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20世紀中國的保守主義做了如此之長卻仍然失之於簡單化的概述之後，可以發現一個問題：20世紀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始終無法恢複自己的文化自信，更無法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回應緊迫的現實政治問題。——也就是自由主義者朱學勤所說的：“老內聖開不出新外王”。而這也是20世紀保守主義始終無法進入政治領域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不是2000年北京大學教授張祥龍關於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的倡議，不是2002年劉夢溪關於讀經的倡議，而是蔣慶選編的一套少兒讀經選本成了文化保守主義浮出水麵的一個重大契機了。蔣慶最動人的地方恰恰不在於他對儒學的專業研究，也不在於他選編的這套讀本所遵循的規則有什麽問題，而在於他在為此所做的序言中透露的信息：重樹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和曆史的信心。而他明確指出，所謂中國文化，不是別的，就是儒家。因此，他的選本沒有包括以前的“經典文庫”的那些詩詞、老莊一類的文本，而隻有純粹的儒家經典。比起20世紀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先驅們來，蔣慶要勇敢、自信得多，他沒有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一類含糊的說法，而是明確的把儒家視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而把老莊、申韓一類都判為異端。

　　也就是說，蔣慶潛在的意圖是重建一個儒教中國。用儒家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以此來解決中國與世界的問題，而且義正詞嚴把當代世界的“潛規則”宣判為“霸道文化”，而宣稱隻有中國的“王道文化”才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唯一正道，才能解決當今世界麵臨的深刻危機。為此，蔣慶重新解釋了儒家思想傳統。他把曆史上的儒家傳統歸結為兩條路線，一條是心性之學，一條是政治儒學。他聲稱，政治儒學、今文經學不是儒學的歧出，而是自董仲舒就開始了的儒學正宗。隻不過由於宋明新儒學的主線是心性之學，而政治儒學被隱沒罷了。他雖然沒有明言，但他潛在的意思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有能力回應中國所麵臨的民族、國家、文化、經濟危機的並不是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新儒家，也不是80年代“文化熱”中冒出來的新儒家，而是康有為一係的今文經學家。

　　應該說，這個判斷至少是部分符合曆史事實的。近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旗幟下的新儒家們大多仍然走在心性之學的老路上，他們所夢寐以求的不是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而是接通中西方思想，使中國傳統思想能夠成為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一個有利條件。他們自動的放棄了儒家的政治抱負，而僅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層麵上。而從清代開始大規模複興的公羊學卻不僅在文化上，更是在現實的政治上做出了深入的思考，竭力回應了現實問題。今文經學家魏源第一個試圖用儒家思想來重構突然被顛覆了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另一個今文經學家康有為第一個提出要在中國實行憲政改革。而這兩個努力的方向，即使激進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沒有否認其積極意義。相比於心性之學在政治上的低能，今文經學在應對現實問題時要表現得深刻得多、靈活得多。

　　2003年，蔣慶的論文集《政治儒學》作為北京三聯出版社的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一種出版。雖然這本書並沒有在學術上引起多少關注，但‘政治儒學“這個提法卻迅速的流傳了開來。從其內容來看，這本書不象是一本係統的學術著作，而更象是一個綱要，從對“心性之學”的政治低能的批判到對“王道政治”的重新解讀，從對兩種儒學傳統的分梳到對“政治儒學”的含義的闡釋，從對基本思想框架的搭建到對“春秋書法”的再解釋，雖然不夠詳細，卻相當完備，幾乎所有這些文章的最後鵠的都指向了政治問題。換言之，比起文化來，蔣慶更關心的是政治問題。

　　這本書出版以後，蔣慶並沒有迅速成為一個公眾人物，關於文化保守主義的討論也沒有立即展開。近一年後，蔣慶受人之托選編了一套少兒讀經讀本，隨後接受媒體采訪，宣揚自己的文化信念。這些文章迅速進入中國互聯網世界。在網上，人們立刻展開了對蔣慶的口誅筆伐，儼然成為一個事件。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2001年以來的中國，所謂的公共事件往往不是從公眾媒體的關注開始形成，而是從網絡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互動開始的。傳統媒體上一個不是特別重要的事件突然在網絡上被放大，引起大規模討論，傳統媒體這時再進一步追蹤報道，這已經成了近幾年來進行公共討論的固定模式。

　　讀經運動也不例外。網上對此的討論引起了好事的媒體的關注，並刊發了一篇把讀經直斥為蒙昧、充滿了火藥味的批評文章。發表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所謂“民間思想”的重要陣地，這樣的討論立刻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包括《南方周末》等媒體在內的大眾報刊雜誌都卷入了這場爭議。圍繞著要不要讀經的問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又出現了一次分裂。支持的一方認為，必須從傳統中為自己找到更好更合理的“本土資源”，而反對的一方則針鋒相對的認為，讀經不僅不會有助於完成啟蒙的最後任務，反而會對啟蒙構成更大的障礙。雖然在網上的討論變得越來越不理性，甚至出現了謾罵和侮辱性的語言，但一部分自由派仍然很快地轉向了顯得“有文化”的保守主義，並成為讀經運動的辯護者。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文化保守主義，這場討論都至少造成了以下後果：1。儒家思想被大部分人重新承認為中國思想傳統的主流；2。保守主義、王道政治、微言大義等等此前充滿貶義的詞語成為年輕人嘴裏最新的時髦詞匯之一；3。即使是反對讀經運動的人們也開始注意到儒家傳統典籍的重要性，並開始默默地重新讀起那些經典來。

　　讀過《政治儒學》這本書的人不難發現，這本書在許多地方都在模仿施特勞斯。蔣慶不止一次地試圖用“隱微書寫”來隱藏自己的意圖，又不止一次地用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來解釋、規範和改造儒學，使儒學成為“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哲學”。而幾乎所有的現代保守主義都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即在文化上的保守傳統投射到政治上的時候，往往是訴諸於共和政治。蔣慶不僅是“政治儒學”這個概念的發明者，也是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的愛好者。因此，作為保守主義中國分號的“政治儒學”，也毫不例外地在最終指向了共和政治。為此，據說蔣慶還自己設計了一套政體方案，其中有議會三院製，孔子後人當王等主要內容。雖然基於康有為不肯公開《大同書》的理由，蔣慶也拒絕對外公開他的這套有中國特色的政體方案，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是一個共和主義的政治方案。

　　蔣慶將政治合法性分為三層，分別是民意合法性、曆史合法性與文化合法性。並認為，現代民主政治是民意合法性獨大，完全沒有照顧到曆史合法性與文化合法性。那麽，所謂的文化合法性與曆史合法性是怎樣體現呢？就是三院分權，這其中最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國體院”就代表著文化合法性。其實，不妨坦率一點，可以換個說法，這是一個帶有濃厚的貴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方案。而這正是這個看上去很美的政治方案在今天的中國最尷尬的地方，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貴族了，今天有的不過是高官顯要和暴發戶們，而知識分子也沒有表現出高於常人的德性。柏克意義上的貴族首先強調的並不是有無政治、經濟、文化權力，而是一種德性。而這種德性中，最重要的是強烈的社會、曆史、民族、文化和政治責任感。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又到哪兒去找這樣的貴族呢？

　　王夫之曾經深刻的認識到，秦漢以降的中國，隻能實行郡縣製而不能實行分封製的原因就在於，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一個已經禮崩樂壞了的世界裏，還試圖采用三代那種政治體製與國家建製，無異於刻舟求劍。在時隔300多年後，尤其是在經曆了毛澤東時代的洗刷之後，平民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傳統之一。在這樣的時代裏，仍然試圖複古，試圖重建三代之製，這已經不是迂腐而是反動了。

　　袁世凱複辟帝製時，梁啟超曾經用他一貫充滿激情的文風反對過，帝製仍然複辟了83天。而在今天，還有幾個人會對三代之製有興趣呢？

　　                              2005年5月21日成稿於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