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傳(chuan) 播

作者：王啟濤（西南民族大學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所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初九日辛酉

           耶穌2017年6月3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殘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德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毛詩·小雅》（《采薇》與(yu) 《出車》）殘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儒學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傳(chuan) 播，特別是儒學在西域段的傳(chuan) 播，是與(yu) 漢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開的。《漢書(shu) 》卷九四上《匈奴傳(chuan)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zhong) 而去。單於(yu) 複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wei) 車師王，收其餘(yu) 民東(dong) 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並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漢書(shu) 》卷九六下《西域傳(chuan) ·車師》：“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鄭）吉、（司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yu) 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複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wu) 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dong) 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chuan) 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hui) 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yu) 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這裏的“吏卒”可以理解為(wei) 既有文官，也有武將和士兵。

從(cong) 《魏書(shu) 》卷一○一《高昌傳(chuan) 》可知，早在漢武帝遠征大宛的時代，一些疲憊的士兵就留了下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漢文化向西域的傳(chuan) 播，其中一開始可能就有儒家文化。漢文化先在這些軍(jun) 事要塞裏流傳(chuan) ，隨著要塞的城市化、內(nei) 地兵士的定居及繁衍，流徙的刑徒的到來，特別是魏晉以及西晉末年，各類漢族移民數量不斷增多，遷徙時間和地點相對集中，遷徙地與(yu) 原居地的聯係非常緊密以及漢移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若幹優(you) 勢，漢文化肯定在西域傳(chuan) 播開來，甚至在吐魯番等地方成為(wei) 主流文化。北齊魏收《魏書(shu) 》卷一○一《高昌傳(chuan) 》：“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周書(shu) 》卷五○《異域傳(chuan) 下》載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shu) 。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這種軍(jun) 事移民還發生在西域的其他地區，比如樓蘭(lan) 。早在晉代，儒家文化就通過帝國派駐的官兵和隨軍(jun) 家屬在樓蘭(lan) 地區盛行開來，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書(shu) 信中看出來。書(shu) 信是最能夠道出人間實情的，樓蘭(lan) 簡第120號Or8212/1399b（無原出土編號，淡黃紙）《晉殘信劄草稿》：“（前缺）亦（後缺）（前缺）看也（後缺）。（前缺）仲尼□□居卿（後缺）（前缺）奈何。念□□卿（後缺）。”這裏麵出現了“仲尼”二字。這件文書(shu) 是斯坦因1913年至1915年間第三次中亞(ya) 探險時所獲樓蘭(lan) 漢文文書(shu) 。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luan) ，五胡內(nei) 遷，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涼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卻比較安定。《晉書(shu) 》卷八六《張軌傳(chuan) 》言：“秘書(shu) 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yu) 言曰：‘天下方亂(luan) ，避難之國唯涼土耳。’”這導致了一種後浪推前浪式的移民潮。首先是中原漢人遷移到敦煌等西北地區，敦煌漢人又遷移到包括高昌在內(nei) 的西域地區。中原向河西移民、河西之間的移民、河西向西域的移民浪潮一直沒有停止，早期移居西域的“漢魏遺黎”，有相當一部分是敦煌、涼州一帶人氏。北魏滅北涼時（439），北涼後主兄弟率戶萬(wan) 餘(yu) 家，自敦煌北奔高昌。所以，高昌上至諸王豪族，下至黎民百姓，與(yu) 敦煌、涼州淵源甚深。這些移民一直以華夏文化為(wei) 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視自己為(wei) 晉之正統，雖然河西和西域屢易其主，但對漢文化的認同不忘初心。

不僅(jin) 如此，西域的近鄰北魏也崇尚儒學，這對西域一帶的儒學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正史中，明確記載了高昌國向北魏王朝求借經史的細節。《魏書(shu) 》卷一一《高昌傳(chuan) 》載：“（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xi) 典誥，求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wei) 博士，肅宗許之。”儒家經典從(cong) 北魏引進高昌，高昌王麴嘉居功至偉(wei) 。《隋書(shu) 》卷八三《西域傳(chuan) ·高昌》載高昌人將孔子等人畫像掛在廳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yu) 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yu) 孔子之像。”其實這一習(xi) 慣可能也來自北魏。《魏書(shu) 》卷六五《李平傳(chuan) 》：“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yu) 堂，親(qin) 為(wei) 立讚。”《魏書(shu) 》卷七九《劉道斌傳(chuan) 》載道斌任恒農(nong) 太守時：“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複畫道斌形於(yu) 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再請比較《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nei) ·永寧寺》：“閶闔門前禦道東(dong) ，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nei) 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ce) 。”高昌受北魏的影響甚巨，高昌官職“綰曹郎中”就來源於(yu) 北魏，“綰”是個(ge) 典型的北魏漢語詞，“綰”具有“掌管、統領”義(yi) 並用於(yu) 行政術語中，最早見於(yu) 《魏書(shu) 》和北魏墓誌。

如果說古代西域的儒學受到河西和北魏的影響甚巨的話，這還隻是其外因，古代西域的儒學興(xing) 盛還有一個(ge) 內(nei) 因，那就是教育的發達。1966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第59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西涼時期的文書(shu) ，編號為(wei) 66TAM59:4/4-2（a），文書(shu) 的現存文字是：“嘉（興(xing) ）（四）（年）（後缺）博士頡。□淩宋（後缺）。”文書(shu) 有勾勒，“嘉興(xing) ”是西涼李歆年號，嘉興(xing) 四年即公元420年。從(cong) 吐魯番出土文書(shu) 可知，在西涼時代，郡即置博士。由此可知，西涼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學校教育製度，這在傳(chuan) 世文獻中也得到印證。《晉書(shu) 》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chuan) 》載庚子五年（404），西涼在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yu) 後園，以圖讚所誌”。吐魯番出土文書(shu) 還有西涼秀才對策文可資比較。75TKM91:11/5《西涼建初四年（408）秀才對策文》，存70行，楷書(shu) ，這是一個(ge) 寫(xie) 本殘卷，內(nei) 容是關(guan) 於(yu) 西涼建初四年三個(ge) 秀才的對策，主持策試的主考官是西涼王李暠。策試涉及《詩經》《春秋》等儒家經典，還涉及《戰國策》《史記》等史學典籍，充分說明了當時吐魯番注重經史的傳(chuan) 統。

古代絲(si) 綢之路的儒學還受到梁朝的影響，唐西州的孔氏本《論語》鄭注並非來自中原，而是來自高昌國，而高昌國又可能是從(cong) 梁朝引進的。

在高昌國時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僅(jin) 有正規的學校教育，還有大眾(zhong) 化的知識普及，97TSYM1古寫(xie) 本《易雜占》是闞氏高昌時期（460—488）寫(xie) 本，是依托於(yu) 易學理論的通俗化占書(shu) ，與(yu) 儒家典籍《論語》《孝經義(yi) 》一起單獨折疊放置於(yu) 墓中。從(cong) 麴氏高昌的第一代王麴嘉起，就設有博士以教授儒家經典（見《魏書(shu) 》卷一○一《高昌傳(chuan) 》）。這一點在墓誌中也有反映。黃文弼掘《高昌延壽十一年（634）唐阿朋墓表》：“延壽十一年甲午歲，九月朔庚午，廿六日乙未，鎮西府交河郡□為(wei) 交河堓上博士，田曹參軍(jun) 唐阿朋，春秋七十有六。”72TAM194:2《唐開元七年（719）張行倫(lun) 墓誌》：“其增，高昌偽(wei) 朝授明威將軍(jun) ，祖，偽(wei) 朝授通事教郎。蓋慕儒風，妙嫻經吏……父，餘(yu) 風襲善，固學靡窮，清直克彰，名馳禮閣，偽(wei) 朝授太教學博士，皇朝授交河縣尉。”

在吐魯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獻中有“義(yi) 學生（義(yi) 斈生）”“私學生”，即私家學習(xi) 儒家經義(yi) 的學生，也指官家或私人出錢資助（供給食料），免費上學的學生，包括鄉(xiang) 裏坊巷之學生以及私塾等。67TAM363:8/1（a）之一一《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其題記曰：“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67TAM363:8/2（a）之二《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十二月新三台詞〉及諸五言詩》，其題記曰：“西州高昌縣寧昌鄉(xiang) 淳風裏義(yi) 學生卜天壽年十二。”

古代吐魯番人注重儒學教育，這從(cong) 墓磚、蒙書(shu) 和人名、地名可以看出。在不少高昌國時期的《墓表》裏，生動地記述了這裏的達官貴人的儒學修養(yang) 。78SLM《高昌延和三年（604）鞏孝感墓表》：“故田曹司馬（鞏）孝感，稟貲溫雅，誌行貞廉，英風遠邁，器量弘深。愛敬出自初年，聰朗彰於(yu) 廿歲。玩詩書(shu) 以潤身，研禮典以崇德。可謂雍穆九族，攸邦之軌則者耶。”64TKM12:1《唐龍朔四年（664）宋懷仁墓誌》：“稟性聰敏，立誌忠誠。敦友季□，孝於(yu) 父母。秉冰玉而為(wei) 性，慎在四知，（持）水鏡而為(wei) 心，謹於(yu) 三式。閑於(yu) 孝訓，（重）禮敦詩，文武兼知，誌存禮讓，勤勞公事，仁智□彰。”73TAM113:1《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張順墓表》：“出忠入孝，令聞宣著。”在高昌國時代，人死後陪葬品也是儒家經典《孝經》，72TAM205:2《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隨葬衣物疏》：“《孝經》一卷，紙百張。”隨葬《孝經》的細節還見於(yu) 73TAM116:19《高昌重光二年（621）張頭子隨葬衣物疏》、73TAM517:24《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隨葬衣物疏》。這一習(xi) 俗一直延續到唐高宗時代，我們(men) 發現記載此俗的最晚一件文書(shu) 成書(shu) 於(yu) 唐顯慶元年（656），2004TMM102:4+2004TMM102:6《唐顯慶元年（656）西州宋武歡移文》：“《孝經》一卷，筆研具。”

從(cong) 吐魯番出土蒙書(shu) 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響。大穀3167、3169、3175《太公家教》是唐西州學生的抄寫(xie) 本，其用典多來自經史文獻，主要宣揚儒家的忠孝、禮義(yi) 、尊師、重賢、修身、勤學、齊家、治國等方麵的思想。

不僅(jin) 如此，古代吐魯番的人名和地名也體(ti) 現了他們(men) 對儒家文化“忠孝節義(yi) ”觀念的信奉。先說人名。73TAM524:34（b）《高昌章和五年（535）令狐孝忠妻隨葬衣物疏》有“令狐孝忠”，73TAM524:33/3（a）義(yi) 熙寫(xie) 本《毛詩鄭箋》殘卷（三）《小雅》（《菁菁者莪》與(yu) 《六月》）題記有“王孝文、唐文德”（本片背部殘剩“文孝”等字），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藏《新疆吐魯番新出唐代貌閱文書(shu) 》所列人名有房義(yi) 融、趙盡忠、東(dong) 慎之、蔡自謙、左文善、焦貞諒、焦壽、陳思忠、杜敬賓、馮(feng) 仁德、杜宋直、唐貞、陳忠壽、弟幹壽、白仁意、房禮、馮(feng) 仁憙等。再說地名。63TAM1:11《西涼建初十四年（418）韓渠妻隨葬衣物疏》有“孝敬裏”，2004TBM113:6-1《唐龍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有“順義(yi) 鄉(xiang) 敦孝裏”，均其證。

高昌國的佛教寺院也講授儒家的“孝”道。60TAM313:07/3義(yi) 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經解》殘卷存五行，第一行抄有“孝經解”三字墨書(shu) ，當為(wei) 標題，第二行以朱書(shu) 記述抄寫(xie) 之人雲(yun) ：“釋比丘戒妙，孝經一。”

此外，吐魯番出土文獻中還有一些宣傳(chuan) 儒家文化人物的正史寫(xie) 卷，這也證明當時此地對儒家文化的信仰。比如，德國國家圖書(shu) 館就藏有唐朝前期抄本《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chuan) 》之殘片。

唐太宗繼位後，對儒學高度重視。《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四年”條：“是時上大征天下名儒為(wei) 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ju) 。於(yu) 是四方學者雲(yun) 集京師，乃至高麗(li) 、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弟子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yu) 人。”可見唐朝未滅高昌之前，高昌國依然派學生前來唐帝國學習(xi) 儒學。

唐滅高昌建立西州，對高昌人的懷舊情愫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由於(yu) 高昌的儒學長期受到北魏的影響，具有濃厚的北方儒學特點，與(yu) 唐代融通南北的儒學還有所不同。我們(men) 相信在唐滅高昌的一段時期內(nei) ，原有的高昌儒家經典和注文還會(hui) 存在下去。難怪唐西州的《論語》有那麽(me) 多的鄭氏注寫(xie) 本，有不少《急就篇》寫(xie) 本，但同時又有大量的《千字文》《開蒙要訓》寫(xie) 本，這些都說明，唐西州的儒學既有唐代儒學的總體(ti) 特色，又有高昌國時代傳(chuan) 下來的地方特色。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