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

作者：李均明（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9年0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八日戊申

          耶穌2019年7月10日

摘要

戰國中期，儒墨實力相當，抗爭(zheng) 激烈。人們(men) 往往注重兩(liang) 家間的差異，而忽視其間的交融。早期墨者原本就脫胎於(yu) 儒家，交融是情理中事，清華簡《邦家之政》表現得更為(wei) 突出，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一為(wei) 節儉(jian) 觀，包括宮室、衣用、飲食、禮儀(yi) 、喪(sang) 葬之簡樸，尤其節葬觀已脫離儒家正統；二為(wei) 選賢觀，包括不拘一格降人才、規避讒佞小人等，但沒能擺脫宗法製度的束縛，仍然強調家族弟兄的核心作用；三為(wei) 民本思想，強調國君與(yu) 民眾(zhong) 之間關(guan) 係的和諧，主張平均分配。因此，它所代表的當為(wei) 根植於(yu) 民眾(zhong) 、主張簡樸生活與(yu) 公平分配、與(yu) 墨家有更多交融的理想主義(yi) 者，乃儒、墨交融之產(chan) 物。

清華簡《邦家之政》篇假托孔子的名義(yi) 論說其為(wei) 政觀[1]，其成篇年代當在戰國中期，乃孔門後學作品，與(yu) 孟子所處時代相當。那時的儒、墨兩(liang) 家既有抗爭(zheng) ，又有交融。當時的孟子深深感受到墨家理論的廣泛影響及威脅，指出:“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主張抗拒楊、墨之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且有充分的自信，宣稱“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下》)。韓非子雲(yun) :“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表明兩(liang) 家實力相當，爭(zheng) 論頗為(wei) 激烈。不過，孟子對墨家的直接批評僅(jin) 見《孟子·滕文公下》，而墨子後人則以大量篇幅批判儒家，《墨子》一書(shu) 中的《兼愛》《非樂(le) 》《非命》《非儒》等篇，主要是批判儒家的，它們(men) 大多是後期墨者的作品。由此，人們(men) 更多地關(guan) 注儒墨兩(liang) 家的分歧，對其共同點及交融現象重視得不夠。早期墨者原本就脫胎於(yu) 儒家，《淮南子·要略》雲(yun) :“墨子學儒者之業(ye) ，受孔子之術，以為(wei) 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shang) 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孟子雖然反對墨家，但對其某些做法還是很欣賞的，如《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wei) 之。”表明儒墨有著共同點，皆為(wei) 改造社會(hui) 、維護和諧而奮鬥，出發點與(yu) 目標方向大體(ti) 是一致的，隻是由於(yu) 二者代表不同的社會(hui) 階層，因此在方法與(yu) 策略上有所不同而已，故後人常將“儒墨”並稱。與(yu) 傳(chuan) 世古籍相比，清華簡《邦家之政》篇能較多地反映儒墨交融的一麵，試舉(ju) 三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來解析。

一、節儉(jian)

清華簡《邦家之政》有鮮明的節儉(jian) 觀，從(cong) 正反兩(liang) 麵做了闡述。正麵雲(yun) “宮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禮菲，其味不齊”，“其喪(sang) 薄而哀”，反麵雲(yun) “其宮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縟，其禮采”，“其味集而齊”，“其祭拂以不時”。兩(liang) 相比較，可知《邦家之政》主張節儉(jian) ——宮室卑小、器物簡樸、食物簡單、禮儀(yi) 實用、薄葬思哀，其中後二者與(yu) 儒家主流不盡合拍。簡文擺出基本觀點之後沒有做深入的解釋，而墨子對節儉(jian) 的解釋具體(ti) 而微，可以幫助我們(men) 更好去理解。《墨子·辭過》:“為(wei) 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是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wei) 也。”強調宮室隻要滿足基本需要即可。奢華必然走向其反麵，同篇雲(yun) :“當今之主，其為(wei) 宮室則與(yu) 此異矣。必厚作斂於(yu) 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wei) 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wei) 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luan) 也，當為(wei) 宮室不可不節。”奢靡之風一旦形成，相互攀比，便會(hui) 導致財政失衡，從(cong) 而削弱當局抵禦天災人禍、撫恤孤寡的能力。同樣是通過正反兩(liang) 麵的比較，申明是否節儉(jian) 的利與(yu) 害。故《墨子·七患》將修建豪華宮室列為(wei) 七患之首，雲(yun) :“國有七患。七患者何也?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邦家之政》當也看到時弊的危害，所以提出與(yu) 墨子相同的宮室觀。

關(guan) 於(yu) 衣用，《墨子·辭過》雲(yun) :“為(wei) 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wei) 輕且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wei) 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wei) 衣服，適身體(ti) ，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是以其民儉(jian) 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ye) 可以行天下矣。”明確衣服的功能是用來保暖禦寒，不是為(wei) 了虛榮而供人觀賞，如此則可節約財政支出，以備不測。批評當今之君主，“必厚作斂於(yu) 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wei) 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wei) 鉤，珠玉以為(wei) 佩，女工作文采，男工刻鏤，以為(wei) 身服。此非雲(yun) 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yu) 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為(wei) 衣服，非為(wei) 身體(ti) ，皆為(wei) 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禦好隱僻之民，欲國無亂(luan) 不可得也”。如今君主為(wei) 了虛榮觀好，采用名貴絲(si) 綢，編出華麗(li) 紋飾，附加金鉤玉佩。這與(yu) 簡文所雲(yun) “其文章縟”的反麵形象類同。所以，“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luan) ，當為(wei) 衣服不可不節”。即把節儉(jian) 之衣用觀提高到撥亂(luan) 反正的高度。以上數段話雖然僅(jin) 言及衣服，當也涉及使用其他日用物品的原則，說明墨子講實用，不求“觀好”——指表麵上的光鮮靚麗(li) 。這一原則與(yu) 《邦家之政》“其器小而粹”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關(guan) 於(yu) 飲食，《墨子·辭過》雲(yun) :“其為(wei) 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ti) 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yang) 儉(jian) ，民富國治。”用通俗的話說，吃飯是為(wei) 了強身健體(ti) ，不必美味佳肴。今君則不然，“厚作斂於(yu) 百姓，以為(wei) 美食芻豢，蒸灸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為(wei) 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luan) ，不可得也”。文中所述，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象。《邦家之政》所謂“其味不齊”之“齊”，指調和。《禮記·少儀(yi) 》“凡羞有湆，不以齊”，鄭玄注:“齊，和也。”“其味不齊”指的是不講究豐(feng) 盛而美味的飲食，與(yu) 上文及《墨子·節用中》“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的觀點合拍。即隻要滿足身體(ti) 的需要，粗茶淡飯即可，不必美味佳肴。

《邦家之政》“其禮菲”之“菲”，指儉(jian) 樸。《論語·八佾》“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yu) 其奢，寧儉(jian) 。’”與(yu) 其意義(yi) 一致。其反麵“禮采”，即文過其實，講排場是儒家主流常犯的毛病，遭墨家批評，《墨子·非儒下》:“且夫繁飾禮樂(le) 以淫人，久喪(sang) 偽(wei) 哀以謾親(qin) ，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yu) 飲食，惰於(yu) 作務，陷於(yu) 饑寒，危於(yu) 凍餒，無以違之。”儒家很重視喪(sang) 祭之禮，程序複雜，耗時費力，而《邦家之政》明顯地傾(qing) 向於(yu) 墨家的薄葬，故簡文雲(yun) “其喪(sang) 薄而哀”。墨家以古聖王為(wei) 例辯說薄葬的理由，《節葬下》雲(yun) :“故古聖王製為(wei) 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ti) ；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mu) ，則止矣。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cong) 事，人為(wei) 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葬埋的限度即深不及水淹，厚不致泄臭即可。同時列出堯、舜、禹的事例來說服人，並雲(yun) :“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sang) 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wei) 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wei) 如此葬埋之法。”以聖王的事例證明事物的合理性是先秦諸家慣常的做法，容易得到多數人認可，故墨子亦然。喪(sang) 思哀的觀點儒墨原本一致。《論語·子張》:“喪(sang) 思哀。”《墨子·修身》:“喪(sang) 雖有禮，而哀為(wei) 本焉。”《論語·子張》:“祭思敬。”但在喪(sang) 葬的問題上，儒墨兩(liang) 家各自走向極端。荀子維護儒家正統，極力主張厚葬，《荀子·禮論》:“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以敬飾之，使死生始終若一；一足以為(wei) 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荀子主張的厚葬，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規定了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倫(lun) 理上還打著“孝”的旗號，顯然是做給後人看的，目的是維護宗法等級製度，維護既得利益。而《邦家之政》的薄葬觀，雖然未知程度如何，明顯地已經偏離了儒家正統而偏向墨家，頂撞了現實中的等級觀念。

二、選賢

清華簡《邦家之政》之選賢觀與(yu) 墨家相類。正麵觀點雲(yun) “其位授能而不外”、“其君子文而情”、“弟子不轉遠人，不納謀夫”，反麵觀點雲(yun) “其位用愗民”、“其君子薄於(yu) 教而行詐，弟子轉遠人而爭(zheng) 窺於(yu) 謀夫”。其中“授能而不外”是選賢的核心，猶今言不拘一格降人才。“賢”，賢能，包括道德與(yu) 能力。“外”，疏遠。《戰國策·趙策二》“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鮑彪注:“外，疏之也。”[2]君子是統治力量的基礎與(yu) 精英，故重視素質修養(yang) ，要做到“文而情”。“文”之內(nei) 涵頗為(wei) 豐(feng) 富。《論語·公冶長》:“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荀子·不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歲，辨而不爭(zheng) ，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cong)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這些顯然是通過長期的培養(yang) 才能形成，而學習(xi) 是重要的一項，故其反麵便為(wei) “薄於(yu) 教而行詐”。

儒者通常強調宗法與(yu) 血緣，簡文所謂“其君執棟，父兄與(yu) 於(yu) 終要”便體(ti) 現了體(ti) 製內(nei) 的血緣紐帶作用。但在更廣的範圍則主張“不轉遠人”，即不排斥關(guan) 係疏遠的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轉”，避。《管子·法法》“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尹知章注:“轉，猶避也。”[3]“遠人”，關(guan) 係疏遠的人。《左傳(chuan) ·定公元年》:“周鞏簡公棄子弟而好用遠人。”《孟子·離婁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趙岐注:“泄，狎；邇，猶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4]《墨子》之《尚賢》三篇詳述選賢使能的必要性及其與(yu) 治理國家的關(guan) 係，其核心內(nei) 容如《尚賢上》所雲(yun) :“故古者聖王之為(wei) 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nong) 與(yu) 工肆之人，有能則舉(ju) 之，高予之爵，重與(yu)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ju) 三者授之賢者，非為(wei) 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一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ju) 之，無能則下之，舉(ju) 公義(yi) ，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夫尚賢者，政之本也。’”顯然，墨子的“尚賢”是廣泛、徹底的不拘一格，落實在行動中，企圖充分調動上下左右的積極性，達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然而，《邦家之政》的尚賢雖然也稱得上不拘一格，卻是不徹底的，簡文雲(yun) “其君執棟，父兄與(yu) 於(yu) 終要”。由於(yu) 血緣的關(guan) 係，對父兄是特殊對待的。“終要”，指成就關(guan) 鍵，看來重要的軍(jun) 國大事還是由家族掌控。墨子則不同，《尚賢中》雲(yun) :“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dang) 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ju) 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wei) 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者以為(wei) 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wei) 賢，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其中所謂“不黨(dang) 父兄”與(yu) 《邦家之政》的“父兄與(yu) 於(yu) 終要”反差極大。對“黨(dang) 父兄”的壞處，墨子做了認真的總結，《尚同中》雲(yun) :“政以為(wei) 便譬，宗於(yu) 父兄故舊，以為(wei) 左右，置以為(wei) 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yi) 。若苟上下不同義(yi) ，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親(qin) 疏有別，比周隱匿，便使吏民對統治者失去了起碼的信任。

尚賢與(yu) 避不肖並舉(ju) ，簡文稱之“不納謀夫”。“謀夫”，指不賢之謀事者。《詩·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鄭箋:“謀事者眾(zhong) 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cong) ，故所為(wei) 不成。”[5]這類人招數往往很多，有小聰明，極不老實，即墨子所謂“不肖者”。《尚賢中》:“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wei) 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wei) 賢者不勸而為(wei) 暴者不沮矣。”《親(qin) 士》又雲(yun) :“怨結於(yu) 民心，諂諛在側(ce) ，善議障塞，則國危矣。”簡文所謂“謀夫”亦當有諂諛的特點。亦即荀子所謂“態臣”“篡臣”之類。《荀子·臣道》:“內(nei) 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qin) ，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yi) ，朋黨(dang) 比周，以環主圖私為(wei) 務，是篡臣者也。”佞臣當道，君主蔽塞，就容易偏離正確的軌道，效果即簡文所雲(yun) “其君聽佞而速變”。《荀子·成相》:“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埶移。”又“讒夫多進，反複言語生詐態。”戰國形勢下，無疑需要眾(zhong) 多能人出謀劃策，但良莠不齊的情況在所難免，故“不納謀夫”——甄別是否真賢人，便被提上議事日程。

三、民本

民為(wei) 政之本。簡文雲(yun) “視其民必如傷(shang) 矣，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複也”，其對立麵則“視其民如草芥矣，下瞻其上如寇讎矣，上下絕德”，主要陳述君主與(yu) 臣民的關(guan) 係。“視其民必如傷(shang) ”，語見《左傳(chuan) ·哀公元年》:“臣聞國之興(xing) ，視民如傷(shang) ，是其福也。”《孟子·離婁上》:“文王視民如傷(shang) 。”指如安撫傷(shang) 病員般愛護百姓。其效果則“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複也。”“複”，報答。《荀子·臣道》“以德複君而化之”，楊倞注:“複，報也。”[6]“上下相複”指君主與(yu) 百姓互相報恩。

對待民眾(zhong) 的兩(liang) 種態度產(chan) 生兩(liang) 種不同的後果。墨子把類似簡文所雲(yun) 兩(liang) 種不同態度的君主稱之為(wei) “兼君”與(yu) “別君”。《兼愛中》:“誰以為(wei) 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wei) 吾萬(wan) 民之身，若為(wei) 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wan) 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待養(yang) ，死傷(shang) 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明君於(yu) 天下者，必先萬(wan) 民之身，後為(wei) 其身，然後可以為(wei) 明君於(yu) 天下。’是故退睹其萬(wan) 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待養(yang) 之，死喪(sang) 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所說的“兼”是兼愛的意思，猶今言“博愛”，即普遍廣泛的愛，與(yu) 儒家的“仁愛”固然有區別，但基礎同為(wei) 愛。文中“明君於(yu) 天下者，必先萬(wan) 民之身，後為(wei) 其身”的宗旨與(yu) 儒家君輕民重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得民心則國興(xing) ，《荀子·王霸》:“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利益分配是民本的基礎，簡文雲(yun) “其分也均而不貪”，主張普遍施惠於(yu) 民。《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荀子·王霸》亦雲(yun) “天下莫不平均”。此類均分思想與(yu) 墨子的主張吻合，《尚同中》雲(yun) “分財不敢不均”。反之，如《尚賢中》:“貪於(yu) 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yu) 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yu) 謀事不得，舉(ju) 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強。”但荀子的“均分”是等級製的，他是反對大平均的，《荀子·王製》:“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眾(zhong) 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製。夫兩(liang) 貴之不能相事，兩(liang) 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zheng) ，爭(zheng) 則必亂(luan) ，亂(luan) 則窮矣。先王惡其亂(luan) 也，故製禮義(yi) 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lin) 者，是養(yang) 天下之本也。”這種利益分配僅(jin) 在同等級內(nei) 均分，故不可避免地要產(chan) 生各個(ge) 階級之間的矛盾與(yu) 抗爭(zheng) 。從(cong) 其“父兄與(yu) 於(yu) 終要”的宗法觀念考察，《邦家之政》雖然強調愛民，但它的民本思想當未脫離儒家正統的軌道。

綜上所述，戰國中晚期，儒墨間既有激烈的對抗，也有廣泛的交融，隻是交融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所以，此後荀子把儒者大體(ti) 分為(wei) “大儒”“雅儒”“俗儒”三類。他所描述的“俗儒”表現，包括“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yu) 墨子矣”，則《邦家之政》所代表的當為(wei) 根植於(yu) 民眾(zhong) ，主張簡樸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會(hui) 和諧，與(yu) 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

注釋

1、本篇所引《邦家之政》的內(nei) 容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八)》，中西書(shu) 局，2018年。

2、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9頁。

3、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303頁。

4、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shu) 局，1960年，第192頁。

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449頁。

6、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shu) 局，1988年，第300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