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語》應為(wei) 《左傳(chuan) 》的來源

作者：李凱（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三日丁亥

           耶穌2018年8月23日

關(guan) 鍵詞：《春秋事語》;《左傳(chuan) 》;先秦史

《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存在較多相似之處，但認為(wei) 《春秋事語》在《左傳(chuan) 》之後，值得商榷。若幹文獻有相似度隻能說明這些文獻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誰前誰後。種種跡象表明，《春秋事語》應是《左傳(chuan) 》的來源。

《左傳(chuan) 》成書(shu) 的來源問題一直是史學界關(guan) 注的重要問題。自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春秋事語》公布後，不少學者注意到，《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相似，故認為(wei) 《春秋事語》沿襲《左傳(chuan) 》而來。

裘錫圭鑒於(yu)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左丘明的傳(chuan) 人“鐸椒為(wei) 楚威王傅，為(wei) 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wei) 《鐸氏微》”，認為(wei) 《春秋事語》是《漢書(shu) ·藝文誌》春秋家中《鐸氏微》一類的書(shu) 。

唐蘭(lan) 認為(wei) ，《春秋事語》是不屬《左傳(chuan) 》係統的另一種古書(shu) ，可能是《漢書(shu) ·藝文誌》中所說的《公孫固》十八章，也晚於(yu) 《左傳(chuan)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文物》1974年第9期）。

李學勤認為(wei) ，《春秋事語》將《左傳(chuan) 》文字簡化歸並，本於(yu) 《左傳(chuan) 》而兼《穀梁》，屬於(yu) 早期《左傳(chuan) 》學的正宗產(chan) 品，為(wei) 《左傳(chuan) 》非偽(wei) 作說提供了佐證（《帛書(shu) 〈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的傳(chuan) 流》，《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1期）。

筆者以為(wei) ，《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存在較多相似之處，但認為(wei) 《春秋事語》在《左傳(chuan) 》之後，值得商榷。若幹文獻有相似度隻能說明這些文獻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誰前誰後。種種跡象表明，《春秋事語》應是《左傳(chuan) 》的來源。

《春秋事語》旨在規勸貴族守禮

《春秋事語》的成書(shu) 目的何在？張政烺認為(wei) ，“這樣的書(shu) 當是兒(er) 童讀本，講些曆史故事，學點語言，為(wei) 將來進一步學習(xi) 《春秋》、《世》、《語》等等作準備”（《〈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如果《春秋事語》真是學生學習(xi) 的讀本，應做到兩(liang) 點：一是情節生動，有充分的可讀性；二是說理簡明扼要，寓善惡存褒貶於(yu) 敘事。這樣才能使得讀本易於(yu) 被學生接受，後世如呂祖謙為(wei) 諸生課試之作的《東(dong) 萊博議》、張居正為(wei) 萬(wan) 曆皇帝編纂的《帝鑒圖說》，皆摘取典籍之中寓善惡存褒貶的生動文字，在文選之後加上編纂者恰如其分的按語。但《春秋事語》一方麵隻交代非常簡略的事件梗概，僅(jin) 何人何事，缺乏生動性；另一方麵，通過嵌入評論人的點評表達編纂者意圖，這些評論頗為(wei) 深奧費解。因此，《春秋事語》的受眾(zhong) 應不是兒(er) 童。

《春秋事語》中“禮”的色彩濃重。郭永秉指出，《春秋事語》各章內(nei) 容大致意在教給讀者曆史上人君、貴族的成敗經驗教訓，特別側(ce) 重於(yu) 因失德、失言或不講究策略計謀而招致禍端甚至導致滅亡的教訓，並無明顯的編輯體(ti) 例（《〈春秋事語〉一至四章新釋文與(yu) 注釋》，《湖南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0輯），這是合於(yu) 實際的看法。

從(cong) 春秋時代的曆史背景看，事實上重德、不失言、講究進退策略，就是周代的“禮”，春秋時代雖然有禮壞樂(le) 崩的現象，但不少人還把“禮”看作約束貴族行為(wei) 的、天經地義(yi) 的法則；到戰國時這種觀念才開始瓦解，正如顧炎武所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yu) 信矣”。《春秋事語》恰與(yu) 之吻合，一個(ge) 非常鮮明的目的就是要教育貴族“知禮”；其閱讀受眾(zhong) ，也不應該隻限於(yu) 兒(er) 童，而是麵對數量廣大的受教育貴族群體(ti) 。其手抄本在馬王堆三號墓中出現，墓主人是成年的軑侯，也能說明該書(shu) 的目的在於(yu) 勸導諸侯王遵循綱紀、進退得體(ti) 。

《春秋事語》表現出原始性

《春秋事語》在語言和編纂上都體(ti) 現出很大的原始性。《春秋事語》每章各記一事，其中沒有明顯的邏輯關(guan) 係。張政烺說它分量輕，文章簡短，在編輯體(ti) 例上也亂(luan) 七八糟。這是顯而易見的。對比《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不難發現《春秋事語》文句粗糙，《左傳(chuan) 》經過作者仔細的打磨潤色，情節也更為(wei) 生動，如果流暢生動的《左傳(chuan) 》在前，相對粗糙的《春秋事語》在後，且將《春秋事語》視為(wei) 《左傳(chuan) 》的文選，則不合情理。

值得注意的是，《魯莊公有疾章》言“五月，公薨，子煩即立（位），公子慶父殺子煩而立公子啟方”。據《左傳(chuan) 》及《史記·魯世家》記載，魯莊公並非薨於(yu) 五月，而是八月，日在癸亥。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魯莊公三十二年為(wei) 公元前662年，夏正五月辛酉朔，公曆4月11日，第三日為(wei) 癸亥；八月己醜(chou) 朔，公曆7月9日，無癸亥。則魯莊公之死應為(wei) 五月，可見《春秋事語》是夏正，而《左傳(chuan) 》應是周正。

如果說《春秋事語》是《左傳(chuan) 》選本，完全沒有必要更改曆法。王和認為(wei) ，作為(wei) 較早史料的《春秋事語》用了和《左傳(chuan) 》不同的曆法，到《左傳(chuan) 》裏進行了統合。《左傳(chuan) 》中不乏統合曆法的例子，左氏是魯人，魯用周正，故他於(yu) 編輯《左傳(chuan) 》時把取自別國的史料亦改為(wei) 周正。但有時或者由於(yu) 疏漏，或者由於(yu) 難以改動，往往改之不盡，留下了史料出處的痕跡（《〈左傳(chuan) 〉材料來源考》，《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春秋事語》若幹內(nei) 容《左傳(chuan) 》沒有。殘損較為(wei) 嚴(yan) 重的《燕大夫章》不見於(yu) 任何文獻，《韓魏章》類似《戰國策·趙策一》首篇《智伯從(cong) 韓魏兵以攻趙》。另外，《晉獻公欲得隋會(hui) 章》中晉臣用間諜誣陷秦臣曉朝，曉朝被秦君所誅殺的內(nei) 容，未見於(yu) 《左傳(chuan) 》，而見於(yu) 《韓非子·說難》；《齊桓公與(yu) 蔡夫人乘舟章》有士說出蔡人“今聽女辭而嫁之”的情節，也不見於(yu) 《左傳(chuan) 》等其他文獻，可見《春秋事語》和《左傳(chuan) 》的故事來源並不一致。

《春秋事語》是前敘事體(ti) 史著

先秦史著從(cong) 前敘事體(ti) 發展到敘事體(ti) ，是一個(ge) 很明顯的曆史趨勢。晁福林指出，三代傳(chuan) 統史學以問題為(wei) 導向的說理範式，轉向以敘事為(wei) 中心的新範式。在這個(ge) 範式下，《左傳(chuan) 》可以說是那個(ge) 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國語》一書(shu) 則保留著較多的傳(chuan) 統史學範式的痕跡（《從(cong) 上博簡〈武王踐祚〉看戰國時期的古史編撰》，《史學理論研究》2011年第1期）。《尚書(shu) 》中如周初八誥、《逸周書(shu) 》中如《世俘》《度邑》等一些可靠的記載，以及《詩經》中所保存的諸多商周史詩，都被學者們(men) 公認為(wei) 研究商周曆史的真實資料。但這些內(nei) 容帶有很大程度的明德明理的教育功能，編纂者力圖通過曆史經驗的總結，表達借鑒過往、對人規箴的現實目的，這和後代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史學著作存在一定差距。

沈長雲(yun) 認為(wei) ，《詩經》《尚書(shu) 》《國語》等資料中的時間、地點、人物等因素不求精確，曆史信息旨在為(wei) 說理服務，為(wei) 了說理可以增刪內(nei) 容，甚至像《國語》不少段落還能從(cong) 史官的角度潤飾史實（《〈國語〉編纂考》，《上古史探研》，中華書(shu) 局，2002年版）。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當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曆史信息精確的史著成為(wei) 時代需求，以《春秋》經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有明確曆史意識的典籍就應運而生。人們(men) 以《春秋》作為(wei) 傳(chuan) 達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ti) ，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應該就有這一變化的些許影跡。

此外，《春秋事語》還具備許多早於(yu) 戰國時期的特征。比如，《春秋事語》文字簡短古樸，和戰國諸子精工於(yu) 修辭的做法截然不同；所述的故事，也比較平實，沒有詭怪離奇的情節，與(yu) 戰國諸子書(shu) 中的傳(chuan) 說故事有別；當事人的對話與(yu) 評論者的點評，也就事論事、鞭辟入裏，與(yu) 《戰國縱橫家書(shu) 》中縱橫家汪洋恣肆、侃侃而談的風格迥異，和《左傳(chuan) 》裏那些長篇大論的對話也不同。

《春秋事語》與(yu) 《左傳(chuan) 》的關(guan) 係

《春秋事語》的時代很可能早於(yu) 戰國時期寫(xie) 定的《左傳(chuan) 》等文獻。《春秋事語》十六章中，絕大多數內(nei) 容都可以和《春秋》經傳(chuan) 的史事相對應，那麽(me) 最大的可能，就是《春秋事語》內(nei) 容是《左傳(chuan) 》的一個(ge) 來源。既然如此，是《左傳(chuan) 》作者看到了《春秋事語》，還是《春秋事語》的同“源”文獻？現有資料難以回答。如果說，《左傳(chuan) 》作者看到的是《春秋事語》的同“源”文獻的話，那麽(me) 這部同“源”文獻則應該包括《春秋事語》的絕大多數內(nei) 容，《春秋事語》可以視為(wei) 它的某一篇章。但這隻是一種可能，現有資料還不足以支撐這一觀點。

趙光賢曾指出，《國語·楚語上》記申叔時的話，在對太子進行教育的教材裏有“語”和“誌”，一者記言，一者記事，《左傳(chuan) 》記事中很大一部分內(nei) 容取自於(yu) “語”和“誌”（《〈左傳(chuan) 〉編撰考（下）》，《古史考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此論頗有道理。因為(wei) 上古王官之學存在不同類型的典籍，這些文獻在上層貴族中由專(zhuan) 人負責傳(chuan) 授。當王綱解紐之時，它們(men) 也會(hui) 從(cong) 上層貴族中流散出來，為(wei) 戰國以後學者所用。從(cong) 申叔時的話中可以看出，這類文體(ti) 的著作數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楚國用《語》等文獻對貴族進行教育已然是常製，其他諸侯國也應該有類似的做法。

《左傳(chuan) 》隱公十一年杜預注說：“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shu) 之於(yu) 策。若所傳(chuan) 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yu) 典策。此蓋周禮之舊製。”從(cong) 中可以看出，古代史官存在著兩(liang) 個(ge) 不同的記錄係統。如杜預所說一個(ge) 是“承告”，一個(ge) 是“傳(chuan) 聞”。“承告”的內(nei) 容是“國之大事政令”，即按照官方的製度，本國史官到外國通告其國內(nei) 已發生的大事件，應主要以梗概為(wei) 主；“傳(chuan) 聞”則記錄的是“非將君命”的“傳(chuan) 聞行言”，即以史官自己的途徑對曆史的補充，是一種非官方的形式。這樣從(cong) 官方與(yu) 非官方的渠道區分史料的來源。

《春秋事語》著重敘述貴族在重大曆史事件下的言論表現，不像官方渠道的大事梗概，很大意義(yi) 上是非官方的“傳(chuan) 聞行言”的產(chan) 物。並且像《魯桓公少章》關(guan) 於(yu) 立儲(chu) 的宮闈密語、《晉獻公欲襲虢章》晉國君臣對虞國的政治局勢進行剖析、《吳人會(hui) 諸侯章》子貢對太宰嚭之語等內(nei) 容，如果不是虛構，則除了當事人傳(chuan) 出或者當時史官記錄，他人不可能聽到。這似乎更能說明這些內(nei) 容來自於(yu) 別國某事件的“傳(chuan) 聞行言”。

有的內(nei) 容不大符合情理，很可能出於(yu) 文學加工。如《韓魏章》中，水淹晉陽之後智赫對智伯的規箴之語，不大可能被史官所聽到，畢竟智伯之舉(ju) 還達不到“必書(shu) ”的程度。《晉獻公欲得隋會(hui) 章》中，魏州餘(yu) 召隨會(hui) 回晉，並與(yu) 隨會(hui) 一起謀劃誅殺曉朝，其中評論者某“吏”對魏州餘(yu) 、隨會(hui) 二人的圖謀予以分析，並且預言“二子畏其後事，必謀危之”，即曉朝必死。這樣的情節就過於(yu) 離奇，但是說“吏”的言論是傳(chuan) 述者事後依據情理補充，應是合理的。《魯文公卒章》中，東(dong) 門襄仲誘殺惠伯之前，有公襄負人對惠伯進行規勸的情節。如果真有公襄負人規勸惠伯的事，也應當是極其私密的，惠伯一死，定無人知曉。可見，這樣規勸的話應是《春秋事語》作者的虛構。這些內(nei) 容為(wei) 《左傳(chuan) 》的編纂作了重要鋪墊，因此，筆者認為(wei) 《春秋事語》應是《左傳(chuan) 》的來源。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