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抑或“黜周”：《論語》“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吾從(cong) 周”析論

作者：殷慧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副教授）

          張子峻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1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廿六日辛亥

          耶穌2016年11月25日

內(nei) 容提要：漢代公羊學家提出的“黜周王魯”說是經學史上爭(zheng) 訟已久的話題，它引起了“宗周”與(yu) “黜周”兩(liang) 種異見。圍繞這兩(liang) 個(ge) 問題，詮釋者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探析文本，《論語》為(wei) 孔子與(yu) 門人對答之輯錄，最能反映孔子真實思想，從(cong) 《論語》本文來檢視孔子的政治取向，更有典據意義(yi) 上的說服力。本文立足曆代《論語》研究之詮釋史，對“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吾從(cong) 周”加以梳理，又摭拾於(yu) 他經，在經典互證的基礎上，突破“以經證經”的詮釋傳(chuan) 統，試圖以史、子、集證經，期以實現經、史、子、集間的對話，以求孔子所言之本義(yi) ，解決(jue) 孔子宗周，抑或黜周的經學問題。通過對《論語》的詮釋史的考察，以及與(yu) 儒家典據之間的互動、互證，可以得出漢儒與(yu) 清儒所大倡的“黜周王魯”說，乃是基於(yu) 現實政治的需要所作的詮釋，孔子實際是以損益的精神“宗周”。

關(guan) 鍵詞：宗周；黜周；公羊學；為(wei) 東(dong) 周；從(cong) 周；

孔子之政治取向，於(yu) 《春秋》一書(shu) 呈現最為(wei) 鮮明。《春秋》所傳(chuan) 之者，有左氏、穀梁、公羊三傳(chuan) 。漢代今文經學家解《公羊傳(chuan) 》有黜周王魯之說，曆代學者於(yu) 此多有爭(zheng) 訟。揆度其論，“黜周”抑或“宗周”，實難以確解。若能從(cong) 《春秋》經傳(chuan) 的視閾中跳出，可知《論語》“吾其為(wei) 東(dong) 周”“吾從(cong) 周”的詮釋史上，亦有此爭(zheng) 論，其焦點大致有二：1.“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一語，孔子是否表達了“黜周王魯”之意；2.“吾從(cong) 周”又是否表達了“宗周”之意。探析文本，《論語》為(wei) 孔子與(yu) 門人對答之輯錄，最能反映孔子真實思想，從(cong) 《論語》本文來檢視孔子的政治取向，或更有典據意義(yi) 上的說服力。本文立足曆代《論語》詮釋史，對“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吾從(cong) 周”加以梳理，又摭拾於(yu) 他經，在經典互證的基礎上，突破“以經證經”的詮釋傳(chuan) 統，試圖以史、子、集證經，期以實現經、史、子、集間的對話，進而求孔子所言之本義(yi) ，解決(jue) 孔子宗周，抑或黜周的經學問題。

一、《論語》“公山弗擾”章歧解：“宗周”與(yu) “黜周”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出自《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大意是：費邑宰公山弗擾為(wei) 季氏家臣，叛亂(luan) 時想召孔子過去，孔子也打算去，但門人子路反對，孔子做了解釋以答複子路。

公山弗擾即《左傳(chuan) 》公山不狃。依《左傳(chuan) 》，公山氏於(yu) 定公十二年叛亂(luan) ，其時孔子任魯大司寇，且下令討伐之，公山氏以叛臣身份召朝臣，不知其目的何在，也不知孔子為(wei) 何欲從(cong) 其召。因此，孔子所說“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一句，才引發了曆代儒者眾(zhong) 說紛紜的詮解，分歧主要在於(yu) 對“東(dong) 周”“其”“乎”等字的解釋，大致形成了兩(liang) 類意見：黜周說與(yu) 宗周說。

（一）宗周說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的“為(wei) ”字解釋較一致，大體(ti) 與(yu) “為(wei) 國以禮”“為(wei) 政以德”的“為(wei) ”字同義(yi) ，是治理之意。爭(zheng) 論點在“其”“乎”的不同訓釋。

“其”字有兩(liang) 種意見。一種認為(wei) “其”與(yu) “乎”字是照應關(guan) 係，“乎”字表反問、質疑之意。宋人孫奕說：“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xing) 起西周之盛，而肯複為(wei) 東(dong) 周之衰乎？”[1]以至於(yu) 宋人陳天祥釋“其”為(wei) “豈”，以此反問，此則暗示：“凡其召我者，豈虛召哉，必將聽信我言，用我之道耳。譬如今此東(dong) 方諸國，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其上下之分，使之西向宗周而已，我豈與(yu) 之相黨(dang) ，別更立一東(dong) 周乎？”[2]這樣看來，“為(wei) 東(dong) 周”實是“不為(wei) 東(dong) 周”，即不另立一東(dong) 周。依陳氏之意，兩(liang) 周代表截然相反的政治環境，“東(dong) 周”上下之分混亂(luan) ，不為(wei) 東(dong) 周即欲正其名分，使“西向宗周”，進而複歸西周之序，表達出“宗周”之意。對於(yu) “東(dong) 周”的解釋，近人朱彝尊認為(wei) ：“周平王，東(dong) 周之始王也。”[3]顯然，東(dong) 周已區別於(yu) 西周。近人程樹德也認同此觀點，他說：“東(dong) 周句指衰周，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是言不為(wei) 衰周也。”[4]在這裏，“東(dong) 周”一詞，具有了後世曆史分期意義(yi) ，其以平王遷都洛邑為(wei) 標誌。但這種時代分期觀是“後司馬遷時代”才有的。[5]故孔子所說“東(dong) 周”，非曆史分期意義(yi) 而言。

細析文獻，孔子說召我者“豈徒哉”，這透露出孔子欲有所作為(wei) ，故說“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從(cong) 語義(yi) 分析看，本章以一設問，意指如我得用，則必定有所為(wei)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即表達了有為(wei) 之意。若以“東(dong) 周”為(wei) “衰周”，孔子不治衰周，顯與(yu) 曆史事實相去甚遠。況其時周室雖微弱，但周祚尚在，自名分論，孔子也斷不會(hui) 出此語。究其原因，乃後世學者將孔子所雲(yun) 之“東(dong) 周”，混淆為(wei) 曆史分期之“東(dong) 周”，其義(yi) 也就差之毫厘，謬之千裏。但陳天祥解不為(wei) “東(dong) 周”，實際是說“西向宗周”，孔子之所以最終不應公山氏之召，正在於(yu) 孔子欲複興(xing) 周室，故不與(yu) 東(dong) 周之亂(luan) 臣“相黨(dang) ”，更非“更立一東(dong) 周”，這實際是“宗周”之意。

（二）黜周說

元人劉因提出相反的意見。他說：“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其’字、‘乎’字隻是閑字，與(yu) ‘吳其為(wei) 沼乎’同，不當作不為(wei) 東(dong) 周之事說。”[6]他認為(wei) “其”“乎”二字，與(yu) “吳其為(wei) 沼乎”類似，並無實意。那麽(me)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實質表達孔子欲“為(wei) 東(dong) 周”。在這裏，“其”“乎”為(wei) 陳述語氣。從(cong) 語境分析，孔子先以“豈徒哉”反問子路，那個(ge) 召我去的人，難道隻是白白召我去嗎？言下之意，斷非如此，他必有所作為(wei) 。因此，後文“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則是孔子所欲有為(wei) 的內(nei) 容，即“為(wei) 東(dong) 周”“興(xing) 周”。那麽(me) ，這裏的“東(dong) 周”到底所指何意呢？

劉因雖是元人，且為(wei) 亡金遺血，但究其學術淵源所自，實是朱子後學，或許可在朱熹的詮釋中找到答案。翻檢文獻，《論語集注》說：“‘為(wei) 東(dong) 周’，言興(xing) 周道於(yu) 東(dong) 方。”[7]《論語集注大全》又補“東(dong) 魯”二字。朱注所本乃何晏成說，何氏注：“興(xing) 周道於(yu) 東(dong) 方，故曰東(dong) 周。”梁皇侃疏解何氏注曰：“魯在東(dong) ，周在西，雲(yun) 東(dong) 周者，欲於(yu) 魯而興(xing) 周道，故雲(yun)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也。一雲(yun) ：‘周室東(dong) 遷洛邑，故曰東(dong) 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xing) 周室也。’”[8]宋邢昺疏從(cong) 何注、皇疏：“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xing) 周道於(yu) 東(dong) 方，其使魯為(wei) 東(dong) 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9]何晏注“東(dong) 周”以孔子所待治之地在周朝的東(dong) 方，故曰“東(dong) 周”，而皇侃所引三說，第一說其根於(yu) 何注，意較何注更進一步，指明孔子興(xing) 周道在魯，此說近於(yu) 公羊學家的“王魯說”，且為(wei) 後儒所接受，如清儒惠棟就指明：“‘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何晏注雲(yun) ：‘興(xing) 周道於(yu) 東(dong) 方，故曰東(dong) 周。’此與(yu) 《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10]第二說從(cong) 具體(ti) 地理意義(yi) 上而言，其意最淺。第三說王弼“不擇地”之說，大概最得孔子之意，但是否合本章文意，[11]“興(xing) 周室”是否合孔子本意，則需斟酌。

曆史上，公羊家的“王魯”說即同“黜周”之義(yi) ，在理學家那裏，亦有類似議論。宋人張載曾說：“仲尼生於(yu) 周，從(cong) 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wei) 東(dong) 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興(xing) 周公之治也。”[12]“繼周而王”實際就是“黜周”之意，所興(xing) 之者，非周室，而是“興(xing) 周公之治”。朱熹論“公山弗擾”章，也認為(wei) “為(wei) 東(dong) 周”當從(cong) 齊、魯做起，然而齊、魯興(xing) ，如何對待周室與(yu) 魯，朱熹認為(wei) ：“這般處難說，隻看挨到臨(lin) 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個(ge) 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yu) 王家。”[13]可見，朱熹也認同“興(xing) 周道於(yu) 東(dong) 方”，其深意暗含有取代周祚的可能。若魯能興(xing) 周道，則繼周統，周室隻能“作賓於(yu) 王家”，“王家”就指新王，而周則退為(wei) “國賓”。明儒蔡清認為(wei) 豐(feng) 鎬在西，魯國在東(dong) ，“使孔子用於(yu) 魯，則周道其東(dong) 矣。言使魯為(wei) 東(dong) 周也。”何為(wei) “東(dong) 周”呢？蔡氏說：“畢竟是魯，然興(xing) 之者孔子也。”[14]魯為(wei) 東(dong) 周，意即魯繼周之道、統。繼周道而興(xing) 邦，即是繼周以德取邦、以德治邦的政治理念，以“大德必受命”的儒家政治倫(lun) 理傳(chuan) 統而言，顯見，周室是定要退出天下共主之位。無怪乎惠棟評何注，近於(yu) 公羊家“黜周王魯”說。同時，清儒牛震運就認為(wei) “為(wei) 東(dong) 周”是“兼興(xing) 周道、繼周統言之”，[15]“繼周統”實質即是“黜周”之說。

特需注意，張載以“使”字為(wei) 假設，而非實指；朱熹認為(wei) “作賓於(yu) 王家”關(guan) 乎時勢，係於(yu) “天命人心”。這即是說，張載、朱熹皆認為(wei) ，孔子本人並不黜周，而是宗周，但現實之“時”“勢”的變化，卻不是孔子可以主導的。張載是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二人都認為(wei) “為(wei) 東(dong) 周”有使周室被取代的可能，今人亦有此類猜測。[16]這與(yu) 孔子一貫尊奉周禮，強調“名分”，存在巨大出入，孔子作《春秋》，在於(yu) 以微言闡發名分大義(yi) ，以反對春秋中晚期的子殺父，臣弑君的政治現狀。若孔子本人提出“黜周王魯”，豈不與(yu) 孔子之旨趣肝膽楚越嗎？基於(yu) 此，有必要對“黜周王魯說”這一理論進行曆史性梳理。

二、“王魯黜周說”辨析

“王魯黜周說”最早見於(yu) 漢代經師，實質上，經師把這種理論的淵源溯及先秦儒經。通過闡發《春秋》經旨，建構了一個(ge) 由“《春秋》當新王”到“王魯說”的動態過程。因此，欲明此說，須首先對“《春秋》當新王”進行檢視。

（一）由“《春秋》當新王”到“王魯說”

曆史地看，“王魯說”產(chan) 生於(yu) 《春秋》新王說，《春秋》新王說源於(yu) 對《孟子》的發揮。《孟子·滕文公下》載：“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認為(wei) ，有鑒於(yu) 亂(luan) 臣賊子橫行，孔子作《春秋》，寓褒貶於(yu) 其中。但據儒家儀(yi) 法，“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針砭亂(luan) 臣賊子，是天子之權，孔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le) 焉”，隻得修（孟子曰“作”）《春秋》，以《春秋》褒貶代行王之法，以回應失序的政治現實。故司馬遷說：“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當王法”的“當”字，即是充任、擔任之意。這就是《春秋》當新王的理論來源。

“《春秋》當新王”是“王魯說”的理論根據。周室雖有其位但實失其勢，已不能發揮天子的權威，以至於(yu) 天下大亂(luan) ，而《春秋》之微言大義(yi) 則如同一新王，能夠“寓褒貶，別善惡”，如“弑”“誅”“篡”等數字，以見褒貶，發揮了“天子”的作用。但《春秋》隻是書(shu) 冊(ce) ，並非真實的國、人，故必須托之於(yu) 國、人，加之《春秋》以魯十二公為(wei) 線索，這就產(chan) 生了王魯說。漢董仲舒說：“《春秋》應是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黜夏，親(qin) 周，故宋。”董仲舒“黜夏，親(qin) 周，故宋”即“三統說”。所謂“三統”，即“天子存二代之後”，新王朝自覺地存前二王朝之後，以周為(wei) 例，周朝建立，存夏、商之後，夏之後為(wei) 杞，殷商之後為(wei) 宋。若魯國取代周室，“三統”就變為(wei) “商”“周”“魯”，“夏”則退出三統係統，即所謂“黜夏，親(qin) 周，故宋”，這裏的“親(qin) ”，即“新”之意。這就是“王魯說”，魯尚黑，周尚赤，實是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篇》雲(yun) ：“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qin) 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nong) 為(wei) 赤帝。……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qin) 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wei) 黃帝，推神農(nong) 以為(wei) 九皇。”據董仲舒之說，作下表：

依董仲舒之意，周王天下時（上表列3），三統當是夏、商、周；而《春秋》當新王時（上表列4），則三統應為(wei) 商、周、《春秋》之王，顯然，他認為(wei) 《春秋》之王要取代周祚，而夏則退出三統的循環序列。董仲舒說：“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俟。”何休說：“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卷16）董仲舒說“存周”，何休說“新周”，實同劉逢祿“黜周”說，即周室失去了王者地位。 

（二）辨“黜周王魯說”

那麽(me) ，當如何理解“黜周王魯”？從(cong) 語意上看，認為(wei) “王魯”即魯國為(wei) 天下共主嗎？東(dong) 漢經學家何休解釋說：“《春秋》托王於(yu) 魯，因假以見王法。”（《春秋公羊解詁·成公二年》後引同此書(shu) ）又，“《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莊公十年）“《春秋》王魯，……亦因都以見王義(yi) 。”（宣公十五年）“假”即“借”意。何氏之意顯然清楚明白，《春秋》所以有王魯之意，乃是假借之以見王之法。可知，依何休之意，《春秋》王魯說，並非在現實層麵而言，隻是詮釋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yi) ，其如為(wei) 王之立法而已。唐孔穎達在答黜周王魯時認為(wei) ，魯用周曆（“周正”），是“魯事周”之意，《春秋》中仍稱周室為(wei) “王”、諸侯為(wei) 公侯，名號未變，若其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而《春秋》稱“周王而魯公”，知無黜周王魯之意。因此，孔子作《春秋》本欲興(xing) 周，並非黜周。[17]清人劉逢祿也認為(wei) 《春秋》以周王號令甚多，書(shu) 中所引年號，“仍係於(yu) 周”，又“挫強扶弱，常係於(yu) 二伯”，故“何嚐真黜周哉？”[18]同時，魯十二公僭越悖亂(luan) ，“皆在誅絕之列”，如何當王？[19]劉氏是清代今文學家，主黜周說，何故有一番與(yu) 公羊學家法看似抵牾的話呢？原來，《春秋》三傳(chuan) 本是聖人“立法垂教”之書(shu) ，魯已僭越，本是“大惡”，“王魯”說僅(jin) 托名而已。我們(men) 還可從(cong) 皮錫瑞的解釋得到啟示。皮氏認為(wei) ，魯隱公非“受命”，但“《春秋》始於(yu) 隱”，哀公也不曾“致太平”，但“《春秋》終於(yu) 哀”，托名二人實現這一目標，這樣，盡管《春秋》未載“魯為(wei) 王”，儒者“據魯史成文以推其義(yi) ”則稱“王魯”。如同孔子“修”《春秋》，本是王者之事，而孔子為(wei) 之，後儒“據《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義(yi) ，則曰‘素王’”。[20]

但孔子並不“王魯”，更非欲作“素王”，這些說法是後儒的詮解與(yu) 發明，所謂變法改製，亦即“損益四代”而已。[21]歐陽修認為(wei) 《春秋》不僅(jin) 不黜周，還是“正統”之說的肇始之書(shu) ，他鮮明地指出：“仲尼以為(wei) 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shu) 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㣲，必加於(yu) 上；諸侯雖大，不與(yu) 專(zhuan) 封。……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yu) 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自為(wei) 五勝之說。漢興(xing) 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xi) 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wei) 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wei) 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yi) 而起也。”[22]歐陽修從(cong) 兩(liang) 個(ge) 層麵剖析了“黜周王魯說”的誤謬。其一，黜周王魯是對《春秋》的誤讀和成說的盲從(cong) ，所引例證，實是杜預、孔穎達之成說，茲(zi) 不贅述。其二，作為(wei) 一位嚴(yan) 肅的史學家，他對“黜周王魯說”產(chan) 生的曆史背景加以剖析，認為(wei) 此一學說立足於(yu) “尊漢”，但無所據依，於(yu) 是訴之神學，“遂為(wei) 三統五運之論”，孔子本無“黜周王魯”之意，政權獲得的合法手段隻“至公”而已。顯而易見，漢儒的問題意識所及，是立意解決(jue) 政權繼承的合法性問題。漢統受命，本是漢立國初期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漢景帝年間，黃生與(yu) 轅固生關(guan) 於(yu) “湯武革命”定性為(wei) “弑”還是“誅”的大討論，實質是“為(wei) 漢製作”的縮影，以明君主統治的正當性。因此，漢儒為(wei) 證明劉氏的統治合法性，即以三統五德終始之說為(wei) 佐證，黜周王魯就在此曆史循環的序列之中，這一點，前文論析董氏學說已經論及。

細研曆史，孔子從(cong) 無廢黜周室之意，他周遊天下，遊說諸侯，正是為(wei) 了複興(xing) 周道，匡扶周室。以至於(yu) “環車接淅，席不暇煖”，“於(yu) 南子、陽貨則見，於(yu) 佛肸、公山則欲往”，“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是其“汲汲於(yu) 行道”的表現。[23]元人朱公遷說此是：“聖賢行道之心”。[24]明儒高拱認為(wei) “為(wei) 東(dong) 周”，是孔子“欲見諸行事”，明確認為(wei) “為(wei) 東(dong) 周”是“行周公之道以興(xing) 東(dong) 周之治”，並非“於(yu) 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製。”[25]《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更是開宗明義(yi) 說“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章“見孔子有振魯興(xing) 周之意”，孔子欲應公山氏，是“為(wei) 魯也”，非為(wei) 公山弗擾。如孔子得行其道，“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政諸侯；“政在諸侯者”，還政天子。[26]

那麽(me) ，據《孟子》闡發出來的“《春秋》新王說”，當如何理解呢？察孟子之意，麵臨(lin) 禮崩樂(le) 壞的政治現實，其意乃欲重建禮樂(le) 文明和秩序。然而，孔子有德無位，隻能作《春秋》以為(wei) 王法，代行賞罰褒貶之權。換言之，《春秋》一書(shu) ，恰如一個(ge) 賞善罰惡的“新王”，並非在現實存在意義(yi) 上立一位新王。所以，應當把《春秋》理解為(wei) 一個(ge) 被賦予了意義(yi) 的符號。這一符號，本身並非現實的王者，更非改朝換代的新王，而是一規範人倫(lun) 家國的“規則或理則”。董仲舒把“《春秋》當新王”納入三統，從(cong) 而把一個(ge) 符號意義(yi) 、理論意義(yi) 上的、虛設的“規則”作為(wei) 現實意的王者，這種故意曲解孟子原意的做法，實際是為(wei) 解決(jue) 漢代統治者的合法性危機提供策略與(yu) 資源。翻檢《孟子》，可知他明確反對僭越、悖亂(luan) 。他嚐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又說“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wei) 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yu)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由於(yu) 禮崩樂(le) 壞導致的這種混亂(luan) 的“不能一朝居”的世道，正是他所要反對的。那麽(me) ，王魯黜周這種大逆行為(wei) ，更是其歸為(wei) 的“罪人”，可知孟子亦從(cong) 無黜周之意。

（三）孔子和《公羊傳(chuan) 》均無“黜周王魯”之義(yi)

由此觀之，孔子沒有提出廢黜周室而王魯的意見，《春秋》一書(shu) 寄托著孔子對於(yu) 現實政治秩序的關(guan) 切，現實政治秩序的主導者當是周室。所以宋儒趙鵬飛認為(wei) “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乃是振興(xing) 西周，即周室，他說：“興(xing) 西周之誌不得行於(yu) 時，而寓於(yu) 《春秋》，……則《春秋》者，中興(xing) 周室之書(shu) 也。”[27]南宋留夢炎為(wei) 之序：“木訥（趙鵬飛）所著《詩故》《經筌》二書(shu) ，有功於(yu) 聖經甚大。”[28]稱有功聖經甚大，源於(yu) 趙氏對孔子作《春秋》的經旨做了恰切的揭示。明儒薑寶亦說：“當是時諸侯強，大夫僭，不複知有周矣。夫子於(yu) 是作《春秋》，以誅僭亂(luan) ，尊王室而已。”[29]清儒陸隴其徑引吳省庵言，雲(yun) ：“吾為(wei) 東(dong) 周，非欲使魯為(wei) 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於(yu) 魯，便是東(dong) 周，即‘魯一變，至於(yu) 道’意。”[30]

曆史上認為(wei) ，黜周王魯之說本自《公羊傳(chuan) 》，後代學者對何休提出諸多批評。晉人王接批評說：“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ti) 乖繆。”（《晉書(shu) ·王接傳(chuan) 》）杜預也說：“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啖助說：“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31]“救周之弊”暗示《春秋》興(xing) 周之本意。清人薑宸英甚至認為(wei) 當奪其祀、廢其書(shu) ，他說：“其解傳(chuan) 不由傳(chuan) 意，鑿空立義(yi) ，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ju) 。……故謂何氏之從(cong) 祀，不可不廢，而十三經注家，唯《公羊傳(chuan) 》不可存也。”[32]那麽(me) ，《公羊傳(chuan) 》是否真有“黜周”之意呢？宋代學者王應麟曾考《公羊傳(chuan) 》之說，以之“讖緯之文”與(yu) “黜周王魯之說”並非“公羊之言”，認為(wei) 是何休強加於(yu) 《公羊傳(chuan) 》，何休乃“公羊之罪人，負公羊之學”。[33]那麽(me) ，“黜周”之說自來何處？實際上，在王氏之前，宋人李如篪已詳考是說之所自：“《春秋》書(shu) “成周宣榭火”，《公羊傳(chuan) 》曰“新周也”。黜周王魯之說，蓋啟於(yu) 此。新周者，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後。周有天下，則宋、杞為(wei) 二王之後。今王魯，則以周、宋備二王之後，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說從(cong) 此濫觴。”[34]

《春秋·宣公十六年》載：“成周宣謝災。”《公羊傳(chuan) 》釋為(wei)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shu) ？記災也。外災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新周也。”何休解“新周”曰：“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yu) 宋同也”，認為(wei) 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以“示周不複興(xing) ，故係宣謝於(yu) 成周”，故“黜而新之，從(cong) 為(wei) 王者後記災也”（《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卷16）。“新周”何意？有人認為(wei) ，“新”“親(qin) ”互通，故“新周”即“親(qin) 周”。但何休釋為(wei) “黜而新之”，周室既被黜，則須另立新王。如何有新王呢？何休認為(wei) “《春秋》當新王”。但《春秋》是書(shu) 非國，他進而提出“王魯”說，以為(wei) 《春秋》以魯當新王，以魯統代周統。[35]同時，細繹《論語》，不難發現，孔子謹信於(yu) 周禮，遙懷文武之治，反對“犯上”“作亂(luan) ”，反對僭越，於(yu) “八佾舞於(yu) 庭”“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於(yu) 泰山”“觀褅禮”，無不否之。孔子認為(wei) 為(wei) 政之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上下名分，對於(yu) 春秋中晚期政治上的禮樂(le) 崩壞，提出“必也正名乎”的主張，認為(wei)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他從(cong) 不主張革命，歌頌上古三代賢讓國的聖王，認為(wei) 國祚在於(yu) “天命”，君子三畏，首畏“天命”。受命於(yu) 天則在德，“大德者必受命”，提出“吾從(cong) 周”，要求“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很顯然，齊、魯之政，各有美惡，“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yu) 習(xi)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yi)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落爾。”[36]所以，都需經由“變”之方，由此提升到“先王之道”。

綜而言之，無論外證，抑或從(cong) 《論語》內(nei) 證，孔子本人本不黜周王魯。孔子曾說：“述而不作”，事實上，任何“述”中都有“作”，“作”是為(wei) 了“述”，又超出了“述”。[37]孔子所作所述，就是為(wei) 了發揚周代的禮樂(le) 製度。為(wei) 周室複興(xing) ，他主張損益周代的禮樂(le) 典章文明，故提出“吾從(cong) 周”。

三、“吾從(cong) 周”即損益以“興(xing) 周”

受曆史語境的限製，以往詮解對孔子“吾從(cong) 周”存在諸多誤讀，如把“吾從(cong) 周”和“吾從(cong) 先進”與(yu) 孔子文質之辨聯係，[38]又或認為(wei) “宗周”即守舊之明證。加之，孔子歌頌文武周公，遙懷上古聖王，於(yu) 是將孔子漫畫化為(wei) 一位曆史複古主義(yi) 者。事實上，深入原典，仔細審視“吾從(cong) 周”一章，“吾從(cong) 周”體(ti) 現出孔子損益革新製度的曆史進化觀。

《論語·八佾》載：“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監”字有兩(liang) 義(yi) 。一釋為(wei) “鑒”，意指周代的典章製度是對前代的借鑒、損益。日本漢學家竹添光鴻就說：“監，鑑同。言觀而取法焉。有此比擬參伍而斟酌損益之意。監而折衷，是以備矣。”[39]第二義(yi) 釋為(wei) “視”。孔安國注：“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yu) 二代，當從(cong) 之。”唐顏師古說：“周追視夏殷二代之製而損益之。”這兩(liang) 種詮釋，都有借鑒、損益以推陳出新之意。既然“監”字就有借古之教訓，觀今之得失之意，也正是“監”二代文物典章，才有周之“鬱鬱”之文。那麽(me) ，我們(men) 不禁反問，孔子提出“吾從(cong) 周”的目的何在呢？我們(men) 認為(wei) ，孔子正欲以這種損益的精神複興(xing) 周室。分析可知，所“監”不僅(jin) 是周代禮樂(le) 文化、典章製度完備的前提，更是溝通“古”“今”的樞紐。剖析孔子從(cong) 周的深意，從(cong) 邏輯分析看，“周監二代”是因，“鬱鬱文哉”是果，孔子是周民，無人要求他在周與(yu) 其他朝代間作出選擇時，他為(wei) 何說出我主張周代的？[40]前文言周“監”二代，故有鬱鬱之文，這鬱鬱之文即全然在“監”，“監”之損益於(yu) 社會(hui) 進步之重要可見一斑。孔子說從(cong) 周，從(cong) 的是周朝不斷損益，不斷革新的做法，“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由於(yu) 夏、商的典章文物仍有其生命力，孔子說“吾從(cong) 周”其本義(yi) 乃是立足於(yu) 對曆史不斷損益中演進的認同，誠如宋儒楊時所說：“‘吾從(cong) 周’，非從(cong) 其文也，從(cong) 其損益而已。”[41]

質言之，“監”即損益之義(yi) ，“吾從(cong) 周”實質蘊含著曆史進化論思想，是一曆史進化觀。同時，也是孔子如何“興(xing) 周”的具體(ti) 精神所在。顯非簡單地遵奉周禮，更非開曆史倒車，欲返歸唐虞三代。可見，“吾從(cong) 周”的本義(yi) 即是認同曆史是不斷革故鼎新，日新交替，不斷發展進化，這其間，朝代的變化自然也包含於(yu) 其中。孔子認為(wei) 有所謂“繼周者”，但這並不意味著孔子主張革周之命，而是用這一損益的曆史進化觀來複興(xing) 周室。他答複弟子“為(wei) 邦”問時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劉寶楠將此章歸為(wei) “‘為(wei) 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42]程樹德先生認為(wei) 劉注“最為(wei) 得之”。[43]錢穆先生認為(wei) 此章“蓋製作禮樂(le) 、革命興(xing) 新之義(yi) ”“與(yu) 普通問治國之方有辨”。[44]諸先生實未理解這是孔子為(wei) 興(xing) 周道、扶周室所列之方案。因為(wei) ，周弊已深，非損益不能去弊，因循守舊，是取亡之道。故損益三代之禮，並非為(wei) “繼周者”立法，乃為(wei) 興(xing) 周而發。基於(yu) 此，宋人洪谘夔早已說明：“東(dong) 周果何道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此聖人興(xing) 周之規模，而綏來動和，特其末效餘(yu) 功也。”[45]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le) 則韶舞，這種擇優(you) 而取的損益手段，正是興(xing) 周之方。閻若璩也說“為(wei) 東(dong) 周”是孔子為(wei) 見諸行事，“止是行周公之道”，“非欲於(yu) 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製，如行夏之時雲(yun) 者，而後為(wei) 見諸行事也。”[46]在這裏，孔子將“常”與(yu) “變”統合，貫穿對“今—古”的雙重審視，其體(ti) 現為(wei) 孔子對“時”的把握。他曾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所謂“時中”，就有合乎時宜、應時變通，隨機取舍之意。落實於(yu) 具體(ti) 治事，就是“吾從(cong) 周”體(ti) 現的損益精神。孟子曾言：“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萬(wan) 章下》）所謂“聖之時者”，即言其能不拘於(yu) 成規，可相機行事、與(yu) 時偕行。

因此，孔子並不盲目守舊地複古“從(cong) 周”（若依過去的詮解），更不會(hui) 大不韙“黜周”，而是遵從(cong) 周公製作禮樂(le) 的損益的方式來興(xing) 周，這就是孔子說“吾從(cong) 周”的深義(yi) 。而漢代的公羊學家所倡“張三世”“通三統”，實是出於(yu) “為(wei) 漢製作”的政治的考量，而發展到清代中晚期，更有其意義(yi) 和價(jia) 值，正如薑廣輝先生指出的，公羊學宣揚“張三世”“通三統”，實際是告訴執政者，“社會(hui) 是不斷進步的，是需要不斷進行變革和改革的。春秋公羊學傳(chuan) 遞了這樣一種觀念。”[47]《論語》中這兩(liang) 章的宗旨，與(yu) 孔子重視“常”與(yu) “變”之易學精神是吻合的。這亦恰恰說明，孔子“吾從(cong) 周”既是興(xing) 周，更重要的，是在不斷損益、不斷與(yu) 時俯仰中興(xing) 周。經由對這兩(liang) 章的詮釋史的審視，這種不斷損益、不斷革新的儒家思想，在建構現代化國家進程中，雖無需成為(wei) 國家的主導意識，然而，其特殊與(yu) 普遍之特質，或於(yu) 深化改革的當下不無裨益。[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