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冬梅 著《大宋之變（1063-1086）》出版暨前言

書(shu) 名：大宋之變（1063-1086）

作者:趙冬梅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0年06

【內(nei) 容簡介】

從(cong) 來沒有哪個(ge) 朝代像宋朝這樣飽受爭(zheng) 議，有人說它積貧積弱，有人說它文明輝煌。北京大學趙冬梅教授認為(wei) ，從(cong) 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馬光離世，二十四年間，宋朝政治由盛轉衰，堪稱“大宋之變”。本書(shu) 以司馬光的後半生為(wei) 線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壇風雲(yun) ，深入濮議之爭(zheng) 、王安石變法、司馬相業(ye) 等曆史細節，以人物為(wei) 經、事件為(wei) 緯，充分展現韓琦、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文人政治家在曆史大變局中的抗爭(zheng) 與(yu) 博弈，再現共治時代末期知識分子的榮光與(yu) 屈辱。以剝繭抽絲(si) 的分析推理，典雅流暢的語言風格，聚焦華夏政治文明的曆史轉向，探究大宋之變的錯綜因果，揭示帝國興(xing) 衰的深層根源。

【作者簡介】

趙冬梅，曆史知識的挖掘整理傳(chuan) 播者，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hui) 理事，曾任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係、法國巴黎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致力於(yu) 宋代製度、政治文化和曆史人物傳(chuan) 記的研究、寫(xie) 作和傳(chuan) 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彷徨：曆史上的武舉(ju) 和武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譯著《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中國轉向內(nei) 在：兩(liang) 宋之際的文化轉向》。

【媒體(ti) 評論】

如果曆史學家會(hui) 講故事，那就沒小說家什麽(me) 事兒(er) 了。司馬光無疑是北宋的“文化靈魂”之一，他後生的二十四年，正好見證並參與(yu) 了北宋由盛轉衰的轉折。曆經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的政治風雲(yun) ，讀者似乎能跟著時間的推進，目睹大宋的政治資源是怎樣一點一滴地耗盡，讓“共治”的理想變成黃葉滿地，借用書(shu) 中標題，“沒有贏家的戰爭(zheng) ”。作者“對人事的深刻理解”讓這本書(shu) 通俗而不媚俗，易讀而亦耐讀，成為(wei) 難得的寫(xie) 史佳品。

——楊早（著名書(shu) 評人）

文獻工夫很足，洞察很深刻，但並不故作高深，敘述流暢，文采飛揚。對宋朝為(wei) 什麽(me) 會(hui) 從(cong) 仁宗時期的包容走向神宗時期的專(zhuan) 製，宋神宗、王安石做了什麽(me) ，應負怎樣的責任，交代得很清楚。

——薑鵬（百家講壇主講人）

【編輯推薦】

這是一個(ge) 朝代的轉折史，作為(wei) 君王，他們(men) 奮發進取：行新法，敗安南，收河湟，改製元豐(feng) ，伐夏開邊……卻無法阻止國家衰亡

這是一群有識之士的時代悲歌，作為(wei) 臣子，他們(men) 名震千古：韓琦、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卻難解當下危機

君臣遇合之際，他們(men) 積極尋求變革，卻終將改革變成政治角力，將北宋推向危亡的深淵！

1.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宋史專(zhuan) 家、“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趙冬梅治宋史之作。講透“大宋之變”的深層根源和曆史邏輯：在以皇權為(wei) 根基的帝製時代，寬容政治消亡、君臣共治打破，北宋政治走向不可逆轉的腐敗。

2.以人物串聯曆史，以細節關(guan) 照全局。以推動了曆史發展的樞紐性人物司馬光後半生行跡為(wei) 切入點，來勾勒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還原北宋由盛轉衰的曆史真相，探討帝製王朝的政權格局與(yu) 曆史命運。

3.深入曆史過程，還原曆史事件中的“情與(yu) 理”。對許多宋代曆史上的重要問題，如王安石變法、司馬相業(ye) 等，重新回到曆史情境中進行同情之理解，從(cong) 宋代的曆史和當時實際的效果中予以評析，為(wei) 讀者提供新的看待曆史的方式。

4.以史料為(wei) 據，從(cong) 人性角度，充分還原了北宋君臣在曆史大時局的命運與(yu) 選擇。

5.附有《大事記年》《官製簡表》，人物關(guan) 係、曆史脈絡清晰可循。

6.高品質裝幀設計：精致內(nei) 外雙封，五色印金工藝，護眼雙膠紙，收藏級的印裝品質。

【目錄】

前言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1 父死子繼

2 帝後·母子·天下

3 強撤簾

4 “式微”歌

5 濮議：父親(qin) 名義(yi) 戰

6 把名字刻人石頭

7 沒有贏家的戰爭(zheng)

第二部 舊邦新命，1067—1069

8 新皇帝二十歲

9 “大有為(wei) ”鋒芒初露

1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1 話題人物王安石

12 四月談話

13 理財爭(zheng) 論出延和

14 司法分歧起阿雲(yun)

第三部 風雲(yun) 初變，1069—1071

15 開封山雨欲來

16 馬王初較量

17 王安石的勝利

18 皇帝愛韓非

19 去意決(jue) 絕

20 青苗法紅線

21 登樓不見山

第四部 長安不見使人愁，1071—1085

22 勇敢者的墓誌銘

23 獨樂(le) 園中獅子吼

24 新法得失

25 書(shu) 局風波

26 遺表真情獻大忠

27 神宗的眼淚

第五部 黃葉在烈風中，1085—1086

28 開封的呼喚

29 言路何難開

30 “黃葉在烈風中”

31 “司馬相公”的體(ti) 製困境

32 神宗舊相

33 僵局

34 “奸臣”去

35 政治中的政策

36 病榻上的宰相

37 複仇與(yu) 和解

38 人間最是寬容難

39 葬禮與(yu) 哀歌

附錄

北宋(1063—1086)大事記

元豐(feng) 改製前宋朝國家機構與(yu) 政府組織示意圖

元豐(feng) 改製後宋朝國家機構與(yu) 政府組織示意圖

【前言】

一、細節·真實·偶然性

本書(shu) 所講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的曆史，敘事時間上接《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書(shu) 店，2014年）。那本書(shu) 從(cong) 司馬家世一直講到仁宗朝結束，是以司馬光的成長為(wei) 主線的真、仁兩(liang) 朝政治史。本書(shu) 從(cong) 仁宗養(yang) 子英宗委屈糾結的即位開始，一直講到哲宗初年司馬光含恨離世。

荒唐的英宗四年給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傷(shang) 害，財政困難加劇，官僚集團裂隙橫生。作為(wei) 英宗之子，血氣方剛的神宗因而背負了為(wei) 父親(qin) 和血統“正名”的責任，必欲“大有為(wei) ”。開疆拓土、治禮作樂(le) 都是題中應有之義(yi) ，然而財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趨赴，以向聖意所在”，[1]施展理財之術，創為(wei) 青苗、免役諸法，以朝廷而行商賈之事，與(yu) 富民爭(zheng) 利，多方斂財，乃使國庫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邊事業(ye) 。王安石與(yu) 神宗先後相繼，變本加厲，“一道德”，“同風俗”，斥“異見”“人言”為(wei) “流俗”，棄“祖宗之法”於(yu) 不顧，自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豐(feng) 八年（1085）三月神宗駕崩，十六年間，“靡然變天下風俗”，把仁宗朝獨立思考有擔當的士大夫改造成為(wei) 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義(yi) 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異論相攪”的寬容風氣，君主體(ti) 貌大臣、存恤“大體(ti) ”的“和氣”氛圍，宰相大臣、侍從(cong) 台諫敢爭(zheng) 是非的獨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時代”即將來臨(lin) 。司馬光抗爭(zheng) 不得，自熙寧四年（1071）起，退居洛陽十五年，成就了偉(wei) 大的《資治通鑒》。

神宗駕崩後，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後攝政，邀請司馬光還朝主政，更化調整。司馬光對於(yu) “神宗的官場”缺乏基本認識，對追隨者毫無約束意願，對國家的實際狀況缺乏調查研究，對政策調整缺乏通盤考慮，無隊伍，無手段，無能力，無經驗，空懷一腔熱血，以皎皎之身投諸滾滾濁流，執政十六個(ge) 月即抱憾而終，徒留一曲失敗英雄的悲歌。

司馬光身後，官僚集團的矛盾白熱化，陷入“惡性分裂”（解釋詳後），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時代”。士大夫因內(nei) 鬥自我消耗，集體(ti) 迷失方向，失去了製衡皇權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將個(ge) 人私欲與(yu) 派別利益置於(yu) 王朝整體(ti) 利益之上，朝有弄權之相，國無“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調節社會(hui) 矛盾、應對內(nei) 外打擊的能力。最終，女真人兵臨(lin) 城下，結束了這個(ge) 可恥的時代。

是的，我要講的，是一個(ge) 有關(guan) 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轉衰的曆史，而司馬光是貫穿其中的敘事線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盡人皆知、題無剩義(yi) ，實際上人們(men) 所了解的，隻是一個(ge) 從(cong) 開頭到結尾的簡單輪廓，至於(yu) 特定開頭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結尾的，中間過程如何，“相關(guan) 各方”的選擇如何，彼此間是如何互動的，我們(men) 即使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現時代史學研究者的任務，我以為(wei) ，就是通過紮紮實實的研究，盡可能地揭露細節，通過細節展現過程，接近真實。

十六個(ge) 月的“司馬相業(ye) ”，導致了後世對司馬光評價(jia) 的兩(liang) 極分化，愛之者視之為(wei) 悲劇英雄，不吝讚美；惡之者斥之為(wei) 頑固保守，大張撻伐。認識分歧冰火不容的雙方，卻擁有共同的認識前提，那便是，這十六個(ge) 月的司馬光得到了太皇太後的絕對信任，擁有呼吸之間成禍福、改變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細節”卻告訴我們(men) ，在執政的最初九個(ge) 月當中，司馬光其實是“什麽(me) 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領導集體(ti) 人員構成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一派處於(yu) 絕對弱勢。其次，神宗元豐(feng) 改製所創造的“三省宰相製”給司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間極其有限。元豐(feng) 新製把宰相府一分為(wei) 三——門下、中書(shu) 、尚書(shu) 三省，三省長官俱為(wei) 宰相，按照政務處理程序分工，中書(shu) 取旨，門下複核，尚書(shu) 監督執行。三省宰相中，中書(shu) 省長官負責上奏皇帝聽取最高決(jue) 策，穩定擁有議政權，實際上把握著“政治的權柄”；而司馬光隻是門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呂公著是尚書(shu) 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製”中，根本輪不到他們(men) 說話。最後，司馬光和太皇太後都缺乏拋開體(ti) 製、另起爐灶的能力和意願——太皇太後是政壇新手，初學乍練，缺乏經驗；司馬光骨子裏尊重體(ti) 製，缺乏像王安石那樣的魄力。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ti) 製困境（本書(shu) 第32章）。

九個(ge) 月之後，神宗舊相中最具影響力的蔡確、章惇外放，高層人事調整結束，理應提倡和解，打破新舊間的芥蒂心結，從(cong) 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時代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官僚，集中力量致力於(yu) 政策調整。然而，大宋朝廷卻無力完成這一轉變。太皇太後在“政治實習(xi) ”的過程中，與(yu) 台諫官之間建立了更為(wei) 緊密的信任關(guan) 係。台諫官的年輩和職務特征讓他們(men) 更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教條出發，非黑即白，誇大對立，鼓吹仇恨。在台諫官的引導下，太皇太後的核心關(guan) 切轉向了自身權威的維護；對於(yu) 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經不再信任無間。司馬光的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無力的境地。呂公著、範純仁極力主張和解，卻無法左右太皇太後。“和解詔書(shu) ”終於(yu) 出台，但卻刪去了最關(guan) 鍵性的內(nei) 容，實際上等於(yu) 一紙空文。在政策調整方麵，司馬光的政策主張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評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確”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卻選擇“站在司馬光一邊”。被政治糾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選擇，已經無法因應政府和社會(hui) 所麵臨(lin) 的真實問題。北宋政治，除了可恥的墮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結局。

以上種種，唯有進入細節，才能“看見”。然而，進入細節之後，我們(men) 難免會(hui) 由衷感歎“偶然”對曆史發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與(yu) 英宗的關(guan) 係，倘若英宗是仁宗親(qin) 子，或者倘若仁宗對英宗的承認來得不是如此艱難被動，那麽(me) ，英宗朝及以後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再比如，倘若張方平的父親(qin) 不是那樣長壽，偏偏在兒(er) 子被任命為(wei) 副宰相之後離世，那麽(me) ，以張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擔當起整頓財政的責任來，而王安石也就未必會(hui) 獲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無子是偶然，張方平喪(sang) 父是偶然……無數偶然的碰撞，最終鑄成了實然，這便是我們(men) 看見的曆史。

二、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倘若隻是揭露細節、展示“偶然”，本書(shu) 傳(chuan) 遞給人的信息則未免太過悲觀，仿佛人隻能做“偶然”的奴隸——當時人逆來順受，後來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後，還存在著非偶然的結構性因素，這便是政治製度與(yu) 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製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製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統治的長治久安為(wei) 最高目標，追求一個(ge) “穩定”——整個(ge) 社會(hui) 生產(chan) 生活秩序的穩定，兩(liang) 個(ge) “安全”——朝廷國家的統一與(yu) 安全和皇權的安全。為(wei) 達此目標，王朝政治的“理想狀態”應當包括下列內(nei) 容：第一，國家製度的設計傾(qing) 向於(yu) 地方、部門、機構、個(ge) 人的分權製衡，以確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權。第二，政策製定要避免對社會(hui) 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wei) 善政，皇帝與(yu) 朝廷國家必須承認並敬畏社會(hui) 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ti) 力量。第三，在政治運作中，一方麵，皇帝應當保持其超越性，克製私欲，不受製於(yu) 任何利益群體(ti) （比如後宮、外戚、宦官；權臣；勳貴；強藩），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兼聽獨斷；另一方麵，士大夫要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種“有效的輔助”不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行政官員承擔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缺失，提醒皇帝統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隱患，防患於(yu) 未然，弭患於(yu) 已發，消除小矛盾，避免大衝(chong) 突。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yu) “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製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第一，國家製度設計精良 ，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製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幹擾，做到了“百年無內(nei) 亂(luan) ”。第二，政策製定顧及社會(hui) 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yu) 社會(hui) 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wei) 事”。[2]第三，批評糾錯機製實施有效，這套機製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製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yu) 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加以糾正。

北宋政治的三項核心特征——分權製衡的製度設計、追求國家-社會(hui) 平衡的政策傾(qing) 向，以及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製——之中，製度設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者說惰性；政策傾(qing) 向與(yu) 批評機製的穩定性則是脆弱的，影響其穩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為(wei) 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製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製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製，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jue) 定，隻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3]隻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實施強製性約束。作為(wei) 皇權的行使者，“皇帝”具有雙重性。一方麵，作為(wei) 時間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續，和空間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間統治者，皇帝代表著包括朝廷國家和社會(hui) 在內(nei) 的“江山社稷”的整體(ti) 利益和長遠利益，他應當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選擇和決(jue) 定——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麵，皇帝又是一個(ge) 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權力讓他可以任意妄為(wei) 、打破一切製度和傳(chuan) 統的約束；當然，這樣一來，皇帝本人、朝廷國家以及整個(ge) 社會(hui) ，都將付出慘重代價(jia) ——這是“具體(ti) 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過“具體(ti) 的皇帝”來表達，行使皇權。如何讓“具體(ti) 的皇帝”更接近於(yu) “抽象的皇帝”，是皇帝製度的最大挑戰。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製定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ge) 人私欲的過度膨脹；“抽象的皇帝”還應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采取開放態度，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麽(me) ，怎樣才能讓“具體(ti) 的皇帝”做到這些呢？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傳(chuan) 統的熏染、儒家經典的學習(xi) 和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宰相大臣的引導。當然，教育不是萬(wan) 能的，“具體(ti) 的皇帝”的具體(ti) 遭遇所造成的具體(ti) 心理狀態，會(hui) 影響甚至逆轉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樞密院分掌軍(jun) 政，宰相府隻管民事，宰相府與(yu) 樞密院合稱“二府”，二府長官構成了廣義(yi) 的宰相群體(ti) 。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督而董是非”，同時擁有參與(yu) 最高決(jue) 策的權力和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4]因此，不管是對於(yu) 國家政策的製定，還是對於(yu) 批評機製的維護，宰相的想法、說法與(yu) 做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作為(wei) 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導、規諫皇帝；作為(wei) 政府首腦，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納批評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為(wei) 核心的意識形態賦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導、規諫皇帝的權力與(yu) 責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yu) 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這種約束，就其本質而言，屬於(yu) 非強製性的道德約束。因此，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士大夫必須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確切的說，集體(ti) 的道德敗壞會(hui) 使士大夫喪(sang) 失約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體(ti) 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ge) 別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這個(ge) 群體(ti) 是否陷入“惡性分裂”。[5]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群體(ti) 分裂成為(wei) 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ti) 利益，成為(wei) 影響個(ge) 人與(yu) 群體(ti) 政治選擇的決(jue) 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dang) 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yu) 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一旦陷入“惡性分裂”局麵，“忠義(yi) 廉恥”必然變成虛偽(wei) 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製高點，淪為(wei) 權勢的奴仆；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yu) 更善於(yu) 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ge) 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轉。當然，這一切不能隻歸咎於(yu) 王安石，逆轉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經埋下。漫長而艱險的即位過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為(wei) 失當。神宗少年即位，力圖為(wei) 父雪恥，“大有為(wei) ”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發生變化，王安石作為(wei) 宰相，隻不過是逢君之欲，順勢而為(wei) 。

首先，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朝廷國家的政策傾(qing) 向。“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wei) 事”，在朝廷國家的目標與(yu) 社會(hui) 利益之間追求平衡的政策傾(qing) 向消失了。[6]不管變法派如何標榜“摧抑兼並”、“凡此皆以為(wei) 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7]，但是神宗的府庫裏積攢下來的錢物是事實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戶部尚書(shu) 李常算過一筆賬，“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yu) 萬(wan) 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feng) 庫封樁錢及千萬(wan) 貫,總金、銀、穀、帛之數,複又過半，”[8]總計達一億(yi) 貫以上。而這是在神宗對西北用兵、開疆拓土、長期消耗之後剩下來的錢物。變法的斂財本質不容否認。至於(yu) 新法推行人員的違規操作對當地社會(hui) 造成的損害，王安石的態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隻問其“實利”多少，“功狀”如何。處理程昉淤田“廣害民稼”案，處理王廣淵在京東(dong) 強製推行青苗貸款案，皆如此類。

其次，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評糾錯機製得以發揮作用的思想基礎。北宋士大夫群體(ti) 的“惡性分裂”出現在哲宗親(qin) 政以後，然論其根源，則必上溯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本人反對“異論相攪”，主張“一道德，同風俗”。在王安石的縱容鼓勵下，神宗不再承認批評是一種正向的力量，斥之為(wei) “流俗”，理直氣壯地拒絕約束。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9]天變沒什麽(me) 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對變法的言論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還有什麽(me) 是可以約束皇帝的呢？王安石還告訴神宗，“上身”即是“祖宗”（第13章），“活著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聽命於(yu) 太廟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徹底“解放”了，皇權被從(cong) 無形的籠子裏放出來，北宋政治從(cong) 寬容走向了專(zhuan) 製。

神宗朝的專(zhuan) 製，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wei) “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zhuan) 製”；然後表現為(wei) “皇帝的專(zhuan) 製”，宰相淪為(wei) 高級秘書(shu) 。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yu) 此。這兩(liang) 種專(zhuan) 製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zhuan) 製。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cong) 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於(yu) 無，沮喪(sang) 越來越普遍地成為(wei) 士大夫的典型心態。”[10]

最後，以逐利為(wei) 目的的政策傾(qing) 向，斤斤計較的賞格罰條，過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ge) 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yang) 出工具性極其突出的“新官僚”，他們(men) 服從(cong) 、高效、無心肝，隻關(guan) 心上之所欲，不關(guan) 心下之所苦，其極端典型是神宗禦筆親(qin) 題的“內(nei) 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11]的吳居厚。如學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ge) 角落。他們(men) 日常所麵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士風開始形成。”[12]仁宗朝歐陽修那種“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的為(wei) 官理念，和“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wei) 意”的行政作風，[13]一時煙消雲(yun) 散。

神宗與(yu) 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當時的宰相曾公亮歎為(wei) 天意。這天意的背後，是君臣間共同的思想基礎——王安石與(yu) 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響。南宋的李燾作北宋編年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記錄了一個(ge) 耐人尋味的細節——即位之前，神宗曾親(qin) 自抄寫(xie) 《韓非子》。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我希望讓學術的回歸學術，以樸素的曆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cong) “現在”看過去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製，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曆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lun) 不類”的。[14]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cong) 特定的曆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著曆史的旗號反曆史，必須警惕。新法是由朝廷製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yu) 社會(hui) 。因此，要評價(jia) 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hui) 兩(liang) 方麵的效果。總體(ti) 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yu) 民爭(zheng) 利，“富國強兵”。但是，綜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難斷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對宋朝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個(ge) 人認為(wei) ，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yu) 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麵，而在政治文化方麵。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zhuan) 製，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製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sang) 失了因應內(nei) 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yu) 神宗。

三、作為(wei) “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隱藏在諸多偶然事件的背後，這些偶然事件和活動於(yu) 其間的各色人等推動著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構成了本書(shu) 的主體(ti) 。選取不同代際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為(wei) 線索探尋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這是我為(wei) 自己選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徑。北宋的政治代際可以粗略地分為(wei) 五代：與(yu) 太祖共同創業(ye) 者為(wei) 零代，趙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於(yu) 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為(wei) 第一代，代表人物為(wei) 寇凖和他的同年們(men) ；範仲淹及其同輩政治家為(wei) 第二代，他們(men) 活躍於(yu) 仁宗、英宗兩(liang) 朝 ；司馬光、王安石屬於(yu) 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導了國家的命運；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蘇軾、蘇轍兄弟和“奸臣”們(men) ——章惇、曾布、蔡京。我選擇的第一個(ge) 研究和寫(xie) 作對象是屬於(yu) 第一代的寇凖（已出版《千秋是非話寇凖》，電子工業(ye) 出版社，2011年），第二個(ge) 就是司馬光（已出版《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書(shu) 店，2014）。在寫(xie) 作方麵，我為(wei) 自己設定的寫(xie) 作目標是：第一，吸收熔納既有的專(zhuan) 題研究成果，體(ti) 察“當時常識”，力圖構築整體(ti) 性的曆史場景。第二，盡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實地敘述人物選擇及其命運。第三，文字敘述力求“光滑”順暢，內(nei) 容的選擇則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基本原則，史料依據、學術討論部分埋入注釋，以免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以上三原則，本書(shu) 繼續貫徹。相較於(yu) 前兩(liang) 部，本書(shu) 正文用了較大篇幅對“史料”進行辨析處理，因為(wei) 這些辨析處理，直接關(guan) 係到我們(men) 對那個(ge) 時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當然以宋人所遺留的“文字”為(wei) 首選。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為(wei) 三類。第一類，南宋人編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王稱的《東(dong) 都事略》。這類文字，雖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卻是史學撰述。第二類，宋代官私曆史記錄，官方記注比如皇帝的“實錄”、宰相的“時政記”、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種私人記錄，比如行狀、墓誌銘、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馬光傳(chuan) ——《司馬光行狀》是司馬光的學生蘇軾在司馬光死後不久受司馬家委托所作。相較於(yu) 第一類，這類文字更接近“事發現場”， 理應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類，當時人的詩文奏議，這類文字產(chan) 生於(yu) “事發當時”，即便後來或有刪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則上，生產(chan) 時間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傳(chuan) 遞真實。然而，事實上，“文字”與(yu) 真實之間的關(guan) 係卻要複雜得多。在很多時候，“字麵所展現的”與(yu) “實際所發生的”甚至可以南轅北轍。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實”。

作為(wei) “文字”的生產(chan) 者、主要消費者和“文字”意義(yi) 的闡釋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並重視“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們(men) 抒發情感、表達思想、謀取功名、幹預現實的工具。“文字”還是士大夫之間政治鬥爭(zheng) 的武器和戰場。哲宗朝以後，伴隨著士大夫的“惡性分裂”，“文字”中的戰鬥也越發慘烈。《神宗實錄》在太皇太後攝政時期已經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舉(ju) 行進讀典禮，首相呂大防“於(yu) 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15]場麵感人。然而，哲宗親(qin) 政之後隨即推翻重修。紹聖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為(wei) “《實錄》所記，類多疑似不根，”請求重修；舊錄“盡書(shu) 王安石之過”，新修則“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16]“《舊錄》本用墨書(shu) ”，紹聖年間重修，在《舊錄》上刪改，“添入者用朱書(shu) ，刪去者用黃抹”，由此形成“《神宗實錄》朱墨本”[17]——原本清楚的墨跡上朱書(shu) 黃抹縱橫，就像是一場大戰之後屍橫遍野的戰場。南宋高宗時，在“朱墨本”的基礎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實錄》。三種《神宗實錄》，今皆不存。然而，透過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我們(men) 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劍影。

我們(men) 所接收的和使用的，就是這樣一批帶有強烈意圖的“文字”。我試圖穿透“字麵”去努力接近真實。蘇軾的《司馬光行狀》、《司馬光神道碑》、《王安石贈太傅製》，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書(shu) 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讀。執政初期即具呼風喚雨能力的司馬光，即出自蘇軾筆下，而那顯然是一個(ge) 天大的誤會(hui) 。蘇軾特別強調的神宗對司馬光的特別知遇，同樣也無關(guan) 事實，而是蘇軾的“建構”，這大概是蘇軾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贈太傅製》表麵上看充滿了讚美，但仔細閱讀並與(yu) 蘇軾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對，便會(hui) 發現蘇軾的皮裏陽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刻畫了一個(ge) 剛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見並試圖打擊異議人士的“司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後人對於(yu) 晚年司馬光的認識，然而，聯係寫(xie) 作時間，便會(hui) 發現蘇轍的真實用意——他要盡力撇清兄長與(yu) 司馬光的關(guan) 係，以求自保。排除“書(shu) 寫(xie) ”的偏見，才能接近真實。

是為(wei) 序。

注釋：
 
[1] 此王安石言王廣淵語，施之安石，當無大礙。《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一，李常《上神宗論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原注，1204頁。
 
[2] 這句話出自王安石著名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宋］呂祖謙編，齊治平點校《宋文鑒》卷五一，《論本朝百年無事》，中華書局，1992年第1版，774頁。
 
[3] 祝總斌《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製權力發展的總趨勢——附論古代的人治與法治》，《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4] 這一宰相概念來自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8年重印。
 
[5] 我有意沒有使用“黨爭”這樣常用的詞語，主要是因為“黨爭”含義的不確定性。個人認為，既往的黨爭研究大多在某種程度上沿襲了傳統的君子-小人二分法，並且習慣於站在傳統的“君子”一邊論其成敗，對於政治中本來就應該存在的分歧與鬥爭的涵容度不夠。
 
[6] 葛金芳1988《熙寧新法的富民與富國之爭》、1990《王安石變法新論》認為王安石的目標是“富民”，宋神宗的目標是“富國”。李華瑞2008《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考辨》引用葛說。筆者認真閱讀葛文，沒有被說服。所以我在這裏不嚴格區分王安石主政時期與神宗主政時期。
 
[7] 熙寧二年製置三司條例司上言，《宋史》卷一七六《食貨誌上四·常平義倉》， 4279頁。
 
[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七，9904頁。
 
[9]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鄧廣銘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1頁。
 
[10] 劉子健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7頁。
 
[1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一九，8161頁。
 
[12] 張呈忠《神宗法度與北宋晚期改革史研究》，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3月，83頁。
 
[13]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二《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連典大郡》，中華書局，2001年第1版，2648頁。
 
[14] 漆俠批評梁啟超《王荊公》的話，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9頁。
 
[1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五六，10918-10919頁。
 
[16]《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九，中華書局，2004年第1版，404頁。
 
[17]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誌二》， 50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