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是失敗者?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二十日己巳
耶穌2017年10月9日
犬儒學派的第歐根尼(DIOGENES大約公元前412年–公元前323年)顯然是因為(wei) 卷入一場偽(wei) 造貨幣的醜(chou) 聞被抓而逃離家鄉(xiang) 錫諾帕(Sinope)。雖然他成功地保全了麵子,從(cong) 偽(wei) 造貨幣的失敗生涯轉變為(wei) 從(cong) 事哲學探索的更有前景的職業(ye) 。但是,多年後在雅典,有人提醒他這個(ge) 醜(chou) 聞,他自豪地回擊道“但是,你這個(ge) 無賴混蛋,正是因為(wei) 那件事才讓我成為(wei) 哲學家。”這兩(liang) 種職業(ye) 道路並不總是分開的,然而,第歐根尼就曾誇耀說,當他開始重新評價(jia) 雅典社會(hui) 所有價(jia) 值觀的偉(wei) 大哲學工程時,他偽(wei) 造貨幣的技能就派上了用場。
一文不名的生活或許並不是偽(wei) 造貨幣者的夢想,但是雅典給予第歐根尼的恰恰就是這樣的生活。這個(ge) 反諷色彩並沒有在他身上消失:他處在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之一,能夠提供金錢能購買(mai) 的一切,但是,這個(ge) 從(cong) 前的偽(wei) 幣犯卻過著一文不名的生活,依靠乞討和盜竊過活。但是,如果第歐根尼沒有想象力,他就什麽(me) 也不是。很快,他就意識到他能夠將貧困變成哲學視野,把乞丐變成一門藝術。這樣做,他能以自己的遊戲方式打敗雅典人:在特別推崇將任何人類事業(ye) 都推向卓越極致的城市,第歐根尼能夠在什麽(me) 也不做的藝術上登峰造極,他能成為(wei) 最優(you) 秀的無所事事者,一個(ge) 窮困潦倒的貴族。在崇拜成功已經彌漫到雅典人生活方方麵麵的情況下,他肯定意識到他能在失敗方麵出類拔萃。在談及他的老師,古希臘犬儒學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435—前370)時,第歐根尼眼中滿含感激地說,“這個(ge) 人把我從(cong) 有錢人變成了乞丐,讓我生活在儲(chu) 藏罐中而不是寬敞的大房子裏。”他認為(wei) ,安提斯泰尼值得如此稱讚,正是他將這個(ge) 從(cong) 社會(hui) 角度看的失敗者變成了偉(wei) 大的哲學家。
第歐根尼發現蘇格拉底的缺憾:冷淡、妥協、太過熱衷做事。蘇格拉底喜歡與(yu) 世界打交道,受不了世俗的各種誘惑:成功、名望、追隨者、社會(hui) 上的拋頭露麵等。第歐根尼這個(ge) 從(cong) 前的偽(wei) 幣犯抱怨說,蘇格拉底“過著一種奢侈的生活,因為(wei) 他在他的小房間、他的小沙發和他的醜(chou) 聞上麵花費了太多的精力。”在第歐根尼看來,蘇格拉底有賣弄炫耀的嫌疑。
所以,把蘇格拉底的觀點推進到破裂的極限被第歐根尼作為(wei) 其哲學使命。當柏拉圖稱第歐根尼是“瘋狂的蘇格拉底”時,他或許表達了這個(ge) 意思,而且可能還不止這些。第歐根尼實現了蘇格拉底虛擬的很多東(dong) 西。從(cong) 希帕蒂婭(Hypatia)到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到讓·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等很多思想家都像蘇格拉底那樣死去,但像第歐根尼那樣活著的思想家即便有,也非常罕見。他的很多言行的真實性非常可疑,但在此並無多大關(guan) 係,如果有什麽(me) ,此人的現有事實已經證明能激發我們(men) 的想象力,並令我們(men) 逐漸對他的“失敗”表現出尊敬。第歐根尼堅定地將失敗置於(yu) 其哲學工程的核心。他令失敗成為(wei) 他的生命要素,魚不可能會(hui) 淹死。
首先導致哲學家失敗的是我們(men) 多變的人性。無論我們(men) 是否意識到,在我們(men)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種強烈的內(nei) 在動力,驅使我們(men) 尋找他人的陪伴,組建群體(ti) 或者團夥(huo) ,並長期維持這種群體(ti) 關(guan) 係。群體(ti) 提供保護的承諾和安全感,事實上還有眾(zhong) 多動物間的溫暖。隻要我們(men) 是群體(ti) 的一部分,遵循群體(ti) 原則就能期待生存下去。作為(wei) 交換,我們(men) 交出部分自由、我們(men) 的個(ge) 性和自主權,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這是個(ge) 很劃算的交易。雖然可能有些返祖現象---我們(men) 現在能夠單獨生存---我們(men) 還是覺得沒有什麽(me) 比被集體(ti) 拋棄,沒有人可交流更糟糕的了。很難有比不屬於(yu) 任何部落更危險的困境了---暴露給所有人,卻不被任何人接受---因而注定要毀滅。我們(men) 本能地知道這一點:像這樣被集體(ti) 拋棄就是社會(hui) 弱者,我們(men) 可能不惜一切代價(jia) 要避免遭遇這樣的命運。獨處是失敗的代名詞。作家所羅門·阿什(Solomon Asch)很有名地顯示,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我們(men) 是多麽(me) 容易屈服於(yu) 群體(ti) 的壓力。
哲學家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他們(men) 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源自尼采的早期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譯注)---也參與(yu) 社會(hui) 遊戲。他們(men) 總是如此。哲學史上的種種主義(yi) 既源於(yu) 從(cong) 屬於(yu) 有影響力群體(ti) 的需要,也源自哲學家認同更大的“類似思想”家族---這種歸屬感能給予其成員隻有“家庭”才能提供的安全感、保護和授權。對於(yu) 加入這個(ge) 或者那個(ge) 哲學學派來尋求智慧的古代學生來說,這是真實的;對於(yu) 忠實地追隨其導師(magister)從(cong) 一個(ge) 大學城到另一個(ge) 大學城的中世紀或現代早期學生來說,也是如此。甚至在20世紀末期,德國哲學教授在前往其他大學擔任教職時,一些關(guan) 係密切的研究生追隨前往也並不罕見。不過,現代大學的本質已經讓哲學家的社會(hui) 遊戲變得異常激烈。他們(men) 在過去世紀的遊戲已經變得更為(wei) 精細巧妙,也更具自我毀滅色彩了。
學院派哲學家很少願意承認其集群性---我們(men) 是極端推崇獨立性的人,有意識地要打破偶像。我們(men) 明白,我們(men) 集中在一起是因為(wei) 哲學本身就是辯論和論證,不是嗎?因為(wei) 尋求真理是集體(ti) 的事業(ye) ,而哲學辯論在本質上就是對話。誠哉斯言。但是,對話必須是平等者之間的對話。雖然真正的對話的確發生在學院派哲學家中間,但是,最流行的和最重要的互動形式是有關(guan) 權力的激烈對話---有時候大喊大叫,有時候悄悄低語,還有時候是咬緊牙關(guan) 地沉默。話題是誰擁有權力,誰沒有,獲得權力和保持權力的最好方法是什麽(me) ,誰上台誰下台以及其他類似疑問。這種對話的最顯著之處在於(yu) 它有高度的表演性:在對話進行的過程中,權力被產(chan) 生出來---獲得或者喪(sang) 失,增強或者削弱。剛開始的時候,對話或許是在平等者之間的進行的,但是對話很快就產(chan) 生了不平等。它增加少數人的權力,損害多數人的利益,削弱參與(yu) 者之間的互動,嚴(yan) 重地改變哲學探索的本質。
這個(ge) 權力包括課題資助、資源、機會(hui) 、學界資格、學界地位、學界名望等---對參與(yu) 者更微妙和更具後果性的是詞語的意義(yi) 。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其回憶錄中回顧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漢娜·阿倫(lun) 特(Hannah Arendt)在紐約社會(hui) 研究新學院講授哲學,研究生院院長讓芝加哥大學的有些哲學家評價(jia) 約納斯和阿倫(lun) 特的著作。雖然院長對他的明星教授感到自豪,但是,他在聽了芝加哥大學一位分析哲學家的回答後,還是像被澆了一盆冷水一樣:“它根本就不是哲學。那很有趣,也很好,應該有院係專(zhuan) 門從(cong) 事這種研究。我支持它。不過,它的名稱有待於(yu) 發明出來。我不知道它應該被稱為(wei) 什麽(me) ,但我知道它不是哲學。”給事物起名的權力是所有權力中最大的權力,那些因為(wei) 名字而被毀掉的人對此再清楚不過了:無論你做什麽(me) ,你一輩子一直在做什麽(me) ---甚至你喊叫的名稱---卻是其他人有權來決(jue) 定的東(dong) 西。
同樣重要的是,這也是定義(yi) 成功和失敗的權力;命名權也是公布優(you) 勝者和失敗者的名單以及比例和排名的權力。你離這個(ge) 權力的位置越近---對我們(men) 來說就是大學、學術期刊、出版社和基金會(hui) 等,你就被認為(wei) 越成功。因為(wei) 沒有人想被當作失敗者,促成這些定義(yi) 和排名的社會(hui) 動員就成為(wei) 值得注意的跡象:人人都蜂擁而至。為(wei) 了接近權力,付出任何代價(jia) 都不會(hui) 被認為(wei) 太高,任何犧牲都不會(hui) 被認為(wei) 太小,任何成本都不會(hui) 被認為(wei) 是不能支付的。卷入學界遊戲的大部分人都被這種權力的幾乎非世俗的威望所俘獲,甚至到了癡迷陶醉的程度。從(cong) 權力中延伸出來的任何東(dong) 西似乎都是真實的、高貴的、有價(jia) 值的、或值得追求的。這個(ge) 權力是多麽(me) 慷慨的給予者,多麽(me) 偉(wei) 大的奇跡啊:它不僅(jin) 賦予你一種身份,而且給予你一種自身價(jia) 值的意識和獲得救贖的承諾。它讓你遠離最糟糕的噩夢:失敗的前景。
這恰恰是我們(men) 失敗之處。從(cong) 本質上說,這種爭(zheng) 前恐後的鼠奔與(yu) 真正的真理探索沒有多大關(guan) 係,它令哲學的本質變得虛假,將哲學家變成其他東(dong) 西。投身到這樣的遊戲之中,哲學家就變成了政客、宮廷弄臣、族人、嘍囉、黨(dang) 羽、和部落首領---什麽(me) 都是偏偏不是思想家。政治遊戲讓哲學家徹底異化,不再關(guan) 注哲學的根本,使得所說的話(很多話)不是用來滿足哲學探索的需要而是受異己的力量所控製。哲人之石已經從(cong) 真理轉向權力。
發生了這種事之後,寫(xie) 作不再是出於(yu) 對存在問題的關(guan) 注或對哲學的癡迷,不再是交流重要思想的真正衝(chong) 動,反而成了一種策略:顯示作者在特定權力結構中的存在的嚐試,顯示他要參與(yu) 遊戲而非製造麻煩的意願。一心渴望成功的哲學家插手眾(zhong) 多時髦的話題,保持一種來者不拒的心態,靈活多變,隨時準備好扭曲和調整自己的立場,目的就是迎合當權者,討好當權者,或壓製對手,或贏得新的追隨者或充當他人的打手。顯然,所有這些都是在字裏行間完成的---難怪寫(xie) 作往往是有關(guan) 形而上學中含混模糊的話題,有關(guan) 自由意誌的新論證,有關(guan) 列車道軌的思想實驗,有關(guan) 柏拉圖的大善或心智哲學的最新發展等。不過,文章是從(cong) 政治角度而非哲學角度寫(xie) 出來的。文章的成功恰恰就是它的失敗。
這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哲學家的問題。其他領域的學者恰恰也在同樣的方式上失敗;他們(men) 的著作是政治性的,因為(wei) 服務於(yu) 追求真理本身之外的目的。令哲學家的失敗產(chan) 生特別嚴(yan) 重後果的是這樣一個(ge) 事實:除了社交時刻之外,哲學在其核心是頗具私密性的活動。讓人的自我處於(yu) 有序狀態,竭力在無意義(yi) 的世界尋找意義(yi) ,渴望理解自我及其工作原理都很難成為(wei) 熱衷交際的東(dong) 西。哲學探索發生在我們(men) 最私密的狀態,這種遭遇發生在適當的背景下,這一點非常重要。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將這個(ge) 過程的適當場所稱為(wei) “店鋪後間”(arrière-boutique)。在他看來,出現這種遭遇之地是如此私密甚而至於(yu) 連家人都不得入內(nei) 。
我們(men) 必須為(wei) 自己預留這樣一個(ge) 完全自由的店鋪後間,在此建立我們(men) 真正的自由和主要的退隱之所和獨處空間。這裏,通常的對話必須在我們(men) 與(yu) 我們(men) 的自我之間進行,其私密性要求任何外部關(guan) 係或交流都沒有存在的空間。
在“店鋪後間”之外,哲學占據了仍然能夠以權威方式運作的社會(hui) 空間。畢竟,思想家尋求相互之間的陪伴,哲學的陪伴就像哲學本身一樣古老。但是,這個(ge) 空間是被很好限定的而且非常狹隘;一旦哲學家踏出她的邊界線,麻煩隨時都可能找上門來。比如,要維持真實性,哲學必須具有批判性,口無遮攔和決(jue) 不恭維逢迎。如果真正的哲學探索是“反對自我的思考”---既有係統性又殘酷無情,既沒有安全網也沒有逃跑路線---那麽(me) ,其他人(包括思想家同行)能夠期待哲學家什麽(me) 樣的對待呢?在重要的意義(yi) 上,即她注定要練習(xi) 實話實說(parrēsía)的意義(yi) 上---口無遮攔地實話實話---哲學家注定要落入危險的境地:成為(wei) 被單獨挑出來的,與(yu) 潮流格格不入的怪人。暴露在每個(ge) 人麵前,卻不招致任何人待見。哲學家常常不知不覺地處於(yu) 一種“沒有人願意與(yu) 之交談的角落。”她成為(wei) 社會(hui) 的失敗者,不是因為(wei) 偶然而是個(ge) 人使命是召喚。
如果她現在屈服於(yu) 群體(ti) 的權力,哲學家就陷入雙重的失敗。首先,她失敗是因為(wei) 在其他人眼中她已經是失敗者,一個(ge) 軟弱的被拋棄者。其次,她失敗是因為(wei) 她不知道如何當失敗者:如何使用外人為(wei) 哲學目的留出的特權地位。從(cong) 哲學角度看,成為(wei) 失敗者非常重要---幾乎是一種庇佑。不是被她的社會(hui) 失敗者身份毀壞,哲學家反而能完美地利用它:獲得對心智工作原理的深刻了解,洞悉人類社會(hui) 事務和人類靈魂的最深處。如果她知道如何探索此地,哲學家的社會(hui) 失敗者身份會(hui) 使她成為(wei) 更加豐(feng) 富、更加深刻和更具創造性的思想家。
這裏,創造性是主要的受害者。參與(yu) 政治遊戲,正如他們(men) 所說,哲學家就不得不成為(wei) “優(you) 秀的運動員”,要避免出類拔萃,要收斂其個(ge) 性鋒芒,個(ge) 人的怪異性,“瘋狂”觀點或任何狂熱色彩,這些恰恰都是哲學中特別需要的東(dong) 西。因為(wei) 不再迫切挑戰現有的智慧,不再令人感到困惑和惱怒,身陷遊戲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們(men) 現在發生的最糟糕之事是引起同行的嘲弄和嘲笑---那將是他們(men) 遊戲的終結。長遠的後果是學院派哲學的平庸和泛濫,既令人憂慮又引人注目,雖然學術會(hui) 議的參加者越來越多。哲學家的集群性伴隨著自己的懲罰。你不可能在哲學上有獨創性,同時在政治上有敏感性。你不可能魚與(yu) 熊掌兼得。
很容易看到為(wei) 什麽(me) 現代思想中一些最具創造性和革新意識的偉(wei) 大人物如斯賓諾莎、克爾凱郭爾和梭羅都沒有在大學工作。尼采的大學令他感到惡心---字麵意思上的惡心。叔本華則一輩子都對“哲學教授”極其厭惡。1928年,法蘭(lan) 克福歌德大學的一群傑出教授發現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資格論文(Habilitation)存在嚴(yan) 重缺陷,因而拒絕給予他在大學任教的資格。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發現很多工作---工廠工人或者農(nong) 田勞動---都比大學教授更加令人覺得充實。羅馬尼亞(ya) 哲學家蕭沆(Cioran)帶著極具自嘲味道的特征在索邦大學注冊(ce) 成為(wei) 哲學係博士生,他唯一的目的不過是有機會(hui) 使用大學便宜的餐廳;當他不再被允許在那裏就餐之後,他就放棄了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hui) 。所有這些學界的“失敗者”最後都成為(wei) 思想深刻,見解獨到的哲學家。他們(men) 迫使我們(men) 用全新的眼光看待這個(ge) 世界,看待我們(men) 自己。在遭遇他們(men) 之後,我們(men) 就不再能像從(cong) 前一樣生活了。但是,如果他們(men) 能夠成功地帶來某種真實的變化,那不是因為(wei) 大學,雖然遭到了大學的阻撓。
不用說,很多高質量的哲學著作出自大學環境之中。學界中人多個(ge) 世紀以來產(chan) 生了很多哲學著作,重要的哲學運動也多是在大學圈子內(nei) 產(chan) 生的。但是,如果考慮到卷入的人員數量,考慮到大學能支配的時間、資源、機會(hui) 和人才,其成果的確令人失望。比如,美國哲學協會(hui) 擁有九千多名會(hui) 員,這幾乎等於(yu) 愛爾蘭(lan) 整個(ge) 軍(jun) 隊的規模。古代希臘創造了哲學這個(ge) 領域,成功地規劃了幾乎一切重要內(nei) 容,但是隻有少數人,最多不過一個(ge) 排。
如果我們(men) 隻是在社會(hui) 舞台上作為(wei) 思想家是失敗的,那將非常幸運。但是,我們(men) 的失敗要深刻得多,令我們(men) 陷入更廣泛的網絡中不能自拔。因為(wei) 失敗能夠體(ti) 現在哲學最具私人色彩的方麵;它像蟲子一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思想的核心。
雖然哲學剛開始完全是私人衝(chong) 動的產(chan) 物,一個(ge) 全身心投入的姿態,我們(men) 不可能不完全放空自我,在描述和表達哲學時,我們(men) 通常會(hui) 采用一種平時並不使用的語言。無論我們(men) 關(guan) 心的問題多麽(me) 具有私密性,我們(men) 的哲學思考多麽(me) 真實,大部分思想家(甚至那些最傑出的思想家在內(nei) )都沒有能創造出同樣具有個(ge) 人色彩的哲學語言。相反,我們(men) 尋求在這種或那種現有主要哲學詞匯中棲身:柏拉圖主義(yi) 、托馬斯主義(yi) 、黑格爾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邏輯實證主義(yi) 、現象學等。哲學探索的極端獨處性令人覺得壓抑,或許令人受不了,所以我們(men) 將其帶到一個(ge) 地方---共同的哲學詞匯---讓我們(men) 的獨處加入到他人的獨處之中,從(cong) 而變得更容易忍受一些。
這個(ge) 議題當然不僅(jin) 限於(yu) 哲學,在某個(ge) 意義(yi) 上,每個(ge) 主要創造領域都麵臨(lin) 這一問題,隻不過以它自己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術語而已。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影響的焦慮》(1973)中有句有關(guan) 過去負擔的名言,即每個(ge) 年輕詩人在確認自我時都對必須對付這個(ge) 負擔。在他看來,每次出現一位“強有力的”詩人,一種新的詩歌語言都會(hui) 被創造出來。考慮到從(cong) 前詩歌語言的壓倒性影響力,這種創造必然是複雜的事件。在詩人的靈魂中總是存在激烈的鬥爭(zheng) ---有獎競賽(agon),她要在自己的詩歌世界和她之前的世界的背景下發出自己的聲音。既有哲學思想又同時作為(wei) 自己哲學語言的創造者的哲學家非常罕見,但是,他們(men) 的影響巨大,或許比布魯姆的“強有力的”詩人更強有力。無論他們(men) “誤讀”或“誤釋”了從(cong) 前的思想家(按照布魯姆的說法,就像詩人一樣),還是幫助他們(men) 從(cong) 著作中解放出來,還是從(cong) 頭創造了任何東(dong) 西,這些獨創性的哲學家最終都是在現有詞匯背景下決(jue) 定性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柏拉圖、亞(ya) 裏斯多德、康德、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僅(jin) 舉(ju) 若幹例子---之所以重要不僅(jin) 因為(wei) 其觀點的內(nei) 在價(jia) 值,而且因為(wei) 他們(men) 獨特的哲學詞匯。他們(men) 創造出來的概念世界在他們(men) 死後長期存在,以可見的或不可見的方式塑造了哲學史。這些哲學家改變了其他人說話、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甚至包括那些從(cong) 來沒有聽說過他們(men) 名字的人。這些是難以抗拒的“強有力的”思想家。
一旦哲學詞匯成型,它就變成歡迎其他思想家棲身的好客之所。哲學家們(men) 居住在他人的家裏,並沒有任何的良心不安。對哲學家來說,創造個(ge) 人詞匯的失敗似乎並不像詩人那樣感到沮喪(sang) ,很多思想家似乎並沒有遭遇“影響力焦慮”的困擾。但是,從(cong) 亞(ya) 裏斯多德擺脫柏拉圖到馬克思擺脫黑格爾,西方哲學中存在的獨特傳(chuan) 統是學生與(yu) 老師絕交。這裏的關(guan) 鍵詞是中斷、扭曲和危機。尼采在隆隆的喧鬧聲中開過來了(背棄了叔本華和瓦格納),甚至形成哲學分裂的理論。在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讓老師這樣告訴弟子們(men) :
現在我獨自一個(ge) 人去,弟子們(men) 。你們(men) 現在也獨個(ge) 走。這是我渴望的。
從(cong) 我身邊離開,抗拒查拉圖斯特拉。更好的是:為(wei) 他感到羞恥。他或許在騙你。
一個(ge) 人如果總是維持學生的身份,他就沒有給老師絕佳的回報。你為(wei) 什麽(me) 不想扯掉我的花環?
尼采本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子,徹底與(yu) 老師---事實上與(yu) 任何老師、學派和主義(yi) 斷絕關(guan) 係。他不是普通的哲學語言創造者,他使用的語言沒有任何沉重、晦澀、技術性、學院派等色彩。那似乎是尼采碰上的哲學風格聖杯:用最優(you) 雅的個(ge) 人語言表達最困難的哲學要點的藝術。這使他不僅(jin) 能夠被人模仿,而且具有無限的模糊性。作為(wei) 最具穿透力的現代哲學家之一,他沒有能像“哲學家”那樣說話。
使用現有的哲學詞匯不一定削弱思想家的深度。有些最優(you) 秀的人從(cong) 別人那裏借用概念結構和哲學詞匯,創作出獨創性的和具有持久影響力的著作。有不是聖·托馬斯(St.Thomas)的傑出托馬斯主義(yi) 者,有從(cong) 來沒有見過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yi) 者,有馬克思之後很久的馬克思主義(yi) 者。一個(ge) 主義(yi) 可能最終成為(wei) 觀點的肥沃土壤,一個(ge) 進行嚴(yan) 肅思考的場所和創新之地。這很好。這種失敗的真正後果在其他地方顯示出來,它們(men) 能夠變得令人特別不愉快。
在你沿著獨創性的刻度往下走,從(cong) 詞匯的創造者到另外一端,無論它是什麽(me) ---在某個(ge) 點上你會(hui) 來到一個(ge) 門檻,一旦跨過就會(hui) 帶你進入另外一個(ge) 風格世界。這裏,思想不再具有個(ge) 人色彩,而純粹是機械性的。文本似乎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作者寫(xie) 出而是機器寫(xie) 的;它們(men) 看起來非常類似建立在電腦軟件隨機產(chan) 生的內(nei) 容基礎上的騙人玩意兒(er) 。區分技術性內(nei) 容和屁話變得極其困難,令人痛苦不堪;專(zhuan) 業(ye) 性的行話徹底占據整個(ge) 空間,它劫持了寫(xie) 作,作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裏,一切都變成了對自己的滑稽模仿,托馬斯主義(yi) 變成喜不自禁的經院哲學,黑格爾主義(yi) 變成了純粹的胡扯,馬克思主義(yi) 變成了宣傳(chuan) 口號式垃圾,後結構主義(yi) 變成了笑柄。這個(ge) 結果我們(men) 都心知肚明:我們(men) 都看到了學者們(men) 撰寫(xie) 的那些完全不知所雲(yun) 的所謂論文,這遠比我們(men) 願意承認得普遍得多。這種狀況已經遠遠超越哲學本身,從(cong) 比較文學到宗教研究,就這種破壞性的失敗而言,沒有哪個(ge) 人文學科領域是安全的。
毫無疑問,在我的心中,這些作者迫切需要歸屬感。我們(men) 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我們(men) 不想被拋棄:不想沒有所屬團體(ti) ,沒有得到承認,沒有人喜歡。我們(men) 必須害怕失敗,盡力回避失敗,我們(men) 通過文本尋求加入類似精神的更大共同體(ti) 中。但是,我們(men) 炮製的東(dong) 西散發出一種深深的思想異化意識---不僅(jin) 讀起來令人痛苦,而且也難以理解。我們(men) 通過撰寫(xie) 著作而渴望獲得夥(huo) 伴意識,結果卻根本得不到。那不過是將我們(men) 的思想淹沒在術語中而製造出的光學幻影而已。我們(men) 逃離自身,將自己隱藏和掩埋在一堆不知所雲(yun) 的巍峨文山之下。那裏有失敗在等待著我們(men) 。我們(men) 之所以失敗恰恰是因為(wei) 我們(men) 如此害怕失敗。
但是,在某種意義(yi) 上,所有這些詞匯---地主思想家和佃戶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和模仿者,偉(wei) 大的個(ge) 人風格和難以理解文筆等最後不過是對可能是最偉(wei) 大的哲學失敗的表達而已:保持沉默的失敗。在麵對宇宙的沉默無言中,我們(men) 注定要用偉(wei) 大的沉默來應對,我們(men) 說的無論什麽(me) 話,無論多麽(me) 偉(wei) 大,都不過是三言兩(liang) 語的聊天而已。我們(men) 能夠說出的任何話語都不會(hui) 產(chan) 生多大的差別。我們(men) 的所有嚐試---我們(men) 的隨筆---都注定要失敗。謙恭的沉默或許是終極的哲學成功,是所有成就中最高的成就。生活在這個(ge) 世界上注定是要自暴自棄。
一天,據說一位語帶嘲諷的雅典人對第歐根尼說,其輕蔑和不屑幾乎沒有任何掩飾:“你扮演哲學家,卻什麽(me) 都不知道。”這個(ge) 犬儒用諷刺的微笑回答說,我們(men) 能夠想象到,“即使我假裝聰明智慧,那本身也是渴望擁有它的人的標誌。”我們(men) 微小的希望是:即便我們(men) 做的事或許不是真東(dong) 西,隻不過是對柏拉圖、亞(ya) 裏斯多德和尼采明白的哲學的失敗模仿,我們(men) 也沒有必要在潑洗澡水的時候把小孩子一起潑掉。在從(cong) 模仿到真實的轉變過程中,我們(men) 必須重新定義(yi) 我們(men) 與(yu) 失敗的關(guan) 係。我們(men) 需要馴服失敗,將其置於(yu) 它所屬的位置:在我們(men) 作為(wei) 人的核心。
在這點上,第歐根尼是寶貴無比的大師:我們(men) 能從(cong) 他那裏學到如何戰勝失敗,與(yu) 失敗友好相處,而且學會(hui) 如何從(cong) 失敗中成長。魚從(cong) 來不會(hui) 淹死,永遠不會(hui) 。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文科教授。新著《為(wei) 理念而死:哲學家的危險人生》(Bloomsbury,2015,該書(shu) 的中文版即將有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撰寫(xie) 一本新書(shu) 《失敗頌》(哈佛大學出版社)。
譯自:Why we fail and how?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why-we-fail-and-how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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