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是當代中國企業(ye) 家的源頭活水

作者：唐凱麟

來源：“上海儒學”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四日庚午

          耶穌2016年12月12日

【內(nei) 容提要】

商人或企業(ye) 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t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有序健康的發展，有賴於(yu) 中國現代企業(ye) 家的商業(ye) 精神的自覺建構。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是中華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構當代中國企業(ye) 家精神的曆史的源頭活水，認清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其重構的基本立場和具體(ti) 路徑，對於(yu) 當代中國企業(ye) 家精神的建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儒商”一詞始於(yu) 何時何地已難於(yu) 確證。最早把儒和商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結合起來大體(ti) 源於(yu) 明清之際。其時，“儒商”一詞除了指稱那些或因世俗經商之風的誘惑，或因仕途無望以求出路而“下海”經商的人以外，主要是指括那些“以儒術飾賈事”[1]，“用儒意以通積著之理”[2]，並以此作為(wei) 自己的經營理念和行為(wei) 風範的商人。這些商人在自己長期的商業(ye) 實踐中，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同商品經濟法則互補整合，形成了一種具有東(dong) 方特色的商業(ye) 文化精神——儒商精神。“商業(ye) 精神”的內(nei) 涵大致包括以經世濟民、創家立業(ye) 為(wei) 基本價(jia) 值取向的商業(ye) 價(jia) 值觀；以勤奮自律、團結合作為(wei) 特征的工作倫(lun) 理；以義(yi) 利統一、誠信為(wei) 本為(wei) 基本原則的商業(ye) 道德；以“商道”與(yu) “世道”相結合為(wei) 核心的經營之道；以人為(wei) 本、以和為(wei) 貴的管理思想；以穩健求實、溫和儒雅為(wei) 特色的經商風格等等，其核心是義(yi) 利統一，它集中地體(ti) 現了儒和商相結合的本質和特征，也是貫穿於(yu) 其他精神中的靈魂。儒商精神的存在和發展有力地駁斥了一些西方學者宣揚的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不可能發展現代商品生產(chan) 和市場經濟，走向現代化的觀點，它啟示我們(men) ，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you) 良文化傳(chuan) 統，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就必須在大力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過程中對傳(chuan) 統儒商精神進行“創造性的傳(chuan) 承，創新性的發展”。本文試圖從(cong) 當代中國企業(ye) 家精神建構的視角，談談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問題。

一、現實呼喚自覺的商人精神

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培養(yang) 和造就了成千上萬(wan) 的商人或企業(ye) 家。這些商人或企業(ye) 家是市場經濟的主體(ti) ，他們(men) 以自己的智慧與(yu) 汗水，縱橫市場，弄潮商海，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應該說商人和企業(ye) 家的崛起，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大成果，也是推動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與(yu) 完善的主體(ti) 條件。在這一商人或企業(ye) 家群體(ti) 中，已經湧現並且將進一步湧現一批高素質的現代商人或企業(ye) 家。他們(men) 目光過大，誌向高遠，有優(you) 良的道德素質和卓越的經營才能，有勇於(yu) 競爭(zheng) 、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特別是他們(men) 開始自覺地把現代商品經濟法則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取向、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神結合起來，營造出一種獨特的經營理念和企業(ye) 家精神，創造出了卓越的經營業(ye) 績。

然而，就總體(ti) 而言，當代中國商人或企業(ye) 家的素質還是相對較低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商業(ye) 文化精神還沒有完善地建立起來，市場經濟中非理性的、消極的觀念和行為(wei) 還大量存在。具體(ti) 表現在：一是還有一大批素質低下的商人混跡於(yu) 市場之中。中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商業(ye) 利潤的引誘，促使各行各業(ye) 的人員紛紛湧入商海，在這些投身商海的人之中，有大部分是既無商業(ye) 經驗，也不懂商業(ye) 知識，甚至有不少是文盲半文盲。他們(men) 懷著一種賺錢發財的衝(chong) 動進入商海，以冒險精神和一些正當與(yu) 不正當手段縱橫於(yu) 市場之中。他們(men) 在給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一股自發的推動力的同時，也給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造成了消極的影響。時至今日，雖然很多商人或企業(ye) 家在市場經濟的摔打中逐步成熟起來，但由於(yu) 商人或企業(ye) 家整體(ti) 的基礎太低，有一部分商人或企業(ye) 家仍然不論是在經營水平還是經營道德上都還處於(yu) 較低層次，這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很難相適應的。

二是商人或企業(ye) 家道德或市場倫(lun) 理不健全，各種不道德的商業(ye) 行為(wei) 充斥市場，給市場經濟正常運行與(yu) 健康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這首先表現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中還未能形成一種能夠得到廣大商人或企業(ye) 家認同的積極的價(jia) 值觀念和道德精神，而是各種不同的價(jia) 值觀、道德觀無序地混雜在一起，造成了價(jia) 值取向的混亂(luan) 狀態。以致社會(hui) 上還沒有形成一種弘揚商業(ye) 倫(lun) 理精神的積極氛圍和有效機製，善行得不到相應的肯定，惡行可以逍遙法外的現象還時有存在。正因為(wei) 如此，在我國當前的市場中，各種不道德、不正當的商業(ye) 行為(wei) 還普遍存在，假冒偽(wei) 劣商品充斥市場，坑蒙拐騙行為(wei) 不斷發生，錢權交易屢禁不止，經濟犯罪觸目驚心。見利忘義(yi) 、為(wei) 富不仁的極端利己主義(yi) 侵蝕著不少商人或企業(ye) 家的靈魂，唯利是圖、拜金主義(yi) 的歪風邪氣彌漫於(yu) 市場空間。這些消極的行為(wei) 和現象幹擾和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阻礙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是大部分商人或企業(ye) 家的經營觀念還比較落後，與(yu) 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影響了經營業(ye) 績的發展。由於(yu) 受舊的經濟觀念的影響，以及有很大部分商人文化素質低，加之現有市場機製還不太完善，造成了他們(men) 在經營觀念上與(yu) 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還存在著很大距離。有的停留在小商小販或小商品生產(chan) 者的意識上，不了解、不懂得現代化大生產(chan) 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觀念狹隘，目光短淺，熱衷於(yu) 價(jia) 格上的斤斤計較和商品上的以次充好、短斤少兩(liang) 去謀取厚利；有的則以早期自發資本主義(yi) 市場經營的觀念來指導經營，以冒險與(yu) 投機、非經濟的欺詐和巧取豪奪去貪求暴富；也有一些商人或企業(ye) 家（主要是國有企業(ye) 的商人）還不能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ti) 製下的經營習(xi) 慣，市場觀念淡薄，競爭(zheng) 意識不強，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場機製來促進企業(ye) 的發展，等等。

以上事實說明，雖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商人或企業(ye) 家及其理性精神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與(yu) 當代中國現代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是很不適應。造就千千萬(wan) 萬(wan) 的高素質商人或企業(ye) 家，建構起完善的有中國特色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是我國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迫切要求。

商人精神是商人或企業(ye) 家的靈魂，是商人或企業(ye) 家在市場經濟中的自覺精神導向和行為(wei) 準則。它對商人或企業(ye) 家活動及其整個(ge) 市場經濟都起著重要作用。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隻有具有理性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才會(hui) 有成熟的商人階層，隻有形成成熟的商人或企業(ye) 家階層，才會(hui) 有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可見，積極的商人精神的建構是極為(wei) 重要的。具體(ti) 說來，商人精神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表現在：其一是導向作用。商人的市場行為(wei) 無疑是受市場法則，像供求關(guan) 係、價(jia) 值規律、競爭(zheng) 機製等的製約和導向，但這隻是就市場行為(wei) 的直接層麵而言的。商人行為(wei) 歸根到底是以主體(ti) 自身為(wei) 目的，商人對市場的適應也必然受主體(ti) 這一根本目的製約。因此，商人的主體(ti) 精神，特別是其價(jia) 值觀對商人的市場行為(wei) 有著根本的導向作用，引導和製約著商人對市場活動和方式的選擇。這種導向作用的倫(lun) 理意義(yi) 在於(yu) ，當人們(men) 確立了一種正確的價(jia) 值觀就可以避免對那些不正當市場行為(wei) 的選擇，能夠自覺地去維護市場的良性運行並提高自身的商業(ye) 信譽。其經濟的意義(yi) 在於(yu) ，它可以通過確立起一種主體(ti) 與(yu) 外部環境的正確關(guan) 係，減少行為(wei) 的不確定性和每次選擇的費用，降低其活動的成本。

其二是激勵作用。利益或利潤無疑是商人或企業(ye) 家行為(wei) 的基本激勵機製，但並不是唯一的機製，甚至常常也不是根本機製。這不僅(jin) 在於(yu) 利益和利潤說到底隻是人的一種外在的工具性因素，而不屬於(yu) 主體(ti) 內(nei) 在的目的性因素。人的行為(wei) 的根本激勵機製隻能來源於(yu) 主體(ti) 內(nei) 在目的，而且也在於(yu) 主體(ti) 的需要層次是多樣的，物質的利益隻能滿足於(yu) 主體(ti) 一定層次，甚至是較低層次的需求，而主體(ti) 的一些高層次需求像愛和自尊、自我實現等需求，並不能僅(jin) 從(cong) 物質利益中得到滿足，甚至主要不是從(cong) 物質利益中得到滿足。因此，市場的利益或利潤對主體(ti) 行為(wei) 的激勵雖是基本的，但也是有限的。而商人精神中的積極的價(jia) 值理念和倫(lun) 理精神卻是驅動商人行為(wei) 的重要的甚至是更為(wei) 根本的激勵機製。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一書(shu) 中指出：驅使著新教徒企業(ye) 家勤奮勞作的並非物質利益，而是一種名為(wei) “天職”的工作倫(lun) 理精神。確實，商人內(nei) 在的價(jia) 值觀念、倫(lun) 理精神是驅動著商人行為(wei) 的巨大精神動力，它激發著商人的信心、勇氣和熱情，促使商人去奮發有為(wei) ，創造業(ye) 績。中國傳(chuan) 統儒商就是在“經世濟民”、“創家立業(ye) ”等價(jia) 值觀和自強不息、奮發有為(wei) 的倫(lun) 理精神的激勵下，去創造其輝煌的經營業(ye) 績的。相對於(yu) 物質利益機製而言，精神激勵一是具有內(nei) 性，較少受到外在條件的幹擾，因而更為(wei) 穩定。二是具有無限性，不會(hui) 出現像對物質利益追求的那種厭足感，成功的行為(wei) 隻會(hui) 不斷強化它，而不會(hui) 使其退化。因而它是一種比物質利益更為(wei) 根本的、更為(wei) 持久的激勵機製。

其三是規範作用。對商人或企業(ye) 家行為(wei) 的自覺規範，一是靠法律製度，二是靠倫(lun) 理道德。道德作為(wei) 商人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內(nei) 在的、自覺的行為(wei) 約束，它促使商人或企業(ye) 家自覺地遵守各種正當的社會(hui) 準則，努力使自己的經營有利於(yu) 社會(hui) 和他人，而不去損害他人、危機社會(hui) 。這種道德的自律和規範，從(cong) 社會(hui) 上看，它有效地維護了商品交換和市場運行的秩序，降低了市場風險和交易成本，有利於(yu) 整個(ge) 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從(cong) 經營主體(ti) 看，它有效地確立了商人或企業(ye) 家的商業(ye) 信譽，增殖了無形資本，改善了經營環境，促進了商人或企業(ye) 家經營的成功和更大發展。

四是升華作用。商人或企業(ye) 家受市場機製的驅使，在利欲的戰場上逐鹿，在金錢的海洋中沉浮，不可避免地導致自我人格的物化、金錢化。人常常被異化為(wei) 物的附庸、金錢的奴隸。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在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是資本家的靈魂和本質的異化現象。馬爾庫塞也指出，在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利益驅使著主體(ti) 成為(wei) 了隻追求物欲滿足而失卻了精神和藝術追求的“單向度的人”。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對人格的異化，當然是與(yu) 資本主義(yi) 私有製聯係在一起的，但也是市場機製本身造成的。在任何製度中，市場機製都不可避免造成人格的一定程度的異化，這也就是為(wei) 什麽(me) 恩格斯說人類隻有在消除了商品經濟以後的社會(hui) 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與(yu) 自由的原因。但是市場機製造成的人格一定程度異化的自發傾(qing) 向，並非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製、克服和消除。克服和消除這種人格異化，一方麵是靠合理的製度設置來調節，另一方麵是靠市場理性和商人精神的弘揚，使市場行為(wei) 的自發性減少，自覺性增強，使商人在市場行為(wei) 中始終保持一種理性的頭腦、一種更高層次的理想追求。這樣就可以使商人能夠從(cong) 市場利欲的魔圈中解脫出來，使市場行為(wei) 從(cong) 利欲追逐的方式升華為(wei) 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從(cong) 利己的行為(wei) 升華為(wei) 一種促進社會(hui) 進步與(yu) 發展的活動。

總之，商人精神不論對於(yu) 商人或企業(ye) 家的經營和自我發展，還是對於(yu) 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優(you) 化發展都起著積極作用，有著重大的意義(yi) 。可以說，沒有積極的商人精神的弘揚，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因此，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必須建構起一種合理的商人精神或企業(ye) 家精神。

二、儒商精神現代重構的必要與(yu) 可能

現代中國應該建構一種什麽(me) 樣的商人精神或企業(ye) 家精神？對此人們(men) 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市場經濟是在西方社會(hui) 中首先發展起來的，它與(yu) 西方的經濟私有化、政治自由化和意識形態的個(ge) 人主義(yi) 是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我們(men) 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麵向西方靠攏。因此，現代中國的商人精神或企業(ye) 家精神隻能是一種以個(ge) 人主義(yi) 為(wei) 核心的理性精神。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混淆了市場經濟與(yu) 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區別。不懂得市場經濟作為(wei) 一種經濟運行方式是可以在不同的社會(hui) 製度下存在的，更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製度也必須與(yu) 本國的具體(ti) 國情結合起來，與(yu) 本國的文化傳(chuan) 統結合起來者可能有效地運行。中國的市場經濟必然具有中國的特色，也需要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和市場理性來加以引導和規範。

在這方麵，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得者道格拉斯·C·諾思在1995年來華訪問時講的一段話是很值得我們(men) 思考的。他說：“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我們(men) 的信念體(ti) 係，這一切都是根本的製約因素。我們(men) 必須仍然考慮這些製約因素，這也就是說，我們(men) 必須非常敏感地注意到這一點：你過去是怎樣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樣進行的。我們(men) 必須非常了解這一切。這樣，才能很清楚未來麵對的製約因素，選擇我們(men) 有哪些機會(hui) 。”[3]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yu) 變遷》一書(shu) 中也指出：一個(ge) 國家在選擇一種製度安排時，必須把引進的正式製度安排與(yu) 本國的文化傳(chuan) 統、習(xi) 俗等非正式製度調適起來，才能使製度有效地運行和發揮作用。諾思的觀點給我們(men) 的啟示是：中國市場經濟製度的建構，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傳(chuan) 統，相應地，當代中國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和市場理性的建構更應該具有中國特色。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的現代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的建構，有相當一部分內(nei) 容可以通過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來實現，或者說經過現代重構的儒商精神可以而且應該成為(wei) 現代中國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和市場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men) 知道，所謂儒商精神，是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神與(yu) 商品經濟法則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種商人精神，它根植於(yu)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又適應了商品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儒商經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都曾起過積極作用。通過一番現代重構，注入現代的因素，剔除陳舊糟粕，它將重新煥發生機，在現代中國市場經濟中發揮出積極作用。

重構儒商精神來作為(wei) 現代中國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首先在於(yu) 它能較好地適應中國市場經濟主體(ti) ——商人或企業(ye) 家的行為(wei) 習(xi) 慣和精神心態，因而能更有效地發揮其引導激勵作用。作為(wei) 市場主體(ti) 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的行為(wei) 一方麵受著客觀的市場法則製約，另一方麵又受著自身內(nei) 在的精神觀念、行為(wei) 習(xi) 慣的影響和引導。作為(wei) 中國的商人或企業(ye) 家他們(men) 從(cong) 小受著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熏陶，傳(chuan) 統文化實際上已積澱為(wei) 他們(men) 觀念和行為(wei) 結構中不可分離的成分。因此，重構根植於(yu)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的儒商精神無疑更能與(yu) 他們(men) 的精神心態和行為(wei) 習(xi) 慣相契合，從(cong) 而更有效地發揮其導向、激勵和規範作用。

同時，從(cong) 市場客體(ti) 方麵看，中國的文化精神也許能比西方文化更好地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有的西方學者認為(wei) ：“如果西方的個(ge) 人主義(yi) 適合於(yu) 工業(ye) 化的初期發展，儒家的群體(ti) 主義(yi) 或許更適合大工業(ye) 時代。”[4]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亞(ya) 洲大趨勢》中認為(wei) ：海外華人企業(ye) 家運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於(yu) 企業(ye) 經營中，以其獨特的“遊戲規劃”馳騁於(yu) 世界經濟舞台，取得了卓越的經營成就，他們(men) 已成為(wei) 全球最傑出的企業(ye) 家。他認為(wei) 以西方的“遊戲規則”建立起來的經濟正在走向衰落，而建立在中華文化基礎上的華人“遊戲規劃”則愈益顯示出獨特的價(jia) 值和魅力。確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海外華人、日本和亞(ya) 洲“四小龍”等儒教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商人或企業(ye) 家，把儒家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結合起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在事實上表明，對現代市場經濟來說，基於(yu)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儒商精神有著一種比西方商人精神更大的親(qin) 和性，能更有效地促進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

因此，在現代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構儒商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很有意義(yi) 的。同時，重構儒商精神來作為(wei) 現代中國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和市場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可能的、有充分條件的。這不僅(jin) 在於(yu)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上已形成了完整明確的係統，提供了重構的充分材料，而且在事實上，現代中國的不少商人和企業(ye) 家對儒商有著向往之情，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傳(chuan) 統文化於(yu) 商業(ye) 經營中。我國有的企業(ye) 家就十分強調儒家“以人為(wei) 本”思想對企業(ye) 管理的重要性，並力圖將“以人為(wei) 本”的管理思想運用於(yu) 他們(men) 經營的管理實踐之中。他們(men) 還對儒家的“五常”作出新的解釋並運用於(yu) 企業(ye) 管理中，例如有的企業(ye) 家說：“‘仁’，是施仁政，得民心，在企業(ye) 中就是要關(guan) 心、愛護職工，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義(yi) ’，就是通曉大義(yi) ，同黨(dang) 中央保持一致，在維護大局的原則下行動；‘禮’就是要講文明禮貌，培養(yang) ‘四有’職工，在市場經濟中講道德、講文明；‘智’就是群策群力，講究經營策略，善於(yu) 把握機遇，開拓市場；‘信’就是言而有信，維護企業(ye) 信譽，真抓實幹，贏得群眾(zhong) 的信任和支持。”[5]這些情況表明重構儒商精神有著廣泛的現實基礎。

也許有人認為(wei) ，我們(men) 搞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作為(wei) 儒商精神的文化基礎的儒學是封建時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二者是不可能相容的。確實，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有相當部分與(yu) 現代社會(hui) 主義(yi) 是不相應的，但這並不是說二者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因為(wei) 儒家文化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不僅(jin) 是封建時代的意識形態，也是中華民族數千年實踐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包含著中華民族以至人類社會(hui) 生活的某些真理。社會(hui) 主義(yi) 並非從(cong) 天而降，而是在繼承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you) 秀成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現代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吸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神是理所當然的。特別是像一些學者已經指出的，馬克思主義(yi) 的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有著不少方麵的同構和契合，[6]如儒家的群體(ti) 本位取向與(yu) 集體(ti) 主義(yi) 價(jia) 值觀，儒家的“大同”社會(hui) 理想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理想，儒家的辯證思想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辯證法等，雖然二者在本質、內(nei) 容上有根本區別，但在形式結構上卻具有某種同構性。這種同構無疑給二者在一定條件下的融通與(yu) 整合提供了條件，因而也為(wei)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重構奠定了一個(ge) 可能的基礎。

三、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現代意義(yi) 和重構路徑

重構儒商精神，首先必須對傳(chuan) 統儒商精神進行一番現代透視，即用現代的眼光對其進行一番辨析、清理和評價(jia) 。儒商精神無疑是一種具有一定優(you) 越性的商人精神，這不僅(jin) 在於(yu) 它是屬於(yu) 作為(wei) 高層次的商人——儒商的精神，更在於(yu) 它的精神內(nei) 蘊著某種優(you) 越的特質，這主要表現在它的自覺性和辯證性上。所謂自覺性，就是說它並不是在自發地反映商品經濟要求的基礎上產(chan) 生的，而是儒商在商品經濟過程中自覺地確立起來的，因而它不僅(jin) 僅(jin) 是對商品經濟的適應，而且包含著對自發的商品經濟的超越和規範。我們(men) 知道，不論是亞(ya) 當·斯密所揭示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還是馬克斯·韋伯指出的新教徒企業(ye) 家出於(yu) “天職”倫(lun) 理對金錢無止盡的追逐，這種商人精神實質上都隻不過是對商品生產(chan) 和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規律、競爭(zheng) 法則的一種自發反映，其功能也隻是去適應市場。而儒商精神卻不是這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商自覺地處理商品交換關(guan) 係時，把儒家精神與(yu) 商品經濟法則結合起來而形成的。因此，它一開始就具有某種對商品經濟的超越性，它力求在適應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時又能正確地去引導商品交換。這在儒商精神的核心“義(yi) 利統一”原則上得到最充分體(ti) 現。“利”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義(yi) ”則是對商人行為(wei) 的規範與(yu) 升華。儒商精神一方麵肯定“利”的合理性，一方麵又強調“以義(yi) 取利”，“富而好德”，強調以一種自覺的道德理性來引導和規範對利的求取。儒商精神這種自覺性正是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現代市場經濟與(yu) 早期自發的市場經濟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強調不能隻是靠市場價(jia) 格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節，而必須同時運用法律、政策、倫(lun) 理等自覺的理性方式來引導和調控。這樣才可能使市場運行得到優(you) 化，真正實現效用的最優(you) 化。

儒商精神的另一優(you) 越之處是它的辯證性，即它的一些基本精神較少片麵性而能注重不同方麵的協調與(yu) 統一。如儒商精神承認競爭(zheng) 的意義(yi) ，同時又注重合作與(yu) 和諧，提倡“和氣生財”；承認個(ge) 人的利益和作用，又提倡群體(ti) 的價(jia) 值和利益；強調穩健，又注重趨時而變；注重物質利益，又提倡超然態度等。儒商精神受中國文化的辯證法傳(chuan) 統的深刻影響，注重從(cong) 事物的對立統一和整體(ti) 聯係中去認識和處理商業(ye) 經營中的問題，因而較少片麵性，較少失誤。它與(yu) 現代化大生產(chan) 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客觀要求比較適應，與(yu) 現代經營所要求的係統策略相一致，無疑是具有現代價(jia) 值的。

但是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畢竟是在過去的社會(hui) 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其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涵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以前的不同時期的儒商精神，其共同特點：一是都是私有製條件下的商人精神；二是大部分時間是存在於(yu) 封建社會(hui) 的商品經濟中，或者說其基本精神是在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形成的。這就決(jue) 定了它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商人精神有著較大距離，或者說從(cong) 現代的眼光來看，它存在著不少局限。

這種局限性從(cong) 總體(ti) 上看：一是表現在其價(jia) 值精神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精神在實質上具有不一致性。儒商價(jia) 值精神主要是以義(yi) 利統一為(wei) 原則，就抽象意義(yi) 而言，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精神也是義(yi) 利統一的。但“義(yi) ”的具體(ti) 內(nei) 涵卻與(yu)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有著一些重大區別。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精神是由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的目的所決(jue) 定的，其根本要求是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實現廣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傳(chuan) 統儒商精神中雖然也包含著一定的服務社會(hui) 、扶貧濟困的價(jia) 值內(nei) 涵，但是在總體(ti) 上仍停留在個(ge) 人或家庭的利益上。就一般說來，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是在為(wei) 自己和家族的基礎上去為(wei) 社會(hui) 盡點力。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精神則要求在以社會(hui) 和人民利益為(wei) 根本目的前提下來實現個(ge) 人的利益和價(jia) 值。因此，傳(chuan) 統儒商的價(jia) 值精神必須經過升華與(yu) 重構才可能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要求相一致。

二是表現在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一些經營理念與(yu) 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存在不適應性。如前所述，傳(chuan) 統儒商精神主要是在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而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不論從(cong) 性質和規模上看都與(yu) 現代市場經濟有著重大區別。在近代民族資本主義(yi) 企業(ye) 和海外華人企業(ye) 中，儒商精神開始與(yu) 現代市場經濟聯係在一起，但其企業(ye) 主體(ti) 大都是家族式的，其經營理念在不少方麵保留著傳(chuan) 統特色，與(yu) 當代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代市場經濟也有著相當差距。例如：傳(chuan) 統儒商的家族式組織管理方式所具有的保守性、不規範性，與(yu) 現代企業(ye) 製度特別是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企業(ye) 製度是不相適應的。家族式的經營理念如果不能在更高層次上得到揚棄，就會(hui) 阻礙現代企業(ye) 在更加社會(hui) 化、更加國際化方麵的發展。

總之，傳(chuan) 統儒商精神具有與(yu) 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麵，也有不相適應的一麵，有其優(you) 越之處，也有其局限性。站在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高度，用現代的眼光去對它進行一番具體(ti) 分析、辨別和清理，弄清其優(you) 劣利弊所在，是重構儒商精神的基本前提。

所謂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也就是依據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對傳(chuan) 統儒商精神進行一番揚棄、改造、重建與(yu) 升華，使之成為(we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觀相符合，與(yu) 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相適應的現代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和市場理性。

作為(wei) 現代中國的一種市場理性精神，儒商精神重構的基礎是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因而它必須遵循三個(ge) 基本原則：一是反映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二是體(ti) 現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念，三是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chuan) 統。傳(chuan) 統儒商精神與(yu) 第三條原則是比較契合的，但也不是完全一致。即使撇開社會(hui) 製度不談，今天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傳(chuan) 統也與(yu)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存在時的情形有了不同特點，傳(chuan) 統儒商精神必須通過一定的調整才能與(yu) 之相適應。再從(cong) 第一條原則來看，現代市場經濟與(yu)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賴以形成的傳(chuan) 統商品經濟有聯係也有重大區別，傳(chuan) 統儒商精神必須進行改造與(yu) 重構才可能與(yu) 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至於(yu) 體(ti) 現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觀這一原則是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所沒有的，必須在重構儒商精神時重新確立。

從(cong) 總體(ti) 上看，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必須完成兩(liang) 個(ge) 重大轉變：一是在價(jia) 值取向上由私有製條件下的商人觀念向社會(hui) 主義(yi) 商人價(jia) 值觀的轉變；二是在觀念和形式上由傳(chuan) 統商品經濟觀念向現代市場經濟觀念的轉變。這兩(liang) 大轉變的完成將促使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成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代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成為(wei)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ti) 說來，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必須包括四個(ge) 基本環節，即揚棄、改造、重建、完善。揚棄是重構的第一個(ge) 環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觀點，根據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對傳(chuan) 統儒商精神進行一番深入的考察、分析和辨別，剔出其陳舊消極的糟粕，提取和保留其具有積極意義(yi) 和生命力的精華。改造就是在揚棄的基礎上對保留下來的精神成分進行一番現代加工，使其具有現代的內(nei) 涵和形式。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產(chan) 物，即使是精神分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舊時代的印記，要使其成為(wei) 新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中的一個(ge) 有機成分，就必須用新的原則和觀念進行一番加工改造。如“義(yi) 利統一”是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的精華部分，但隻有對其“義(yi) ”的內(nei) 容進行重新規定才能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相適應。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經過揚棄和改造將可以成為(wei) 現代儒商精神的有機成分，但這還不足以構成完整的現代儒商精神。現代儒商精神的確立需要在吸取傳(chuan) 統儒商精神積極成分的條件下，構築新的基礎和框架，注入新的內(nei) 容。現代儒商精神雖然在形式結構和外在風格上可承傳(chuan) 傳(chuan) 統儒商精神，但在本質上卻有著根本區別，在內(nei) 容上也有了很大變化。因此，必須在總體(ti) 上進行新的重建，這主要是指現代儒商精神應該體(ti) 現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本質和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這樣儒商精神才會(hui) 成為(wei) 一種現代的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重建的儒商精神還必須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通過反複檢驗、修正、補充、完善。同時，通過輿論宣傳(chuan) 引導、典型示範，以及體(ti) 現於(yu) 具體(ti) 的製度約束之中，使之逐步成為(wei) 廣大商人和企業(ye) 家自覺的精神導向和行為(wei) 習(xi) 慣，儒商精神的現代重構才算基本完成。

重構的現代儒商精神，應該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觀念與(yu) 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的互補整合而形成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商人或企業(ye) 家精神。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形成其鮮明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觀引導其根本取向，現代市場經濟法則規定其基本內(nei) 容。

應該說，對於(yu) 現代的儒商精神，我們(men) 還隻能提出一些建構的原則和思路，而不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觀念體(ti) 係。儒商精神從(cong) 本質上說是一種實踐理性，而不是一種純粹的觀念體(ti) 係。因而從(cong) 根本上說，它隻能在千千萬(wan) 萬(wan) 的商人或企業(ye) 家實踐中形成，是由實踐精神提煉升華而建構起來的，而不可能先驗地把它設定起來。但是，現代儒商作為(wei) 一種自覺的商業(ye) 文化精神，也不可能完全自發生成，它必須有一定的理性指導，是在一定的理性指導與(yu) 實踐經驗的相互作用中逐步中產(chan) 生和形成的。我們(men) 對現代儒商精神建構的基本原則和思路的探討，也就是試圖給這一建構過程提供一定的理性指導，從(cong) 而使之更加自覺、更為(wei) 有效地進行。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於(yu) 曉等譯，三聯書(shu) 店1987年版。

2、【美】餘(yu) 英時：《士與(yu) 中國文化》，第8 章“中國近世的宗教與(yu) 商人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日】伊滕肇：《東(dong) 方人的經營智慧》，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

4、諾思：《製度變遷理論綱要》，《改革》1995年第3期。

5、傅衣淩：《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e) 經濟》，台灣穀風出版社重印本。

注釋

[1]《譚度黃氏族譜》卷九，《望公翁傳(chuan) 》.

[2]陸樹著。《陸文定公集》卷七。

[3]諾思：《製度變遷理論綱要》，載《改革》雜誌1995年，第3期。

[4]引自《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yu) 討論會(hui) 論文集》，三聯書(shu) 店1994年版，第2495頁。

[5]《現代企業(ye) 與(yu) 傳(chuan) 統文化》，載《人民日報》1994-11-9.

[6]孔涇源：《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非正式製度安排》一文中的第二部分《儒家思想與(yu) 馬克思主義(yi) 》，載《經濟研究》1992年第2期。

（作者簡介：唐凱麟教授，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哲學學科評審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倫(lun) 理學會(hui) 副會(hui)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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