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微言與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

作者：曾亦

來源：《現代儒學》第三輯，郭曉東(dong) 執行主編，三聯書(shu) 店2018年11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五日戊午

         耶穌2018年11月22日

治《公羊》者，素有“微言”之說。據定元年《公羊傳(chuan) 》雲(yun) ：“定、哀多微辭，主人習(xi) 其讀而問其傳(chuan)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蓋以孔子作《春秋》，譏刺當世大人，多忌諱之辭，此“微辭”者，即所謂“微言”也。[1]至清劉逢祿，則區別微言與(yu) 大義(yi) ，而以何休所言“三科九旨”為(wei) 微言。迄於(yu) 康有為(wei) ，則以“孔子改製”為(wei) 《春秋》“第一微言”。

“孔子改製”之說，當可溯源於(yu) 孟子。《孟子•離婁下》雲(yun) ：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

則《春秋》不專(zhuan) 記齊桓、晉文之事，又別有義(yi) 焉，實出於(yu) 孔子王心所加也。

又，《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按《公羊》家舊說，“罪我者”，以孔子無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麵之權，行天子褒貶進退之事，此所謂微言也；“知我者”，《春秋》誅討亂(luan) 臣賊子，大義(yi) 凜然，人所共見，此所謂大義(yi) 也。

至《春秋緯》，始明言“孔子改製”：

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說題辭》）

聖人不空生，必有所製以顯天心，丘為(wei) 木鐸，製天下法。（《演孔圖》）

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yu) 三王，施於(yu) 四海。（《演孔圖》）

丘為(wei) 製法之主，黑綠不代蒼黃。（《演孔圖》）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shu) 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dong) 出，秦政起，胡破術，書(shu) 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shu) 飛為(wei) 赤鳥，化為(wei) 白書(shu) ，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演孔圖》）

至漢末何休《解詁》，其言“孔子改製”，益加詳備矣。

清末康有為(wei) 懲夷狄之逼迫，而欲以西方思想以濟吾國文明之窮，乃上法“孔子改製”之精神，而行變法之事。其所論“改製”微言者，則以《孔子改製考》一書(shu) 最為(wei) 詳備。

康南海《孔子改製考》一書(shu) 之編撰，頗得其弟子力，“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箸偉(wei) ，雅才好博，好學深思，編檢尤勞”。[2]據《自編年譜》，光緒十二年（1886），南海始撰《孔子改製考》。十五年，“在京師，既謝國事，又為(wei) 之。是年編次甚多，選同學諸子分葺焉”。十八年，“《孔子改製考》體(ti) 裁博大，選同學高才助纂焉”。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上海大同譯書(shu) 局初刊此書(shu) 。戊戌、庚子間，兩(liang) 遭焚版禁行。1913年，《不忍》雜誌分期登載此書(shu) 。1920年與(yu) 1923年，分別重刊於(yu) 北京、上海。

是書(shu) 之旨，據其序曰：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wei) 神明，為(wei) 聖王，為(wei) 萬(wan) 世作師，為(wei) 萬(wan) 民作保，為(wei) 大地教主。生於(yu) 亂(luan) 世，乃據亂(luan) 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製。……此製乎，不過於(yu) 一元中立諸天，於(yu) 一天中立地，於(yu) 一地中立世，於(yu) 一世中隨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此製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隨時救民之言而已。若夫聖人之意，窈矣深矣，博矣大矣。……夫兩(liang) 漢君臣、儒生，尊從(cong) 《春秋》撥亂(luan) 之製而雜以霸術，猶未盡行也。……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luan) 之義(yi) 亦乖剌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萬(wan) 百億(yi) 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囊螢而自珍，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樂(le) 。悲夫！[3]

蓋《公羊》立據亂(luan) 、升平與(yu) 太平三世之法，此孔子之道所以博大也。然兩(liang) 千餘(yu) 年間，自漢至宋，朝廷與(yu) 儒生不過習(xi) 於(yu) 孔子撥亂(luan) 之法，“蔽於(yu) 據亂(luan) 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yi) ”，遂致吾國吾民“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le) ”也。[4]可見，是書(shu) 之大旨，實在發明孔子太平大同之製也。

其時，朱一新頗攻南海改製之論，曰：

《王製》一篇，漢儒後得，為(wei) 殷為(wei) 周，本無定論，康成於(yu) 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yu) 殷。今更欲附會(hui) 《春秋》改製之義(yi) ，恐穿鑿在所不免。[5]

鄭康成注經，頗以《周禮》為(wei) 據，至於(yu) 不與(yu) 《周禮》合者，則多以為(wei) 殷製。南海蓋頗引鄭玄之說，以附會(hui) 《春秋》文質改製之說，朱氏似亦中其內(nei) 情焉。至於(yu) 廖平據《王製》與(yu) 《周禮》以別今古，亦本乎康成之說。然朱氏非之曰：

今文先立學，故顯於(yu) 西漢，古文至東(dong) 漢而始顯，此乃傳(chuan) 述之歧互，非關(guan) 製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製亦有今古耶？[6]

孔子當禮崩樂(le) 壞之世，周文疲敝，其所改製，亦其宜也。然後儒自拘其小，奪孔子製作之實也。其實，漢製既不同於(yu) 周製，則儒者歸功於(yu) 孔子，誠理之自然。康氏所論，可謂知孔子之心者也。雖然，康氏大功不成，然時當末世崩壞之際，誰謂其改製之非宜者哉！

此書(shu) 實為(wei) 南海變法之理論依據，“有為(wei) 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yu) 此”；其影響之大，較《新學偽(wei) 經考》尤甚，故梁啟超比於(yu) “火山大噴火”、“大地震”。 [7]

一、上古茫昧無稽說

春秋時，周文疲敝，孔子改舊製，而成一代新法。然其所以改之者，或有取於(yu) 殷製，至於(yu) 折衷虞、夏、殷、周四代之製，實以舊製猶有可考也。故《禮記·中庸》雲(yun) ：“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cong) 周。”《禮運》則雲(yun) ：“我欲觀夏觀，是故之杞，而杞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宋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yi) ，《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至於(yu) 漢人解《公羊》，發“通三統”義(yi) ，亦以舊製足為(wei) 後世所師法也。如隱三年《解詁》雲(yun) ：“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至於(yu) 董子《繁露·三代改製質文》，則言之尤詳，謂“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yan) 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si) ，衣製大上，首服嚴(yan) 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le) 載鼓，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諱；封禪於(yu) 尚位”雲(yun) 雲(yun) 。據此，則似孔子改製，實有所取法焉。

又據《論語》，宰我答哀公問社，以為(wei) 周社用栗，蓋“使民戰栗”也（《八佾》）；子貢則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張》）。至於(yu) 孟子，則曰：“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吾於(yu)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yu) 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矣？”（《孟子·盡心下》）可見，孔子於(yu) 舊史，亦未必盡為(wei) 信據也，故其刪《詩》、《書(shu) 》，蓋以此焉。

廖平論孔子改製，亦主此說，曰：“《春秋》時，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考，其言多神怪不經，與(yu) 經相歧，實事實也。孔子翻經，增減製度，變易事實，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8]至南海，則極申此說，曰：

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略缺如，不可得詳也。況太古開辟，為(wei) 萌為(wei) 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shu) 契難削，疇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蓲敷於(yu) 洪水後，然印度婆羅門，歐西希臘前，亦已茫然，豈特秘魯之舊劫，墨洲之古事，黯芴渺昧不可識耶？吾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複書(shu) 記。夏、殷無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而譙周、蘇轍、胡宏、羅泌之流乃敢於(yu) 考古，實其荒誕。崔東(dong) 壁乃為(wei) 《考信錄》以傳(chuan) 信之，豈不謬哉？[9]

誠如南海所言，不少民族皆有軸心文明，然其形成，實屬橫空出世，蓋其上古時，皆茫昧無稽也。

南海又頗引古書(shu) ，以證其說。如《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又，北宮錡問周時班爵祿，而孟子答以“其詳不可得聞也”。（《孟子·萬(wan) 章上》）又，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yi) 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wan) 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yu) 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yu) 萬(wan) 歲，賢愚、好醜(chou) ，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楊朱》）又，“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yu) 歲，虞、夏二千餘(yu) 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yu) 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韓非子·顯學》）又，“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史記·三代世表》）又，“五經之前，至於(yu) 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wei) 誰，儒生又不知也”。（《論衡·謝短》）可見，即便對古人而言，雖去古未若今人之遠，然亦茫昧無稽，“其詳靡記”矣。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cong) 。”此人情之自然，故政教之所施，必藉古事以相征也。然古事既茫昧若此，此孔子所以刪《詩》、《書(shu) 》，孟子所以僅(jin) “取二三策而已”也。至於(yu) 聖人之布政施教，又不得不托古，此亦在情理之中。南海曰：

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托，或為(wei) 神農(nong) 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皆由於(yu) 書(shu) 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托。[10]

據此，先秦諸子所言古事，不過“隨意假托”，實未可信。蓋諸子欲行其事，不得不有所托古，此自在情理之中，孔、墨所以俱道堯、舜，正以此也。然推此論而極，則不免盡疑一切古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民國以來，疑古思潮大興(xing) ，實溯源於(yu) 南海之偏頗也。

二、諸子並起創教改製

蓋軸心時代，諸教並出，各聚徒講學，“改製立度，思易天下”，不獨中國先秦有百家爭(zheng) 鳴之盛，至於(yu) 他國亦然。南海曰：

當是時，印度則有佛、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並創術學，波斯則有祚樂(le) 阿士對創開新教，泰西則希臘文教極盛，彼國號稱同時七賢並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諸教之出，尤盛於(yu) 春秋、戰國時哉！積諸子之盛，其尤神聖者，眾(zhong) 人歸之，集大一統，遂範萬(wan) 世。[11]

蓋人類當春秋、戰國時，各文明古國俱有創教改製之事，然一旦定於(yu) 一尊，文明之基本性格遂定，則不複有諸子之盛，亦不複有創教改製之事矣。[12]故中國自漢武以後，定孔子於(yu) 一尊，猶西人尊蘇格拉底、柏拉圖之理性主義(yi) 也。其餘(yu) 種種異教，遂漸漸泯滅矣。吾國如此，西人亦何嚐不若此耶！

當時先秦諸子，各自改製，非獨孔子也。如墨子定三月之喪(sang)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墨子·節葬》），種種薄葬之法，俱與(yu) 儒家喪(sang) 製相反。唯其相反如此，可見儒、墨各為(wei) 改製之事也。至於(yu) 管子、法家、名家、農(nong) 家之流，亦頗有異製載於(yu) 書(shu) 冊(ce) ，故“諸子之改製明，況大聖製作之孔子，坐睹亂(luan) 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 [13]

然諸子之改製，莫不托古也。《淮南子·修務訓》雲(yun)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wei) 道者，必托之於(yu) 神農(nong) 、黃帝，而後能入說。”可見，古人本有托古之說也，而南海申之曰：

榮古而虐今，賤近而遺遠，人之情哉！耳目所聞睹，則遺忽之；耳目所不睹聞，則敬異之，人之情哉！慧能之直指本心也，發之於(yu) 己，則撚道人、徐遵明耳；托之於(yu) 達摩之五傳(chuan) 迦葉之衣缽，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chuan) 矣。袁了凡之創功過格也，發之於(yu) 己，則石奮、鄧訓、柳玭耳；托之於(yu) 老子、文昌，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chuan) 矣。漢高之神叢(cong) 狐鳴，摩訶末、西奈之天命，莫不然。[14]

蓋南海好察人心術，故其詮解古書(shu) ，多“打通後壁”之言。其托古之論，亦出此也。

南海頗舉(ju) 儒、墨之異，以明托古之說。《墨子·法儀(yi) 》雲(yun)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此托禹、湯、文、武，以明兼愛、尊天、事鬼之旨也。《七患》雲(yun) ：“《夏書(shu) 》曰：禹七年水。《殷書(shu) 》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此托湯、禹，以明節用之旨也。《三辯》雲(yun) ：“周成王之治天下，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者，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le) 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le) 非所以治天下。”此托堯、舜、湯、武，以明非樂(le) 之旨也。《尚賢》雲(yun) ：“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wei) 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曆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ju) 以為(wei) 天子，與(yu)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qin) 為(wei) 庖人。湯得之，舉(ju) 以為(wei) 己相，與(yu)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岩。武丁得之，舉(ju) 以為(wei) 三公，與(yu)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托堯與(yu) 舜、湯與(yu) 伊摯、武丁與(yu) 傅說之事，以明尚賢之旨也。

諸如此類，可見儒、墨所托雖同，然其旨則與(yu) 儒大異也。誠若此，南海托古之說，未可盡誣也。故《韓非子·顯學》雲(yun) ：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可見，先秦諸子欲行改製，莫不托古以神其說，非獨儒家也。

三、素王與孔子托古改製

孔子改製之說，本由公羊家發之，然南海則推以為(wei) 公理，蓋周末諸子莫不改製也。是以孔子為(wei) 諸子之卓，敢不損益舊製，創儒教，撥亂(luan) 世而反諸正歟？

蓋南海思想之精神在改製，“吾所發明，孔子改製”[15]。其所以尊《春秋》，亦以其言改製也，“《春秋》所以宜獨尊者，為(wei) 孔子改製之跡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專(zhuan) 信者，為(wei) 孔子改製之說在也”[16]。其時周文疲敝，孔子雖欲振起之，既非其時，又以周文之末失，不得不有所損益，乃著其製於(yu) 《春秋》，欲以垂諸後世也。蓋今之學者常於(yu) 政府典章有所譏評，雖空言無用，猶欲藏諸私府，以待有識者，此誠孔子改製之意。南海生當天朝將崩之時，且值西夷勃興(xing) 之機，其欲參用西法，而於(yu) 中國之舊製有所損益，實屬自然。惜乎當時士人保守，未能深知其意，反因以罪之也。

1.《公羊》改製舊說

公羊家言改製，素有二義(yi) ：三正與(yu) 三教。二義(yi) 皆出董子，後人聚訟於(yu) 茲(zi) ，蓋不明改製兼此二義(yi) 故也。前者乃時王之製，蓋曆朝建國，皆行改正朔、易服色之事，欲以變易民心也。後者唯聖人能當之，非周公、孔子不能行。《中庸》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若此損益四代，良非時王所能。南海雖為(wei) 白素之身，至其欲效孔子素王之作，不過狂者之誌耳，孰曰非宜哉？然欲冒新王改製之名，輕議祖宗成法，僭越莫甚，適所以見謗也。

《春秋》曰“王正月”[17]，《公羊傳(chuan) 》雲(yun)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傳(chuan) 》說已屬怪異，蓋通常史書(shu) 體(ti) 例當指時王，而《傳(chuan) 》以為(wei) 指周始受命王，即周文王。至劉宋王愆期，遂以文王為(wei) 孔子，徐《疏》成十年“孔子為(wei) 後王”語或本於(yu) 此，然蘇輿謂此說為(wei) “謬說流貤，滋誤後學。且立義(yi) 可托王，正朔服色不可托王也”。蘇說常指斥後儒之背董子，謂董子未有素王改製之說，然實未必然。觀董子書(shu) ，不獨曆陳上古帝王改製之事，至於(yu) 《春秋》，亦有“應天作新王之事”，王魯、新周而故宋，而當一代之黑統也。[18]

董子謂孔子受命作《春秋》，實有改製之義(yi) 。其曰：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製之義(yi) 。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yu) 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也。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為(wei) ，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符瑞》）

又曰：

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誌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wei)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董子若此言之鑿鑿，蘇輿乃彌縫其說曰：

製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製禮作樂(le) ，非聖人所能托。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義(yi) 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雲(yun) 為(wei) 後王立義(yi) 爾。[19]

又曰：

明王者改製，不易道義(yi) 。……聖人不見用於(yu) 時，乃以治世之道托乎《春秋》，即其正不正之間以見義(yi) 。劭公乃謂“托王於(yu) 魯而黜周”，不知董固明雲(yun) “一統乎天子”矣。沿其流者，甚且謂“三代之製，亦皆托也”，不已傎乎？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崔述謂“《春秋》所關(guan) 者，天下之治亂(luan) 。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其說最確。蓋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而《春秋》為(wei) 之褒譏貶絕，明得失貴賤，反之乎王道，即行事以治來世，是故《春秋》亦憂患之書(shu) 也。[20]

唯王者所施之改製，不過三正之循環耳，然改製尚別有一義(yi) ，即三教之循環也，蘇氏似未能區別此二義(yi) 。蓋新王受命改製，不過就其表言之，至乎其裏，則三代之循環不過文質再複而相損益耳。此改製之別一義(yi) 也。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三統循環如此。至於(yu) 三代之製度，則實然有別，此為(wei) 三教之異也。董子曰：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yu) 阼，昏禮逆於(yu) 庭，喪(sang) 禮殯於(yu) 東(dong) 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le) 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yu) 堂，昏禮逆於(yu) 堂，喪(sang) 事殯於(yu) 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le) 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yu) 房，昏禮逆於(yu) 戶，喪(sang) 禮殯於(yu) 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le) 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三代改製質文》）

又以文、質配三統。董子曰：

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yan) 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si) ，衣製大上，首服嚴(yan) 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le) 載鼓，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諱；封禪於(yu) 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yi) 節，故立嗣與(yu) 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製爵五等，祿士三品；製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si) ，衣製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le) 設鼓，用纖施舞，舞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yu) 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內(nei) 員外橢，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玉厚七分，白藻三絲(si) ；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le) 桯鼓，用羽鑰舞，舞溢橢，先用玉聲而後烹；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赦；封壇於(yu) 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製爵五等，祿士三品；製郊宮，明堂內(nei) 方外衡，其屋習(xi) 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si) ；衣長後衽，首服習(xi) 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le) 縣鼓，用萬(wan) 舞，舞溢衡；先烹而後用樂(le) ，正刑天法，封壇於(yu) 左位。（《三代改製質文》）[21]

可見，董子明言孔子改製，不獨不從(cong) 周，實損益四代而為(wei) 新製也。後儒頗攻何邵公誤讀董子，實未得其情。南海極推崇《三代改製質文》一篇，曰：

孔子作《春秋》改製之說，雖雜見他書(shu) ，而最精詳可信據者莫如此篇。稱《春秋》當新王者凡五，稱變周之製，以周為(wei) 王者之後，與(yu) 王降為(wei) 風、周道亡於(yu) 幽、厲同義(yi) 。故以《春秋》繼周為(wei) 一代，至於(yu) 親(qin) 周、故宋、王魯，三統之說亦著焉，皆為(wei) 《公羊》大義(yi) 。其他絀虞、絀夏、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聽孔子所推。姓姚、姓姒、姓子、姓姬，皆聽孔子所象。白黑、方圓、異同、世及，皆為(wei) 孔子所製。雖名三代，實出一家，特廣為(wei) 條理以待後人之行，故有再、三、四、五、九之複。……惟孔子乃有之。董子為(wei) 第一醇儒，安能妄述無稽之謬說？此蓋孔門口說相傳(chuan) 非常異義(yi) ，不敢筆之於(yu) 書(shu) 。故雖《公羊》未敢驟著其說。至董生時，時世殊易，乃敢著於(yu) 竹帛。故《論衡》謂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也。苟非出自醇實如董生者，雖有此說，亦不敢信之矣。幸董生此篇猶傳(chuan) ，足以證明孔子改製大義(yi) 。[22]

董子改製之說，實出自孔子之口說相傳(chuan) ，至漢時乃得著於(yu) 竹帛也。

又，《漢書(shu) ·董仲舒》引《舉(ju) 賢良對策》雲(yun) ：

冊(ce) 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le) 而不亂(luan) 、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wan) 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ju)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yu)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luan)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子既以道之大原出於(yu) 天而不變，又以三王政教有文質之不同。堯、舜、禹三聖之禪讓，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變，然此乃治世之相繼，故無文質損益之變。若夏、殷、周三王之革命，則亂(luan) 世之相繼也，故有文質損益之改。《春秋》之作，本撥亂(luan) 世而反諸正也，是以其言改製，實在文質損益方麵。董子此論，足為(wei) 後世變法、革命之說張本。

故《春秋》改製，明三教之所以不同，或從(cong) 殷，或從(cong) 周，或損周文從(cong) 殷質，或變殷質用周文，其實皆不過承衰救敝而已。

改製之說，雖出於(yu) 公羊家言。蓋《公羊》推孔子為(wei) 素王，故所作《春秋》行改製之實，而當一代新王矣。[23]漢人習(xi) 於(yu) 此說，遂謂孔子為(wei) 漢製法，其所改者，蓋損周文以益殷質而已。漢末鄭玄折衷今古，其所注禮尤采此說，即合乎《周禮》者為(wei) 周製，其不合者為(wei) 殷製也。

觀南海所論，以上古茫昧無可稽考，至孔子之世，諸子並皆創教改製，然“其說亦多偏蔽，各明一義(yi) ”，而孔子乃其卓然耳。自是以後，“天下鹹歸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漢以後無諸子”。[24]孔子雖無帝王之尊，然此種改製又非帝王所能行，故後儒盛稱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則上古聖神，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孔子賢於(yu) 彼等，即以其能創製而垂法萬(wan) 世也。蘇輿膠泥於(yu) 王者改製之文，以為(wei)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遂謂孔子無行道之權，自不能改製。然孔子大聖，其能改製，又非“改正朔，易服色”之類所能比擬者。

是以南海曰：

諸子何一不改製哉？後世風俗，法密如網，天下皆俛首奉法，無敢妄作者。……諸子之改製明，況大聖製作之孔子，坐睹亂(luan) 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義(yi) 所在，固非曲士、夏蟲所能知矣。[25]

孟子之後，兩(liang) 千年間，南海乃真知孔子之誌業(ye) 者也，然後毅然行改製之實，尤非守文屈曲之儒士所能為(wei) 也。

2.以夷變夏與(yu) 以夏變夷

馴至晚清，中國當衰微之際，故不得不用西法。用西法，則不得不變更古製，此改製之說所由起也。南海謂“孔子所以為(wei) 聖人，以其改製”[26]，此說真得聖心焉。

雖然，中國自古又有夷夏外內(nei) 之說，蓋中國素以夏自居，而有變夷之道，今若參用西法，則不免以夷變夏矣。是以南海以三世說與(yu) 內(nei) 外說參比而為(wei) 論，即以吾國居據亂(luan) 世而為(wei) 夷，西方處升平、太平世而為(wei) 夏。[27]南海又推衍《春秋》三世之說，以孔子本有大同之說，則西法亦不出吾儒範圍，是以變法之實，不過用孔子大同之說耳。

是以梁啟超論南海之改製曰：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製，而有為(wei) 之說，實與(yu) 彼異。有為(wei) 所謂改製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hui) 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luan) 世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wei) 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yu) 此。[28]

梁氏以為(wei) ，南海改製之說，實出於(yu) 《公羊》通三統、張三世之舊論，而為(wei) 其維新變法主張之依據也。蓋通三統明製度當隨時因革，而張三世則明因改製而進化也。[29]

南海欲變之古製實有二：其一，有清一代祖宗之成法；其二，數千年一統之法。其中，祖宗成法尤關(guan) 係國本，稍有不慎，即致國家傾(qing) 覆。南海乃托於(yu) 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以變之，謂“今之法例，雖雲(yun) 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漢之法意，即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30]又假康、幹間變易八貝勒議政舊製之成例，以為(wei) 祖宗之法亦無有不可變者，至謂祖宗之地既不可守，不若變祖宗之法以濟時艱。[31]南海曰：

將篤守祖宗之法度耶？則大地忽通，數十強國環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執舊方以醫變症也。將近采漢、唐、宋、明之法度耶？則接鄰諸國文學極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獷野之風，又漢、唐、宋、明所未有也。將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純備矣，而時勢少異，或慮有一二迂闊而遠於(yu) 事情者。[32]

南海自謂其變法乃采“周、漢之法意”，猶王安石假“先王之意”以濟其說，其實皆欲盡變舊製也。[33]

其時守舊者又多托聖人之法以阻變法。南海乃極言數千年一統之法，非列強競爭(zheng) 之世所宜，“方今當數千年之變局，環數十國之覬覦，既古史所未聞，亦非舊法所能治”[34]，“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zheng) 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35]。雖然，變法家雖欲變量千年之法，然猶以為(wei) 無悖古聖人之道。馮(feng) 桂芬即曰：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為(wei) 疏闊，疑為(wei) 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yu) 年，而蕩焉泯焉。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zheng) 之，而勢恒不勝，迨乎經曆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嚐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yu) 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人也。[36]

又曰：

桂芬讀書(shu) 十年，在外涉獵於(yu) 艱難情偽(wei) 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yu) 三代聖人之法為(wei) 宗旨。[37]

若馮(feng) 氏所言，後世之敝政，蓋因盡棄三代聖人之法故也，是以今之變法，雖間采西法，猶不當悖於(yu) 古聖人之法也。其時南海假《春秋》三世之說，亦以西法與(yu) 聖人之道若合符節。蓋馮(feng) 氏、康氏皆欲假聖人之名，以行變法之實耳。

可見，南海以中國數千年皆處據亂(luan) 之世，是以其所欲變者，非止有清一代之法，實欲變數千年之法也。

雖然，守舊派朱一新猶攻南海，謂其實欲以夷變夏也，“陽尊孔子，陰祖耶蘇”[38]，“托於(yu) 素王改製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39]。然南海曰：

其地之大，人之多，兵之眾(zhong) ，器之奇，格致之精，農(nong) 商之密，道路郵傳(chuan) 之速，卒械之精煉，數十年來，皆已盡變舊法，日益求精，無日不變，而我中國尚謹守千年之舊敝法。[40]

南海蓋以西夷已進乎升平、太平之世，今之夷已不同於(yu) 古之夷也，故不可純用“以夷變夏”之舊論視之。

朱氏又以夷夏倫(lun) 理綱常不同，而南海則列舉(ju) 法國刑法、民法之條目，以證夷人亦講禮義(yi) 廉恥，與(yu) 吾國不異，“至於(yu) 三綱五常，以為(wei) 中國之大教，足下謂西夷無之矣，然以考之則不然”，“至於(yu) 人心風俗之宜，禮義(yi) 廉恥之宜，則《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有國有家，莫不同之，亦無中外之殊也”[41]，又謂“今日泰西之法，實得列國並立之公理，亦暗合吾聖經之精義(yi) ，不得謂之西法也”[42]。南海又自敘其心意，謂反對變法者“惡夷狄之名，不深求中外之勢，故以西學為(wei) 諱”[43]。可見，南海蓋與(yu) 《春秋》同，亦持文化普遍主義(yi) 之立場，故不以夷、夏有別也。

其弟子徐勤亦借《春秋》以破夷夏之大防，曰：

《春秋》無通辭之義(yi) ，《公》《穀》二傳(chuan) 未有明文，惟董子發明之。後儒孫明複、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yi) ，以為(wei) 《春秋》之旨最嚴(yan) 華夷之限，於(yu) 是尊己則曰神明之俗，薄人則曰禽獸(shou) 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棄之。嗚呼！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無董子，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44]

蓋漢代公羊家之外內(nei) 說本有二義(yi) ：其一，嚴(yan) 夷夏之防，蓋為(wei) 攘夷張目也；其二，遠近大小若一，故有進退夷夏之法，蓋為(wei) 大同修塗也。宋儒孫明複、胡安國以夷狄之勢淩逼中國，乃專(zhuan) 取夷夏大防為(wei) 論。清代公羊家則反是，亦偏取一說，其初言滿漢大同，至南海，則倡言中外大同矣。

董子有“《春秋》無達辭”一語，蓋泛論例之有變也。南海則舉(ju) 夷、夏之辨而論之，以為(wei) 夷、夏之辭皆從(cong) 其事，非專(zhuan) 有所指也。是以夷狄有禮義(yi) ，則予以夏辭；諸夏無禮，則奪以夷辭。《春秋》書(shu) “晉伐鮮虞”，蓋以晉伐同姓，故退以夷狄之也。宋儒於(yu) 夷狄之創痛尤深，故嚴(yan) 夷夏之防，遂以夷夏為(wei) 定名。

譚嗣同亦據《春秋》為(wei) 論，然別創新舊之義(yi) ，以論夷夏之進退。其《湘報後敘》有雲(yun) ：

《春秋傳(chuan) 》曰：中國亦新夷狄。《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國。新之為(wei) 言也，盛美無憾之言也。而夷狄、中國同此號者何也？吾嚐求其故於(yu) 《詩》矣，周之興(xing) 也，僻在西戎，其地固夷狄也，自文王受命稱王，始進為(wei) 中國。秦雖繼有雍州，春秋人不以所據之地而不目之為(wei) 夷。是夷狄中國，初不以地言。故文王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者夷狄之謂也，新者中國之謂也；守舊則夷狄之，開新則中國之。新者忽舊，時曰新夷狄；舊者忽新，亦曰新中國，新同而所新者不同。危矣哉！己方悻悻然自鳴曰守舊，而人固以新夷狄新之矣。是夷狄中國，果不以地言，辨於(yu) 新，辨於(yu) 所新者而已矣。然僅(jin) 言新，則新與(yu) 所新者亦無辨，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舊，至明日而又已舊，鳥足以狀其美盛而無憾也。吾又嚐求其故於(yu) 《禮》與(yu) 《易》矣，《禮》著成湯之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係孔子之讚：日新之謂盛德。言新必極之於(yu) 日新，始足以為(wei) 盛美而無憾，執此以言治言學，固無往不貴日新矣。[45]

若譚氏之言，則西方不恒為(wei) 夷狄，而今乃進為(wei) 中國矣；中國亦不恒為(wei) 中國，而今乃退為(wei) 新夷狄矣。揆諸《春秋》以夏變夷之說，則此時中國方為(wei) 夷狄，其用西法而改用新製，實不違《春秋》之義(yi) 。譚氏之說，蓋欲藉經說以杜反對者之口耳。

梁啟超則徑謂“以夷變夏”為(wei) 是。其《變法通議》雲(yun) ：

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嚐以學於(yu) 人為(wei) 慚德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ju) 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46]

禮失求諸野，則今之中國，非古之中國矣，其學於(yu) 夷狄者，殆亦古聖賢之道焉。

《春秋繁露·竹林》雲(yun) ：“《春秋》之於(yu) 偏戰也，猶其於(yu) 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nei) 。”徐勤發揮其師說曰：

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nei) 。內(nei) 外之分，隻就所引言之耳。若將夷狄而引之諸地、諸天、諸星之世界，則夷狄亦當謂之內(nei) ，而諸地、諸天、諸星當謂之外矣。內(nei) 外之限，寧有定名哉？[47]

則今日之西夷，就地球言之，亦可謂之內(nei) 也。今日有“地球村”之說，則以內(nei) 外如一矣，如是而為(wei) 大同。故徐勤釋《春秋繁露·奉本》“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一語曰：“外而變內(nei) ，是天下無複有內(nei) 外之殊矣。聖人大同之治，其在斯乎！其在斯乎！。”[48]

早於(yu) 南海之變法家，亦知變法不免落人“以夷變夏”之譏。若薛福成《籌洋芻議》，乃別創一說以自衛，雲(yun) ：

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泄之秘，而謂西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至若趙武靈王之習(xi) 騎射，漢武帝之習(xi) 樓船，唐太宗駕馭蕃將與(yu) 內(nei) 臣一體(ti) ，皆有微恉存乎其間。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複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49]

薛氏蓋以器數之學乃中外所同，無分於(yu) 東(dong) 西，則變法之所取，猶默深“師夷長技”耳，故終無妨於(yu) 吾先王之道矣。

其時葉德輝攻擊南海，謂“康有為(wei) 隱以改複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wei) 經考》，欲攪亂(luan) 朝政而又作《改製考》，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50]。錢穆也有類似的評價(jia) ：“康氏之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驚於(yu) 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長素尊孔特其貌，其裏則亦如彼。”[51]南海欲以夷變夏，其跡蓋昭然矣。

南海又以文、質別夷夏。公羊家素以孔子損文用質，則《春秋》蓋取質法也。其後董子亦謂《春秋》為(wei) 質法，如“承周文而反之質”（《春秋繁露·十指》），“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王道》），“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玉杯》）。然南海猶別自有說，曰：

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yu) 文。三代之前，據亂(luan) 而作，質也。《春秋》改製，文也。故《春秋》始義(yi) 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國朝質，然皆升平世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後有萬(wan) 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52]

公羊舊論素以《春秋》為(wei) 質家法，今南海據人類進乎文明之義(yi) ，謂《春秋》法文王，乃文家法。又以王朝之更迭，為(wei) 一文一質之遞嬗，故清世為(wei) 質家，而南海之變法猶效孔子改製，或自居文王也。

蓋南海所謂文家法，多取文明進化之意，“夫野蠻之世尚質，太平之世尚文。尚質故重農(nong) ，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瑰麗(li) ，驚猶鬼神，日新不窮，則人情所好也。”[53]又以孔子為(wei) 文王，蓋因文明道統在茲(zi) ，斯為(wei) 教主也，“蓋至孔子而肇製文明之法，垂之後世，乃為(wei) 人道之始，為(wei) 文明之王。蓋孔子未生以前，亂(luan) 世野蠻，不足為(wei) 人道也。蓋人道進化以文明為(wei) 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蓋為(wei) 孔子上承天命，為(wei) 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自命如此，並不謙遜矣。”[54]康氏以孔子不獨傳(chuan) 承周文，至於(yu) 中國文明，實自孔子而開辟也。此說頗為(wei) 不經，尤未必與(yu) 公羊家之“文”義(yi) 相類也。

廖平亦以文、質區別夷夏。廖氏曰：

文為(wei) 中國，質為(wei) 海外，文詳道德，質詳富強。二者偏勝為(wei) 弊，必交易互易，然後君子見在時局，《公羊》大一統之先兆也。[55]

又曰：

舊說以杞宋托文質，不知中國文家，泰西質家，所有儀(yi) 製全反，然因革損益，皆在《春秋》以外，《春秋》所記，綱常不可變更者也。[56]

又曰：

泰西不詳喪(sang) 葬，與(yu) 中國古世相同，凡屬草昧，類皆如此。生養(yang) 已足，自當徐理倫(lun) 常，《孝經》之說，可徐徐引而進之，以自變其鄙野。[57]

中國今日鶩於(yu) 文，文勝質則史；泰西主於(yu) 質，質勝文則野。史與(yu) 野互相師法，數十百年後，乃有彬彬之盛。[58]

據《易緯》、《孟子》、《公羊》以文王為(wei) 文家之王，文家即所謂中國，質家則為(wei) 海外。今按：此先師相傳(chuan) 舊說也。[59]

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皆指海外。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 [60]

蓋廖氏以西方為(wei) 質家，而中國為(wei) 文家，此其與(yu) 康氏不同也。考諸《春秋》，周之尚文，以其尊尊而文煩；殷之尚質，以其親(qin) 親(qin) 而質省。又《檀弓》子遊謂戎狄之道乃“直情而徑行”，則西人猶夷狄，皆尚質也。是以廖氏謂西人“質詳富強”、“不詳喪(sang) 葬”，與(yu) 中國禮儀(yi) 之邦相反，真得《春秋》之義(yi) 焉。[61]

南海與(yu) 廖氏說文、質之不同[62]，不獨與(yu) 南海以文明釋“文”義(yi) 有關(guan) ，亦與(yu) 南海對“從(cong) 周”之理解有關(guan) 。《中庸》雲(yun) ：“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cong) 周。”南海注雲(yun) ：

孔子改製，必有所因，損益三代，而從(cong) 周最多，取其近而易行也。周末諸子皆改製，子華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墨子製三月之服、土階茅茨是也。墨子攻孔子曰：子之古，非古也，法周未法夏也。故知孔子改製從(cong) 夏、殷少而從(cong) 周多。譬如今者變法，從(cong) 宋、明者少，必多從(cong) 國朝也。[63]

論者多惑於(yu) 《論語·八佾》中“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一語，以為(wei) 孔子但以周文之美盛而從(cong) 周。然揆諸《中庸》“從(cong) 周”之義(yi) ，儒者雖常假複古為(wei) 名，然以素位之故，故製度之大端多取於(yu) 後王。[64]論者又惑於(yu) 《春秋》尚質之意，以為(wei) 孔子改製必大變時王之製而後已，非也，不過取周製而益以己意，俗稱“舊瓶裝新酒”，即此意也。

3.孔子改製與(yu) 六經之作

六經本上古之遺籍，其後經孔子改訂，遂成後世之“經”也。然古文家欲抑博士，乃上托六經於(yu) 周公，而孔子則不過“述而不作”之先師，如此，“孔子僅(jin) 為(wei) 後世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為(wei) 生民未有範圍萬(wan) 世之至聖哉？”[65]蓋古文家於(yu) 出門戶之見，竟貶孔子如此，至於(yu) 今文家亦據門戶立場，必欲尊孔子為(wei) 教主，為(wei) “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故必以六經出於(yu) 孔子也。誠如今文家說，周公不過為(wei) 上古茫昧時代之神王，純出於(yu) 後世所托，又焉能造作六經而施化於(yu) 後世哉？

其先，廖平已謂孔子作六經矣。其曰：“六經者，孔子一人之書(shu) 。”[66]又曰：“孔子翻經以後，真正周製，實無可考。後世傳(chuan) 習(xi) ，皆孔子之言。” [67]至南海，則以孔子作六經，乃先秦舊說，曰：

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為(wei) 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wei) 大聖，為(wei) 教主，範圍萬(wan) 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為(wei) 教主，六經為(wei) 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luan) 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68]

蓋自南海視之，上古茫昧無稽，周末諸子紛紛創教，各為(wei) 改製之事，不獨孔子然也。而孔子改製之跡，則見於(yu) 六經。孔子本為(wei) 諸子，然出乎其類，撥乎其萃，所作六經亦獨能範圍後世矣。

南海論《詩》曰：

《春秋》之為(wei) 孔子作，經皆知之。《詩》亦為(wei) 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二學為(wei) 教，蓋《詩》與(yu) 《春秋》尤為(wei) 表裏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導於(yu) 世，則老、墨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詩》作於(yu) 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湯、伊尹、高宗，而以為(wei) 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為(wei) 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69]

蓋《淮南子·汜論訓》謂“《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yu) 世”，南海本此，因謂孔子作《詩》也。且古詩本有三千餘(yu) 篇，若孔子之作者，蓋“孔子間有采取之者，然《清廟》、《生民》皆經塗改，《堯典》、《舜典》僅(jin) 備點竄，既經聖學陶鑄，亦為(wei) 聖作”。 [70]此南海論孔子作《詩》也。

南海又曰：

《堯典》、《皋陶謨》、《棄稷謨》、《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其殷《盤》、周《誥》、《呂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為(wei) 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為(wei) 孔子之作。[71]

其先，王充已謂《尚書(shu) 》為(wei) 孔子所作，南海稱許是說“有非常之大功”。[72]不獨孔子作《書(shu) 》，至於(yu) 墨子，南海亦謂有《書(shu) 》之作，曰：

考墨子動稱三代聖王、文、武，動引《書(shu) 》，則《康誥》亦墨者公有之物。……以此推之，二十八篇皆儒書(shu) ，皆孔子所作至明。若夫墨子所引之《書(shu) 》，乃墨子所刪定，與(yu) 孔子雖同名而選本各殊，即有篇章、辭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要孔、墨之各因舊文剪裁為(wei) 《書(shu) 》可見矣。……可知孔、墨之引《書(shu) 》雖同，其各自選材成篇，絕不相同。知墨子之自作定一《書(shu) 》，則知孔子之自作定一《書(shu) 》矣，對勘可明。[73]

蓋《書(shu) 》本為(wei) 上古聖王治世之遺跡，猶今之官方政典，非獨孔子一家所能寶也。孔子既能刪而為(wei) 《書(shu) 》，則其他諸子固亦能刪也。南海所論，殊屬近理。

南海又謂《儀(yi) 禮》十七篇，亦孔子所作。《禮記·雜記》謂“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sang) 禮》，《士喪(sang) 禮》於(yu) 是乎書(shu) ”，據此，《士喪(sang) 禮》本非大周通禮，待孔子製作，而哀公使孺悲來學，遂有士喪(sang) 之禮。且觀《墨子》一書(shu) ，既屢稱道禹、湯、文、武，又肆意攻擊喪(sang) 禮，可見喪(sang) 禮本非禹、湯、文、武之製，乃孔子私作也。

不獨《禮》也，至於(yu) 《樂(le) 》，墨子亦肆其“輕薄詆誹”，以為(wei) 儒家所病，可見，《樂(le) 》亦孔子所作也。

至於(yu) 《易》，南海以為(wei) 伏羲畫八卦，文王演為(wei) 六十四卦，至於(yu) 卦、彖、爻、象之辭，實全出於(yu) 孔子，則孔子作《易》經也。然劉歆造“十翼”之說，而托於(yu) 孔子，則孔子不過為(wei) 《易》作傳(chuan) 而已，此亦其抑孔子之智術耳。

若孔子作《春秋》，素無疑義(yi) 。南海曰：

《春秋》為(wei) 孔子作，古今更無異論。但偽(wei) 古學出，力攻改製，並鏟削筆削之義(yi) ，以為(wei) 赴告策書(shu) ，孔子據而書(shu) 之，而善惡自見。杜預倡之，朱子力主之。若此，則聖人為(wei) 一謄錄書(shu) 手，何得謂之作乎？[74]

今人莫不夷《春秋》為(wei) 史，實可遠紹杜預、朱熹也。

可見，南海謂孔子作六經，其旨則在尊孔子也。南海曰：

自古尊孔子、論孔子，未有若莊生者。……後世以《論語》見孔子，僅(jin) 見其庸行；以《春秋》見孔子，僅(jin) 見其據亂(luan) 之製；以心學家論孔子，僅(jin) 見其本數之端倪；以考據家論孔子，僅(jin) 見其末度之一、二。有莊生之說，乃知孔子本數、末度、小大、精粗無乎不在。……六經之大義(yi) ，六經之次序，皆賴莊生傳(chuan) 之。……古之人所為(wei) 《詩》、《書(shu) 》、《禮》、《樂(le) 》，非孔子而何？能明莊子此篇，可明當時諸子紛紛創教，益可明孔子創儒，其道最大，而六經為(wei) 孔子所作，可為(wei) 鐵案。[75]

蓋南海以莊子為(wei) 子夏再傳(chuan) ，則孔子後學也，其種種荒誕寓言，亦為(wei) 推明孔子之辭也。

孔子作六經，欲以改製也。然孔子有德無位，欲其製之可行，則必托古也。南海曰：

子思曰：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cong) 。欲征信莫如先王。……巽辭托先王，俾民信從(cong) ，以行權救患。……布衣改製，事大駭人，故不如與(yu) 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76]

南海此說，本出於(yu) 《中庸》與(yu) 《春秋緯》，實屬近理。蓋古人言事，好托古，“必則古昔，稱先王”（《禮記·曲禮》），遑論孔子“與(yu) 先王以托權”（《孝經緯·鉤命訣》、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耶？近世以來，吾國凡言變革者，莫不挾洋自重，其術正同。

孔子生當周世，天命猶未改，此其所以“從(cong) 周”也；然周人治世以文，其鬱其煩，莫不以此，故孔子以為(wei) 當“稍損周之文致”，而益以夏、殷之法。《春秋》有三統之說，有文質之說，而南海悉以為(wei) 托古。

桓三年何休注雲(yun) ：“明《春秋》之道亦通於(yu) 三王，非主假周，以為(wei) 漢製而已。”對此，南海曰：

夏、殷、周三統，皆孔子所托，故曰“非主假周”也。[77]

又，隱元年何注雲(yun) ：“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南海曰：

質家、文家，孔子所托三統之別號。《春秋》詭辭詭實，故不必言夏、殷、周，而曰質家、文家也。[78]

又，隱三年何注雲(yun)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南海曰：

《春秋》於(yu) 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皆書(shu) 王，餘(yu) 則無之。蓋三正皆孔子特立，而托之三王。其實秦、漢皆用十月，疑古亦當有因，未必用三正也。[79]

諸如此類，《公羊》凡言三統、文質之說，南海俱以為(wei) 孔子所托。是說雖出《公羊》之外，然亦屬近理也。

南海倡為(wei) 孔子改製之說，本欲尊孔，然其餘(yu) 波所及，則不免夷孔子於(yu) 諸子矣。故梁啟超論曰：“《改製考》複以真經之全部分為(wei) 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共認為(wei) 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又曰：“雖極國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yu) 諸子之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yu) 諸子之列。” [80]蓋南海勇於(yu) 開拓，至其後果則常常弗有慮及焉。

民國時，太炎嚐有《致柳翼謀書(shu) 》，其中謂胡適以“六籍皆儒家托古，則直竊康長素之唾餘(yu) 。此種議論，但可嘩世，本無實證。……長素之為(wei) 是說，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為(wei) 是說，則在抹殺曆史。……此其流弊，恐更甚於(yu) 長素矣”[81]，則胡適所論，又等而下之矣。

四、孔子製太平之法

孔子托古而改製，則無論所托者何人，似不礙其改製之實也。然觀南海之說，則所托堯、舜與(yu) 夏、殷、周三代，其意頗有不同。南海曰：

堯、舜為(wei) 民主，為(wei) 太平世，為(wei) 人道之至，儒者舉(ju) 以為(wei) 極者也。然吾讀《書(shu) 》，自《虞書(shu) 》外未嚐有言堯、舜者，……皆夏、殷並舉(ju) ，無及唐、虞者。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輒引以為(wei) 鑒。堯、舜在洪水未治之前，中國未辟，故《周書(shu) 》不稱之。……孔子撥亂(luan) 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特施行有序，始於(yu) 粗糲而後致精華。《詩》托始文王，《書(shu) 》托始堯、舜，《春秋》始文王，終堯、舜。《易》曰“言不盡意”，聖人之意，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於(yu) 亂(luan) 世之識。[82]

蓋統而言之，孔子改製，常托堯、舜、文、武也。然觀南海此文，則托堯、舜與(yu) 托文、武，實有不同。南海實本《公羊》三世說，以為(wei) 孔子托堯、舜者，欲明太平民主之製；托文、武者，明升平君主之製也。

南海又曰：

《春秋》始於(yu) 文王，終於(yu) 堯、舜。蓋撥亂(luan) 之治為(wei) 文王，太平之治為(wei) 堯、舜，孔子之聖意，改製之大義(yi) ，《公羊》所傳(chuan) 微言之第一義(yi) 也。[83]

《春秋》據亂(luan) ，未足為(wei) 堯、舜之道。至終致太平，乃為(wei) 堯、舜之道。[84]

《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義(yi) 。……故《堯典》為(wei) 孔子之微言，素王之巨製，莫過於(yu) 此。[85]

南海此時說三世義(yi) ，似未為(wei) 醇粹，蓋唯言君主、民主之不同，即以文王之君主製為(wei) 撥亂(luan) 之法，而西人立憲之說，尚未嚐寓目焉。

南海又攻墨子之製曰：

墨道節用、非樂(le) ，薄父子之恩，失生人之性，其道枯槁太觳，離天下之心，天下弗堪，鹹歸孔子，豈非聖人之道得中和哉？[86]

此南海論墨道之弊也。其後，南海竟因以詆嗬儒家據亂(luan) 之法，以為(wei) 兩(liang) 千餘(yu) 年中國亦不過如此。

雖然，南海尊孔之大旨，亦盡見此書(shu) 矣。蓋南海當周末文敝之世，以《春秋》當新王，撥亂(luan) 而反正，拔乎諸子之上，而獨尊於(yu) 兩(liang) 千餘(yu) 年。此其一也。又，孔子立三世之法，尤注意太平，則孔子為(wei) 將來之法，而必將行於(yu) 地球一統之世也。此其二也。

五  餘論

宋儒程伊川為(wei) 其兄明道先生所作《墓表》有雲(yun)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chuan) ，千載無真儒。”大概儒者的最高誌向莫過於(yu) 行道，故孔子屢屢夢見周公，蓋其誌在效法周公而能行道於(yu) 當世也。然周末王權不振，禮崩樂(le) 壞，孔子所以汲汲於(yu) 奔走列國，不過欲求湯七十裏或文王百裏之地，以行其教法，建立儒教之國而已。晚年，孔子不複夢見周公，蓋以老之將至，遂不複有行道之誌，乃托於(yu) 西狩之獲麟，假《春秋》以垂法後世，期有以繼其誌者。

漢以後，朝廷莫不尊儒，然畢竟非真能行孔子之教、用儒家之法者，故公羊家乃隱晦其說，唯推孔子為(wei) 素王，以明教法所在。至於(yu) 儒者之出處，不過敦行鄉(xiang) 裏，或得君行道而已。今觀伊川先生所言，則宋儒誠能踐行《公羊》之誌者，故不獨以明道為(wei) 己任，且致力於(yu) “堯舜其君”，以為(wei) 行道之關(guan) 鍵。然而，元祐、慶元之黨(dang) 禁相繼，足見王權終能勢焰於(yu) 上，而教權不過托庇於(yu) 儒者之入仕而已。其等而下者，則有明、清兩(liang) 朝之世俗君王仍僭號稱聖，至今猶然。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