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wei) ：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悖論的生成與(yu) 轉變

作者：焦長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hui) 管理研究院）

來源：《文化縱橫》2016年第10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廿四日己卯

          耶穌2016年10月24日

鄉(xiang) 土社會(hui) 並不是國家手中的“提線木偶”，它的一些最基本價(jia) 值原則，隻是在革命風暴中隱伏起來，一旦稍微風平浪靜，它們(men) 又都重新浮現出來。國家政權應更加關(guan) 注如何適應鄉(xiang) 土社會(hui) ，提升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回應能力，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內(nei) 在邏輯心存必要的敬畏。

基層治理的新悖論

中國的後發外生型現代化道路，經過一百來年的發酵和實踐，終於(yu)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得以總爆發，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畫卷得以展開。

就農(nong) 村而言，1980年代以來，隨著集體(ti) 農(nong) 業(ye) 和人民公社體(ti) 製的解體(t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意識形態長驅直入，傳(chuan) 統具有一定封閉性和共同體(ti) 性質的村莊門戶大開，海量青壯年勞動力長期流動於(yu) 城鄉(xiang) 之間，通過東(dong) 部沿海的製造工廠，中國最基層的農(nong) 村家庭徹底裹挾到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這一係列的巨變，對中國基層長期存續的基本社會(hui) 結構和價(jia) 值觀念都產(chan) 生了巨大衝(chong) 擊。

與(yu) 村莊社會(hui) 結構和價(jia) 值觀念變化相伴隨，國家的農(nong) 村治理體(ti) 製也在短期內(nei) 發生了革命性的翻轉。1980年代的承包責任製和鄉(xiang) 鎮企業(ye) 發展，帶來了農(nong) 村的短期繁榮，但在1980年中後期，農(nong) 民負擔問題就開始凸顯出來。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一方麵導致了地方財政收支缺口的擴大，財政支出壓力劇增，財政壓力層層向下傳(chuan) 遞，最終傳(chuan) 導到了農(nong) 民身上；另一方麵，分稅製也深層調整了基層政府和鄉(xiang) 鎮企業(ye) 的關(guan) 係，切除了二者的直接利益連帶，基層政府紛紛拋棄鄉(xiang) 鎮企業(ye) ，進一步導致了地方財政和經濟活力的萎縮。這“一增一減”，直接導致了農(nong) 民負擔驟增，農(nong) 村經濟陷入了破產(chan) 邊緣，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也異常緊張。進入新世紀，這種體(ti) 製終於(yu) 無法持續，國家決(jue) 絕地取消了農(nong) 業(ye) 稅並進行了農(nong) 村綜合體(ti) 製改革，鄉(xiang) 村基層政權被徹底削弱，基層政權日益懸浮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之上。

農(nong) 業(ye) 稅取消的同時，國家迅速增加對農(nong) 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公共財政覆蓋和反哺農(nong) 村的力度大為(wei) 增強。過去10年，國家財政“三農(nong) ”支出的數量和比重都快速上升，已成為(wei) 財政支出的最大一塊，農(nong) 村的基礎設施和生產(chan) 生活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過去以剝奪性為(wei) 主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逐漸呈現出了一定的保護性特征，農(nong) 村戶籍的價(jia) 值迅速凸顯，甚至出現了農(nong) 民不想轉為(wei) 非農(nong) 戶籍，非農(nong) 戶籍想轉回農(nong) 村的現象。與(yu) 此同時，基層政權的角色和功能也悄然變化，它不再呈現為(wei) 農(nong) 業(ye) 稅取消初期的無所事事狀態，反而因國家大規模財政資金的注入而忙碌不堪，這些財政資金均以“項目製”的形式實施，縣級各職能部門是項目的規劃和責任主體(ti) ，鄉(xiang) 村基層政權為(wei) 其跑腿打雜和協調服務；基層政權羸弱的組織結構和繁多的工作任務之間呈現出明顯的張力，不僅(jin) 如此，基層幹部的治理權限和手段，相比於(yu) 之前也大為(wei) 弱化，再輔之以基層幹部微薄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其怨氣不斷積累。

與(yu) 農(nong) 村宏觀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善不匹配的是，農(nong) 民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的態度與(yu) 觀念似乎並未同步改善，國家和農(nong) 民關(guan) 係並未達到水乳交融的和諧境地。諸多研究和基層幹部的反映都表明，農(nong) 民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的怨氣與(yu) 不滿，並未因農(nong) 業(ye) 稅的取消和公共財政覆蓋農(nong) 村而大幅減弱，反而呈現出彌散生發的狀態，以至於(yu) 基層幹部隻能“偷偷摸摸做好事”，成了“費力不討好”的角色。基層幹部的怨氣和農(nong) 民的怨氣相交匯，呈現出一番複雜的政治圖景，這是基層治理中的一個(ge) 悖論現象，對基層政權提出了巨大挑戰。這種悖論現象在基層時有呈現，今年抗洪救災後，湖北一位基層幹部所寫(xie) 的一篇短文（一個(ge) 抗洪幹部的哀歎：我們(men) 水裏幹，百姓看翻船）將其推向了一個(ge) 公共話題，該文得出了一個(ge) 極為(wei) 悲觀的結論：“農(nong) 民仍然是百年前的愚民”，並追問到，“我們(men) 真的可以想一想，我們(men) 國家、國民失去了什麽(me) ？”

農(nong) 民國家觀念的代際差異

作為(wei) 一個(ge) 基層幹部，在其勤懇工作之餘(yu) ，發出一點對基層工作難辦的感慨，甚至對農(nong) 民素質低下的評論，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wei) 社會(hui) 科學的研究者，我們(men) 需要探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和機製，僅(jin) 僅(jin) 以“愚民”“刁民”“風氣變了”等話語來歸結原因，那是一種思維懶惰的表現。

這種悖論現象的形成，確非一日之功，有一個(ge) 曆史演變的過程。一些學者（和基層幹部）甚至開始懷念1990年代的幹群關(guan) 係，認為(wei) 彼時雖然幹群關(guan) 係相當緊張，但總比現在基層幹部的“一頭熱”要好。這些學者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1990年代農(nong) 民負擔的失控、基層政權的膨脹以及幹群關(guan) 係的緊張，其原因在戰術層麵而非戰略層麵，也就是說主要還在於(yu) 原有體(ti) 製運行過程中出現了漏洞和缺陷，而非原體(ti) 製架構本身就難以持續下去。這些學者對2000年之後國家短期內(nei) 過猛的農(nong) 村政策調整持保留態度，他們(men) 總體(ti) 判斷是，正是取消農(nong) 業(ye) 稅及其之後的農(nong) 村綜合改革，造成了當前基層政權與(yu) 農(nong) 民之間的悖論關(guan) 係。

這些學者認為(wei) ，取消農(nong) 業(ye) 稅及其之後的農(nong) 村綜合改革，不僅(jin) 極為(wei) 弱化了農(nong) 村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也使基層政權失去了最基本的治理手段，基層政權和農(nong) 民之間缺失了製度化的聯係渠道和溝通機製。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基層政權的過度弱化確實給當前的基層治理帶來了諸多問題。最典型的是，基層政權在整個(ge) 政權體(ti) 係中呈現出角色“迷失”的狀態。當前，對絕大多數中西部地區的鄉(xiang) 鎮政權來講，在財政上實行了極為(wei) 嚴(yan) 格的“鄉(xiang) 財縣管”，鄉(xiang) 鎮失去了獨立一級的財政地位，幾乎成了縣級政府的報賬單位；從(cong) 人事組織上看，不僅(jin) 鄉(xiang) 鎮機關(guan) 力量薄弱，其事業(ye) 單位也被大量改革，或者劃歸縣直部門直管；從(cong) 村級組織上看，大規模的合村並組使村域麵積大為(wei) 擴大，各村村級組織的成員卻大為(wei) 減少，甚至出現了不少隻有一個(ge) 村幹部的村莊，村級組織承擔最基本的上傳(chuan) 下達職能都力有不逮。但是，如此羸弱的鄉(xiang) 鎮政權，卻需要承擔各自全麵性的治理責任，“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國家政權體(ti) 係最終還得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相接洽，鄉(xiang) 鎮政權就是這麽(me) 一個(ge) 結點，鄉(xiang) 鎮政權對所轄地域負有全麵性的責任，雖然它已完全不是一個(ge) 全能型的政府。基層政權組織結構上的弱化與(yu) 其需要承擔的功能之間，具有明顯的張力。

但是，基層政權自身所麵臨(lin) 的這種困境並不會(hui) 必然導致農(nong) 民對基層幹部的怨氣和“無視”，更不能由此推論應回到農(nong) 業(ye) 稅取消之前的治理體(ti) 製中去。

事實上，之所以農(nong) 民會(hui) 對基層幹部沒有好感和“無視”，一個(ge) 重要原因恰恰是1990年代過於(yu) 緊張的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的一個(ge) 後遺症，尤其是那種緊張關(guan) 係對農(nong) 民內(nei) 心世界造成的扭曲印記。筆者為(wei) 此專(zhuan) 門做了一點調研，結果發現，農(nong) 民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的心態具有明顯的代際差異。總體(ti) 來看，是否在1990年代與(yu) 基層幹部有過長期互動經曆，是影響農(nong) 民對基層政權和幹部心態的重要因素。

2000年之後才成年或1990年代即長期外出務工的農(nong) 民，對基層政權和幹部談不上太深刻的印象和態度，他們(men) 也不關(guan) 心這些幹部是誰，他們(men) 對基層政權的印象僅(jin) 僅(jin) 是“上傳(chuan) 下達”和“簽字蓋章”。這批農(nong) 民的主體(ti) 就是新生代農(nong) 民工，他們(men) 從(cong) 學校畢業(ye) 後就到東(dong) 部沿海地區務工，基本沒有在家務過農(nong) ，對農(nong) 村基層治理也沒有質的感受。與(yu) 其父輩相比，他們(men) 都受過更好的教育，對現代信息和網絡工具非常熟悉，因此對外部各種政治信息較為(wei) 敏感。結果，最典型的現象是，他們(men) 對整個(ge) 國家的官員群體(ti) 確實缺乏好感，對國家反腐動態非常關(guan) 注並從(cong) 內(nei) 心為(wei) 其點讚，受這種外圍環境的影響，他們(men) 對家鄉(xiang) 的基層政權和幹部群體(ti) 也容易形成一些“臉譜化”的認識，最典型的“假想”就是基層幹部的貪腐和魚肉百姓，雖然這些都與(yu) 真實世界相去甚遠。與(yu) 其父輩相比，他們(men) 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群眾(zhong) 的認識是沒有質感的，缺乏具體(ti) 切身的感受，但卻受信息網絡等外在傳(chuan) 媒的影響形成了一些抽象的刻板印象。

其父輩則與(yu) 他們(men) 明顯不同。他們(men) 曾經長期在農(nong) 村務農(nong) ，也長期與(yu) 基層政權和幹部打交道，尤其是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親(qin) 身經曆了1990年代中後期的基層政權與(yu) 農(nong) 民之間的緊張摩擦，他們(men) 與(yu) 基層幹部之間的情感是複雜微妙的。隻要是那些在這一時期與(yu) 基層幹部發生過衝(chong) 突摩擦，或者被基層幹部所治理過的農(nong) 民，他們(men) 形成了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的終身反感。筆者在基層調研遇到的一個(ge) 例子很能說明問題，1990年代的一個(ge) 村幹部，後來在當地給一個(ge) 小老板打工，由於(yu) 他曾經開罪了不少鄉(xiang) 民，現在許多農(nong) 民一見到他就故意揶揄他，還稱呼其為(wei) 書(shu) 記，有些甚至當麵“羞辱”他。還好他已經看得比較開，他略帶反省的對我說：“當時也是特殊的背景吧，我現在想來都有點後怕，老百姓那時很聽話、很好搞，要是現在，我早就被他們(men) 打死了都說不定，所以他們(men) 那些風涼話（現在的）我也就不當回事了，誰叫我們(men) 當時搞得那麽(me) 厲害呢？”。他還舉(ju) 例說明為(wei) 何他感到後怕，他曾經為(wei) 做計劃生育，把一個(ge) 已經懷胎七月的產(chan) 婦抓去了強製流產(chan) ，當時男主人不在家，產(chan) 婦的公婆眼淚汪汪地看著基層幹部將兒(er) 媳婦拉去流產(chan) 。他說那個(ge) 情形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後來回想很後怕，他說要是當時男主人正好回來，或因其他因素導致周邊一些農(nong) 戶情緒激化，肯定會(hui) 發生暴力事件，他說那事兒(er) 之後很長時間他都怕那家男人暗算他。應該說，這種故事在村莊社會(hui) 並不鮮見。那一代與(yu) 基層政權和幹部進行過博弈、發生過摩擦的農(nong) 民，他們(men) 對基層政權形成了屬於(yu) 那一群體(ti) 和那一代人的“刻板”印象，就像經曆過集體(ti) 化時期的農(nong) 民所具有的特殊體(ti) 驗和對毛式幹部的特殊認知一樣，那是一代人的心理記憶。時過境遷，雖然現在基層政權的結構和功能已大為(wei) 變化，1990年代那批基層幹部早已遷任他職或流落分化，但是，那一代農(nong) 民還是“自私”地保留了他們(men) 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的印象，以至影響了當下的幹群互動與(yu) 交流。

集體(ti) 化體(ti) 製的“體(ti) ”與(yu) “用”

當前，有學者（和基層幹部）開始懷念1990年代的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形態，這種現象表明，我們(men) 對當時的農(nong) 村治理體(ti) 製和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的本質仍然缺乏深刻的認識和反思。事實上，1990年代的農(nong) 村治理體(ti) 製及其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仍然是1949年以來國家對農(nong) 村的控製與(yu) 汲取關(guan) 係的曆史性延續。

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所需回應的一個(ge) 根本問題是由外部衝(chong) 擊形成的帝國體(ti) 製和社會(hui) 整合的總體(ti) 性危機。正如鄒儻(tang) 先生所指出，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功，正是因為(wei) 通過一套高度組織化的體(ti) 製將基層社會(hui) 重組和整合起來，形成了一個(ge) 全能型的政權，克服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總體(ti) 性危機。對國家現代化來講，這種全能型政權的一個(ge) 非常重要而又具體(ti) 的任務是，在不可能通過向外殖民獲取現代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情況下，中國需要一套有效的體(ti) 製長期從(cong) 農(nong) 村高比重的汲取原本極為(wei) 微薄的農(nong) 業(ye) 剩餘(yu) ，以完成現代化的原始資本積累。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和人民公社體(ti) 製，正是為(wei) 了從(cong) 農(nong) 村汲取資本以推動國家現代化事業(ye) ，其中一個(ge) 非常重要和具體(ti) 的體(ti) 製就是強製性的糧食統購統銷，該體(ti) 製的建立之初，陳雲(yun) 就將其定性為(wei) “兩(liang) 桶炸藥選一桶輕的”，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時間，中國的糧食畝(mu) 均產(chan) 量和總產(chan) 量都快速增長，但是，由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大部分剩餘(yu) 都被國家無償(chang) 汲取，農(nong) 民生活長期沒有顯著改善，生產(chan) 隊每年的總工分數規模越來越大，農(nong) 民每年勞動時日越來越長，但工分值卻長期沒有增長甚至有所下降。這種體(ti) 製的運行，也有其特殊的代價(jia) ，那就是農(nong) 民人身自由缺失，生活水平長期低下，不斷通過政治運動和動員來維持一個(ge) 高壓的政治環境，還有紅色意識形態來保駕護航。

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後期，這種體(ti) 製的疲態終於(yu) 顯現出來，一些根本性弊端再也無法回避。國家不得不對農(nong) 業(ye) 的集體(ti) 化體(ti) 製做出調整，人民公社也隨之解體(ti) 。但是，國家在農(nong) 業(ye) 剩餘(yu) 分配方麵，並未做出實質性的調整，農(nong) 村的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是一種“含負擔承包”，各生產(chan) 隊在土地承包時，將原來生產(chan) 隊對國家和集體(ti) 的任務也一並按土地麵積承包下去，也就是通俗所講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ti) 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初期，由於(yu) 農(nong) 戶獲得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自主權，原來受集體(ti) 化體(ti) 製所限製的生產(chan) 積極性在短期內(nei) 得到一次性釋放，加之集體(ti) 化時期留下的非常完整的農(nong) 田水利設施，農(nong) 民收入有了明顯增長，農(nong) 村出現了短期繁榮。但是，幾年之後，農(nong) 村經濟很快陷入疲態，農(nong) 民負擔問題迅速浮出水麵。

事實上，由於(yu) 農(nong) 村改革是“含負擔承包”，國家對農(nong) 村的高比重汲取一直未能調整和改變 ，隻是改革初期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率的明顯提高和宏觀經濟形勢的整體(ti) 好轉部分掩蓋了農(nong) 民負擔沉重的事實。改革後的體(ti) 製存在一個(ge) 極大的悖論，那就是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上農(nong) 民獲得了全麵生產(chan) 自主權，也逐步通過各種改革（廢除人民公社，允許農(nong) 民有條件流動等）讓農(nong) 民獲得自由流動的權利，但在農(nong) 業(ye) 剩餘(yu) 分配上卻仍然試圖維持集體(ti) 化時期的實質結構。換句話說，在一個(ge) 失去了集體(ti) 化生產(chan) 和人身組織控製的前提下，國家仍然希望通過向農(nong) 村的高比重汲取來推動現代化事業(ye) ，這實在是一個(ge) 難以完成的任務。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實行不久，農(nong) 民負擔問題迅速凸顯。比如，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guan) 於(yu) 製止向農(nong) 民亂(luan) 攤派、亂(luan) 收費的通知》中就開始指出，“近幾年來，黨(dang) 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求切實減輕農(nong) 民負擔，但是大部分地區農(nong) 民負擔仍然不斷增加”，“有的地方攤派項目達幾十種，同時還有各種名目的亂(luan) 收費、亂(luan) 集資和亂(luan) 罰款，遠遠超過農(nong) 民的負擔能力”。1990年2月下發的《國務院關(guan) 於(yu) 切實減輕農(nong) 民負擔的通知》中更是指出，“近幾年，一些地區和部門紛紛向農(nong) 民攤派、收費和集資，使農(nong) 民負擔日益加重，不少地方農(nong) 民人均負擔的增長，已超過了人均純收入的增長，超過了農(nong) 民的承受能力”。事實上，在缺乏嚴(yan) 密的組織機製（人民公社）和各種政治動員保障，紅色意識形態逐漸退潮，農(nong) 民日益自由流動的大背景下，要想繼續從(cong) 分散的小農(nong) 戶手中高比重汲取農(nong) 業(ye) 剩餘(yu) ，一個(ge) 必然的結果就是農(nong) 民負擔和基層政權的失控。基層政權的膨脹，“收錢養(yang) 人、養(yang) 人收錢”的惡性循環，在1990年代中後期得以徹底爆發，重現了20世紀上半葉國家政權建設“內(nei) 卷化”的圖景，這已是各界所熟悉的故事，在此不贅。需要特別澄清和辨析的是，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事實上隻是壓垮農(nong) 村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不能簡單地將1990年代中期之後農(nong) 村的破產(chan) 完全歸因於(yu) 分稅製。1980年代初農(nong) 村改革後的體(ti) 製設計，具有難以克服的內(nei) 生困境，在這種體(ti) 製下，基層政權和農(nong) 民負擔的失控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分稅製改革一次性加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矛盾，這種壓力最終傳(chuan) 導到了農(nong) 民身上，從(cong) 而激化了本已存在的農(nong) 民負擔問題，最終導致了局麵的失控。

總體(ti) 來看，1949年以來直到取消農(nong) 業(ye) 稅，國家對農(nong) 村的戰略方針一直是犧牲農(nong) 村以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其中又以農(nong) 村改革為(wei) 時間節點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農(nong) 村改革之前，在一種總體(ti) 性體(ti) 製的控製之下，國家對農(nong) 村的汲取是成功的，極大地推動了國家現代化事業(ye) 。但是，這種體(ti) 製在集體(ti) 化末期已經顯示出嚴(yan) 重的疲態和弊端，國家不得不推動農(nong) 村改革。改革之後，國家仍然希望通過汲取農(nong) 村來促進現代化，但是體(ti) 製性困境在短期內(nei) 就凸顯出來，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徹底激化了既有矛盾，基層政權和農(nong) 民負擔急速失控，國家對農(nong) 村的汲取以失敗告終。冷靜地看，集體(ti) 化時期國家對農(nong) 村的成功汲取，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為(wei) 了積蓄現代化的原始資本，彼時不僅(jin) 在農(nong) 村，城市工商業(ye) 經濟中也長期實行著高積累、高投資的再生產(chan) 體(ti) 製，人民生活水平也長期在低位運行，隻是較農(nong) 村略有緩和。正是全國人民長達三十多年的“勒緊褲帶”搞建設，中國初步完成了現代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初步建立了較為(wei) 全麵的現代基礎工業(ye) 體(ti) 係，農(nong) 村生產(chan) 生活環境也明顯改善，尤其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基礎條件（農(nong) 田水利、農(nong) 田建設）大為(wei) 改善。但是，這些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無奈的結果，整個(ge) 國家和全體(ti) 人民為(wei) 此付出了沉重代價(jia) 。進一步說，集體(ti) 化時期國家對農(nong) 村資本汲取的成功，隻是“用”的層次上的成功，很難說在“體(ti) ”的層麵上的成功，因為(wei) 那種體(ti) 製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chan) 物，它自身有一些難以克服的內(nei) 在矛盾，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正是為(wei) 了回應那些矛盾和困境。

因此，對集體(ti) 化時期的認識，需要從(cong) “體(ti) ”與(yu) “用”兩(liang) 方麵來看，既不能因為(wei) 它在“用”的層麵上的成功而否認其在“體(ti) ”的層次上的內(nei) 生困境，也不能因為(wei) 其在“體(ti) ”的層麵上的困境而否認它在“用”的層次上的貢獻。農(nong) 村改革到取消農(nong) 業(ye) 稅這段時期，從(cong)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體(ti) 製上講，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是成功的，但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分配體(ti) 製上看，或者就國家對農(nong) 村的繼續資本汲取來說，它無論是在結果（“用”）還是在體(ti) 製上（“體(ti) ”）都是失敗的。由於(yu) 小農(nong) 經濟的農(nong) 業(ye) 剩餘(yu) 本身非常有限，國家從(cong) 分散的小農(nong) 戶中汲取農(nong) 業(ye) 剩餘(yu) 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因此，除非運用集體(ti) 化時期那種高度組織化的行政體(ti) 製，國家根本無力低成本地從(cong) 小農(nong) 經濟中汲取大量農(nong) 業(ye) 剩餘(yu) 。回頭來看，經過集體(ti) 化時期三十多年的高積累，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現代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有能力主動減少和逐步取消對農(nong) 業(ye) 的汲取和剝奪，並適時出台對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的反哺政策。但是很遺憾，由於(yu) 各種認知和體(ti) 製性的原因，我們(men) 並沒有適時主動采取這些政策，而是在發生嚴(yan) 重的“三農(nong) ”危機之後被迫驟然性地調整了“三農(nong) ”政策，這種驟然性的政策調整，基層政權和村莊社會(hui) 都需要一個(ge) 調整適應的過程。總體(ti) 來看，農(nong) 業(ye) 稅取消之後近十年內(nei) 基層治理中的一些悖論現象，都需要放在這種曆史演變過程和宏觀政策背景中來理解。

鄉(xiang) 土社會(hui) 與(yu) 現代國家

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道路之所以略顯曲折，除了列強環伺等外部性因素外，一個(ge) 重要的內(nei) 在原因在於(yu) 其必須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基礎上予以展開。過密化的小農(nong) 經濟是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經濟基礎，耕作規模小、人地壓力大、農(nong) 業(ye) 剩餘(yu) 少是其基本特征，因此要從(cong) 農(nong) 業(ye) 中汲取現代化的資本積累，其難度非常之大，這是費孝通在《鄉(xiang) 土重建》中所重點深入討論的問題。1949年之後一直到取消農(nong) 業(ye) 稅，國家農(nong) 村政策的核心和重點也就是如何在小農(nong) 經濟的基礎上順利進行資本積累，當前這一問題終於(yu) 得以徹底化解。

從(cong) 小農(nong) 經濟汲取資本積累並不是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基礎上建立現代國家的唯一問題。鄉(xiang) 土社會(hui) 有一套特殊的社會(hui) 結構及其價(jia) 值理念，它與(yu) 現代國家之間並不是一種天然的契合關(guan) 係，二者之間往往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張力，如何化解這些矛盾和張力，是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要克服的問題。

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就指出，“從(cong) 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hui) 是鄉(xiang) 土性的”，“搞清楚我所謂鄉(xiang) 土社會(hui) 這個(ge) 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men) 去理解具體(ti) 的中國社會(hui) ”。他用“鄉(xiang) 土”一詞來翻譯earthbound就是指“農(nong) 業(ye) 多、工業(ye) 少，自給自足，和這個(ge) 經濟基礎上產(chan) 生的一套上層建築而構成的一種社會(hui) 文化”，《鄉(xiang) 土中國》等著作正是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社會(hui) 結構、價(jia) 值理念和治理機製的分析。從(cong) 社會(hui) 結構看，父係家族是鄉(xiang) 土中國最基本的結構單元，以人倫(lun) 為(wei) 基礎的“差序格局”是最基本的結構形態，“社會(hui) 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係所構成的網絡”；網絡的每一個(ge) 節點都附著一種道德因素，因此鄉(xiang) 土社會(hui) 缺乏一種普遍性的道德觀念，道德的功能在於(yu) 維係和鞏固“私人”之間的聯係。更為(wei) 複雜的是，鄉(xiang) 土社會(hui) 正在發生著劇變。傳(chuan) 統農(nong) 村以親(qin) 緣為(wei) 核心，以家庭為(wei) 基礎，以大、小家族為(wei) 基本擴展結構的地緣性村莊，正麵臨(lin) 著各種衝(chong) 擊，家庭結構長期不完整，代際關(guan) 係發生扭轉，老人自殺率居高不下，村莊共同體(ti) 處於(yu) 分崩離析的邊緣。甚至過去那些維持村莊社會(hui) 結構和秩序的基礎性價(jia) 值觀念也正在發生動搖和重組，一些最基本的對錯觀念、價(jia) 值原則和規範判斷也開始被人所質疑，甚至出現了“無公德的個(ge) 人”的極端現象。當然，無論“新鄉(xiang) 土中國”有多“新”，也無論其將向哪個(ge) 方向演變，“鄉(xiang) 土中國”仍然是其最基本的起點。

禮治秩序、長老統治等是傳(chuan) 統鄉(xiang) 土社會(hui) 地方治理的關(guan) 鍵詞，士紳是理解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的鎖鑰，“雙軌政治”是基層良性治理的隱蔽機製。現代國家建設會(hui) 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既有治理體(ti) 製和秩序模式產(chan) 生很大衝(chong) 擊。比如，費孝通發現，民國時期的基層政權建設導致了“雙軌政治”的拆除，以士紳為(wei) 核心的“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政治軌道被國家取消，“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得以單方麵地延伸，甚至“築到了每家門口和門內(nei) ”，結果，地方自治單位完整性被破壞，基層行政陷入了僵化。又如，由於(yu) 現代法律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結構之間的張力，法律下鄉(xiang) 的結果往往導致“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發生”。費孝通關(guan) 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遭遇現代國家後所呈現的這些悖論的討論，對理解當前的基層治理困境仍然具有很大啟發。筆者無力像費先生一樣對此展開全麵論述，隻試圖就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應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采取何種“戰略性”姿態這一問題略作討論。

之所以說集體(ti) 化時期的農(nong) 村體(ti) 製在“體(ti) ”的層麵上難言成功，除組織體(ti) 製具有內(nei) 生困境而難以持續外，一個(ge)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yu) 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戰略性”姿態難言妥當。受革命理論和革命話語的引導，1949年以來，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一直采取全麵革命和改造的“戰略性”姿態，改造鄉(xiang) 土社會(hui) 以適應和建設現代國家是背後的一貫考慮。比如，就經濟體(ti) 製上講，革命國家從(cong) 理論上就否定了小農(nong) 經濟與(yu) 現代國家的匹配性，因此消滅分散的家庭農(nong) 業(ye) ，建立現代化的規模農(nong) 業(ye) （以集體(ti) 農(nong) 業(ye) 的形式）是國家改造小農(nong) 經濟的戰略選擇，而不完全是為(wei) 了國家汲取農(nong) 業(ye) 剩餘(yu) 的策略行為(wei) 。就社會(hui) 結構而言，“教育農(nong) 民”以培養(yang) “社會(hui) 主義(yi) 新人”是國家一貫的深層目標，土地改革、社會(hui) 主義(yi) 教育運動等各種政治教育運動都一直在實踐這一戰略。若就其中的一些具體(ti) 政策措施而言，它們(men) 對農(nong) 村的發展和現代化確實具有一定促進作用，比如，土地改革對農(nong) 民覺悟的開發、農(nong) 民的掃盲運動、各種政治運動對現代國家觀念的建立和傳(chuan) 播，等等。但是，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全麵革命態度，本質上是將鄉(xiang) 土社會(hui) 當成國家可以任意打扮的“灰姑娘”，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一些基本結構原則和價(jia) 值理念缺乏最起碼的敬畏和尊重，這是對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過於(yu) 自信的表現。實踐表明，鄉(xiang) 土社會(hui) 並不是國家手中的“提線木偶”，它的一些最基本價(jia) 值原則，隻是在革命風暴中隱伏起來，一旦稍微風平浪靜，它們(men) 又都重新浮現出來。而且，國家的不少革命運動，正是援引了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一些內(nei) 在行動邏輯，才得以深入進去，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全麵革命，隻體(ti) 現在理論上，實踐上並未完成。

因此，集體(ti) 化時期國家對農(nong) 村的全麵革命實踐表明，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采取全麵革命改造以適應和建設現代國家的戰略性姿態是需要反思的。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國家建設的主要目標不應該再是如何改造鄉(xiang) 土社會(hui) ，讓其適應一個(ge) 理想化的政治體(ti) 製和秩序，相反，國家政權應更加關(guan) 注如何適應鄉(xiang) 土社會(hui) ，提升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回應能力，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內(nei) 在邏輯心存必要的敬畏。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近年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的一些悖論現象，包括抗洪救災後基層幹部的困惑，也許會(hui) 有一些新的認識。總體(ti) 來講，不少地方官員仍在采用改造鄉(xiang) 土社會(hui) 以建設現代國家的思路來思考當前的國家與(yu) 農(nong) 民關(guan) 係，因此得出了“農(nong) 民還是百年前的愚民”的結論，或者發出“農(nong) 民失去了什麽(me) ”的追問，其背後的潛台詞分別是：農(nong) 民仍然是需要教育改造的對象，當前的農(nong) 民正在失去集體(ti) 化時期所教育改造的成果。就具體(ti) 事件來講，“官動民不動”的場景確實令基層官員委屈和沮喪(sang) ，但是，如果因此繼續沿著國家全麵改造農(nong) 民和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路徑思考問題，實際上也很難拿出具有建設性的政策措施。

也許，真正調整國家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戰略性”姿態，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采取必要的敬畏和尊重，建立一個(ge) 真正紮根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具有一定“鄉(xiang) 土性”的現代國家，是我們(men) 亟須解決(jue) 的時代課題。如若不然，則國家越“現代”，其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之間的張力也許會(hui) 越大，離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距離也會(hui) 越遠，國家也將立基於(yu) 沙灘之上。

責任編輯：柳君