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祭天禮與(yu) 五代十國的正統意識

作者：王美華（曆史學博士, 遼寧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 》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七日己亥

          耶穌2019年3月3日

【摘要】

五代十國時期建國稱帝的諸政權紛紛舉(ju) 行皇帝祭天禮，但因為(wei) 禮儀(yi) 傳(chuan) 統的差異，北方五代政權的祭天儀(yi) 式多嚴(yan) 謹周備，而南方諸國的祭天儀(yi) 式則多草率簡略。皇帝祭天禮的舉(ju) 行與(yu) 亂(luan) 世之中各政權極力宣示自身統治的正統性的意識直接相關(guan) ，然五代十國後期隨著正統紛爭(zheng) 的減弱，新建國稱帝的諸政權對皇帝祭天禮儀(yi) 的關(guan) 注程度相比前期諸政權而言明顯有所降低。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更迭，戰亂(luan) 頻仍，北方地區五代相繼，南方地區諸國各據一方。紛亂(luan) 的政治格局之中，標識“王者所由受命也”的郊祀祭天禮卻備受重視，被視為(wei) 昭示政權統治正統性、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梳理五代十國時期的皇帝祭天之禮，審視皇帝祭天禮所呈現的不同狀態，探究南北政權對於(yu) 皇帝祭天禮儀(yi) 的共識，分析皇帝祭天禮的舉(ju) 行與(yu) 分裂格局下正統意識演進的關(guan) 聯，無疑對今人更趨準確地理解和界定五代十國時期的曆史發展進程有著重要意義(yi) 。

一、皇帝祭天禮之南北差異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的五代政權與(yu) 南方諸國中稱帝建國的各政權皆紛紛舉(ju) 行皇帝祭天禮儀(yi) ，然仔細考察卻可發現，南北祭天禮儀(yi) 呈現出了較為(wei) 明顯的差異。從(cong) 文獻記載來看，朝代更迭頻繁、國祚較短甚至爭(zheng) 戰不斷的五代王朝的皇帝祭天禮儀(yi) ，恰是較為(wei) 嚴(yan) 謹詳備的。

唐天祐四年(907)，朱溫稱帝建國，改元開平，追尊祖考建立宗廟。開平二年(908)正月，即命有司“擇日備儀(yi) ”，欲祭天於(yu) 南郊，同時郊祀大禮之“儀(yi) 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le) 懸”等各令所司修飾，並以河南尹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1]卷193《閏位部·崇祀》開平三年(909)正月，梁太祖朱溫先於(yu) 朔日禦殿受賀之後，“奉遣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yi) 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辭於(yu) 開明門外”;其後，鑾駕發東(dong) 都，百官扈從(cong) ;“備法駕六軍(jun) 儀(yi) 仗”入西都，“禦文明殿受朝賀”;庚寅，親(qin) 享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於(yu) 圜丘;禮畢，禦五鳳樓，宣製大赦天下;其後，禦文思殿宴群臣，賜金帛有差。[2]卷4《梁太祖本紀四》群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細觀後梁首次皇帝祭天之禮，無論是擇日卜郊[3]卷2《梁太祖本紀下》、檢詳禮文[4]卷2《親(qin) 拜郊雜錄》，還是告祭各方嶽瀆山川靈跡神祠[1]卷193《閏位部·崇祀》，抑或是儀(yi) 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le) 懸籌備修飾到南郊諸使的設置，還是宿齋、饗廟再親(qin) 祀昊天、禦樓大赦、宴群臣、上尊號等的禮儀(yi) 程序，皆可看出此次皇帝祭天禮準備充分，程序嚴(yan) 謹，周詳備禮。盡管其中也存在著諸如大禮使充任不循唐製[4]卷2《親(qin) 拜郊雜錄》、特奉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祭享等明顯不按李唐“故事”行事的情況，但其大體(ti) 是按照唐代皇帝親(qin) 郊祭天的儀(yi) 製程序而行，這一點顯然是毋庸置疑的。此次南郊祭天之後，朱溫還於(yu) 當年十一月冬至日舉(ju) 行了南郊告謝之禮。[3]卷2《梁太祖本紀下》與(yu) 正月的郊祀祭天相比，告謝之禮雖顯簡略，依然是齋戒、儀(yi) 仗、法駕、鹵簿及護從(cong) 皆具，文武百官列班，皇帝登壇行禮，[1]卷193《閏位部·崇祀》整個(ge) 儀(yi) 式也是莊嚴(yan) 隆重、嚴(yan) 謹周備的。

後唐建國的祭天禮雖顯倉(cang) 促簡陋，但是滅後梁統一北方以後的祭天禮儀(yi) 則是周詳備禮、嚴(yan) 謹莊重的。同光元年(923)三月，李存勖“築即位壇於(yu) 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宣製改元，大赦天下。[2]卷29《唐莊宗本紀三》升壇祭天是為(wei) 宣示承天之命稱帝建國，隻是事出倉(cang) 促，籌備時短，儀(yi) 節程序法物祭器當然頗不周備。及十一月已滅後梁，莊宗李存勖立即下詔於(yu) 洛陽舉(ju) 行正式隆重的南郊祭天之禮。此次祭天籌備充分，既有祖宗配享的議定[2]卷30《唐莊宗本紀四》，又有登歌酌獻樂(le) 舞名的奏進[2]卷31《唐莊宗本紀五》，還有親(qin) 王充亞(ya) 獻及終獻的確定。[4]卷2《親(qin) 拜郊雜錄》按《舊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五》所載：同光二年(924)正月丙寅，親(qin) 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於(yu) 太微宮;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親(qin) 祀昊天上帝於(yu) 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五鳳樓，宣製大赦。[2]卷31《唐莊宗本紀五》其後臣僚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史載，唐玄宗時期將長安的玄元廟改為(wei) 太清宮，洛陽的玄元廟改為(wei) 太微宮。天寶以後，逐漸形成了先朝獻太清宮、次朝饗太廟、又次至南郊祭天以及禦樓肆赦的親(qin) 郊祭天的一套禮儀(yi) 程序。從(cong) 上段記述來看，莊宗李存勖親(qin) 郊祭天，致齋、朝獻太微宮、饗太廟、南郊祀天、禦樓肆赦等這一係列程序顯然完全是遵循或者說照搬李唐皇帝祭天慣製而來，儀(yi) 製莊重嚴(yan) 謹，禮文周備。同光二年祭天禮的儀(yi) 製模式奠定了此後明宗祭天的基調。長興(xing) 元年(930)二月，明宗李嗣源親(qin) 祀昊天上帝於(yu) 南郊。其禮儀(yi) 程序為(wei) ：二月壬子，宿齋於(yu) 明堂殿;癸醜(chou) ，朝獻太微宮;是日，宿齋於(yu) 太廟，“詰旦請行饗禮”;甲寅，赴南郊齋宮;乙卯，祀昊天上帝於(yu) 圜丘，“柴燎禮畢，郊宮受賀”;是日，禦五鳳樓，宣製改元，大赦天下。[2]卷41《唐明宗本紀六》明宗祭天，無論是大禮諸使的設置，還是郊壇、儀(yi) 仗、車輅、祭器等的籌備，亦或是齋戒、朝獻太微宮、饗太廟、南郊祀天、受賀、禦樓肆赦等諸程序，甚至於(yu) 按循以親(qin) 王為(wei) 亞(ya) 獻的禮例，顯然遵循了莊宗祭天的模式。換言之，依然遵循著唐代延續下來的祭天規製，儀(yi) 式隆重、繁瑣，頗有李唐國禮之象。

後周廣順三年(953)將皇帝南郊祭天之事提上日程，禮儀(yi) 籌備涉及內(nei) 容繁多：按照洛陽郊壇規製於(yu) 開封新修郊壇[4]卷2《親(qin) 拜郊雜錄》、議定珪璧、祝文、祝板等製[1]卷594《掌禮部·奏議二二》，明確南郊五使的設置，並確定“以晉王榮為(wei) 亞(ya) 獻，通攝終獻行事”[2]卷113《周太祖本紀四》，等等。據《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四》記載：十二月癸酉，“帝宿齋於(yu) 崇元殿”，甲戌，宿於(yu) 太廟;乙亥質明，“帝親(qin) 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升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yu) 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宮;次年正月丙子朔，“帝親(qin) 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禦明德樓，宣製大赦，改元;宣赦畢，“帝禦崇元殿受冊(ce) 尊號”，群臣稱賀。行禮途中，雖因周太祖郭威“不豫”之故，郊祀及禦樓受冊(ce) 時“有司多略其禮”[2]卷113《周太祖本紀四》，但這並不妨礙整個(ge) 禮儀(yi) 程序的莊重繁瑣、周備嚴(yan) 謹。總體(ti) 而論，無論是後梁還是後唐抑或後周，其皇帝祭天禮基本程序是大體(ti) 一致的，皆有宿齋、饗廟、郊祀、受賀、禦樓肆赦、改元、受尊號等步驟程序。當然，後唐為(wei) 了彰顯嗣興(xing) 唐祚於(yu) 享廟之前還設有朝獻太微宮的儀(yi) 式，使其祭天儀(yi) 式完全照搬了唐代儀(yi) 規慣例。除了基本步驟程序遵循唐製而來，五代皇帝祭天禮中的郊壇設置、儀(yi) 仗鹵簿、郊祀諸使、樂(le) 舞祭器、車輅法物等，亦皆在遵循唐製的基礎上詳細議定，周備建製。

與(yu) 五代王朝皇帝祭天禮的嚴(yan) 謹詳備、繁瑣莊重狀態相比，南方諸國的皇帝祭天禮則是截然相反：簡略草率、貴重“誠意”而已。南方諸國中稱帝六國除閩以外皆有皇帝祭天禮。天複七年(907)王建建國，以次年為(wei) 蜀武成元年(908)，並於(yu) 春正月辛巳“郊祀天地”。祭天儀(yi) 節程序史籍記載不詳，僅(jin) 於(yu) 王建稱帝敕文中有“郊丘備禮，嚴(yan) 配式遵”之語，此外還有對“應南郊行事亞(ya) 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you) 賜並候績敕處分，以及對“應飛龍閑廄內(nei) 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you) 賞”的舉(ju) 措。[5]卷36《前蜀高祖本紀下》禮後行賞涉及亞(ya) 獻、終獻攝事行禮之官吏，還有諸雜工巧、儀(yi) 衛人員等等，大致可知其禮儀(yi) 舉(ju) 行的參與(yu) 人員情況，顯然較為(wei) 簡略，不及五代王朝皇帝祭天的繁瑣隆重。此後，天漢元年(917)十一月，王建再次親(qin) 郊祀昊天上帝於(yu) 圜丘，儀(yi) 製如何亦無法悉知。史稱，前蜀王建立國，對唐之故族“禮而用之”，禮樂(le) 建製儼(yan) 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然眾(zhong) 所周知，唐代朝廷禮儀(yi) 典製自有禮司禮官掌管，其他官僚士族即使有熟悉禮儀(yi) 者，亦是無法與(yu) 掌管朝廷典製禮儀(yi) 的專(zhuan) 門司禮官員相比的，況且儀(yi) 仗鹵簿、車輅法物等又豈是非禮司人員所能掌握和建置的。由此而言，王建祭天可能隻是大體(ti) 模仿唐製簡略行事而已，具體(ti) 儀(yi) 節程序、禮器法物不能詳究了。南漢建國於(yu) 乾亨元年(917)八月，劉龑即皇帝位，於(yu) 次年(918)年冬十一月祀南郊，其後南漢中宗與(yu) 後主亦曾親(qin) 郊祭天。南漢皇帝祭天禮儀(yi) 製細節不見於(yu) 記載，但從(cong) 偶然的相關(guan) 記載中可推知其禮儀(yi) 的情況。據《資治通鑒》卷294記載：南漢後主大寶二年(959)將祀圜丘，前三日，尚書(shu) 右丞、參知政事鍾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nei) 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鍾允章叱之。許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yu) 郊祀日作亂(luan) ”。南漢後主即位之後親(qin) 行祭天，已是南漢第三次舉(ju) 行皇帝祭天之禮了，然無論是鍾允章帥禮官登壇指導陳設神位，還是宦官持劍登壇責其“謀反”，皆表明其皇帝祭天禮草率簡略而無嚴(yan) 謹章法。

南方諸國皇帝祭天禮的草率簡略在楊吳祭天禮中表現的尤為(wei) 充分。天祐十六年(919)三月，楊吳正式建國改元。楊溥即吳王之位後，於(yu) 順義(yi) 元年(921)冬十一月“祀天於(yu) 南郊”[3]卷61《吳世家》。關(guan) 於(yu) 此次祭天唯可知配以太祖、禦樓宣赦而已，至於(yu) 齋戒、儀(yi) 仗、鹵簿、法物、享廟等行禮步驟或儀(yi) 製細節如何皆無從(cong) 得知。史載，徐溫勸行南郊祭天之禮，有臣僚曾言及：“禮樂(le) 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wan) ，今未能辦。”徐溫則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wei) ?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5]卷3《吳睿帝本紀》徐溫掌控朝政，其意見即是此次祭天禮的主要基調。在這種“貴誠”而不必盡法唐製的基調下，楊吳南郊祭天的簡略草率是可想而知的。這種重貴誠意的原則基調甚至亦影響到南唐皇帝祭天禮儀(yi) 的舉(ju) 行。昇元三年(939)二月，徐知誥改國號曰大唐，“複姓李氏”。三月始“作南郊行宮千間，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確定以神堯配天於(yu) 圜丘[5]卷15《南唐烈祖本紀》。四月即行祭天：庚辰，先朝享於(yu) 太廟;辛巳，祭天於(yu) 南郊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癸未，大赦境內(nei) ，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5]卷15《南唐烈祖本紀》南唐興(xing) 祚，立大唐宗廟，號稱唐室苗裔，然其皇帝祭天既未能按循或照搬唐製行事，又是在不足一月的議禮籌備後便倉(cang) 促行事，可知其儀(yi) 節程序、儀(yi) 仗鹵簿、車輅法物諸端缺略必多，顯然亦正在於(yu) 強調祭天“貴誠”而非“奢泰”儀(yi) 節舊規也。

綜上所述，南方諸國皇帝祭天禮多簡略草率，與(yu) 北方政權皇帝祭天的嚴(yan) 謹周備、隆重肅穆無法比擬。當然南方諸國皇帝祭天禮的簡略草率，或許會(hui) 有文獻記述缺略的原因，但主要還是在於(yu) 其行禮之際確是倉(cang) 促行事，強調重貴“誠意”而非儀(yi) 節器物詳備、步驟程序周到。與(yu) 五代政權相比，禮儀(yi) 典製傳(chuan) 統底蘊與(yu) 專(zhuan) 職司禮人員的缺乏恰是南方諸國皇帝祭天禮乃至其他禮儀(yi) 典製亦無法詳備的一個(ge) 不可忽視的關(guan) 鍵因素。五代十國時期，南北地域風格迥異的皇帝祭天禮的出現，其實表明亂(luan) 世之中各政權統治者對於(yu) 皇帝祭天儀(yi) 式的政治影響力有著清晰認知和充分重視。

二、皇帝祭天禮的共同認知

在中國古代的禮儀(yi) 製度中，王朝統治者最為(wei) 重視的就是郊天與(yu) 祭祖。所謂天者“王者所由受命也”，皇帝祭天代表天授其權。曆來改朝換代、建國立朝之際君主皆注重親(qin) 行祭天之禮，就是為(wei) 了凸顯其統治的正統性和神聖性。五代十國時期，“安有王者不事天乎”的共同認知促使各建國稱帝者紛紛親(qin) 行祭天禮儀(yi) ，嚴(yan) 謹備禮也好，重貴誠意也罷，對於(yu) 皇帝祭天宣示正統的用意卻無疑是一致的。

五代十國各政權建國稱帝之初往往要舉(ju) 行皇帝祭天之禮，著意宣示其政權統治承天受命的正統地位。例如，開平元年(907)四月朱溫建國稱帝後，次年正月即命有司“擇日備儀(yi) ”，欲親(qin) 行祭天之禮，隻是因西都宮內(nei) 修造尚未畢功，遂又推遲。[1]遂於(yu) 開平三年正月於(yu) 西都洛陽舉(ju) 行了聲勢浩大、莊嚴(yan) 隆重的祭天之禮，意在宣示後梁承天受命、替代李唐國祚的正統形象。同年十一月，朱溫再次舉(ju) 行南郊告謝之禮。一年間兩(liang) 次親(qin) 赴洛陽南郊行禮，可見篡唐國祚而建的後梁政權對親(qin) 郊祭天以宣示自身正統的重視程度。後唐以“嗣唐帝位”為(wei) 主旨，以接續李唐王朝而自命，以天下正統自居，遂更為(wei) 重視可以宣示正統的皇帝祭天之禮。朱溫篡唐稱帝改元開平之時，李克用父子拒絕承認其正統而猶自奉唐正朔，稱天祐年號。及李存勖建國，先行升壇祭天然後即皇帝位，行禮可能倉(cang) 促草率，著意突出其承天授命、嗣續李唐的正統地位和合法性的政治用意卻顯露無疑。及同光元年十一月，滅掉朱梁大體(ti) 統一北方以後，李存勖又立即下詔次月就要於(yu) 洛陽郊壇親(qin) 行祭天之禮，其後可能因為(wei) 過於(yu) 倉(cang) 促才推遲“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2]卷30《唐莊宗本紀四》此次祭天儀(yi) 式嚴(yan) 謹，朝獻太微宮、享太廟、南郊祀天、禦樓肆赦，完全照搬唐代皇帝祭天禮儀(yi) 慣製而來，極力向天下渲染其已為(wei) 李唐複仇並承續唐統的正統形象。或許也正是因此，時人對此禮讚許有加，史載：“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悅服。議者雲(yun) ，五十年來無此盛禮。”[2]卷31《唐莊宗本紀五》與(yu) 其說是對禮儀(yi) 盛況的讚許，不如說是對其極力塑造的嗣興(xing) 唐朝的正統形象的接受和認可。

從(cong) 文獻記載來看，南方稱帝諸國在建國稱帝之初也紛紛舉(ju) 行皇帝祭天之禮。例如，南方諸國中稱帝最早的前蜀王建，在改元之年初即郊祀祭天。唐末，王建占據四川，天祐四年朱溫稱帝，王建拒絕承認後梁的正統地位。當年九月，王建建國稱帝，改定次年為(wei) 蜀武成元年，並於(yu) 春正月辛巳即“郊祀天地”[5]卷36《前蜀高祖本紀下》。前蜀比後梁更早舉(ju) 行皇帝祭天禮，其宣示承天受命、對抗朱溫政權正統地位的意圖非常明顯。地處嶺南的南漢立國雖然晚於(yu) 前蜀，但同樣重視立國之初皇帝祭天的政治意義(yi) 。乾亨元年八月，劉龑正式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次年冬十一月即南郊祭天，改國號曰漢。正是源於(yu) 對皇帝祭天宣示自為(wei) 正統的重視，楊吳在建國稱王之時即已舉(ju) 行祭天之禮了。朱溫篡唐，占據淮南的楊氏猶奉天祐年號，天祐十六年三月，正式建國改元。武義(yi) 二年(920)，楊溥即吳王位，於(yu) 次年即順義(yi) 元年(921)冬即有郊祀之舉(ju) 。楊吳此時隻是稱吳王而已，並未明確稱帝號，就急於(yu) 祭天無疑在於(yu) 宣示其建國立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楊吳政治集團欲在亂(luan) 世之諸家割據勢力中樹立對淮南地區統治權威的意圖，由此不言而喻了。同樣，以延續李唐國祚而自居的南唐因為(wei) 急於(yu) 宣示正統性，在改定國號之際即倉(cang) 促舉(ju) 行皇帝祭天之禮。楊吳天祚三年(937)十月，楊溥禪位，徐知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昇元三年二月，改國號曰大唐，複姓李氏，表明“嗣興(xing) 唐祚”[5]卷15《南唐烈祖本紀》的政治意圖。三月，始作南郊行宮、議定郊祀，夏四月即舉(ju) 行祭天儀(yi) 式。即使有禮官明確提出：天子郊以冬至，今之四月並非天子“郊時”[5]卷15《南唐烈祖本紀》，依然堅持於(yu) 四月舉(ju) 行親(qin) 祭之禮。表麵看來是大司徒宋齊丘“固爭(zheng) ”之故，其根本原因在於(yu) 李昪君臣急於(yu) 宣示其嗣興(xing) 唐祚的正統名號。

除了建國立朝之初積極舉(ju) 行祭天禮儀(yi) 宣示正統之外，各稱帝政權還明顯注重繼任者登基之後親(qin) 行祭天之禮，繼續強調其統治的正統性。例如，後梁乾化二年(912)六月，朱友珪弑梁太祖朱溫，登基為(wei) 帝，次年(913)正月即“祀天於(yu) 洛陽南郊”，改元鳳曆。[3]卷13《梁家人傳(chuan) 》而末帝朱友貞即位之後，亦曾於(yu) 貞明三年(917)十二月幸洛陽，“為(wei) 來年有事於(yu) 南郊也”。[2]卷9《梁末帝本紀中》後因“晉人陷楊劉城”，一時晉兵攻入傳(chuan) 言頗盛，末帝與(yu) 從(cong) 官皆懼，“遂停郊禮，車駕急歸東(dong) 京”[2]卷9《梁末帝本紀中》。盡管此次祭天禮因戰亂(luan) 未能實際舉(ju) 行，但是末帝君臣對皇帝祭天的重視顯然可見。再如，前蜀後主王衍於(yu) 光天元年(918)六月即位，次年乾德元年(919)春正月辛巳即祀天於(yu) 南郊，大赦國內(nei) 。[5]卷37《前蜀後主本紀》又如，南漢中宗與(yu) 後主即位之後(當年，或次年)亦皆舉(ju) 行祭天之禮。按《南漢紀》所載：應乾元年(943)三月中宗劉晟即位，十一月丁亥即祀南郊;大寶元年(958)八月後主劉鋹立，大寶二年冬十一月辛亥，亦親(qin) 祀天於(yu) 圜丘。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國時期的皇帝祭天禮，除了在建國稱帝之際以及新君繼位之後舉(ju) 行之外，還有在國事穩定、政通人和之時舉(ju) 行的南郊告謝之儀(yi) ，這其實是從(cong) 另一角度宣示受命於(yu) 天的正統性。例如，朱溫在開平三年冬至舉(ju) 行南郊告謝之禮。又如，後唐明宗在位第5年即天成五年(930)二月親(qin) 行南郊祭天之禮，具有明顯的感恩天助、告謝厚德之意。（[1]卷34《帝王部·崇祭祀三》）相比莊宗隆重祭天以宣告其紹繼李唐帝位、延續李唐國祚為(wei) 天下正統的做法，明宗在國事平順竟呈小康之狀時，南郊祭天告謝昊天厚德之舉(ju) ，無疑也是為(wei) 了進一步彰顯其統治承天受命的正統性。與(yu) 此相似，史載南唐李璟擬定預期的祭天禮亦是具有告謝於(yu) 天、凸顯得天之助的意味。按《馬氏南唐書(shu) ·魏岑傳(chuan) 》記曰：“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克複中原之誌，岑請親(qin) 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為(wei) 一，然後告謝天地’。”

也許正是源於(yu) 對王者祭天宣示正統的共識，接續後唐的後晉政權恰是沒有皇帝祭天禮的。因為(wei) 石敬瑭稱帝，乃“北朝所立”而非“中國自冊(ce) ”，[3]卷29《景延廣傳(chuan) 》實為(wei) 契丹之臣也。石敬瑭奉契丹而平北方的做法，使其無法舉(ju) 行祭天之禮宣告自身承天受命的正統地位。也正因此，後晉出帝即位之後，才有“致書(shu) 稱孫而已”，“可以為(wei) 孫，而不可為(wei) 臣”之抗爭(zheng) 。[3]卷29《景延廣傳(chuan) 》後晉曆2主，有國11年，在承繼尤為(wei) 重視皇帝祭天禮的正統意義(yi) 的後梁、後唐王朝之後，不舉(ju) 行皇帝祭天之禮，不能忽視亂(luan) 世之中王者受命於(yu) 天、王者祭天宣示正統的觀念的深刻影響。開國稱帝時祭天，或者是新君繼位後郊祀，抑或是國家昌盛時升壇告謝，行禮時是嚴(yan) 謹周備、莊重肅穆，還是簡略草率、強調誠意而已，並不是關(guan) 鍵，皇帝郊祀祭天儀(yi) 式所彰顯的政治意義(yi) 才是五代十國亂(luan) 世之中各個(ge) 政權重視其禮的關(guan) 鍵。

三、分裂格局中正統意識的演進軌跡

皇帝祭天是五代十國時期建國稱帝的各政權宣示正統性的重要方式，然仔細審視皇帝祭天禮的實例，卻可看到這樣一個(ge) 現象：五代十國前期立國稱帝的政權尤為(wei) 重視皇帝祭天禮儀(yi) ，五代十國後期立國稱帝的政權對皇帝祭天禮儀(yi) 的重視程度則明顯降低。而此現象恰恰揭示出五代十國時期正統意識的演進軌跡。

唐末藩鎮勢力林立，朝廷其實已經失去對地方的實際掌控權。及李唐亡國，朱溫稱帝，天下分裂，正統紛爭(zheng) 局麵出現。朱溫自認為(wei) 承繼李唐王朝的天下正統，但各方勢力態度不一。如吳越錢氏、楚地馬氏、荊南高氏、閩地王氏等奉之為(wei) 正統，臣服入貢，受其封爵;而蜀地王建、河東(dong) 李克用父子及淮南楊氏等則拒絕承認後梁的正統地位，仍奉唐正朔，用唐年號，繼而紛紛建國稱帝，自立正統。簡言之，朱溫篡唐，打破了李唐王朝天下一統的格局，引發了正統之爭(zheng) 。彰顯“王者受命於(yu) 天”的祭天禮儀(yi) 被高度重視起來，無論是篡唐而立的朱梁政權，還是拒絕承認朱梁正統而後建國稱帝的前蜀、後唐及楊吳等政權，皆以南郊祭天作為(wei) 宣示自身正統性的重要方式。也正因此，可以看到，五代十國前期建國稱帝的諸政權對皇帝祭天禮尤為(wei) 重視，不僅(jin) 開國稱帝之際要祭天行禮，後任新君繼位亦要親(qin) 祀南郊。後梁曆3主，朱溫祭天兩(liang) 次，朱友珪郊祀1次，末帝朱友貞亦欲親(qin) 赴洛陽祭天，隻是因戰事未能成行而已。對照後梁對皇帝祭天宣示正統的重視，前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王建建國雖晚於(yu) 朱溫，但郊祀祭天卻比朱溫更早。前蜀曆2主，皆有祭天行禮之舉(ju) 。王建祭天兩(liang) 次，後主王衍繼位即親(qin) 行郊祀之禮。南漢建國於(yu) 後梁貞明三年，其先承認後梁接續唐朝的正統地位，至劉龑在位建國稱帝，自立正統。南漢自劉龑立國稱帝共曆4主，除了在位不及1年的殤帝劉玢之外，3任君主皆親(qin) 行郊祀祭天，且其行禮有固定慣製：皆於(yu) 冬十一月。而楊吳在尚未稱帝之時就已急於(yu) 舉(ju) 行祭天之禮了。與(yu) 唐亡以後紛紛祭天立統的南方諸國相比，占據河東(dong) 地區與(yu) 朱溫勢力長期對峙的李克用父子，對郊祀祭天、宣示正統的認知更為(wei) 深刻。所以，李存勖先升壇祭天後即皇帝位，又在滅後梁之後於(yu) 洛陽舉(ju) 行聲勢浩大的祭天禮儀(yi) 。繼莊宗兩(liang) 次祭天之後，明宗治理內(nei) 政數年有成亦行祭天之禮。

綜上所述，李唐亡國，天下大亂(luan) ，引發正統之爭(zheng) 。篡唐而立的後梁政權以皇帝郊祀祭天宣示其正統地位，其他稱帝建國者亦紛紛通過祭天禮儀(yi) 宣布自己的正統性。恰因各方均要在亂(luan) 世之中宣揚自身的正統，五代十國前期皇帝祭天禮儀(yi) 備受重視。然至五代十國後期，情況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五代十國後期建國稱帝的各政權對皇帝祭天禮的重視程度，與(yu) 前期相比明顯降低。就北方而言，天福元年(936)石敬瑭稱帝，因其乃契丹所立而非本國自封，所以後晉政權無皇帝祭天禮儀(yi) 。後漢立國曆2主，雖是本國自封，卻亦無皇帝祭天禮儀(yi) 的記載。這種局麵一直持續到後周建國之後。廣順元年(951)周太祖郭威在開封即皇帝之位，至廣順四年(954)正月始“親(qin) 祀圜丘”。（[2]卷113《周太祖本紀四》）從(cong) 文獻記載來看，此次祭天既非著意於(yu) 強調王者受命於(yu) 天以宣示正統，亦不在於(yu) 告謝昊天之厚助，而是源於(yu) 天象異常，君主為(wei) “避災”驅禳而實行的“散財”之舉(ju) 。[2]甚至在“王者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6]卷291《後周紀二》論調下，不同於(yu) 後梁以來皆於(yu) 洛陽郊祀的傳(chuan) 統，在開封城外新築郊壇以行禮。或許正是源於(yu) 對於(yu) 建國稱帝必須祭告昊天宣示正統的政治意義(yi) 並不十分看重，周世宗在位5年多，亦並未親(qin) 行郊祀祭天之禮。其注意力更多在於(yu) 改革內(nei) 政增強國家實力，而非爭(zheng) 宣正統之名號。

這一時期南方地區新建政權對皇帝祭天禮的重視亦明顯不能比擬前期建國稱帝的諸政權。明德元年(934)後蜀孟知祥建國稱帝，在位數月即卒，並未舉(ju) 行祭天之禮;後主孟昶即位十餘(yu) 年始有郊祀祭天之舉(ju) 。南唐昇元元年(937)建國，未急於(yu) 郊祀祭天;昇元三年，改國號曰大唐並複姓李氏之後，始南郊祭天宣示其“嗣興(xing) 唐祚”為(wei) 天下正統的名號。而李璟即位十五六年間未曾祭天，及至去帝號、稱國主[5]卷16《南唐元宗本紀》，奉後周為(wei) 正統時，亦就失去郊祀祭天的資格了。另外，同樣是在五代十國後期建國稱帝的閩，有國十餘(yu) 年，未有親(qin) 行祭天的記載。這與(yu) 閩內(nei) 部王位之爭(zheng) 不斷可能有關(guan) ，但不能否認其亦與(yu) 王氏趁中原內(nei) 亂(luan) 自立的“投機”心理，以及因“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以求境安的不自信狀態有著直接關(guan) 聯。隻是趁中原內(nei) 亂(luan) 暫時立國稱帝，謹事四鄰以偷安一方，並不關(guan) 注和在意舉(ju) 行郊祀祭天宣示正統之名號。

總而言之，五代十國後期，新建國稱帝之政權比前期政權重視皇帝祭天禮的程度明顯降低，多不著意於(yu) 凸顯自身的正統地位。終其原因，自唐亡二十餘(yu) 年以來，中原、四川、淮南、吳越、荊南、兩(liang) 廣、閩越等各方對峙的穩定格局已經形成，自立為(wei) 王者不急於(yu) 利用郊祀祭天禮宣示正統、加強自己的統治權威;另外，隨著號稱承續唐祚而盛極一時的後唐亡國，強勢一時的前蜀政權亦不複存在，後期建國稱帝者明顯已經意識到，諸政權對峙的穩定局麵維係或打破的關(guan) 鍵是實力較量而非名號之正統與(yu) 否。顯然，至於(yu) 此時王者祭天宣示正統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明顯下降了。

其實關(guan) 於(yu) 皇帝祭天以宣示正統的問題是一直存有爭(zheng) 議的。例如，後梁貞明三年，租庸使趙岩奏請末帝祭天時即雲(yun) ：“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wei) 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3]卷42《趙犨傳(chuan) 》，明確提出王者必須郊天宣示正統，否則無法凸顯自身異於(yu) 藩鎮、威重天下的正統地位。宰臣敬翔則持反對意見，認為(wei) ：“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jun) ，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3]卷42《趙犨傳(chuan) 》。按此觀點，皇帝郊天宣示正統是為(wei) 取“虛名”，何必為(wei) 取“虛名”而致府庫虛竭、耗損實力呢?最終末帝朱友貞率臣僚親(qin) 赴洛陽擬行祭天之禮，恰恰表明此時更為(wei) 重視宣示王者受命於(yu) 天的正統“虛名”了。然至五代後期，不必在乎正統“虛名”而當重視強盛實力的論點則明顯更被關(guan) 注。例如，後漢楊邠為(wei) 宰相，即常言：“為(wei) 國家者，但得帑藏豐(feng) 盈，甲兵強盛，至於(yu) 文章禮樂(le) ，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2]卷107《楊邠傳(chuan) 》。與(yu) 此相應的是，為(wei) 天子依靠實力而非正統“虛名”的認知。例如，後晉成德軍(jun) 節度使安重榮“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便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wei) 之爾”。[3]卷51《安重榮傳(chuan) 》其時懷有憑兵馬實力自為(wei) 天子“異誌”者又豈隻安重榮一人而已。

皇帝祭天禮從(cong) 備受重視到有所輕忽、正統名號的影響力由強至弱，正統的紛爭(zheng) 逐漸淡化，其實質是各方政權勢力對峙的政治格局從(cong) 穩定到打亂(luan) 的轉變。由此而言，亦就更能理解前、後蜀在五代政權那裏得到的不同“禮遇”了。按《蜀檮杌》卷下記載：廣政二十年(957)，周世宗既取秦鳳，歸後蜀秦鳳之俘，後主孟昶遣使致謝自稱“大蜀皇帝”，周世宗不答，孟昶怒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在位十餘(yu) 年後始行祭天禮的孟昶，在此依舊將郊祀祭天視為(wei) 其皇帝身份的重要標誌。然自恃稱帝祭天早於(yu) 周世宗的孟昶，期許的“大蜀皇帝”對“大周皇帝”的“敵國之禮”的待遇沒有出現。稱帝較晚甚至未曾祭天的周世宗柴榮，怒以孟昶自稱大蜀皇帝實乃“抗禮”[6]卷293《後周紀四》，並不是因為(wei) “正統”與(yu) 否，很大意義(yi) 上是在於(yu) 戰勝者對戰敗者的輕視。而此與(yu) 當年後梁“用敵國禮”待前蜀、朱溫以兄稱王建的情形迥然有別了，甚至亦不同於(yu) 後晉高祖石敬瑭“用敵國禮”待後蜀皇帝並與(yu) 之敘姻舊好的情形了。皇帝祭天宣示正統的影響力降低，敵國之禮待遇不再，究其根本正在於(yu) 時過境遷各政權之間實力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以往割據對峙的穩定政治格局已經不複存在。對於(yu) 國力強盛正欲開疆擴土一統南北的後周世宗而言，稱帝祭天先後、正統名號有否並不重要，兵馬實力的較量才是現時的關(guan) 鍵。隨著後周的強勢崛起，新一輪的實力較量已經開始，正統意識的演變也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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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6.

注釋

[1]耿元驪認為(wei) ，西都宮內(nei) 修造工程難以完成隻是一方麵原因，更重要的是此年春天亢陽少雨，七月又大雨泛濫，五月征潞州大敗，政治、經濟條件實在不允許，隻好推至來年。參見耿元驪《五代禮儀(yi) 製度考》，收入任爽主編《五代典製考》，中華書(shu) 局2007年版，第2頁。

[2]按《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四》記曰：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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