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社會(hui) 的形成如何改變地方與(yu) 國家的關(guan) 係

作者：包弼德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二十日甲辰

           耶穌2017年1月17日

1月13日下午，哈佛大學東(dong) 亞(ya) 語言文明係Charles H.Carswell講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應邀在北京大學作了一場題為(wei) 《傳(chuan) 記與(yu) 著述：12至17世紀婺州地區士人社會(hui) 與(yu) 意識的形成》（Biographies and Books:Shaping Leterati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in WuZhou 12th-17th C.）的講座。包弼德利用他主持的“中國曆代人物傳(chuan) 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etabase，以下簡稱CBDB），將地方史作為(wei) 思想史研究的切入點，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反觀地方史，展示了12至17世紀婺州地區知識史的變化曆程。

講座現場

如何利用“中國曆代人物傳(chuan) 記資料庫”研究地方史和思想史

包弼德對婺州地區的研究長達二十餘(yu) 年。20世紀90年代，包弼德接觸到一些研究社會(hui) 史的學者，開始著手將地方史作為(wei) 思想史研究的切入點，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去反觀地方史。包弼德認為(wei) ，如果要研究社會(hui) 史，那麽(me) 必須要研究地方史。但是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在研究地方史時，往往會(hui) 遭遇一些問題。第一，在某一個(ge) 地方，與(yu) 思想有關(guan) 的資料往往都屬於(yu) 士人（Leterati）群體(ti) 。士人是精英群體(ti) 的一份子，與(yu) “庶”或者“民”相對。他們(men) 以出仕為(wei) 目標，並且認定自己具有從(cong) 政和指導天下的學識與(yu) 使命。在12世紀以後，士人群體(ti) 主要出身於(yu) 為(wei) 數眾(zhong) 多但聲名卻不太顯赫的地方精英家族。士人群體(ti) 往往是“全國性”的，他們(men) 雖然住在某一個(ge) 地方，但卻不一定具有地方意識。

那麽(me) ，思想史的研究者應該如何研究地方史？包弼德試圖從(cong) “傳(chuan) 記”（Biographies）和“著述”（Books）兩(liang) 個(ge) 方麵入手進行研究。在他看來，思想史不僅(jin) 需要關(guan) 注人物本身，還需要更多關(guan) 注人物與(yu) 社會(hui) 活動之間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在研究地方史的時候，往往會(hui) 以某一個(ge) 地方為(wei) 中心。可是也要考慮到，某一個(ge) 地方的人，跟別的地方的人有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呢？包弼德利用CBDB的數據信息研究了婺州地區與(yu) 其他地區的關(guan) 係。其中包括了1108個(ge) 宋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南宋人，婦女為(wei) 31人）、412個(ge) 元朝人（婦女為(wei) 41人）、1173個(ge) 明朝人（婦女為(wei) 5人）、194個(ge) 清朝人（婦女為(wei) 6人）。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宋代與(yu) 婺州地區社交聯係最為(wei) 緊密的是明州、溫州、興(xing) 化軍(jun) 、杭州等地，基本都分布在浙江地區。與(yu) 婺州士人往來最為(wei) 密切的五個(ge) 人，依次是呂祖謙、朱熹、陳亮、周必大和王柏。

哈佛大學CBDB網站

呂祖謙：一個(ge) 有學術而無思想的人

在士人社交網絡中占據首位的呂祖謙，常與(yu) 朱熹有書(shu) 信往來。朱熹經常批評呂祖謙，懷疑呂祖謙不好好闡發道學而搞科舉(ju) 教育。在道學家們(men) 看來，科舉(ju) 是與(yu) 道學背道而馳的。但呂祖謙卻回答說：“科舉(ju) 之習(xi) 於(yu) 成己成物誠無益。”但是在婺州地區，它已經成為(wei) 了“獨學”，沒有人會(hui) 去講論切磋。如果連科舉(ju) 都不講，就沒有辦法把這些讀書(shu) 人匯聚起來。“至於(yu) 為(wei) 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呂祖謙自辯說，他在講論科舉(ju) 的時候，對道學研究也沒有懈怠。

從(cong) CBDB的數據中可以看出，在那個(ge) 時代婺州地區大部分進士都是呂祖謙的學生。包弼德認為(wei) ，呂祖謙是一個(ge) 非常好的老師，但恐怕也是一個(ge) 沒有思想的人。他有學術，但卻沒有思想。但是，包弼德的朋友田浩卻認為(wei) ，呂祖謙在當時確實是道學的領導人物，中國學者中也有人認為(wei) 呂祖謙非常偉(wei) 大，甚至認為(wei) 他的偉(wei) 大程度超過了朱熹。但是，包弼德並不同意這些看法。第一，他看不到呂祖謙在哲學方麵有什麽(me) 思想，第二，他也認為(wei) 無論是在影響力還是在交際網絡方麵，朱熹都比呂祖謙要大得多。從(cong) CBDB的數據中我們(men) 看到，在學生的分布方麵，呂祖謙的學生是以婺州為(wei) 中心分布的，而朱熹學生的分布範圍則要大得多。他們(men) 各自學生的社交網絡也顯示出，朱熹的影響範圍比呂祖謙更大。

呂祖謙在婺州曾訂立了一係列的規約。《乾道四年九月規約》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wei) 本”，那些對父母不孝順、與(yu) 兄弟不友愛、與(yu) 宗族不和睦、對朋友不真誠，言行相反、文過飾非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如果有人違反規約，其他人應該予以規勸、責備乃至除籍。這些規約顯示出道德在當時社會(hui) 中的重要性。呂祖謙還特別強調，不要與(yu) “非類”之人來往。所謂的“非類”之人，就是指不是士人的人。即便是親(qin) 戚故舊，如果他不是士人，那麽(me) 也要減少與(yu) 他的來往。包弼德注意到，這些規約與(yu) 朱熹所訂的《白鹿洞學規》不同，後者主要是關(guan) 於(yu) 如何求學的方法，而前者主要是對人的習(xi) 慣、行為(wei) 與(yu) 社會(hui) 表現的約束。但是呂祖謙的規約也存在著一些矛盾和張力。比如，呂祖謙一方麵強調德行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另一方麵卻也警示說，作為(wei) 士人不一定都能夠實踐德行。另外，呂祖謙認為(wei) 求學問道應該出於(yu) 自覺自願，但同時又設立了許多規約去規定入學的條件。

《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

蘇軾如何影響了士人的思想？

朱熹對呂祖謙的批評，一方麵是批評他搞科舉(ju) 教育，另一方麵還批評他看蘇軾的文章太多。呂祖謙回答說：我看蘇軾的文章，是因為(wei) 他寫(xie) 得好，不會(hui) 影響我的思想。而朱熹則說：你看蘇軾的文章，然後喜歡上他的文章，這一定會(hui) 影響你的思想，所以你最好不要看。在朱熹看來，研究道學沒有必要去看蘇軾的文章。

朱熹（左）和呂祖謙

為(wei) 了科舉(ju) 考試而學習(xi) 蘇軾的文章自然很有好處，但是蘇軾的文章能不能在思想層麵給人以影響呢？按照朱熹的說法，如果一個(ge) 人看蘇軾的文章、學習(xi) 蘇軾的文章，他就會(hui) 受到蘇軾的影響。那麽(me) ，當時的人是否認為(wei) 蘇軾隻是一個(ge) 文學家，與(yu) 思想和學問都沒有關(guan) 係？包弼德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說法（應該包括朱熹在內(nei) ），在南宋仍然具有影響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蘇軾等人。包弼德認為(wei) ，現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蘇軾，認為(wei) 他隻是一個(ge) 文學家。但是，蘇軾在思想上的影響應該是非常大的。蘇家（蘇轍）的後代在南宋初年就遷移到了婺州居住。現在我們(men) 至少知道婺州有7個(ge) 為(wei) 科舉(ju) 教育而設的私人印書(shu) 處，其中東(dong) 陽胡倉(cang) 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廣眉州三蘇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陳宅刻印北宋秦觀編纂的《精騎》6卷、《蘇門六君子文萃》70卷、《坡門酬唱集》23卷。在婺州，人們(men) 對蘇軾文章的興(xing) 趣很濃，也大量翻刻蘇軾的著作。現在傳(chuan) 世的《精騎》雖然隻有3卷，但其中引用蘇軾闡釋《易經》思想的著作《東(dong) 坡易傳(chuan) 》的內(nei) 容，可以說是最具有哲學性的一部分。在當時的婺州，蘇軾的文章不僅(jin) 為(wei) 科舉(ju) 所用，而且也會(hui) 影響人們(men) 的思想。包弼德認為(wei) ，蘇軾是一個(ge) 相對主義(yi) 者，他是多元一體(ti) 的，而朱熹則是一體(ti) 且排斥多元的。當我們(men) 在講士人社會(hui) 的時候，常常會(hui) 忽略科舉(ju) 對士人的影響。但實際上，對於(yu) 大部分的士人來說，他們(men) 所受的教育就是科舉(ju) 的教育而不是道學的教育。

南宋時，曾經考中進士的潘自牧編纂了一部類書(shu) （指按類編排的資料性圖書(shu) ）《記纂淵海》。在宋刻本的“序”中，潘自牧探討了潘家的曆史、對類書(shu) 的看法以及“言”與(yu) “意”的關(guan) 係。潘家非常富有，在遷到婺州以後，潘家開始與(yu) 一些士大夫家族建立婚姻關(guan) 係，其中就包括呂祖謙、朱熹、蘇軾等家族。12世紀的南宋出現了很多類書(shu) ，而且大部分都在婺州出版，如王象之《輿地紀勝》、章如愚《群書(shu) 考索》等。《記纂淵海》其實就是為(wei) 了寫(xie) 文章而編纂的，它適應了科舉(ju) 考試的需要。因此我們(men) 看到，議論性文章在《記纂淵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議論性文章可以說是標準的古文文章，必須要有自己的見解。而《記纂淵海》中抄錄文章最多的作者，就是蘇軾。由於(yu) 大多數士人都接受科舉(ju) 教育，而大量抄錄蘇軾文章的類書(shu) 又是為(wei) 科舉(ju) 而編纂的，因而蘇軾也就借由類書(shu) 與(yu) 科舉(ju) ，影響了士人的思想。

蘇軾

12世紀以後士人社會(hui) 的形成

雖然呂祖謙與(yu) 朱熹有過合作，在婺州大力推行道學，但實際上，各類學術在婺州都有存在和發展。如果我們(men) 去看宋本而不是被道學化了的《群書(shu) 考索》，那麽(me) 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它特別注重王安石新法，而較少措意道學。

宋末元初，婺州出現了所謂的“金華四賢”：王柏、何基、金履祥、許謙。他們(men) 開始追溯並重新認定自朱熹以來的“道統”，而傳(chuan) 承的觀念，就是“理一分殊”。許謙回答吳師道說：“吾儒之學之所以異於(yu) 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他們(men) 在婺州的言行，完全遵循著朱熹的著作，有思想但卻不大有學術。1315年元朝重開科舉(ju) 之後，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被欽定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課本。地方士人為(wei) 了要了解朱熹的思想，競相來到婺州學習(xi) ，成為(wei) 許謙的弟子。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hui) 就變成了一個(ge) 道學的社會(hui) ，而是因為(wei) 時代的變化，人們(men) 需要知道道學的思想究竟是怎麽(me) 回事。明朝建立以後，經濟長期衰退，直到15世紀得以恢複。在婺州，書(shu) 院、縣學開始重建，宋元的著作重新出版，士人也開始活躍。到了明末，作為(wei) 理學對立派的陽明學開始興(xing) 起，道學在婺州的地位大大下降，開始衰落。

包弼德特別注意地方曆史在南宋的變化。第一，在南宋以前，政府通常會(hui) 編纂圖經，而此時地方誌開始興(xing) 起。前者主要呈送中央，而後者為(wei) 地方所掌握，地方士人的曆史開始在地方誌中凸顯出來。第二，地方行政單位開始轉變為(wei) 文化單位。比如像“婺州”，原先隻是作為(wei) 一個(ge) 地方行政單位而存在，現在則開始轉變為(wei) 文化意義(yi) 上的單位，人們(men) 提到“婺州”，會(hui) 開始注意它所代表的這一個(ge) 地區的文化內(nei) 涵和意義(yi) 。第三，以往的國家傳(chuan) 記開始淡出，而地方傳(chuan) 記開始興(xing) 起。南宋中期王象之在地理總誌《輿地紀勝》中指出，地方誌應該包括一個(ge) 地方的物產(chan) 、文化與(yu) 士人群體(ti) 。元代吳師道所編纂的南朝梁至宋末金華地區人物的史料《敬鄉(xiang) 錄》更加強調士人應該去承認和認識自己的曆史。地方誌的興(xing) 起，凸顯了地方在朝代更迭中的意義(yi) ，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察國家的視角。隨之而起的家譜熱，也極大地推動了地方曆史的興(xing) 起。

《輿地紀勝》

如果我們(men) 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去觀察地方史，那麽(me) 我們(men) 會(hui) 看到，南宋時一些具有自我意識的士人群體(ti) 開始在地方出現，他們(men) 發展地方上的人際關(guan) 係，但也具有並關(guan) 注全國性的知識。包弼德特別指出，士人雖然是精英，但不是所有的精英都是士人。士人是一個(ge) 很特別的精英群體(ti) ，他們(men) 不是土豪。而地方士人則想方設法說服地方精英成為(wei) 士人，並希望讓其他精英群體(ti) 接受他們(men) 作為(wei) 士人的那種優(you) 越感。地方士人開始創建並且遵守一些自願的道德和共同的社會(hui) 行為(wei) 。包弼德認為(wei) ，自宋以來，中國的文化開始等同於(yu) 士人的文化，地方士人群體(ti) 取代朝廷開始肩負起了捍衛中國文明的責任。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