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思想史角度看漢魏六朝家訓

作者：陳爽（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初七日辛酉

          耶穌2016年12月5日

作為(wei) 一種獨特的文本形式，家訓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在立身、處世和為(wei) 學等方麵對子孫的訓誡勸勉之詞，也是思想與(yu) 觀念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與(yu) 唐宋以後體(ti) 例規整、內(nei) 容完備的眾(zhong) 多家訓類著述不同，漢魏六朝時期的家訓文體(ti) 尚處於(yu) 萌芽階段，當時大多數家訓以家書(shu) 形式書(shu) 寫(xie) ，篇幅簡短，保存零散，長期以來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這些早期家訓未經過度潤色與(yu) 修飾，內(nei) 容平實，言辭懇切，較為(wei) 真實、直觀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hui) 理念，應當係統而完整地納入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視野。

家書(shu) 與(yu) 著作

漢魏六朝時期最為(wei) 著名的家訓當屬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第一部係統成熟的家訓著述，所謂“古今家訓，以此為(wei) 祖”（宋陳振孫《直齋書(shu) 錄題解》），“家法最正，相傳(chuan) 最遠”（明袁衷《庭幃雜錄》），其著述體(ti) 例為(wei) 唐宋以後諸多家訓所沿襲，影響深遠。

在《顏氏家訓》問世之前，中國古代家訓經曆了漢魏六朝漫長的萌芽和發展過程。兩(liang) 漢以後，單純的口頭訓誡逐漸過渡到書(shu) 麵文本形式。早期家訓大多無標題，被後來的輯錄者冠以“誡子書(shu) ”之類的標題，文本一般采用家書(shu) 方式，篇幅簡短，少則數十字，多者不過一二千言。除個(ge) 別家訓外，絕大多數未單獨成書(shu) ，多以節錄方式保存於(yu) 諸家正史或類書(shu) 中。家訓的主要內(nei) 容包括作者身世的自述、對子孫的勸勉和規誡，以及對身後喪(sang) 事和產(chan) 業(ye) 措置的交待等。據不完全統計，現存文獻所見兩(liang) 漢時期家訓作者60位，家訓作品72篇；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作者106人，家訓作品122篇。漢魏六朝時期，許多著名曆史人物，如東(dong) 方朔、馬援、鄭玄、曹操、曹丕、諸葛亮、王肅、嵇康、羊祜、杜預、陶淵明等，均有家訓存世。

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率先對漢魏六朝家訓進行係統研究，其主要成果收錄於(yu)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yu) 國家》一書(shu) 。他選取多篇漢魏六朝家訓，按照時代脈絡逐次排比分析，對家訓中的個(ge) 人觀、家族觀、家國觀等進行了全麵探討，堪稱漢魏六朝家訓係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中國大陸學界，《顏氏家訓》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所在，相關(guan) 著述較多，但對其他漢魏六朝家訓的研究則頗為(wei) 冷寂，除一些通論性著述和學位論文有所涉及外，相關(guan) 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在中國古代家訓發展史中，《顏氏家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與(yu) 此前以短篇家書(shu) 形式書(shu) 寫(xie) 的家訓不同，《顏氏家訓》采用較為(wei) 宏大的著述體(ti) 例，分7卷20篇，洋洋數萬(wan) 言，除具有傳(chuan) 統家訓內(nei) 容的《教子》《兄弟》《後娶》《治家》等篇目外，還包括《音辭》《書(shu) 證》《雜藝》等治學心得，已超出訓誡子侄的範疇，成為(wei) 一部完整的個(ge) 人著述。

《顏氏家訓》是漢魏六朝家訓發展成熟的標誌，也悄然改變了古代家訓的發展方向。在此之後，著作逐漸取代書(shu) 信而成為(wei) 家訓的主流，大多以“某某家訓”、“某某公家範”或“某某治家格言”為(wei) 題，以“達之四海，垂之後世”為(wei) 目的，其私密性大為(wei) 減弱。唐宋以後，家訓中程式化訓誡的色彩較濃，而個(ge) 人的真實情感則很少流露。明清以後，家訓濫觴於(yu) 眾(zhong) 多家譜之中，甚至成為(wei) 強製性的家族內(nei) 法規，也使得其史料價(jia) 值大為(wei) 降低。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顏氏家訓》以前的家訓對把握漢魏六朝的曆史和思想脈絡顯得尤為(wei) 珍貴。

立誌與(yu) 修身

作為(wei) 未經過度編纂和潤色的史料，漢魏六朝家訓為(wei) 我們(men) 認識和考察當時士大夫的思想意識打開了一扇窗。家訓以撰寫(xie) 者的子孫為(wei) 特定讀者，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寄托個(ge) 人感情，少有奏疏論對式的程式化文辭，大多平實而真切，可視為(wei) 士大夫人生信仰與(yu) 行為(wei) 準則的真實獨白。

漢魏六朝時期，社會(hui) 思想的發展經曆深刻變革，從(cong) 儒學獨尊到玄學的興(xing) 起，從(cong) 道教的熏染到佛教的衝(chong) 擊，構成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主要脈絡。在當時的家訓中，不乏遵儒重道立誌之辭。例如，西晉王祥誡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qin) ，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lin) 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wei) 命。”曹魏王昶誡子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衝(chong) 虛為(wei) 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yi) ，不敢違越也。”北周王褒誡子曰：“吾始乎幼學，及於(yu) 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風不墜，汝能修之，吾之誌也。”

如果我們(men) 深入分析漢魏六朝家訓中修身方麵的內(nei) 容，即行為(wei) 規範層麵，就會(hui) 發現士大夫的思想理念與(yu) 行為(wei) 準則之間存在內(nei) 在衝(chong) 突。曹魏王昶對為(wei) 國盡忠、取義(yi) 成仁的行為(wei) 采取直接的否定態度：“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lun) ，甘長饑於(yu) 首陽，安赴火於(yu) 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wei) ，吾亦不願也。”對於(yu) 出仕為(wei) 官，漢代東(dong) 方朔給出的座右銘是“明者處事，莫尚於(yu) 中，優(you) 哉遊哉，於(yu) 道相從(cong) ”。十六國時期，明岌甚至坦言：“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貴也，直是避禍全身爾。”北齊顏之推誡子曰：“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qing) 危也。”

對於(yu) 為(wei) 官和處世之道，漢魏六朝家訓幾乎眾(zhong) 口一詞地把“慎言”當作對子孫最為(wei) 重要的告誡，西晉羊祜稱：“恭為(wei) 德首，慎為(wei) 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chuan) 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人刑論，豈複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聆乃父教，各諷誦之。”西晉李秉認為(wei) ：“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cong) 而至矣。”北魏楊椿告誡子孫：“小心謹慎，口不嚐論人之過。”北齊魏收告誡曰：“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是以為(wei) 必察其幾，舉(ju) 必慎於(yu) 微。”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魏晉名士嵇康，這位“非湯武而薄周孔”、“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反禮教先行者，卻在長達兩(liang) 千言《家戒》中巨細無靡，細致周到地教導兒(er) 子避禍保身的種種辦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qin) 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zhong) 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ju) ，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這些為(wei) 官處世之準則，圓融穩妥甚至老道圓滑，與(yu) 傳(chuan) 統思想史敘述中的嵇康形象有很大差異。

我們(men) 不能將眾(zhong) 多“慎言”之戒簡單理解為(wei) 家訓作者的個(ge) 人品格，在這種群體(ti) 意識的背後，是中國古代專(zhuan) 製皇權的存在及其對官僚士大夫階層政治理念的深刻影響。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在於(yu) ，政治權力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來源於(yu) 皇權賦予的官職，而不是血統與(yu) 身份。即使在門閥盛行的六朝時期，也同樣如此，貴為(wei) 琅琊高門的王僧虔訓誡子侄：“於(yu) 時王家門中，優(you) 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wei) 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在這種社會(hui) 背景下，士人的思與(yu) 言、知與(yu) 行、思想信仰與(yu) 行為(wei) 準則並不總是完全契合。與(yu) 傳(chuan) 統思想史中的經典著述相比，家訓中的這些言辭看似平庸、瑣屑且不成係統，卻是古代士大夫階層的重要行為(wei) 準則，應當作為(wei) 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予以充分關(guan) 注。

史料與(yu) 方法

除政治思想外，家訓還包括家族倫(lun) 理、教育理念等多方麵內(nei) 容。盡管漢魏六朝家訓較為(wei) 零散，內(nei) 容不係統，但從(cong) 思想史視角對其進行考察和研究，仍有很大開拓空間。

首先，通過輯錄、輯佚等傳(chuan) 統文獻學方法，係統梳理家訓文本的脈絡與(yu) 源流。在既往研究中，除《顏氏家訓》外，漢魏六朝的大量家訓史料尚未得到係統整理，既有調查與(yu) 統計仍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例如，未能著意區分作為(wei) 家書(shu) 的文本類家訓和一般口授類遺囑，或把帝王的公開遺詔作為(wei) 家訓一並收錄，這些做法都值得商榷。此外，在家訓文本的輯佚方麵，仍有很大操作空間。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曾花費很大精力考證“家訓”得名的由來，卻沒有注意到《隋書(shu) ·經籍誌》即錄有署名“偽(wei) 燕衛尉明岌撰”的《明氏家訓》一卷。我們(men) 可以以此為(wei) 線索，進而輯出《北堂書(shu) 鈔》引《三十國春秋》中《明氏家訓》的部分佚文。再以顏延之的家訓《庭誥》為(wei) 例，大部分學者引用的文本均為(wei) 《宋書(shu) ·顏延之傳(chuan) 》中的節錄本，其實，清代學者嚴(yan) 可均、馬國翰等早已從(cong) 《初學記》《太平禦覽》《弘明集》等書(shu) 中輯出多節佚文，其內(nei) 容遠較《宋書(shu) 》引文豐(feng) 富。

其次，運用現代文本分析手段，準確分析和把握漢魏六朝士大夫的政治理想與(yu) 社會(hui) 心理。守屋美都雄在漢魏六朝家訓的研究中，已經有意識地進行文本比較和分析，例如，他已經注意到，在六朝家訓中幾乎沒有希望維持門閥聲名或保持血統尊嚴(yan) 之類內(nei) 容，“酒誨”屢見於(yu) 魏晉之際的家訓中，南北朝時代卻銷聲匿跡。運用現代文本分析方法，將定性的、半結構性的文本編碼用定量方法來分析，可大大提高分析的可靠性。漢魏六朝家訓的大部分文本具有一定同質性，具備文本分析和比較的可能。如果我們(men) 對一些重要概念進行嚐試性的定量分析，可起到剔除程式性語言、挖掘家訓作者真實理念的效果。

最後，結合家訓作者的身世背景，深刻挖掘家訓文本背後的時代特征和思想脈絡。以南北朝家訓內(nei) 容的比較為(wei) 例，南朝家訓多用駢文，縱情山水的內(nei) 容很多，隱逸傾(qing) 向明顯，例如徐勉在《誡子書(shu) 》中曾以詩化語言描述自己愜意的生活：“臨(lin) 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le) ，庶居常以待終，不宜複勞家間細務。”而北朝家訓中則全無這種恬淡與(yu) 從(cong) 容，大多充滿對家族命運的擔憂與(yu) 緊張，其中以北魏楊椿的《誡子書(shu) 》最為(wei) 典型：“北都時，朝法嚴(yan) 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nei) 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yu) （楊）津在文明太後左右。於(yu) 時口敕，責諸內(nei) 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顏之推由南入北，經曆坎坷，對南北王朝統治方式有深切的體(ti) 會(hui) ，認為(wei) “北方政教嚴(yan) 切，全無退隱者故也”。南北朝士大夫的生活誌趣反差的背後，是各王朝統治方式與(yu) 官僚體(ti) 製的巨大差異。

總之，漢魏六朝家訓為(wei) 我們(men) 剖析古代士大夫思想意識與(yu) 行為(wei) 準則提供了眾(zhong) 多鮮活的曆史標本。重視對這些家訓的研究，既是對思想史史料素材的深入發掘，也有助於(yu) 拓展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視野。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