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的八十年代：憶中國文化書(shu) 院

作者：樂(le) 黛雲(yun)

來源；“探索與(yu) 爭(zheng) 鳴”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九壬子

         耶穌2018年11月16日

湯一介先生與(yu) 樂(le) 黛雲(yun) 先生

當你們(men) 用推動八十年代“文化熱”、“國學熱”這樣的描述來肯定中國文化書(shu) 院在改革開放和我們(men) 當代文化中的位置時，我突然覺得有一些細節應該分享，這種分享的意義(yi) 也在於(yu) 鼓勵年輕人認認真真地憑著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些麵向未來的事情，就像我們(men) 當年一樣。我們(men) 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三五個(ge) 人的努力對於(yu) 曆史和未來的意義(yi) ，我們(men) 一心隻想著要為(wei) 社會(hui) 、時代和國家做一些有價(jia) 值的事情。

創辦一個(ge) 雜誌的長久願望：文化書(shu) 院的初始動力

創辦一個(ge) 年輕人能夠發表文章，能夠談自己思想的刊物，是我和湯一介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五十年代以來就希望做的事情。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想呢？因為(wei) 那時候沒有什麽(me) 刊物能發表青年人的文章，那時候有的主要是數量不多的正規《學報》，別的刊物基本沒有。而數量非常少的學報發表的基本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正式和嚴(yan) 格的論文，這致使一些新的正在形成和討論中的想法很難見刊，同時版麵的有限也使得一般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學者的文章很難發表出來，因而他們(men) 的思想也就很難傳(chuan) 達出來，所以我們(men) 一直想擁有一個(ge) 年輕人自己的刊物。五十年代我們(men) 就有這種願望，希望能有一個(ge) 中青年人自己的刊物，能夠發表一些自由的思想，我們(men) 籌備《當代英雄》這個(ge) 刊物就是出於(yu) 這個(ge) 想法，當然我也是因為(wei) 籌備這個(ge) 刊物而被補劃為(wei) 右派的，之後辦刊這件事情就被擱淺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湯一介和我從(cong) 美國回來以後，我們(men) 還是想辦一個(ge) 中青年人能夠自由發表觀點的刊物，雖然我們(men) 已經不是當年的青年學者了。此時，正好北大哲學係的幾個(ge) 年輕教師，像李中華、王守常，他們(men) 也在籌備類似的事情，他們(men) 也有與(yu) 我們(men) 相似的想法，即辦一個(ge) 刊物。這樣，我們(men) 跟他們(men) 在一起合計了一下，覺得好像可以一起來組織這個(ge) 刊物，我們(men) 先是想辦一個(ge) 刊物，後來辦成了一個(ge) 同仁雜誌，叫做《學人》。《學人》在八十年代還是出了不少期的，而且發表了不少文章。

 在這種合作的氛圍中，我們(men) 有了成立文化書(shu) 院的想法。成立這個(ge) 書(shu) 院當時也是本著老中青三代相結合的方向去做的，年老一些的同誌有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他們(men) 是主要學術負責人；中年教師有像湯一介和我，年輕的有李中華他們(men) 一些哲學係的教師。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所有人都還是非常有幹勁的，希望在新時期為(wei) 國家做一點事，希望對社會(hui) 有所貢獻，而且他們(men) 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行動和實踐。結果中國文化書(shu) 院就這樣辦起來了。

湯一介是個(ge) 黏合劑

八十年代新時期伊始，大家還都是比較獨立的，基本是各做各的學問，彼此之間有些隔膜，還不太習(xi) 慣以團體(ti) 的方式介入學術活動或者學術生活。比如當時學問都非常好的梁漱溟和馮(feng) 友蘭(lan) ，他們(men) 原來都是不怎麽(me) 講話的，基本上互不理睬，好多時候的活動有你沒我，有你我就不去了。湯一介非常得意的就是，他把他們(men) 團結在一起了，他打通了好多這樣的關(guan) 係。湯一介就像一個(ge) 黏合劑，能夠出來跟大家一起想辦法溝通。所以那時候我們(men) 就起了這樣一個(ge) 中介的作用，把老中青三代團結在一起。這可能也是為(wei) 什麽(me) 湯一介後來任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首任院長的原因之一，他比較會(hui) 協調大家的關(guan) 係。現在看來，這種團結起來做一些小事情是多麽(me) 重要啊。這些人他們(men) 一起開展了對八十年代中國來說非常重要的文化演講、文化傳(chuan) 播、思想更新、開闊視野的活動，他們(men) 一起使得文化活動成為(wei) 中國的熱潮，引起中國千千萬(wan) 萬(wan) 人的回應。而文化在現代中國居於(yu) 這麽(me) 重要的位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wei) 每一次近現代中國的改變和新選擇都與(yu) 文化和思想的更新有關(guan) ，由此見可，八十年代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成立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隻關(guan) 涉一些知識人的活動或事件，它實際上關(guan) 係著全民和國家的走向和發展。文化活動打開的是一個(ge) 對中國未來的期許和想象。

湯一介先生與(yu) 樂(le) 黛雲(yun) 先生

創辦書(shu) 院雖然如此重要，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men) 那時候籌備這件事情還是很容易的。我們(men) 先有幾個(ge) 人聚在一起商量說可以這樣試試看，然後幾個(ge) 老師再向大家談談想法，大家都覺得還可以，然後找了個(ge) 機會(hui) 開了個(ge) 會(hui) ，這個(ge) 事情就定下來了。當時有點兒(er) 像辦一個(ge) 讀書(shu) 班一樣的感覺，很輕鬆，不是特別正式。就是幾個(ge) 年輕人在一起合起來想想應該怎麽(me) 做，應該團結年紀大的先生和中青年一代，而且讓他們(men) 真正地溝通起來。這樣我們(men) 就私下互相交流了一下覺得需要這麽(me) 一個(ge) 團結大家的機構，於(yu) 是就想了一個(ge) 名字：文化書(shu) 院。當時我們(men) 也沒有固定的地方商議籌辦事務，基本是各人有各人的家，有教室，有辦公室，在哪一個(ge) 辦公室或是誰家裏開會(hui) 都可以。

文化書(shu) 院名字定下來以後，我們(men) 並沒有安排固定的課程但有講座。我們(men) 辦講座也很簡單，就是租一個(ge) 教室就可以了，當然那時候不是叫租，叫借，不要錢的。當時一有講座就有很多學生來，也有好多其他感興(xing) 趣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來。我覺得之所以有那麽(me) 多人來，有時候甚至到了一座難求的地步，當然一方麵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那些主講人都是非常有號召力的，例如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他們(men) 都講過，大家很願意聽他們(men) 講些什麽(me) ；另一方麵也是因為(wei) 新時期伊始，大家都對未知充滿了渴望，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而通向未來期待與(yu) 希望的途徑大家都認為(wei) 是文化。文化書(shu) 院一開始辦起來後，國外的學者來得並不多，人家並不知道我們(men) 是什麽(me) 機構，我們(men) 這個(ge) 機構也沒有什麽(me) 名氣，所以人家也不願意來。但我們(men) 這些主講人好些都是從(cong) 國外剛回來的，我和老湯那時候都剛從(cong) 美國回來。我們(men) 也開辦了多次講座。一開始的時候，我們(men) 被人請去講一講在國外的情況，但是都非常自由，也不是很正式，而且基本內(nei) 容都是聊一聊我們(men) 在國外的收獲一類的問題，都不是非常深入，後來我們(men) 覺得要開展講座還是要講深入的研究和話題。但總體(ti) 來講，我想說的是，我們(men) 當時的組織很自由鬆散，並不是嚴(yan) 格的學術機構。

函授班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民間影響

中國文化書(shu) 院再發展，大家就是想把它辦成一個(ge) 體(ti) 製外的大學。那時候老湯是骨幹，他和李中華他們(men) 這些中青年，他們(men) 的理想是要辦一個(ge) 不是體(ti) 製內(nei) 的、體(ti) 製外的大學，辦成一個(ge) 最好的像哈佛大學一樣的大學，哈佛大學並不是體(ti) 製內(nei) 的，但是它辦的非常好。老湯有這個(ge) 想法，他也請到一些知名教授來參與(yu) 這個(ge) 活動，所以那時候他們(men) 就組織了文化書(shu) 院的函授班。函授班從(cong) 最開始就是麵向全國招收業(ye) 餘(yu) 的學生的，而且這恐怕是中國第一次收費的函授班，當時好像是收100塊錢的學費。但當時報名的人非常多，大概有一萬(wan) 二千多人報名，而且都是業(ye) 餘(yu) 的，可見當時大家對文化的需求和熱情，這種需求和熱情背後都是對未來的期許、探索和想象。那時候大家都在講文化，講中國文化也講外國文化。那時候民間非常重視文化。另外，你們(men) 可能會(hui) 覺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主要是“西學熱”，其實並不是那樣的，我們(men) 會(hui) 有全球的意識和視野在其中，所以所有的文化我們(men) 都講。我們(men) 叫中國文化書(shu) 院，但也不是隻講中國文化，這裏的意思可能是說“中國的”“文化書(shu) 院”，而這裏的文化指古今中外的大文化概念。我們(men) 當時的要求也不是太高，雖然講座各種各樣，有難有淺，但是我們(men) 的目標就是尋找適合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定位，所以我們(men) 的目的並不是宣傳(chuan) 中國文化或者外國文化，而是要提高整個(ge) 社會(hui) 的文化水平。

我當時在中文係創辦比較文學學科非常忙，所以在文化書(shu) 院並沒有做太多的事情，主要都是老湯在那兒(er) 做。我記得他們(men) 做的最有影響的或者是打出名號來的，就是這個(ge) 函授班。他們(men) 辦了一個(ge) 民間的中國文化函授學院，通過函授的方式教授學生，即以學生不用跑過來，老師也不用經常跑過去的方式教授學生。函授班基本是一個(ge) 禮拜出一張報紙，有秩序地按照一定的係統給大家講一些文化課。課程有中國文化，也有外國文化，也有比較文化，那時候我們(men) 編了13本教材，每一本都挺厚的。一個(ge) 禮拜出一張報紙，然後編成教材，這個(ge) 打得很響，所以報名的有一萬(wan) 多人。這個(ge) 函授班也創造了一個(ge) 我們(men) 大家一起學習(xi) 和交流的機會(hui) ，因為(wei) 每個(ge) 禮拜都要出一張報紙，所以要合作。另外，這個(ge) 報紙的內(nei) 容有一部分就是學生他們(men) 自己寫(xie) 的東(dong) 西或者是老師對學生文章的指導或者是到哪個(ge) 地方看到了比較有意思的文章摘一小篇給大家看，所以這個(ge) 報紙辦得很自由，能夠有一定的互動性。我們(men) 設計的課程也都是有係統的，非常吸引人，因為(wei) 都是新的知識，大家過去都沒接觸到的新知識，古今中外有關(guan) 文化的都有，而且視野也是新的全球的和世界的視野。當時學生有什麽(me) 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寫(xie) 信也可以，打電話也可以。我們(men) 有一個(ge) 人在固定的一個(ge) 禮拜的某一天，坐在那裏接受大家的訪問、問題和大家希望我們(men) 做些什麽(me) 事。這就是當時的函授班，所以學生他們(men) 雖然基本見不著老師，但也是有交流的。

當時的學生是遍布全國各地的，西藏、新疆哪兒(er) 都有，這個(ge) 我印象特別深。後來一直有學生給我寫(xie) 信，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他們(men) 在各自的崗位上實踐著文化書(shu) 院的一些理念和理想。

當時講文化的時候我們(men) 是非常突出比較的，第一期學員一萬(wan) 多人的主題就是比較文化研究，雖然我們(men) 的課程並不是像現在那麽(me) 正規。我記得我們(men) 當時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很有動力的，我們(men) 覺得很高興(xing) ，很喜歡做。當時覺得光是函授沒有見到學生，一次麵授都沒有也不好，所以後來就規定一年有幾次麵授機會(hui) ，跟學生麵對麵講，可是我們(men) 內(nei) 部開了個(ge) 會(hui) 議，大家認為(wei) 全國各地的學員都集中到北京來上課也不太可能，所以我們(men) 就決(jue) 定出去麵授，到全國各地。初期文化書(shu) 院有二三十人，我們(men) 分成幾組，並確定哪一組到什麽(me) 地方，我那一組去的是湖南、湖北一帶。

每一次我們(men) 講課都是百把人，而且我記得那時候麵授也沒有固定的教室和空間。你準備去麵授，你就得跟當地的學校或相關(guan) 部門聯係講課空間。我記得我在湖南講的時候是在嶽麓書(shu) 院，那個(ge) 書(shu) 院挺大的，能坐一百多兩(liang) 百人。反正在哪裏講課人都是滿滿當當的。我們(men) 講課根本不收錢的，沒有課時費，那時候沒有像現在什麽(me) 都要錢，那時候人家很歡迎我們(men) 到他們(men) 那裏來傳(chuan) 播文化，很高興(xing) ，所以也會(hui) 免費給我們(men) 安排講課的地方。嶽麓書(shu) 院有個(ge) 大教室，大的有點兒(er) 像廟堂似的那種地方，原來是朱熹在那兒(er) 講課的。我在那個(ge) 地方講弗洛伊德，跟朱熹同在一處講的內(nei) 容卻相差萬(wan) 裏，覺得很有意思。這就是傳(chuan) 播，文化就是這麽(me) 傳(chuan) 播的，你能做一點兒(er) 什麽(me) 事就可以做一點兒(er) 什麽(me) 事。

那時候嶽麓書(shu) 院還供給我吃飯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嶽麓書(shu) 院旁邊找個(ge) 房間住著，也沒有什麽(me) 旅館，非常簡單，你去了就住下，跟學生一樣的住在那兒(er) 。有很多學生讓我很感動，因為(wei) 好多人隻是知道這個(ge) 消息而已，也沒有什麽(me) 現代傳(chuan) 媒的工具，就是口頭傳(chuan) 遞，說嶽麓書(shu) 院什麽(me) 時候要講課，結果就來了很多人，絕無虛席，這讓我當時覺得過來麵授這個(ge) 事情很有價(jia) 值。

而且當時一切都是新的，都在未知中。做著看，這麽(me) 不行又那麽(me) 來，就是這樣的。我之前說了嶽麓書(shu) 院大堂裏頭原來是朱熹講和講朱熹的，後來我講的就是弗洛伊德，這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是完全不相容的，有些矛盾的，在很多地方互相抵觸的，可是就這樣把文化傳(chuan) 播開來了，交流就應該是這麽(me) 多元化的交流。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想聽一點兒(er) 新的東(dong) 西，學生很興(xing) 奮很激動，他們(men) 有很多問題要問。學生有的也沒有地方住，一兩(liang) 百人來聽兩(liang) 三天課，基本就住在人家屋簷底下，非常艱苦。來到這裏白天聽講，我也不知道他們(men) 去哪兒(er) 吃飯，那裏也沒有什麽(me) 食堂，就這麽(me) 艱苦但他們(men) 在那兒(er) 卻很認真地聽講，很認真地記筆記。上午、下午上課，晚上就可以和老師交流、談談話、互相聯係，他們(men) 可以來找我們(men) ，我們(men) 也可以看看他們(men) 。我特別記得有個(ge) 學生從(cong) 相當遠的地方來，背了個(ge) 背包拿了把南方特有的那種油紙傘(san) ，他說南方那邊雨多。總之，我記得和他們(men) 有很多的交流，他們(men) 問了很多問題，態度也很真誠。

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渴望學習(xi) ，而且都渴望為(wei) 社會(hui) 和國家想做點兒(er) 事情。我們(men) 就是這樣，都是想做點兒(er) 事情，希望對社會(hui) 有一點點貢獻。當時的想法就是你能做什麽(me) 就做什麽(me) 。還有一點就是當時那批年輕人特別想學習(xi) ，特別想充實自己，覺得不應該那麽(me) 混日子。

全民文化訴求

現在大家根本不會(hui) 想到這些問題了，都是自己能夠賺點錢，玩的高高興(xing) 興(xing) 就可以。我們(men) 當時很忙，中國文化書(shu) 院都是我們(men) 的業(ye) 餘(yu) 活動，我們(men) 團結了李中華、王守常他們(men) 這些中青年，逐漸形成了一個(ge) 小群體(ti) ，他們(men) 除了自己係裏的課程幾乎全部時間都擱在這裏頭了。文化書(shu) 院初期用函授的方式來團結大家學文化，後來學校的課程也緊張了，聽的人也沒時間了，後來也沒有再組織太多的活動了，麵授組織了幾次也停了。再後來慢慢大家都開始有正規的路就走正規的路了，走正規的學校教育了。那時候除了辦函授大學出教材，我們(men) 那時候出了一套13本都是中西比較研究的教材，還出了一套中國神州文化叢(cong) 書(shu) ，這套叢(cong) 書(shu) 是普及性的，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大概五六十頁的書(shu) ，寫(xie) 的人有我、湯一介、孟華等，總的名字叫神州文化叢(cong) 書(shu) ，出了100多本。從(cong) 另一方麵看，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有文化書(shu) 院函授、麵授、招生和出版。那時候大家都沒有錢，靠著大家出學費才辦成了很多文化事業(ye) ：上文化書(shu) 院一個(ge) 人交100塊錢，所以我們(men) 1萬(wan) 多人就有100多萬(wan) ，各種印刷、麵授、出教材、出報紙的費用都是靠這些錢。文化也在這些意義(yi) 上才能廣泛傳(chuan) 播。但當時誰也沒有想自己賺點米，摟點錢，大家都不要錢一起來參與(yu) 這個(ge) 事情。

我們(men) 當時的理想就是讓中國沒有錢正規上學的人有機會(hui) 接觸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二者的比較研究，能夠有一個(ge) 全球的視野，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全球視野，要不然他們(men) 的視野就太狹窄和狹隘了。當時主要還是有這樣一個(ge) 讓全民接受文化，向全民普及文化的情懷。新時期開始的時候，各個(ge) 地方都沒有機會(hui) 使全民拓展文化視野這件事情變得可能，而那個(ge) 時候如果你自己努力一些，也將會(hui) 在之後獲得更多傳(chuan) 播文化的能力和機會(hui) 。所以有這種抱負和胸懷是最重要的，我們(men) 那時候就是想為(wei) 大家做點兒(er) 事，我能做的就是給大家講點兒(er) 文化知識，傳(chuan) 播中國、外國的文化，希望打開大家的視野不要光看見中國，也要看到外國的進展、曆史、文化。

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men) 的努力是有意義(yi) 的，你看現在還有人講起來很自豪，他們(men) 講起來也很感動，為(wei) 青春或者中青春的時候能有那麽(me) 一段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的過程而自豪、激動，有種不惘青春的感覺。那時候我們(men) 也比較自豪的是不收錢，不圖回報地為(wei) 社會(hui) 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為(wei) 中國出了一份力。我們(men) 講外國曆史、中國曆史、全球化的進展，我們(men) 擴展了大家的視野。

我與(yu) 老湯的文化互動

我跟老湯一直就有為(wei) 自己的國家做些事情的願望，八十年代出國回來以後這種願望更強了。我是在哈佛大學待了一年，又在伯克利大學待了兩(liang) 年。湯先生他在哈佛待了一年，伯克利也去了，跟我在一起，沒有專(zhuan) 門去講學，後來是紐約大學請他，紐約宗教研究所請他一年，所以後來我們(men) 並不在一起，他在紐約，我在伯克利。但是當時的感覺是，不管在不在一起，心中都有一個(ge) 文化的目標，那就是講中國文化，傳(chuan) 播中國文化。我們(men) 在國外也學西方也講中國，也學別人也講自己，而且老湯在這方麵有很大的優(you) 勢。他中國知識的基礎比我豐(feng) 富得多，當時也很受歡迎，在哈佛講，在紐約宗教研究所講。

改革開放40年也是我跟老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我們(men) 的事業(ye) 主要是在這40年展開的，在這個(ge) 時代真正做起來的，即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為(wei) 國家服務，當然這個(ge) 效果也是看得見的。在我和老湯之間他支持我比較多，因為(wei) 有好多古漢語我不懂。我是學現代文學的，有很多地方講中國文化必須古漢語很精通。那時候我們(men) 學過《說文解字》，可我的古漢語基礎還不是很好，這個(ge) 方麵的問題就要請教湯一介。而我會(hui) 跟他談很多我所吸收的西方的知識、理論和視野。我倆(lia) 講得最多的還是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我們(men) 經常進行討論，我是不太讚成儒家的，因為(wei) 我覺得儒家對人性太羈束，什麽(me) 都要規範、一致、一樣，我比較喜歡自由，而且我比較喜歡道家那種瀟灑、四處雲(yun) 遊的人生狀態。老湯他就不是特別喜歡這種，他說那都是幻想的、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就覺得我可以用我這一生來做。我們(men) 常常討論像這樣的一些問題，再就是討論人生的歸宿到底應該是怎樣這些問題。

湯一介先生與(yu) 樂(le) 黛雲(yun) 先生

我也不是那麽(me) 自覺的探究“自由”這個(ge) 問題，但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嚴(yan) 複講的“自由為(wei) 體(ti) ，民主為(wei) 用”，中國的思想不是把民主作為(wei) 主要的東(dong) 西，民主是一種手段拿來用的，可是你用它幹什麽(me) 呢？追求自由，追求人個(ge) 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自由為(wei) 體(ti) 、民主為(wei) 用”，嚴(yan) 複他認為(wei) 是最主要的中國追求，這跟西方把民主看為(wei) 一切，民主就是追求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對他這兩(liang) 句話印象特別深，也覺得自己就是這麽(me) 做的，我不需要追求太民主的什麽(me) 東(dong) 西，選舉(ju) 、選票什麽(me) 的，這些我一直是不看中的，但自由是我的靈魂，我一向看中自由思考。嚴(yan) 複《天演論》寫(xie) 了這些，我寫(xie) 的《北大校長和中國文化》一文也特別強調嚴(yan) 複他講的這個(ge) 自由精神。我的一個(ge) 原則就是跟嚴(yan) 複講的一樣說了就做，你光說讓別人做是不行的。我教書(shu) 是這樣，教學生也是這樣，帶研究生也是這樣。我對學生也是從(cong) 來不限製，當然這一點人家對我也頗有非議，覺得太不規範了，可是我覺得太規範就沒有學問了。

我一直強調文學對“人文精神”的承擔。我一直把它延伸為(wei) 新人文主義(yi) ，我強調新人文主義(yi) ，因為(wei) 我覺得新人文主義(yi) 就是要讓人的思想和意識、追求的東(dong) 西不斷地更新，按照人的要求來更新，而不是先聽一個(ge) 固定的觀念或者是概念再來更新，我覺得按人的當下需要來更新這樣的更新才是自由的。我覺得思想的自由對我和對青年一代來說都太重要了。這也是我理解的北大精神，不知道你們(men) 看過北大的日刊沒有，當時每天出一張的北大報紙。《北大日刊》裏頭講到的什麽(me) 活動、什麽(me) 通知，那都是讓大家做平民教育；哪天有什麽(me) 夜班都是為(wei) 了給平民、工人、周圍的農(nong) 民補課，甚至於(yu) 教他們(men) 認字，普及文化知識。當時天天都有這樣的活動，這也是北大的傳(chuan) 統，而且也不影響正課，都是利用晚上補習(xi) ，可是現在沒有什麽(me) 人這樣做了。我們(men) 當時為(wei) 什麽(me) 要給他們(men) 給年輕的工人農(nong) 民補習(xi) 呢？因為(wei) 我們(men) 覺得必須把中國整個(ge) 人的水平提高了，中國才有希望，要不然老是幾個(ge) 知識分子在那兒(er) 能做點兒(er) 什麽(me) 呢？光是你一個(ge) 人好或者光是幾個(ge) 人好沒什麽(me) 用呢！所以我們(men) 要盡量幫助別人也好起來，我們(men) 當時其實就是這麽(me) 一個(ge) 簡單的思想，也沒有什麽(me) 太複雜的，這樣我們(men) 的想法跟共產(chan) 黨(dang) 的思想也非常合拍，所以我那時候一到北京48年就入黨(dang) 了。後來我被劃成右派之後還重新入黨(dang) ，就是所謂的初心不忘。我永遠不會(hui) 忘記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時我的自尊自強自豪感，因為(wei) 我覺得我們(men) 的國家和人民再也不受人欺負了，而這對遭受了半個(ge) 多世紀苦難的中國來說非常不容易。

別人說我是極右派時，我那段日子是很不好過的，那時候每天晚上都要晚點名、早點名，要集合，我都還沒有挨過打，有的人要挨打，一路打過去那樣的。不過我那段生活過的也還愉快，就是和老鄉(xiang) 住在一起，白天晚上都在那裏。白天幹活什麽(me) 也不想，晚上回去給老鄉(xiang) 挑水、打豬草、收拾屋子，老鄉(xiang) 挺喜歡我的。重新回到學校後，我也經曆了一個(ge) 不容易的過程才重新站上講台。回北大以後人家沒有直接讓我教書(shu) ，回來以後我都是做的抄抄寫(xie) 寫(xie) 、刻蠟板的工作，要印講義(yi) ，刻在蠟紙上油印，都是人家寫(xie) 好了我去刻了給人家發，人家講古詩我給人家找各種各樣的注釋，幫助人家做成講義(yi) 。

後來中文係招了一批留學生，我在農(nong) 村放豬的時候拿那麽(me) 小的英語字典一邊做活一邊看看，因而有些基礎。雖然我英語說的不是很好，但是有很多詞匯量，所以可以跟留學生講幾句交流，這樣就讓我去管留學生，當時誰都不願意管留學生，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很危險的工作，你話講錯了，人家給你反映一句你就會(hui) 遭殃，非常可怕，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做，中文係沒人可找了就找了我。我因此英語被提高了，而且認識了很多國外的留學生。之後這些年輕的留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有的成了很有名的學者。舒衡哲就是其中一個(ge) ，我跟她很要好，後來推薦我去哈佛的好像就是她。

我從(cong) 國外回到北大中文係後，就想建立一個(ge) 中國的學術團體(ti) ，像德國的法蘭(lan) 克福學派一樣，有自己的理論，有自己的主張，而且有自己的實踐。我們(men) 要沿著這個(ge) 路走可以很好，我們(men) 自己有我們(men) 的理論，有我們(men) 的創造，找一批誌同道合的人，五六個(ge) 、六七個(ge) 人在那兒(er) 研究一些理論，發揮一些中國的思想，我回國以後就是想那麽(me) 做，所以我們(men) 就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所。總之，我們(men) 從(cong) 來都沒有唯西方論，也沒有盲目自大，就是希望走比較的道路來清晰地看清楚我們(men) 自己和他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很多西方的理論都湧進來了，但我們(men) 接觸的時候其實還是非常注重中國文化這個(ge) 方麵的，我們(men) 一直在想我拿它來做什麽(me) ，是要用它來解決(jue) 哪個(ge) 問題，解釋哪個(ge) 問題。

對於(yu) 現在的文化氛圍，我非常憂慮，我覺得大家不要崇拜什麽(me) 明星，不要成天去打遊戲，這些把整個(ge) 中國一代都給毀了，我覺得這非常可怕的。現在好多年輕人都想什麽(me) 呢？好一點兒(er) 的想出去旅遊還可以長知識，差一點兒(er) 的一天什麽(me) 都不想渾渾噩噩的過日子，成天玩遊戲，看電腦、電視，而不去想今天活一天我幹了些什麽(me) 。我覺得這個(ge) 很可怕，生命都消耗掉了。我特別希望這種氛圍能有所改進，可這不是一個(ge) 人所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麽(me) 才能讓大家追求的東(dong) 西、喜歡的東(dong) 西變得更好一點兒(er) 。前幾年有國外的學生帶著他們(men) 的孩子來看我，那些孩子也沒有理想，也沒有想要做什麽(me) 的願望，也都是糊裏糊塗的。我希望年輕人不要隻想吃吃喝喝，不要隻顧好吃的、好玩的、旅遊而沒有什麽(me) 太多別的追求。當然對精神上的追求我也不能說他們(men) 都沒有，但是大部分人是真的沒有。回想我們(men) 當年，我覺得其實現在的中青年真的可以一起努力做些事情來改變現狀，就像我們(men) 當年一樣，三五人一起做一些對社會(hui) 民族的理想有意義(yi) 的事情。改革開放這40年應該更好地開花結果，特別是在思想意識上，我們(men) 今天回首它，期待的是擁有一些麵向未來的力量和經驗。而這個(ge) 經驗的根本就是理想、熱情和為(wei) 社會(hui) 做一點兒(er) 事情的願望。

雯雯和她的樂(le) 奶奶

作者簡介：樂(le) 黛雲(yun) ，女，1931年生，貴陽人。北京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與(yu) 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兼任教授；曆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yu) 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15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hui) 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hui) 會(hui) 長至今、現任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辦《跨文化對話》雜誌主編。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guan) 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曾任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兼任教授、香港大學訪問教授、澳大利亞(ya) 墨爾本大學訪問教授、荷蘭(lan) 萊頓大學訪問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訪問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教授。在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先後建立中國大陸第一個(ge) 比較文學方向的碩士點、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2015年4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hui) 授予“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專(zhuan) 業(ye) 領域包括現代文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跨文化研究，西方文藝思潮，中國文論。開設課程有《中國現代文學史》、《茅盾研究》、《魯迅研究》、《比較文學概論》、《馬克思文論在東(dong) 方和西方》、《當代西方文藝思潮概論》、《比較詩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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