要限製音樂(le) 的現場直播時，出現了雪崩一般的譴責聲浪，這些抗議不僅(jin) 來自藝術家而且來自廣大粉絲(si) 。是的，藝術家、博物館、音樂(le) 會(hui) 都在試圖繼續維持生存，所以進入虛擬場所演奏。但是，人們(men) 的確需要音樂(le) 會(hui) 、藝術博物館和現場演出。在我的居住地附近，音樂(le) 人陶恩斯·凡·冉特（Townes Van Zandt）和蓋·克拉克（Guy Clark）的幽靈確立了歌手－歌詞作者的標準，表演者開始現場演出，觀眾(zhong) 則到現場捧場。他們(men) 是否很好地遵守了適當的防疫安全標準措施，從(cong) 公共衛生的角度看現場音樂(le) 表演是否明智，人們(men) 似乎不怎麽(me) 在乎了，他們(men) 迫切渴望看到現場音樂(le) 會(hui) 表演。正如陶恩斯·凡·冉特在一首歌裏唱的那樣，“除非有東(dong) 西閃亮，否則黑暗不可能消失。”

無論相信與(yu) 否，這都是聯係在一起的。人們(men) 渴望體(ti) 育運動。至少對於(yu) 運動員、教練、大學和俱樂(le) 部來說，美國的體(ti) 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名望和財富的遊戲，但是，作為(wei) 體(ti) 育本身的體(ti) 育實際上和藝術和哲學同屬於(yu) 一個(ge) 家族。無論是作為(wei) 運動員還是作為(wei) 球迷，體(ti) 育最初吸引我們(men) 參與(yu) 其中的因素或它的迷人魅力究竟是什麽(me) 呢？這是很難表達的東(dong) 西，因為(wei) 就像藝術，普通體(ti) 育運動中有美的東(dong) 西。克裏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談到體(ti) 育運動的“精彩絕倫(lun) 的功利性”。更好的說法是蘭(lan) 道夫·費澤爾（Randolph Feezell）對這個(ge) 短語的改變，“精彩絕倫(lun) 卻無足輕重”。它不過是一場遊戲，這意味著，如果和死於(yu) 新冠病毒肺炎或者當兵上戰場相比，它最終來說並不重要。但是，我們(men) 打比賽或觀看比賽時它們(men) 似乎是世界上唯一重要之事，請注意“似乎”是關(guan) 鍵。體(ti) 育玩得好的確非常精彩漂亮。他們(men) 創造了一種共同的美，我們(men) 所有人都能分享它的美。正如荷蘭(lan) 的語言學家和曆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用他的術語“遊戲人”（homo ludens）暗示的那樣，人們(men) 可能說美好生活是遊戲玩得好的生活－－－就好像這遊戲絕對重要，雖然在我們(men) 內(nei) 心深處都知道，它一點兒(er) 都不重要。最後，無論是生活還是體(ti) 育運動，真正重要的是你參與(yu) 遊戲的方式。

為(wei) 藝術而藝術，為(wei) 體(ti) 育而體(ti) 育，這些都是精彩絕倫(lun) 卻又無足輕重的東(dong) 西，但是，它們(men) 又以某種方式觸及人類精神的最深處。這場新冠病毒疫情最明顯不過地揭示出這一點。哲學就是愛智慧，永遠懸掛在智慧和無知之間，而藝術和體(ti) 育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哲學一樣賦予我們(men) 個(ge) 人的靈魂或我們(men) 的群體(ti) 以意義(yi) 。

20世紀一位偉(wei) 大的哲學家曾經說過，哲學就是無用之物，人們(men) 拿它來什麽(me) 也做不成。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當下，哲學反思、最偉(wei) 大的藝術品、精彩演繹的流行歌曲、精彩絕倫(lun) 的棒球雙殺，的確無用，連一個(ge) 人也救不了。69歲這個(ge) 高風險年齡段的我被困在得克薩斯一個(ge) 小鎮的家裏動彈不得，與(yu) 薄加丘的《十日談》中的人物沒有什麽(me) 不同，我熱烈地希望我和我的親(qin) 人不要死於(yu) 新冠疫情。我希望我們(men) 能看到憑借技術和國家的所有威力盡可能減少死傷(shang) 人數，降低人類承受的無盡痛苦。但是，我也在持續不斷地思考蘇格拉底的觀點，即國家治理雖然必要但並不高尚。它們(men) 之所以必要是因為(wei) 如果沒有管理，所有高貴的東(dong) 西都難以繁榮發展。在致命疫情肆虐的時刻，不用說，哲學課堂、音樂(le) 會(hui) 、博物館、劇院、棒球場都不能像往常一樣開放了。但是，在命運的黑暗麵占上風的不祥時刻，我們(men) 值得牢記的是，哲學、藝術和運動員們(men) 精彩絕倫(lun) 卻無足輕重的比賽雖然完全沒有必要但是的確高貴無比，而且能讓人們(men) 都變得高貴起來。我們(men) 都渴望找到人生的意義(yi) ，雖然這可能有些不確定。

作者簡介：
 
克雷格·克裏夫德（Craig Clifford），得克薩斯斯蒂芬維爾（Stephenville）的塔爾頓州立大學榮譽學院院長，哲學教授。在很多報刊上發表過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書，最新著作是《采摘者和詩人：無情的得克薩斯詩人、歌手和歌詞作者》（2016年得克薩斯農業機械大學出版社）。
 
譯自：Splendid Triviality: Philosophy, Art, and Sport in a Time of Crisis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