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司法：法儒兩(liang) 家的多輪交鋒——董仲舒春秋決(jue) 獄的背後

作者：沈瑋瑋

來源：《人民法院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廿三日辛巳

          耶穌2016年4月29日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漢大儒，憑借春秋決(jue) 獄而在中國司法史上留名。春秋決(jue) 獄又稱引經決(jue) 獄，核心在於(yu) 強調論心定罪，故決(jue) 獄過程“時有出於(yu) 律之外者”。

 漢代儒生的崛起與(yu) 地方曆練的影響

在董仲舒被漢武帝賞識之前，因過於(yu) 信奉天人感應之理，於(yu)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上奏，嚴(yan) 明皇陵祖廟兩(liang) 次失火之因乃災異所致，遭武帝罷廢為(wei) 中大夫，遂以教授《公羊春秋》為(wei) 業(ye) 。不過，時隔一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仍以天人感應對答，一舉(ju) 成名，並借此機會(hui) 係統地闡釋了“大一統”學說，極合武帝打造中央集權統治之意。

一戰成名之後，時年45歲的董仲舒並未得到在中央任職的機會(hui) ，而是曾兩(liang) 度被派往地方王國任職。第一次是在成名後不久即前往曾經尚武的“七王之亂(luan) ”之首吳王劉濞之地，擔任粗暴蠻橫的武夫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乃武帝兄長，亦有謀反圖霸之心，對聲名大噪的董仲舒相當禮遇，將其比作曾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然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將其馴服，打消了其造反的圖謀。董仲舒在江都為(wei) 相六年，以儒家公羊學為(wei) 指導，采陰陽五行，祈雨止澇。第二次是在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被薦任為(wei) 同樣是武帝兄長的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劉端比劉非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短暫的4年後，董仲舒以有疾為(wei) 由辭官。

在武帝削藩之後，委任地方或被視為(wei) 漸離政治中心而遭疏遠的預兆，更何況是遠離長安的江都和膠西。不過，劉非和劉端乃武夫出身，將大儒派往地方，也是武帝刻意安撫削藩後的地方王國之民心，企圖徹底改善地方不時溢出的強調霸道的法家意識流。將董仲舒置放到頗為(wei) 粗鄙和彪悍的地方王侯身邊曆練，意在檢驗儒家王道思想的功效。並非紙上談兵的董仲舒沒有讓武帝失望，在10年江都國相任期內(nei) 作出了不菲的政績，而且徹底貫徹了其所主張的天人感應學說和春秋大一統學說。這些都被武帝看在眼裏。董仲舒對天人感應學說持之以恒的堅守，使他在地方執政期內(nei) 藉此普度眾(zhong) 生。15年的官場曆練在董仲舒看來不僅(jin) 實踐儒學經義(yi) 已足矣，也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儒家經義(yi) 主義(yi) 的影響力，所以在他尚未到60周歲時，便全身而退。畢竟在武夫專(zhuan) 政的諸侯之地任職有動輒得咎的危險，且稱病辭官也符合儒臣之慣習(xi) 。

致仕隱居與(yu) 儒家的以退為(wei) 進

按照常理，告老還鄉(xiang) 是董仲舒作為(wei) 儒生的當然之選，但他並未就此徹底隱退，也未回到家鄉(xiang) 廣川郡（今河北衡水），而是遷居到長安的一條陋巷，別有種“中隱隱於(yu) 市，大隱隱於(yu) 朝”的隱士風骨。

須知，漢代的隱士普遍隱於(yu) 民間，他們(men) 多是在自己的故鄉(xiang) 或是四處遊走，以占卜或傳(chuan) 教等方式生活。西漢時還出現了朝隱的現象。而且，董仲舒尤擅長公羊學，在景帝時即為(wei) 經學博士，開壇講學，廣招門生，其學生後來也與(yu) 他同樣成為(wei) 諸侯王國的國相和長吏。以講經傳(chuan) 教的方式繼續活躍在首都思想圈，以維持儒家持續的影響，正是董仲舒深居陋巷的初衷。

這樣說來，董仲舒從(cong) 官場退出是有目的的退出，是一種以退為(wei) 進之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以75歲的高齡病逝，這距離他隱居長安的陋巷已超過15年，足見他逗留在長安並非真正以安享晚年為(wei) 目的。

據《後漢書(shu) ·應劭傳(chuan) 》稱：“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獄，數遣廷尉張湯親(qin) 至陋巷，問其得失。於(yu) 是作《春秋決(jue)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不過，《春秋決(jue) 獄》這本書(shu) 相較於(yu) 其成名作《春秋繁露》相差太遠。《春秋繁露》可以視為(wei) 闡釋西漢中央集權理論的扛鼎之作，而《春秋決(jue) 獄》充其量隻能算作一套簡單的案例/司法裁判手冊(ce) ，其失傳(chuan) 於(yu) 後世就不足為(wei) 奇了。

不過，董仲舒動了編寫(xie) 儒家裁判操作手冊(ce) 的念頭，應該是當時司法被儒家經義(yi) 不斷入侵的真實寫(xie) 照，司法界急需要一套案例指導用書(shu) 助其引經裁判。這也或許是張湯在通過數次問計於(yu) 董仲舒的過程中，傳(chuan) 達武帝的聖意所致。因為(wei) 作為(wei) 酷吏代表的張湯，不可能由衷地接受儒家的引經決(jue) 獄，否則司法裁判會(hui) 失去基本的準則，酷吏所推崇的以“法”治國的法家理論便不攻自破了。這也是後世批評春秋決(jue) 獄的主要原因。張湯親(qin) 自陋巷問計，基本都是未決(jue) 的朝廷大案，在大案上猶豫，求教於(yu) 儒家之經義(yi) ，無疑是為(wei) 儒家思想占領司法製高點創造機會(hui) 。這無論如何也不是酷吏張湯心甘情願所為(wei) ，很可能出自武帝的授意。

君臣對弈與(yu) 司改交鋒的微言大義(yi)

還有至關(guan) 重要的一點，武帝為(wei) 何不微服私訪，親(qin) 至陋巷問政，做出禮賢下士的表率，這豈不更符合帝王的形象塑造？

一則，是因為(wei) 微服私訪、禮賢下士都是將儒家思想視為(wei) 圭臬的君王慣用的手段。以法家為(wei) 意識形態的武帝，不可能因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其在地方的政績而迅速轉向儒家。雖然他在晚年有這樣的意思。因此，張湯作為(wei) 武帝心腹，成為(wei) 了溝通法家和儒家的關(guan) 鍵人物。張湯和董仲舒的多次對談，也就成了法家和儒家思想的論辯。故而，董仲舒後作的《春秋決(jue) 獄》不得不“言之詳矣”。

二則，“數遣張湯”表明當時的疑難大案在儒家經學逐漸興(xing) 盛的背景下，繁多且棘手。隨著五經博士的設立和博士弟子的出仕，充斥在武帝官場的儒家知識分子愈來愈多，儒生參政使得仁義(yi) 和教化成為(wei) 關(guan) 乎王朝大政的正統，臣民規諫便獲得了充分的正當性。於(yu) 是，賢良對策、吏民上書(shu) 都成了經常性的政治活動。董仲舒被武帝發現也是基於(yu) 這樣的契機。

因此，武帝才會(hui) 多次派出法家酷吏首領張湯去接觸儒家仁義(yi) 領袖董仲舒的精髓，而且授意作《春秋決(jue) 獄》為(wei) 案例指導或司法裁判手冊(ce) ，試圖改變法家酷烈深刻的司法形象。

這已經表明，武帝此時意在通過司法試探以酷吏為(wei) 代表的法家舊勢力，和以循吏為(wei) 代表的儒家新勢力雙方的容忍限度和協同為(wei) 治的可能。沈家本曾言，“使武帝時，治獄者皆能若此，酷吏傳(chuan) 亦不必作矣。”這無疑是儒法已有隔閡的寫(xie) 照。

就此而言，“數遣張湯”可被視為(wei) 武帝所主持的第一輪儒法協同司改的非正式會(hui) 談。此事在《後漢書(shu) ·應劭傳(chuan) 》中寥寥數筆，為(wei) 的是強調同樣是春秋決(jue) 獄大家的東(dong) 漢大儒應劭對武帝發動儒生司改的承繼，且應劭也同樣撰有《春秋斷獄》。

以《春秋決(jue) 獄》慣用的“微言大義(yi) ”之解讀方法來重新審視這段故事，可以窺視武帝、張湯和董仲舒三者之間在史書(shu) 中難以言說的關(guan) 係，更凸顯了在武帝以儒家經義(yi) 改革司法，進而引經入律的過程中，法儒兩(liang) 家多個(ge) 回合隱秘但激烈的交鋒曆程。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